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靠“管理自己”来强大企业，所历练出的“中国式成功”智慧成了他们真正融入现代商业文明的阻碍。
　　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在向世界级企业提出的挑战中，有一个战场不怎么为人们所关注，那就是企业家之间的挑战。只不过他们的对手应当是像福特创始人亨利·福特、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丰田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等这样的人。道理很简单，未来几十年或百年之后，历史衡量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标准一定不是一时一事，而是这些企业家给自己创造的企业留下什么?给社会留下什么?
　　以亨利·福特为例。我想，如果只用一件事来描述亨利·福特，那一定是那最著名的“五美元”行为。1914年1月5日，福特宣布将工人日薪金提高到五美元，而在当时他们连五美元的一半都拿不到。当时有人问福特：一个清洁工如何可以拿到那么高的工资?福特的回答是：通过收集地板上的小工具和小零件，清洁工每天可以为我们节省五美元。而在福特的日薪五美元政策中，有一个特殊规定，那就是要照顾家庭与行为节俭，否则就不能够享受日薪金五美元。为此福特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部，去走访应聘者的表现与家庭情况。
　　由此，福特强调一个清洁工也可以拿日薪五美元，想证明的是美国式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员工对工作的热情付出，只能通过对员工的回馈来获得，而绝对不可能通过强迫得到。
　　事实上，亨利·福特这种做法在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杜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杜邦，宝洁的两位创始人威廉·格兰特和詹姆斯·甘保等等一批清教徒企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正是这一批企业家，创造出了主流的美国式企业文化。同样，丰田创始人丰田喜一郎致力于“节约”与“改善”的精益生产方式，一样可以在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东芝创始人土光敏夫，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等人身上找到，也正是这一批企业家，创造出了日本式管理模式。
　　如果要用一件事来描述柳传志，那大概是他著名的管理九字真言：“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这九个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代企业家的成功。但柳传志2000年后大举进攻投资银行业务、进军地产甚至最近的复出，是战略性的举措吗?我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一种战略，不如说是一种“对中国国情的机会主义把握”。
　　当然，这种做法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柳传志这样描述过自己经营联想的处境：“鸡孵蛋的最佳温度是39度，而我们创业的温度是42度，只有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够孵出蛋来”。业界尊柳传志为“教父”时有一个总结：“伟大在于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的确，在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靠“管理自己”来强大企业的奋斗历程中，都充满了若干无奈却又有效的“中国式成功”智慧，这种智慧成就了这一代企业家，却又成了他们真正融入现代商业文明的阻碍。
　　历史学家们早就证明，1840年之后中华帝国的衰败，并不是生产力层面的衰败，而是文化层面的衰败。中华帝国真正的转折点要往前推到明朝，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清楚地回答了这种衰败的文化原因：道德取代法律，人情代替效率，主观判断代替数量化分析，个人名声大于百姓生命，而这正是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超越的根本原因。
　　柳传志作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开拓者之一，并不是单一个体的存在，他的存在代表着中国突破上述“落后困境”的程度。如果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被眼前所谓的成功蒙住了双眼，而丧失了历史的责任感与未来的使命感，甚至为了既得利益去阻碍新的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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