“漆黑的土地，鲜红的A字。”故事落下了帷幕，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可是当我们再回过头细细品味时，却发现：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用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和映衬人物心理的手法在《红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将他笔下几个次要人物的是非善恶和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描写得十分含蓄，而幾个主要人物则通过个别的心理挖掘、成双组合的冲突和同时出场亮相的交汇，交代出人物与“红字”的内在联系。
　　全书写到的人物不过十多个，其中有姓名的不超过十个。值得注意的是贝灵汉总督、威尔逊牧师、西宾斯老夫人和那位最年轻而唯一有同情心的姑娘这四个次要人物，他们分别是珠儿、丁梅斯代尔牧师、罗杰·齐灵渥斯和海丝特这四个主要人物的反衬式影子，而这四个人物又形成两对，使他们的个性相得益彰。
　　海丝特·白兰佩戴的是有形的红字。她出身没落的世家，父母贫穷而正直。她先是有了一份不幸的婚姻，再加之两年中丈夫的杳无音讯，才使得这个孤苦无依的少妇与才貌相当的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显得合乎人情。当他们的事情被发现后，她被迫终生佩戴红字，为了爱人的声誉，她独自一人承担了全部的罪责与耻辱。而出于对他的眷恋之情，她不但在他生前不肯远离他所在的教区，在他死后她仍然放弃了与女儿共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回到他沉睡的土地上，重新戴上了那个红字，直到死后躺到他的身边。这个勇敢的女性还精心绣了这个红字，仔细打扮她的小珠儿，不仅拼命捍卫自己亲自教养她的权利，而且尊重孩子狂野的天性，努力培养她成人。在作者笔下，海丝特绝对不只是个争取个性解放的女人，她还汲取了“比红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恶还要致命”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了“与古代准则密切相关的古代偏见的完整体系——这是那些王室贵胄真正的藏身之地”，因此海丝特可以说是一名向愚昧传统宣战的斗士。这样的高度，是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所难以企及的。她的这种思想境界尽管没有为她的那些清教徒乡亲和愚不可及的长官所理解，但无论如何，由于她助人为乐的美德使她胸前的红字不再是“通奸（Adulty）”的耻辱徽记，而变成了“能干（Able）”，甚至是“值得尊敬的（Admirable）”的标志了。
　　丁梅斯代尔佩戴的是无形的“红字”。与海丝特相比，他显得怯懦，但这是他受宗教束缚弥重的结果。他并非不想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责，只是他的这个愿望过多地同“赎罪”“内省”等宗教意识结合在一起，所以行动上处处受其羁绊。他既要受内心的谴责，又要防外界的窥测；他明明有自己的爱，却要把这种感情视为“邪魔”。他在痛苦中挣扎了七年，虽然最终得以袒露胸膛上的“罪恶”烙印，实现了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飞升，但他终于再没承认自己爱得正当，更谈不上与旧的精神体系彻底决裂，与海丝特相比，更衬出了后者的高大。
　　齐灵渥斯是红字的制造者。他是丑陋的外貌与畸形灵魂的写照。他选择的让丁梅斯代尔活着受煎熬的复仇手段，实际上成了阻止他赎罪的恶魔。他和海丝特的结合虽然出于他追求家庭温暖和个人幸福的一己之私，但毕竟是一种爱，原也无可厚非，但当这种爱变为恨，把复仇作为生活目标，不惜抛弃“博爱”的精神，以啮噬他人灵魂为乐之后，反而由被害者堕落为“最坏的罪人”，不但在失去复仇这一生活目标后去世，而且死后也不能得到新生。
　　小珠儿则是鲜活的红字，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这个私生的小精灵和母亲胸前的红字交相辉映，既是“罪恶”的产物又是爱情的结晶。海丝特把红字用金色丝线装饰得十分华美，把小珠儿也打扮得鲜丽异常。她的美与齐灵渥斯的丑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浪漫主义观点——老医生的博学多识使他成为深受文化污染的社会人，而小珠儿便是“天使（Angel）”。A字在她身上反而具备了更积极的意义，寄托了作者对宗教的美好幻想。
　　就主题思想而言，霍桑在《红字》中宣扬的是什么道德观或宗教观呢？有的批评家认为，根据小说提供的历史背景与故事情节，霍桑要表达的正是清教的教义，那就是认为上帝造人，但由于亚当犯了原罪，人生来皆有罪，理应受到惩罚，而要得到拯救完全靠上帝的宽恕。还有一些评论家认为，霍桑通过女主人公等主要人物的遭遇，表达了他的罪恶观，探索谁是真正的罪人，什么是罪恶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罪恶论”。但是，我所认同的一种观点是：作品的主题思想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身上，她是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争取美好生活的典型。他对自由幸福与纯洁爱情的追求代表了霍桑浪漫主义的理想。
　　对于《红字》这部巨著，只有一种看法无疑是十分肤浅的。
　　最后引用麦尔维尔在《霍桑和他的〈古屋青苔〉》中的一段话：“光是批评家的铅垂线是量不出他的深浅的。检验这样一位作家仅仅用头脑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你的心灵。单靠观摩考察，你不能了解何为伟大，除了直觉之外，你从他那里看不出什么东西，你无须叮当敲打，只要用手轻触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真金了。”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