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城市和回归乡村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主题下亟待解决的重大问
题。新生代农民工在“亦工亦农”的尴尬身份下面临着进城困难，回乡无途的困境，即总体上他们进城遭到拒绝，同时他们拒绝回归乡土，即“双重拒绝困境”。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漂移”为切入点，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和乡土回归的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关键词】“双重拒绝”；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一直未打破，农民工问题长期备受关注。富士康公司“连跳自杀”事件的发生更是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入公众的视野。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老去，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相关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高达1.41亿，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1.6%。2010至今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5%以上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杀主体都是来自基层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事件把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生存发展问题引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拟从社会学中的社会融合理论出发，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归宿为切入点，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亦工亦农”的生存的境遇中面临的城市融入和乡村回归的“双重拒绝困境”展开研究，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从这一更深层却又容易被忽略的角度来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面临的双重困境。这一研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建设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主题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融入
（一）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环境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流逝和社会发展，老一代农民工渐渐退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2010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本文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专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其户籍身份仍是农民的劳动者。目前新生代已接近1.5亿人，并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与上一代比起来，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在进城动机、文化程度、择业要求、理想追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相关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民工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进城愿望提升。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娶妻、盖房和养家等目的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秉持发展冲动，去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进城打工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是提升到发展层面。他们希望在城市中学到更多的技能，希望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2.文化程度较高。调查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76岁和25.5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97年和10.17年，两者差异非常显著，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备更好的文化知识储备和就业竞争优势。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
3.择业要求提高。上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城乡工作能力兼备，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对工作岗位也没有较多要求，工作再苦再累都能坚持。而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相对优越，因而普遍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把所有美好希望都寄托在城市，现实的就业环境与理想差距较远，这导致他们工作流动性较大。
4.需求意识增强。老一代农民工仍然保存着农民质朴的天性，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采用容忍的态度，维权意识较弱；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具备了更高的素质。因此，他们更崇尚追求平等，维权意识较强，不甘于平庸并且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起来个性更加张扬。
5.身份认同迁变。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基本没有乡村农业生产的经验，对乡土生活缺乏深厚的情感，没有在乡村务农的愿望。尽管在城市中寻找工作时，他们可能会因身份原因只能就职于低层次的行业，或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但他们通常不会因此产生离城返乡的意愿，而是继续留在城市寻求发展机会。他们把自身定位为城里人，极力想摆脱农民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始终坐落在城市边缘，成为城市群体中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且没有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一项关于富士康员工实证调查发现，富士康员工的收入普遍较低；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心理压力较大；生活满意度不高。
（三）社会融入理论
社会融入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概念，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学家涂尔干，他在《劳动分工论》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它表示社会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能保持社会凝聚力，并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推导出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基础之上。美国芝加哥学派认为，社会融合视为一个渐进和不可逆的社会过程，认为移民族群融入有四个阶段：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odation）和融合（assimilation）。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指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这一过程或者状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变量，它应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心理融入、社会关系融合等。 三、“双重拒绝”：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考察和实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面临一大生存境遇，就是“双重拒绝”的困境。在“亦工亦农”的尴尬身份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进城困难、回乡无途的困境，即总体上他们进城遭到拒绝，同时他们拒绝回归乡土，即”双重拒绝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处于在城乡间“漂移”的现实。一方面他们在城市被边缘化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就他们自身而言农村的传统技术要求他们也不能满足，这样就致使他们陷入“城市拒绝、农村推诿”双重拒绝进退两难的尴尬境遇。
（一）城市拒绝融入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的背景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坚固，虽然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很低，这也表明他们依然处于城市的配角地位，这种状况直到第一代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得到改观。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接受的教育年限相对于城市居民较短，工作技能较低。因而，他们在城市的境遇方面不能令他们满足，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房租高、社会保障制度不覆盖、子女接受教育受限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融入城市。从进城的目的来讲，新生代农民工打工不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期望成为城里人、极力想摆脱农民身份是他们进城打工的社会目的。但是，城乡户籍二元制度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中国二元体制下的户籍限制使得他们城市融入困难。可见，由于城市资源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难以得到或难以公平得到城市提供的物质或者精神层面的资源，他们不仅面临物质层面的匮乏，同时遭受着精神层次的压力。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与市民进行双向互动和接受的过程，这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他们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困境。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获取与城市居民相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就从事实证明，城市客观上在“拒绝”新生代农民工。
（二）拒绝回归乡土
在当前中国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已经基本完成。漂居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但是城市发展的需要离不开他们。既然客观上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回到乡土可以成为他们的另一条选择。回到乡村不只是回家，而是回归乡村社会。2012年10月中新网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查问卷中中有这样一道问题，“如果有条件的话，您将选择在何处定居”调查中，有53%的“新生代农民工人”选择留在目前所在的城市，26%的“新生代农民工人”选择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生活，仅有11%“新生代农民工人”想回农村老家。事实上，农业的收入不能满足当今农村社会的物质需求，乡村缺乏足够的工业支撑，这就导致了农村相当数量的农民在城里务工。即使有部分农民工想回归乡土发展，对于中青年这一农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长期离开乡土现状也无能为力，农村社会的组织和社会的存在都难以为继，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这就表明，乡土农村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回去的精神家园，梦乡只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忆。
四、新生代农民工城乡社会融入的困境分析
纵观我国社会现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市与农村资源的不平衡，城市资源相对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城市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城市居民的资源竞争过程，而城市资源的不足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一大障碍。农村各种公共服务的短缺、基础设施的落后有阻碍了农民的发展。
（一）难以安身的繁华之城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在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互动过程中农民工与城市互动的动态过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展开，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总体有所改善，但融合度不高，仍面临一些“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如下：
1.户籍管理的排斥。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城市各类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作为一种“身份标签”户籍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定型，使得其在融入过程中遭遇障碍。
2.融入制度的缺失。融入城市社会需要一本的制度安排，这是城乡居民互动的基本平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居民在经济、政治、公共权益等方面上有很大差距，他们就业不充分、经济收入低，就业支持和职业培训等缺乏政府指导和投入，政治融合处于城市边缘地带，公共权益融合方面，不能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劳动保险覆盖面不高，子女入学受教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这种差距没有制度机制来弥合。
3.社区功能的滞后。社区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但由于我国社区发展较晚，社区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不完善，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困境。社区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第一场所，新生代农民工每天的社区生活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场域，但是由于社区中相关配套设施缺失、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微观，社区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整合的功能。
4.文化观念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乡土生活中所接受的文化观念，所培养起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都成为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阻碍因素，这也使他们对城市身份缺乏认同感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缺乏社会归属感，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疏离感。
（二）难以回归的安逸之乡
被城市拒绝的新生代农民工又为什么不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乡土社会，那里可是他们有房有土地的安逸之乡。客观来看，这条回乡之途也并非那么美好而顺畅。
1.乡土观念的淡化。血缘、亲缘、地缘构成的中国乡土社会，滋生一种“和谐共生”的人文乡土理念。我国传统观念是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积淀而逐步形成的，而农耕社会有极强的恋土情节，“生作耕，死作葬”。如今，随着工业社会逐步取代农业社会，随着“工具理性”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乡土观念已经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脑海里淡化。 2.理性工具的主导。劳动经济学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人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城市对农民工的未来预期一旦高于农村，这一预期就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就业和人口流动决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不选择农村而选择其他种非农倾向的人生道路其实是对其人力投资的一种形式。
3.城乡差距的驱使。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城市资源优厚，生活质量相对农村较高，在教育质量、基础设施、社保福利制度等方面相对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想分享城市文明的发展成果，并期望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在城市，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够更大程度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和发展的条件，这恰恰是农村所不能满足他们的。
4.市场经济的挑战。随着市场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面临极大挑战。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自给自足、靠粮食吃饭的的生活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市场化的经济形势，微薄的农耕收入完全不能满足农民在农村的生活需求，所以更多的农民选择加入走出农村、流向城市的洪流中。
五、新生代农民工城乡社会融入对策
基于以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回乡过程中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和研究，解决他们漂居在城乡之间的无根状态，需要全方位多层面的措施来化解这一困境。
第一，完善城市融入制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制定科学合理政策是关键，以政策来破解农民工融入城市制度性障碍。通过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改革，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农民身份到市民身份的转换；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应该建立健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其纳入到城市的相关社会保障中。
第二，强化社区整合功能。逐步建立健全社区支持与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的整合融合功能。通过创造和改善社区条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充分沟通和互动，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社区教育强化社区参与意识，提高新生代农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参与感。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体系。
第三，提高农民工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应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通过多种学习方式来提高自身的工作技能，适应新技术给低技术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挑战，缩小他们的收入与城市基本生活需要间的差距；学习城市文明规范，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这样能够更好地分享社会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同时，增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迎接城市的挑战。
第四，缩小城乡差距。在当前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励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回归乡村，成为未来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也只有当他们真正融入扎根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着重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六、结语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深入思考探究当下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根本关怀，也是以人为本的社会道德的根本体现。作为城市都市边缘群体，他们不仅面临客观生存发展的困境，而且还遭受着情绪、情感等主观方面遭遇到的挫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和乡村回归面临的挑战。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支持网络，没有来排解郁闷的渠道，成为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障碍。如此游离于城市之外的庞大社会群体，将是我国社会发展所要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而回归乡村同样面临则诸多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的困境。化解这些挑战，建设和谐的城乡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入城回乡、远离城乡间漂移至关重要。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需要依赖社会各层面全方位的努力和支持。
参 考 文 献
[1]李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及对策探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1（4）：13～16
[2]冯占军.从富士康事件透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困境[J].长江论坛.2010（4）：59～63
[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J].http：//www.cydf.org.cn/shiyong/html/lm_166/2012-07-19/092754_1-2.htm
[4]胡婷.从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解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困惑[J].法制与社会.2010（23）：167～168
[5]徐道稳.生存境遇、心理压力与生活满意度——来自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0（4）：104～110
[6]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J].人口研究.2010（5）：17～18，32
[7]叶男.农民工返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J].企业导报.2010（1）
[8]潘绅姝.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策略——社区工作完善初探[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7）：99～100
[9]张铁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初探[J].福州党校学报.2010（3）：35～37
项目基金：本文受到2012华东理工大学大学生素质实践教育项目支持。
题。新生代农民工在“亦工亦农”的尴尬身份下面临着进城困难，回乡无途的困境，即总体上他们进城遭到拒绝，同时他们拒绝回归乡土，即“双重拒绝困境”。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漂移”为切入点，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和乡土回归的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关键词】“双重拒绝”；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一直未打破，农民工问题长期备受关注。富士康公司“连跳自杀”事件的发生更是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入公众的视野。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老去，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相关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高达1.41亿，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1.6%。2010至今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5%以上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杀主体都是来自基层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事件把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生存发展问题引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拟从社会学中的社会融合理论出发，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归宿为切入点，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亦工亦农”的生存的境遇中面临的城市融入和乡村回归的“双重拒绝困境”展开研究，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从这一更深层却又容易被忽略的角度来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面临的双重困境。这一研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和建设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主题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融入
（一）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环境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流逝和社会发展，老一代农民工渐渐退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2010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本文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专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其户籍身份仍是农民的劳动者。目前新生代已接近1.5亿人，并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与上一代比起来，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在进城动机、文化程度、择业要求、理想追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相关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民工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进城愿望提升。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娶妻、盖房和养家等目的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秉持发展冲动，去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进城打工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是提升到发展层面。他们希望在城市中学到更多的技能，希望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2.文化程度较高。调查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76岁和25.5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97年和10.17年，两者差异非常显著，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具备更好的文化知识储备和就业竞争优势。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
3.择业要求提高。上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城乡工作能力兼备，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对工作岗位也没有较多要求，工作再苦再累都能坚持。而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相对优越，因而普遍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把所有美好希望都寄托在城市，现实的就业环境与理想差距较远，这导致他们工作流动性较大。
4.需求意识增强。老一代农民工仍然保存着农民质朴的天性，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采用容忍的态度，维权意识较弱；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具备了更高的素质。因此，他们更崇尚追求平等，维权意识较强，不甘于平庸并且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起来个性更加张扬。
5.身份认同迁变。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基本没有乡村农业生产的经验，对乡土生活缺乏深厚的情感，没有在乡村务农的愿望。尽管在城市中寻找工作时，他们可能会因身份原因只能就职于低层次的行业，或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但他们通常不会因此产生离城返乡的意愿，而是继续留在城市寻求发展机会。他们把自身定位为城里人，极力想摆脱农民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始终坐落在城市边缘，成为城市群体中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且没有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一项关于富士康员工实证调查发现，富士康员工的收入普遍较低；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心理压力较大；生活满意度不高。
（三）社会融入理论
社会融入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概念，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学家涂尔干，他在《劳动分工论》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它表示社会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能保持社会凝聚力，并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推导出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基础之上。美国芝加哥学派认为，社会融合视为一个渐进和不可逆的社会过程，认为移民族群融入有四个阶段：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odation）和融合（assimilation）。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指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这一过程或者状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变量，它应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心理融入、社会关系融合等。 三、“双重拒绝”：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考察和实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面临一大生存境遇，就是“双重拒绝”的困境。在“亦工亦农”的尴尬身份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进城困难、回乡无途的困境，即总体上他们进城遭到拒绝，同时他们拒绝回归乡土，即”双重拒绝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处于在城乡间“漂移”的现实。一方面他们在城市被边缘化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就他们自身而言农村的传统技术要求他们也不能满足，这样就致使他们陷入“城市拒绝、农村推诿”双重拒绝进退两难的尴尬境遇。
（一）城市拒绝融入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的背景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坚固，虽然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很低，这也表明他们依然处于城市的配角地位，这种状况直到第一代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得到改观。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接受的教育年限相对于城市居民较短，工作技能较低。因而，他们在城市的境遇方面不能令他们满足，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房租高、社会保障制度不覆盖、子女接受教育受限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融入城市。从进城的目的来讲，新生代农民工打工不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期望成为城里人、极力想摆脱农民身份是他们进城打工的社会目的。但是，城乡户籍二元制度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中国二元体制下的户籍限制使得他们城市融入困难。可见，由于城市资源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难以得到或难以公平得到城市提供的物质或者精神层面的资源，他们不仅面临物质层面的匮乏，同时遭受着精神层次的压力。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与市民进行双向互动和接受的过程，这是他们融入城市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他们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困境。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获取与城市居民相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就从事实证明，城市客观上在“拒绝”新生代农民工。
（二）拒绝回归乡土
在当前中国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已经基本完成。漂居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但是城市发展的需要离不开他们。既然客观上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回到乡土可以成为他们的另一条选择。回到乡村不只是回家，而是回归乡村社会。2012年10月中新网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查问卷中中有这样一道问题，“如果有条件的话，您将选择在何处定居”调查中，有53%的“新生代农民工人”选择留在目前所在的城市，26%的“新生代农民工人”选择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生活，仅有11%“新生代农民工人”想回农村老家。事实上，农业的收入不能满足当今农村社会的物质需求，乡村缺乏足够的工业支撑，这就导致了农村相当数量的农民在城里务工。即使有部分农民工想回归乡土发展，对于中青年这一农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长期离开乡土现状也无能为力，农村社会的组织和社会的存在都难以为继，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这就表明，乡土农村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回去的精神家园，梦乡只成为一个美好的记忆。
四、新生代农民工城乡社会融入的困境分析
纵观我国社会现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市与农村资源的不平衡，城市资源相对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城市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城市居民的资源竞争过程，而城市资源的不足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一大障碍。农村各种公共服务的短缺、基础设施的落后有阻碍了农民的发展。
（一）难以安身的繁华之城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在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互动过程中农民工与城市互动的动态过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展开，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总体有所改善，但融合度不高，仍面临一些“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如下：
1.户籍管理的排斥。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城市各类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作为一种“身份标签”户籍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定型，使得其在融入过程中遭遇障碍。
2.融入制度的缺失。融入城市社会需要一本的制度安排，这是城乡居民互动的基本平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居民在经济、政治、公共权益等方面上有很大差距，他们就业不充分、经济收入低，就业支持和职业培训等缺乏政府指导和投入，政治融合处于城市边缘地带，公共权益融合方面，不能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劳动保险覆盖面不高，子女入学受教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但这种差距没有制度机制来弥合。
3.社区功能的滞后。社区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但由于我国社区发展较晚，社区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不完善，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困境。社区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第一场所，新生代农民工每天的社区生活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场域，但是由于社区中相关配套设施缺失、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微观，社区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整合的功能。
4.文化观念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乡土生活中所接受的文化观念，所培养起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都成为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阻碍因素，这也使他们对城市身份缺乏认同感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缺乏社会归属感，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疏离感。
（二）难以回归的安逸之乡
被城市拒绝的新生代农民工又为什么不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乡土社会，那里可是他们有房有土地的安逸之乡。客观来看，这条回乡之途也并非那么美好而顺畅。
1.乡土观念的淡化。血缘、亲缘、地缘构成的中国乡土社会，滋生一种“和谐共生”的人文乡土理念。我国传统观念是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积淀而逐步形成的，而农耕社会有极强的恋土情节，“生作耕，死作葬”。如今，随着工业社会逐步取代农业社会，随着“工具理性”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乡土文化和乡土观念已经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脑海里淡化。 2.理性工具的主导。劳动经济学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人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城市对农民工的未来预期一旦高于农村，这一预期就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就业和人口流动决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不选择农村而选择其他种非农倾向的人生道路其实是对其人力投资的一种形式。
3.城乡差距的驱使。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城市资源优厚，生活质量相对农村较高，在教育质量、基础设施、社保福利制度等方面相对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想分享城市文明的发展成果，并期望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在城市，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够更大程度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和发展的条件，这恰恰是农村所不能满足他们的。
4.市场经济的挑战。随着市场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面临极大挑战。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自给自足、靠粮食吃饭的的生活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市场化的经济形势，微薄的农耕收入完全不能满足农民在农村的生活需求，所以更多的农民选择加入走出农村、流向城市的洪流中。
五、新生代农民工城乡社会融入对策
基于以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回乡过程中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和研究，解决他们漂居在城乡之间的无根状态，需要全方位多层面的措施来化解这一困境。
第一，完善城市融入制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制定科学合理政策是关键，以政策来破解农民工融入城市制度性障碍。通过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改革，使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从农民身份到市民身份的转换；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应该建立健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其纳入到城市的相关社会保障中。
第二，强化社区整合功能。逐步建立健全社区支持与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的整合融合功能。通过创造和改善社区条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充分沟通和互动，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社区教育强化社区参与意识，提高新生代农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参与感。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体系。
第三，提高农民工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应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通过多种学习方式来提高自身的工作技能，适应新技术给低技术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挑战，缩小他们的收入与城市基本生活需要间的差距；学习城市文明规范，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这样能够更好地分享社会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同时，增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迎接城市的挑战。
第四，缩小城乡差距。在当前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励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回归乡村，成为未来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也只有当他们真正融入扎根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着重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六、结语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深入思考探究当下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根本关怀，也是以人为本的社会道德的根本体现。作为城市都市边缘群体，他们不仅面临客观生存发展的困境，而且还遭受着情绪、情感等主观方面遭遇到的挫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和乡村回归面临的挑战。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支持网络，没有来排解郁闷的渠道，成为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障碍。如此游离于城市之外的庞大社会群体，将是我国社会发展所要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而回归乡村同样面临则诸多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的困境。化解这些挑战，建设和谐的城乡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入城回乡、远离城乡间漂移至关重要。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需要依赖社会各层面全方位的努力和支持。
参 考 文 献
[1]李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及对策探究[J].皖西学院学报.2011（4）：13～16
[2]冯占军.从富士康事件透视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困境[J].长江论坛.2010（4）：59～63
[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J].http：//www.cydf.org.cn/shiyong/html/lm_166/2012-07-19/092754_1-2.htm
[4]胡婷.从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解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困惑[J].法制与社会.2010（23）：167～168
[5]徐道稳.生存境遇、心理压力与生活满意度——来自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0（4）：104～110
[6]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J].人口研究.2010（5）：17～18，32
[7]叶男.农民工返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J].企业导报.2010（1）
[8]潘绅姝.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策略——社区工作完善初探[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7）：99～100
[9]张铁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初探[J].福州党校学报.2010（3）：35～37
项目基金：本文受到2012华东理工大学大学生素质实践教育项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