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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和东盟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构建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中国和东盟只有密切合作，才能保持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走出经济低迷。
疫情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将永久性地重塑未来世界格局，而且会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疫情下，中国和东盟并肩作战，稳定经济，保障人民福祉，共同发挥了国际合作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2020年第一季度，东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了新高度。
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与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深刻的关系。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东盟的自身发展，还为创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前沿区域治理范式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将继续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同时将东盟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
加强合作：疫情中的宝贵经验
回顾中国—东盟关系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由危机驱动的双边合作。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面临最为棘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各国应急能力的重大考验，而中国和东盟通过了这一重大考验，取得了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非凡成就。因此，疫情不仅没有阻碍东亚合作的向前推进，反而使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更加致力于区域合作，直面共同的问题和挑战。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区域问题容易演化為全球问题，全球问题也会转变为区域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危机的影响，或者独自应对所有挑战，因此要用全局视角、长远眼光看待现状。中国和东盟团结一致，共抗疫情，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有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加强合作：缓解经济低迷的灵丹妙药
早些时候，疫情在旅游、航空运输、酒店、餐饮、零售等一些服务业领域冲击了东南亚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连接北美经济圈、欧盟经济圈和南亚经济圈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贸易链被打乱。在外资加速逃离和失业率飙升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迫使大批企业破产。世界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纷纷降低对东盟经济增长的预期。但另一方面，东南亚在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此前，他们承诺要在抗疫方面超越其他国家。与印度和巴西这两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东盟的经济将逐渐复苏、重回发展轨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0世界经济展望》中提到，到2021年，东盟国家的GDP预计增长6.2%，超过经济复苏中的欧美国家。
中国不仅是较早控制疫情、开始复工复产的国家之一，也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当前形势下，众多东盟企业纷纷向中国市场寻求机遇，以期推动经济复苏。回顾过去30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从2003年开始谈判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到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再到2019年全面实施升级版自贸协定，双边贸易大幅增长，贸易额从1991年的80亿美元跃升到2020年的6846亿美元。于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已逐步成为推动东盟外商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由此可见，中国和东盟利益相关，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融合发展、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尽管疫情给双方带来了挑战，但双边商业交往仍势头强劲，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货物流动畅通无阻、产业结构互补以及政策的协调。基于此，双边贸易不断扩大。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盟要进一步扩大合作的积极外溢效应，提升双边合作水平，还要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复苏，实现社会繁荣。
后疫情时代合作路在何方？
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保障。自东南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不是传统的安全威胁，而是更复杂、隐蔽、潜在的威胁，包括以自然灾害、贫穷、腐败、公共卫生安全、贩毒以及跨国跨界犯罪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因此，后疫情时代，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完善区域治理，将成为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新的增长点。
当前，第二轮疫情来势迅猛，病毒突变再次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复苏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因此，加强疫情防控，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终决定能否战胜疫情的关键。
后疫情时代，中国应优先考虑东盟国家的需求，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合作，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帮助东盟战胜疫情。其次，要建立完善的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管理体制，实行轮值主席国制度，重大问题表决决定。最后，尽快启动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网，组织实施中国—东盟公共卫生行政人员培训班等项目，协助东盟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数字经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和东盟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数字经济对增强区域发展韧性的重要性。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围绕新一轮科技产业制高点、培育新经济动力的重要出发点，必将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价值链。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下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脆弱性，产业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从价值链角度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是以中间产品为特征、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价值链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中间产品贸易占60%以上，这些产品大多来源于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公司内部贸易。后疫情时代，如果跨国公司将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全部转移到本国，势必对以跨国公司价值链贸易为主的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产生影响。
技术创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重塑世界经济和竞争格局，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的竞争。在RCEP成员国中，以北京、东京、上海、首尔、新加坡、香港、悉尼、深圳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城市的技术创新占全球的10.2%，已跻身全球创新战略的前沿，直接推动了全球高技术创新的发展。与此同时，成都、武汉、曼谷和吉隆坡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也在迅速提升。毫无疑问，技术创新已成为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新内容和新引擎，是建设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推进RCEP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有利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增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疫情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将永久性地重塑未来世界格局，而且会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疫情下，中国和东盟并肩作战，稳定经济，保障人民福祉，共同发挥了国际合作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2020年第一季度，东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了新高度。
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与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深刻的关系。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东盟的自身发展，还为创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前沿区域治理范式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将继续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同时将东盟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
加强合作：疫情中的宝贵经验
回顾中国—东盟关系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由危机驱动的双边合作。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面临最为棘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各国应急能力的重大考验，而中国和东盟通过了这一重大考验，取得了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非凡成就。因此，疫情不仅没有阻碍东亚合作的向前推进，反而使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更加致力于区域合作，直面共同的问题和挑战。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区域问题容易演化為全球问题，全球问题也会转变为区域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危机的影响，或者独自应对所有挑战，因此要用全局视角、长远眼光看待现状。中国和东盟团结一致，共抗疫情，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有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加强合作：缓解经济低迷的灵丹妙药
早些时候，疫情在旅游、航空运输、酒店、餐饮、零售等一些服务业领域冲击了东南亚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连接北美经济圈、欧盟经济圈和南亚经济圈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贸易链被打乱。在外资加速逃离和失业率飙升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迫使大批企业破产。世界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纷纷降低对东盟经济增长的预期。但另一方面，东南亚在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此前，他们承诺要在抗疫方面超越其他国家。与印度和巴西这两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东盟的经济将逐渐复苏、重回发展轨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0世界经济展望》中提到，到2021年，东盟国家的GDP预计增长6.2%，超过经济复苏中的欧美国家。
中国不仅是较早控制疫情、开始复工复产的国家之一，也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当前形势下，众多东盟企业纷纷向中国市场寻求机遇，以期推动经济复苏。回顾过去30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从2003年开始谈判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到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再到2019年全面实施升级版自贸协定，双边贸易大幅增长，贸易额从1991年的80亿美元跃升到2020年的6846亿美元。于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已逐步成为推动东盟外商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由此可见，中国和东盟利益相关，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融合发展、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尽管疫情给双方带来了挑战，但双边商业交往仍势头强劲，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货物流动畅通无阻、产业结构互补以及政策的协调。基于此，双边贸易不断扩大。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东盟要进一步扩大合作的积极外溢效应，提升双边合作水平，还要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复苏，实现社会繁荣。
后疫情时代合作路在何方？
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保障。自东南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不是传统的安全威胁，而是更复杂、隐蔽、潜在的威胁，包括以自然灾害、贫穷、腐败、公共卫生安全、贩毒以及跨国跨界犯罪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因此，后疫情时代，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完善区域治理，将成为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新的增长点。
当前，第二轮疫情来势迅猛，病毒突变再次对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复苏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因此，加强疫情防控，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终决定能否战胜疫情的关键。
后疫情时代，中国应优先考虑东盟国家的需求，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合作，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帮助东盟战胜疫情。其次，要建立完善的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管理体制，实行轮值主席国制度，重大问题表决决定。最后，尽快启动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网，组织实施中国—东盟公共卫生行政人员培训班等项目，协助东盟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数字经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和东盟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数字经济对增强区域发展韧性的重要性。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围绕新一轮科技产业制高点、培育新经济动力的重要出发点，必将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价值链。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下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脆弱性，产业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从价值链角度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是以中间产品为特征、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价值链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中间产品贸易占60%以上，这些产品大多来源于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公司内部贸易。后疫情时代，如果跨国公司将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全部转移到本国，势必对以跨国公司价值链贸易为主的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产生影响。
技术创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重塑世界经济和竞争格局，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的竞争。在RCEP成员国中，以北京、东京、上海、首尔、新加坡、香港、悉尼、深圳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城市的技术创新占全球的10.2%，已跻身全球创新战略的前沿，直接推动了全球高技术创新的发展。与此同时，成都、武汉、曼谷和吉隆坡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也在迅速提升。毫无疑问，技术创新已成为中国—东盟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新内容和新引擎，是建设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推进RCEP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有利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增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作者系成都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