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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生活的可能性与生命之根的复杂关联
罗望子笔下的现实题材、都市题材、婚姻爱情题材等涉及生活领域很广泛，而且他的小说叙事特别善于营构、发掘人物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比如长篇小说《群芳》就写了当下生活中五个女性主人公的不同命运与不同的选择。《人人都想坠入爱河》则竭力想象爱情的无穷可能性走向，爱情对于人的整体命运的莫大作用。罗望子对生活可能性的想象性书写非常契合新世纪生活的碎片化特质，带有“时代交响曲”的美学特点。比如他新写的中篇小说《碧连天》写离婚独居的“我”一方面与前妻并没有反目成仇，仍保持着一点暧昧，但“我”还是与邻居小七发生了一夜情。中篇小说《福禄考》中的王小蜗很爱自己的男友，但仍然会莫名其妙地与自己的闺蜜发生同性恋式的一夜情。
《群芳》里的美女小资叶小碗的生活方式让人更加惊讶，她在理性上就能够清醒地把自己的世界分为三个层面：精神世界、感官世界、世俗世界。副市长燕青是她的精神世界，在她与燕青的关系中，暧昧与理性共在，浪漫与秩序并存。小偷安子是她的感官世界，在她与安子同居中，妙处是可以随性而至，顺性而为。在这一感官世界中，她有不依附他人不归属他人保持自我的新奇感觉。而神秘男子则是她的世俗世界，在与这位神秘男子关系中，她可以获得必要的金钱。
更为重要的是，叶小碗竟然能够在这种一分为三的世界里穿梭自如，游刃有余，自由进出，让人更为惊讶的是，这个美女没有过多的分裂人格的困扰纠结，这可以视为罗望子小说中发现的一种生活的新常态。
在罗望子笔下，生活的可能性无论怎样挑战读者接受的极限，都不是来自无根的想象或者天马行空的空想。我发现罗望子特别重视去挖掘生活之无限可能性背后的东西，即那种导致不同人物形象之不同可能性的生命之根、内在动因等等。中篇小说《连理枝》里的张小洗，在凶险莫测的生意场中沉浮，对自己的未来毫无安全感，心底里充满着无数的不确定性。她这种生活的状态不仅仅缘自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实际上更多地基于生命之根的强烈影响。像父母一直喜欢她妹妹，不喜欢她，孤独的童年，爱情的失落与打击，这些因素潜在地决定了她后来的选择。再如中篇小说《福禄考》，这是一部近似曹禺的《雷雨》式的家庭伦理剧。而且与后者一样也是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许彦与王小蜗的婚恋与同居生活是故事中的“现代进行时”，但这个明线故事的发展则是由另一条线索，即暗线决定的。“过去的故事”推动着“现在的故事”的发展走向。
这一特点使罗望子小说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与生命哲学意味，同时也传达出作家主体独具特质的叙事伦理，即对人性的恒常与人性的畸变的双重关注。
对人性的恒常与人性的畸变的双重关注
对新的生活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必然伴随着对道德堕落、伦理嬗变等层面问题的关注，但罗望子小说并不将新的都市生活乱象一味地归结为社会的改变、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价值观的改变等等，而将描写的重心落脚于人性的逻辑走向与逻辑轨迹的来龙去脉，并有意识地悬置价值判断。
罗望子小说甚至特别关注人性中不变的东西与人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如在《福禄考》中，许彦的亲生父亲雷光辉像曹禺笔下的周朴园一般，当年因为个人自私与欲望膨胀，造成了伦理悲剧，但雷光辉的忏悔与自责，说明他究竟保留了一丝人性的光辉。王小蜗深深地爱着许彦，生怕这个男人不娶自己，何况二人同居已经几年了。但当她知道许彦十几年不见自己的母亲，连母亲的死讯都不知道，这时，她突然想要离开这个男人。这一突转描写充满着对于人性良善根柢的呵护，对人的爱的价值的重新思考。
《碧连天》中的小七爱上了一个当官的有家室的男人，并且为他生了女儿。为了自己的社会形象与前途，这个男人虽然对自己的妻子与智障儿子没有多少感情，但也不离婚，并且费尽心机地让小七保持在秘密状态之中。他为小七安排工作，买了房子，在不能离婚的前提下却又不想对小七放手，对小七过于霸道，占有欲与嫉妒心极强，甚至想暗中控制她。在这个男人身上，人性畸变的体现还远不止于此。突然有一天，他找到小七说他决定了，马上就可以离婚并且娶小七。惊讶之下，小七打听到他的孩子刚刚死了。小七坚信正是这个男人害死了孩子。正是在這关乎人性底线的环节上，小七这一形象与这位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之前，小七明知男人有家室，但还是离不开他。既知自己只能做男人的小三，又不甘心于这种不明不白的生活状态。这使得她的性格中充满了玩世不恭与不失憧憬、风风火火与忧郁伤感的矛盾性。几乎整个故事都在为读者强化着对小七的这样一种庸常小三形象的印象。直到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才发现，小七性格中的本质远非如此。她在怀疑男人害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不再考虑自己的着落，而是为那被害死的孩子痛哭不堪，并且果敢地“要闹他个天翻地覆，闹得满城风雨”。这一笔描写，在由“我”、做官的男人、老毛、小比熊等组成的灰色人生图景上涂上了一缕耀眼的人性光辉。
小说叙事的独到视角与对比艺术
罗望子小说把握生活状态的敏锐感与触摸人性的深广度离不开对于叙事艺术的独到追求。英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在《小说技巧》中曾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支配罗望子小说的观察点问题也正是值得读者反复回味的美学特质，这包括成长的视角与移动的视线，形象塑造的对比艺术与透射艺术等。
在罗望子小说创作较大的比重中，主人公往往是第三人称，但叙述者则常常是第一人称，这种由第一人称叙述带动第三人称故事的结构方式，是罗望子极为突出的一大特点。尤富特色的是，在小说叙述者“我”与主人公的关系上，“我”往往既非纯粹的或者冷静的旁观者，也不与主人公在美学层面上占据平等的位置。“我”既与主人公或者其他人物形象之间总是存在着或者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又相对独立。“我”既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故事的进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人物关系网络，成为人物与事件的精神分析者。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我”既是讲述故事的边缘人，也是从未超脱形象身份定位从未居高临下进行外在判断的剧中人。因此，罗望子这批小说对于生活的反映是内聚焦式的，并且是动态的和流动的，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拉近读者的心灵，让人们在真实的审美体验中感受思想的震撼与心灵的洗礼。 像上面提到的《碧连天》，就是以离婚独居的“我”为视角，生动地塑造了小七的“永远健步如飞的”父亲、有过一夜情的小七、我的前妻、我的儿子、宠物狗等等。中篇小说《我们这些苏北人》，更是从一个后辈“我”的视角描写了叔叔、爸爸等这些平凡的人及其并非平庸的生命历程。短篇小说《蔡先生》，则以“我”为视角写了邻居蔡先生平庸而荒乱的一生。这些小说中的“我”对生活貌似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对人性貌似没有进行价值上的分析，但一切感人的启迪都深深地隐藏进其视角的选取、故事讲述的方式以及“我”对于生活本身的惶惑之中。
中篇小说《怎样活得好好的》是一篇成长视角、移动视线与对比艺术相交融的典范之作。它以“我”为视角塑造了吴能这一典型形象。从孩提时代写起，一直写到成年之后在社会上的现实种种。吴能“不是无能，而是无所不能”，敢作敢当，不安现状。虽说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但因厌烦按部就班的程式化学校生活，竟然早早地就退学到社会上闯荡。当上大老板以后，他反而深深地为“人们天天围着我转，吴总吴总的喊我”而不舒服，出人意料地将自己的企业拱手送人。后来又先后做叫花子和当水手，“漂流在汪洋大海上了”。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一字一句地说，我的理想就是以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活在现在。”“在他那个世界里，他不断地放弃他拥有的一切，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理想。”比如小说还写到吴能在八九年不顾阻拦，义无反顾地跑到北京去。“我”则具有随遇而安的个性，而且天资平平，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在婚姻交友等方面常常是逆来顺受，“不咸不淡”的。在叙述者的视线流动及其与主人公形象的对比中，我们不得不慨叹当下人们生活的一种“活在别处”的尴尬状态，一种人生与心灵相撕裂的无尽忧伤。
关于《羡慕秋葵》
就像《怎样活得好好的》中“我”永远都羡慕着吴能一样，《羡慕秋葵》照例采取了作家擅长的叙事模式，以“我”为什么羡慕秋葵为线索结构全篇。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的“我”与秋葵之间的关系，在审美层面上较之以前的小说更加纠缠不清，甚至可以说，“我”已经成为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老朱（“我”）与秋葵的形象对比的过程，同时也是叙述者老朱将惟一的老朋友秋葵作为一面镜子反观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经历了认为“我”与秋葵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到发现“我”与秋葵其实是一类人——再到发现“我”与秋葵究竟还是两种人。
起初，“我”羡慕秋葵，是因为他有的恰恰都是我缺少的。比如他爱家，爱老婆，爱孩子，爱生活；而“我”除了一身臭毛病，就剩两条狗。更为不同的是，他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教国学。另外，他还教授器乐，因为他会弹奏古琴。“更没天理的是，实在无聊了，他会写写小说，所以秋葵就没闲下来的时候。”而“我”有时当个架线工，有时也卖卖水果、服装、皮带什么的。更多的时候则是“啥也不做，不是在家呆着，就是到处晃悠”。
但是在“我”知悉秋葵偷偷地买了脸盲果吃以后，“我”突然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秋葵其实“与”我没什么两样。脸盲有两种，一种是看不清别人的脸，一种是对别人的脸型失去辨认力。不管怎样，他也走上了逃避生活的極端之路。尤其在经历了荔枝的按摩手和快餐店里的小芍药之后，“我”更加明白了：“我”的所为和所不为，不过都是在逃避现实，不给自己找麻烦；而秋葵他吃脸盲果，追求六根清净，不过是逃避的另一种途径。
再到后来，与“我”彼此颇有好感的荔枝在跟秋葵学琴的过程中爱上了秋葵，这时我才再度发现秋葵究竟与“我”不同。虽然“我”为荔枝爱上他不无痛苦，但同时这又给“我”带来某种解脱和欣慰，“正是他的出现，让荔枝迅速拾起了信心”，这正是我所缺乏的能力。为此，“我”不仅再度羡慕秋葵，而且应该感谢秋葵！
从羡慕秋葵到不羡慕秋葵再到羡慕秋葵这一过程，其实是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在深层叙事结构上，小说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我”从漠视生活到发现生活、从自我迷失到发现自我的过程。最终“我不再觉得我的生活很无聊、没有意义了。我的生活，荔枝的生活，秋葵的生活，芍药的生活，二姐的生活，别人的生活，都是生活。”现代都市人对于情爱、婚姻和性的理解沾染着道德虚无主义的色彩，无论是逃避社会网络，还是对自我的失落，都是因为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失去了生活的激情。“我”对于自我的重新发现，也正是对于生活的重新发现，而这一发现将给现代都市人带来灵魂的救赎。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叙述者的“我”成为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这也是我通过《羡慕秋葵》对罗望子小说最新的阅读感受。
作者简介：
张光芒（1966-），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罗望子笔下的现实题材、都市题材、婚姻爱情题材等涉及生活领域很广泛，而且他的小说叙事特别善于营构、发掘人物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比如长篇小说《群芳》就写了当下生活中五个女性主人公的不同命运与不同的选择。《人人都想坠入爱河》则竭力想象爱情的无穷可能性走向，爱情对于人的整体命运的莫大作用。罗望子对生活可能性的想象性书写非常契合新世纪生活的碎片化特质，带有“时代交响曲”的美学特点。比如他新写的中篇小说《碧连天》写离婚独居的“我”一方面与前妻并没有反目成仇，仍保持着一点暧昧，但“我”还是与邻居小七发生了一夜情。中篇小说《福禄考》中的王小蜗很爱自己的男友，但仍然会莫名其妙地与自己的闺蜜发生同性恋式的一夜情。
《群芳》里的美女小资叶小碗的生活方式让人更加惊讶，她在理性上就能够清醒地把自己的世界分为三个层面：精神世界、感官世界、世俗世界。副市长燕青是她的精神世界，在她与燕青的关系中，暧昧与理性共在，浪漫与秩序并存。小偷安子是她的感官世界，在她与安子同居中，妙处是可以随性而至，顺性而为。在这一感官世界中，她有不依附他人不归属他人保持自我的新奇感觉。而神秘男子则是她的世俗世界，在与这位神秘男子关系中，她可以获得必要的金钱。
更为重要的是，叶小碗竟然能够在这种一分为三的世界里穿梭自如，游刃有余，自由进出，让人更为惊讶的是，这个美女没有过多的分裂人格的困扰纠结，这可以视为罗望子小说中发现的一种生活的新常态。
在罗望子笔下，生活的可能性无论怎样挑战读者接受的极限，都不是来自无根的想象或者天马行空的空想。我发现罗望子特别重视去挖掘生活之无限可能性背后的东西，即那种导致不同人物形象之不同可能性的生命之根、内在动因等等。中篇小说《连理枝》里的张小洗，在凶险莫测的生意场中沉浮，对自己的未来毫无安全感，心底里充满着无数的不确定性。她这种生活的状态不仅仅缘自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实际上更多地基于生命之根的强烈影响。像父母一直喜欢她妹妹，不喜欢她，孤独的童年，爱情的失落与打击，这些因素潜在地决定了她后来的选择。再如中篇小说《福禄考》，这是一部近似曹禺的《雷雨》式的家庭伦理剧。而且与后者一样也是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许彦与王小蜗的婚恋与同居生活是故事中的“现代进行时”，但这个明线故事的发展则是由另一条线索，即暗线决定的。“过去的故事”推动着“现在的故事”的发展走向。
这一特点使罗望子小说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与生命哲学意味，同时也传达出作家主体独具特质的叙事伦理，即对人性的恒常与人性的畸变的双重关注。
对人性的恒常与人性的畸变的双重关注
对新的生活多种可能性的探索必然伴随着对道德堕落、伦理嬗变等层面问题的关注，但罗望子小说并不将新的都市生活乱象一味地归结为社会的改变、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价值观的改变等等，而将描写的重心落脚于人性的逻辑走向与逻辑轨迹的来龙去脉，并有意识地悬置价值判断。
罗望子小说甚至特别关注人性中不变的东西与人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如在《福禄考》中，许彦的亲生父亲雷光辉像曹禺笔下的周朴园一般，当年因为个人自私与欲望膨胀，造成了伦理悲剧，但雷光辉的忏悔与自责，说明他究竟保留了一丝人性的光辉。王小蜗深深地爱着许彦，生怕这个男人不娶自己，何况二人同居已经几年了。但当她知道许彦十几年不见自己的母亲，连母亲的死讯都不知道，这时，她突然想要离开这个男人。这一突转描写充满着对于人性良善根柢的呵护，对人的爱的价值的重新思考。
《碧连天》中的小七爱上了一个当官的有家室的男人，并且为他生了女儿。为了自己的社会形象与前途，这个男人虽然对自己的妻子与智障儿子没有多少感情，但也不离婚，并且费尽心机地让小七保持在秘密状态之中。他为小七安排工作，买了房子，在不能离婚的前提下却又不想对小七放手，对小七过于霸道，占有欲与嫉妒心极强，甚至想暗中控制她。在这个男人身上，人性畸变的体现还远不止于此。突然有一天，他找到小七说他决定了，马上就可以离婚并且娶小七。惊讶之下，小七打听到他的孩子刚刚死了。小七坚信正是这个男人害死了孩子。正是在這关乎人性底线的环节上，小七这一形象与这位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之前，小七明知男人有家室，但还是离不开他。既知自己只能做男人的小三，又不甘心于这种不明不白的生活状态。这使得她的性格中充满了玩世不恭与不失憧憬、风风火火与忧郁伤感的矛盾性。几乎整个故事都在为读者强化着对小七的这样一种庸常小三形象的印象。直到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才发现，小七性格中的本质远非如此。她在怀疑男人害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不再考虑自己的着落，而是为那被害死的孩子痛哭不堪，并且果敢地“要闹他个天翻地覆，闹得满城风雨”。这一笔描写，在由“我”、做官的男人、老毛、小比熊等组成的灰色人生图景上涂上了一缕耀眼的人性光辉。
小说叙事的独到视角与对比艺术
罗望子小说把握生活状态的敏锐感与触摸人性的深广度离不开对于叙事艺术的独到追求。英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在《小说技巧》中曾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支配罗望子小说的观察点问题也正是值得读者反复回味的美学特质，这包括成长的视角与移动的视线，形象塑造的对比艺术与透射艺术等。
在罗望子小说创作较大的比重中，主人公往往是第三人称，但叙述者则常常是第一人称，这种由第一人称叙述带动第三人称故事的结构方式，是罗望子极为突出的一大特点。尤富特色的是，在小说叙述者“我”与主人公的关系上，“我”往往既非纯粹的或者冷静的旁观者，也不与主人公在美学层面上占据平等的位置。“我”既与主人公或者其他人物形象之间总是存在着或者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又相对独立。“我”既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故事的进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人物关系网络，成为人物与事件的精神分析者。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我”既是讲述故事的边缘人，也是从未超脱形象身份定位从未居高临下进行外在判断的剧中人。因此，罗望子这批小说对于生活的反映是内聚焦式的，并且是动态的和流动的，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拉近读者的心灵，让人们在真实的审美体验中感受思想的震撼与心灵的洗礼。 像上面提到的《碧连天》，就是以离婚独居的“我”为视角，生动地塑造了小七的“永远健步如飞的”父亲、有过一夜情的小七、我的前妻、我的儿子、宠物狗等等。中篇小说《我们这些苏北人》，更是从一个后辈“我”的视角描写了叔叔、爸爸等这些平凡的人及其并非平庸的生命历程。短篇小说《蔡先生》，则以“我”为视角写了邻居蔡先生平庸而荒乱的一生。这些小说中的“我”对生活貌似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对人性貌似没有进行价值上的分析，但一切感人的启迪都深深地隐藏进其视角的选取、故事讲述的方式以及“我”对于生活本身的惶惑之中。
中篇小说《怎样活得好好的》是一篇成长视角、移动视线与对比艺术相交融的典范之作。它以“我”为视角塑造了吴能这一典型形象。从孩提时代写起，一直写到成年之后在社会上的现实种种。吴能“不是无能，而是无所不能”，敢作敢当，不安现状。虽说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但因厌烦按部就班的程式化学校生活，竟然早早地就退学到社会上闯荡。当上大老板以后，他反而深深地为“人们天天围着我转，吴总吴总的喊我”而不舒服，出人意料地将自己的企业拱手送人。后来又先后做叫花子和当水手，“漂流在汪洋大海上了”。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一字一句地说，我的理想就是以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活在现在。”“在他那个世界里，他不断地放弃他拥有的一切，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理想。”比如小说还写到吴能在八九年不顾阻拦，义无反顾地跑到北京去。“我”则具有随遇而安的个性，而且天资平平，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在婚姻交友等方面常常是逆来顺受，“不咸不淡”的。在叙述者的视线流动及其与主人公形象的对比中，我们不得不慨叹当下人们生活的一种“活在别处”的尴尬状态，一种人生与心灵相撕裂的无尽忧伤。
关于《羡慕秋葵》
就像《怎样活得好好的》中“我”永远都羡慕着吴能一样，《羡慕秋葵》照例采取了作家擅长的叙事模式，以“我”为什么羡慕秋葵为线索结构全篇。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的“我”与秋葵之间的关系，在审美层面上较之以前的小说更加纠缠不清，甚至可以说，“我”已经成为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老朱（“我”）与秋葵的形象对比的过程，同时也是叙述者老朱将惟一的老朋友秋葵作为一面镜子反观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经历了认为“我”与秋葵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到发现“我”与秋葵其实是一类人——再到发现“我”与秋葵究竟还是两种人。
起初，“我”羡慕秋葵，是因为他有的恰恰都是我缺少的。比如他爱家，爱老婆，爱孩子，爱生活；而“我”除了一身臭毛病，就剩两条狗。更为不同的是，他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教国学。另外，他还教授器乐，因为他会弹奏古琴。“更没天理的是，实在无聊了，他会写写小说，所以秋葵就没闲下来的时候。”而“我”有时当个架线工，有时也卖卖水果、服装、皮带什么的。更多的时候则是“啥也不做，不是在家呆着，就是到处晃悠”。
但是在“我”知悉秋葵偷偷地买了脸盲果吃以后，“我”突然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秋葵其实“与”我没什么两样。脸盲有两种，一种是看不清别人的脸，一种是对别人的脸型失去辨认力。不管怎样，他也走上了逃避生活的極端之路。尤其在经历了荔枝的按摩手和快餐店里的小芍药之后，“我”更加明白了：“我”的所为和所不为，不过都是在逃避现实，不给自己找麻烦；而秋葵他吃脸盲果，追求六根清净，不过是逃避的另一种途径。
再到后来，与“我”彼此颇有好感的荔枝在跟秋葵学琴的过程中爱上了秋葵，这时我才再度发现秋葵究竟与“我”不同。虽然“我”为荔枝爱上他不无痛苦，但同时这又给“我”带来某种解脱和欣慰，“正是他的出现，让荔枝迅速拾起了信心”，这正是我所缺乏的能力。为此，“我”不仅再度羡慕秋葵，而且应该感谢秋葵！
从羡慕秋葵到不羡慕秋葵再到羡慕秋葵这一过程，其实是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在深层叙事结构上，小说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我”从漠视生活到发现生活、从自我迷失到发现自我的过程。最终“我不再觉得我的生活很无聊、没有意义了。我的生活，荔枝的生活，秋葵的生活，芍药的生活，二姐的生活，别人的生活，都是生活。”现代都市人对于情爱、婚姻和性的理解沾染着道德虚无主义的色彩，无论是逃避社会网络，还是对自我的失落，都是因为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失去了生活的激情。“我”对于自我的重新发现，也正是对于生活的重新发现，而这一发现将给现代都市人带来灵魂的救赎。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叙述者的“我”成为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这也是我通过《羡慕秋葵》对罗望子小说最新的阅读感受。
作者简介：
张光芒（1966-），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