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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犹太民族，[以]施罗默·桑德著，王岽兴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
即使那些对犹太人的历史不甚了解的人，当他听着《巴比伦河》、看着《辛德勒的名单》，即使他真的是铁石心肠，也不会不为犹太人悲惨命运垂泪的。他甚至会黯然神伤：一个民族的命运为何会如此悲惨？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吗？为什么上帝就不眷顾他的子民呢？
犹太人，这个传说中多次被放逐的民族，悲惨的命运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希特勒的大屠杀上演到它的顶点，那些远离大屠杀现场的犹太人，那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家园就摆在那里，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给返回家园找到道德上的合法性。
其实根本不用寻找，《圣经》不是他们最为顺手的历史典籍吗？在《圣经》里不仅有上帝指定给他们的土地，也有他们悲惨的命运与历史，即使那些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谁又不知道迦南是上帝指定给他们的土地，又有谁不知道著名的“出埃及记”“巴比伦之囚”呢？
但是，且慢！《圣经》毕竟是一本神话传说与历史交织的典籍，千百年以来，当大多数人尤其是犹太人都是把《圣经》里的神话传说当成真实的历史来相信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张开狐疑的眼睛，尤其是总有那么一些勇敢的犹太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如果这一切不是真的，那么以色列国理直气壮的建国的底气又在哪里？当“返回家园”的犹太人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的时候，他们的合法性又在哪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冒着被石头砸死的危险，写了一本大逆不道的《虚构的犹太民族》，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历史以真实，他虽然没有最终被石头砸死，但他所遭遇的抨击，对于任何熟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应的人来说，那都是可以想象的。
施罗默·桑德毕竟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没有被《圣经》吓倒，也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所吓倒，他像当时勇敢的基督一样，冒着上十字架的危险直击犹太人的苦难悲情，直击犹太人的悲情资本———“流浪”，直到证明所谓的“流浪”如果不是《圣经》编撰者的虚构，那最少是夸大其辞的。
根据《圣经》的描述，犹太人最熟悉的祖先经典是“出埃及记”“二流放逐”“辉煌的大卫王国与所罗门的宝藏”等，但施罗默·桑德依据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得出结论，这些对于犹太人至关重要的“历史片断”没有一样是能站得住脚的。
先来看看已经在电影《埃及王子》里再现过的出“出埃及记”是怎么轰然倒塌的吧：
“在公元前13世纪，即传说中的‘出埃及记’的时期，迪南仍被强大的法老们所统治，这意味着摩西带领着解放了的奴隶离开埃及……到埃及去？根据《圣经》的叙事，40年间，他带领的穿越旷野的人民中包括60万勇士，他们一直是与他们的妻儿一起行进，这意味着300万的一个人群。除了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如此规模的人群在沙漠里游荡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事实之外，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也应该留下一些碑文或考古遗迹。古代埃及人不折不扣地保存了每个事件的记录，而且存在着大量的有关王国政治和军事生活的文献，但却没有一条提及生活在埃及、反抗埃及或任何时候迁离埃及的任何‘雅各的后裔’。”
而关于大卫和所罗门，他在下了一番工夫之后这样说：
“在‘避难所’下面进行挖掘是不可能的，但对它周围所有的其他的遗止的探索，都没能发现公元前10世纪，即推测中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一个重要王国的任何遗迹……无法规避的一个痛苦的结论是，如果公元前10世纪的朱迪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政治实体的话，那它也是一个小小的部落，耶路撒冷只是一个设防的要塞而已。”
而犹太人最大的悲情资本“流亡”，经施罗默·桑德考证之后也得出不过是“完全基于流亡观念而形成的想象中的历史的产物”：
“尽管大部分的职业历史学家都知道，从未存在过犹太民族被迫离开家园的事情，但他们却允许犹太传统接受的基督教神话在关于民族记忆的公共和教育场所自由炫示，而没有作任何努力去驳斥它。它们甚至间接地鼓励它，他们知道只有那个神话才能为‘被流放的民族’定居在其他民族居住土地上提供道德合法性。”
在考古学方面站不住脚，DNA总该最精确吧，但让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希伯伦的一位居民（巴勒斯坦人）完全可能在血统上比世界上绝大部分自认为是犹太人的那些人更接近于古代犹太人”。
既然考古不能证明《圣经》中描述的犹太人的历史，DNA不能证明犹太人的血统的纯正，那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还要近乎偏执地这样做呢，自然是为了土地、生存，正如施罗默·桑德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旧约圣经》，记忆中没有‘犹太民族的流亡’，那么，它吞并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甚至在西奈半岛建立定居点，就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为了生存，又有什么是不能虚构的呢？
但那些纯正的犹太人忘了，他们在享受虚构的好处的同时，也给自己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因为以色列只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国家，那些非犹太人的公民并不都与犹太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它向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伸开怀抱的同时，却同时也冷落了它的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公民，它其实是一个变相的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它的国家里的那些阿拉伯裔公民越被“以色列化”，他们的政治立场就会变得更反以色列，施罗默·桑德把这颗炸弹看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的‘暴动’不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臣服于种族隔离政权的被占领地，反倒是在种族隔离者单一统治下的核心地带爆发，也就是说，以色列在1967年划定的边界内，这真的是很难想象吗？……在大量想象力的帮助下，一度能够创造出以色列社会的历史神话，现在则成为了助长其毁灭可能性的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洪滔）
即使那些对犹太人的历史不甚了解的人，当他听着《巴比伦河》、看着《辛德勒的名单》，即使他真的是铁石心肠，也不会不为犹太人悲惨命运垂泪的。他甚至会黯然神伤：一个民族的命运为何会如此悲惨？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吗？为什么上帝就不眷顾他的子民呢？
犹太人，这个传说中多次被放逐的民族，悲惨的命运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希特勒的大屠杀上演到它的顶点，那些远离大屠杀现场的犹太人，那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家园就摆在那里，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给返回家园找到道德上的合法性。
其实根本不用寻找，《圣经》不是他们最为顺手的历史典籍吗？在《圣经》里不仅有上帝指定给他们的土地，也有他们悲惨的命运与历史，即使那些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谁又不知道迦南是上帝指定给他们的土地，又有谁不知道著名的“出埃及记”“巴比伦之囚”呢？
但是，且慢！《圣经》毕竟是一本神话传说与历史交织的典籍，千百年以来，当大多数人尤其是犹太人都是把《圣经》里的神话传说当成真实的历史来相信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张开狐疑的眼睛，尤其是总有那么一些勇敢的犹太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如果这一切不是真的，那么以色列国理直气壮的建国的底气又在哪里？当“返回家园”的犹太人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的时候，他们的合法性又在哪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施罗默·桑德冒着被石头砸死的危险，写了一本大逆不道的《虚构的犹太民族》，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历史以真实，他虽然没有最终被石头砸死，但他所遭遇的抨击，对于任何熟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应的人来说，那都是可以想象的。
施罗默·桑德毕竟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他没有被《圣经》吓倒，也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所吓倒，他像当时勇敢的基督一样，冒着上十字架的危险直击犹太人的苦难悲情，直击犹太人的悲情资本———“流浪”，直到证明所谓的“流浪”如果不是《圣经》编撰者的虚构，那最少是夸大其辞的。
根据《圣经》的描述，犹太人最熟悉的祖先经典是“出埃及记”“二流放逐”“辉煌的大卫王国与所罗门的宝藏”等，但施罗默·桑德依据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得出结论，这些对于犹太人至关重要的“历史片断”没有一样是能站得住脚的。
先来看看已经在电影《埃及王子》里再现过的出“出埃及记”是怎么轰然倒塌的吧：
“在公元前13世纪，即传说中的‘出埃及记’的时期，迪南仍被强大的法老们所统治，这意味着摩西带领着解放了的奴隶离开埃及……到埃及去？根据《圣经》的叙事，40年间，他带领的穿越旷野的人民中包括60万勇士，他们一直是与他们的妻儿一起行进，这意味着300万的一个人群。除了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如此规模的人群在沙漠里游荡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事实之外，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也应该留下一些碑文或考古遗迹。古代埃及人不折不扣地保存了每个事件的记录，而且存在着大量的有关王国政治和军事生活的文献，但却没有一条提及生活在埃及、反抗埃及或任何时候迁离埃及的任何‘雅各的后裔’。”
而关于大卫和所罗门，他在下了一番工夫之后这样说：
“在‘避难所’下面进行挖掘是不可能的，但对它周围所有的其他的遗止的探索，都没能发现公元前10世纪，即推测中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一个重要王国的任何遗迹……无法规避的一个痛苦的结论是，如果公元前10世纪的朱迪亚地区存在着一个政治实体的话，那它也是一个小小的部落，耶路撒冷只是一个设防的要塞而已。”
而犹太人最大的悲情资本“流亡”，经施罗默·桑德考证之后也得出不过是“完全基于流亡观念而形成的想象中的历史的产物”：
“尽管大部分的职业历史学家都知道，从未存在过犹太民族被迫离开家园的事情，但他们却允许犹太传统接受的基督教神话在关于民族记忆的公共和教育场所自由炫示，而没有作任何努力去驳斥它。它们甚至间接地鼓励它，他们知道只有那个神话才能为‘被流放的民族’定居在其他民族居住土地上提供道德合法性。”
在考古学方面站不住脚，DNA总该最精确吧，但让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希伯伦的一位居民（巴勒斯坦人）完全可能在血统上比世界上绝大部分自认为是犹太人的那些人更接近于古代犹太人”。
既然考古不能证明《圣经》中描述的犹太人的历史，DNA不能证明犹太人的血统的纯正，那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还要近乎偏执地这样做呢，自然是为了土地、生存，正如施罗默·桑德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旧约圣经》，记忆中没有‘犹太民族的流亡’，那么，它吞并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甚至在西奈半岛建立定居点，就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为了生存，又有什么是不能虚构的呢？
但那些纯正的犹太人忘了，他们在享受虚构的好处的同时，也给自己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因为以色列只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国家，那些非犹太人的公民并不都与犹太人享受平等的权利，它向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伸开怀抱的同时，却同时也冷落了它的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公民，它其实是一个变相的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它的国家里的那些阿拉伯裔公民越被“以色列化”，他们的政治立场就会变得更反以色列，施罗默·桑德把这颗炸弹看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的‘暴动’不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臣服于种族隔离政权的被占领地，反倒是在种族隔离者单一统治下的核心地带爆发，也就是说，以色列在1967年划定的边界内，这真的是很难想象吗？……在大量想象力的帮助下，一度能够创造出以色列社会的历史神话，现在则成为了助长其毁灭可能性的强大力量。”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