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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广袤的德克萨斯州旷野，一个打猎的牛仔偶然误入了一场黑帮毒品交易的火拼现场，阴差阳错从死人身边发现了一箱美钞，整整200万美元，由此引发了一场追逐和屠杀的大戏—这是200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老无所依》的主要剧情。
想携巨款潜逃的牛仔是名退伍巨人，他身体和心理素质都过硬，侦查和反侦查技术一流。黑帮雇了一名杀人魔去追踪牛仔。这个杀人魔拎着个屠杀家畜的气瓶枪，毫无底线、毫无规则、毫无顾忌，所有妨碍他的生物，无论对手、警察还是同伙，都必须 死。
乔什·布洛林—也是灭霸的扮演者—饰演的牛仔在电影中就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一切善良和弱点。他由于心软，回到火拼现场给濒死之人送水，导致行踪暴露；外出逃亡，放不下家人偷偷跟妻子联系，最终被岳母无意暴露了行踪，死在了杀手枪下。
而哈维尔·巴登—凭此片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饰演的杀人魔安东令人胆寒。他身上毫无牛仔的弱点和羁绊。在电影中，他拿着枪端坐着处决敌人。临死前，敌人指责安东是个疯子，不遵守江湖规则，安东一笑，“如果你所遵循的规则导致你陷入了如此境地，那这些规则又有什么用呢？”
影片中，一位老警长追踪了杀人魔的整个杀人过程，却越发感到束手无策和绝望。围绕着200万美元的争夺，就是一个不断比拼底限，不断沦丧的过程。老一辈人相信的底线、道德和荣誉，似乎都不存在了。这是一个跟过去完全割裂的社会。
距离电影上映已过去12年，但它揭示的寓言却在近年蔓延开来，尤其是ZAO上线后，我愈发有这种感 觉。
1999年左右，中国经历第一轮互联网创业潮时，正是全球互联网方兴未艾的黄金年代。2011年左右，中国第二轮互联网创业潮出现时，巨头们早已割土封疆，所剩的地盘愈发稀少。这种情况下，躁动的心按捺不住对财富的渴望，一些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 化。
第二次互联网创业潮中的代表型公司，如美团、今日头条、滴滴出行和拼多多，尽管借助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但面对上一代互联网公司形成的铜墙铁壁，它们必须找出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方法，疯狂补贴、算法分发、极端廉价等手段就不可避免地用了起 来。
铜墙铁壁有多可怕，从一个例子中便可见端倪： 2016年，支付宝为了打破微信在社交上的垄断地位，做了一款打擦边球的“校园/白领日记”，试图赋予社交属性，结果却很快就把支付宝刷成了草榴画风，被网友戏称为“支付鸨”。巨头尚且如此，草根创业者更何以堪？
等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红利也被瓜分殆尽，新一代创业者要想出头，就只能剑走偏锋，利用人性中的黑暗面了。即时满足、享乐主义、上瘾沉迷、奶头乐、借钱消费、花钱贿赂用户、引导分享隐私……如今的创业图景显得愈发荒诞离奇。
用户和流量，就像是电影《老无所依》中的那箱子巨款，所有人都想抢，所有人都想要。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第一代BAT巨头和第二代TMD新贵基本上已经把流量瓜分殆尽。想要弯道超车，创业者就必须像电影里的变态杀人魔一样更狠，更加无视甚至重塑游戏规则。
1999年下海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也并非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他们没去做，只是因为当年是蓝海，他们不需要做。
比如中国互联网第一代产品大师周鸿祎就强调过，西方宗教中认为人性有七宗罪—淫欲（lust）、懒惰（sloth）、贪婪（greed）、贪食（gluttony）、傲慢（pride）、暴怒（wrath）和妒忌（envy）—认为一款好的产品需要对人性做透彻分析，才能完成其设计。
于是，在互联网已形成铜墙铁壁的年代，一群清北复交毕业，Google、Facebook背景加持的精英在北上广的CBD里抓耳挠腮，他们渴望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五环外人群中还有哪些“七宗罪需求”未被满足，五环内的中产还有哪些装×需求和焦虑亟待开 发。
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精英们对非精英们的算计，总是赢多输少：一款款现金贷应用飞到小镇青年的手机上；一个个让你即时满足的阅读和短视频应用偷走了无数用户的时间；而一枚枚滤镜后的小姐姐，则彻底取代了四五线城市的发廊和KTV。
再比如，在2018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已经是互联网三巨头之一的李彦宏，操着一口流利顺畅的英语，对麦肯锡公司董事长鲍达民说：“中国人更开放，对隐私问题没那么敏感”—在染缸里混了快20年后，曾经洋气的Robin的确精确了解中国。
而横空出世的ZAO，更是身体力行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款陌陌团队推出的AI软件有个致命的问题：ZAO最初的用户协议不仅让ZAO可免费使用并修改用户的肖像，还可以将它任意授权给自己想授权的第三方，甚至有可能当作信息贩卖。
即便如此，满足了用户虚荣心和白日梦的这款软件第一步就获取了巨大成功，花700萬元租的服务器，上线第一晚已经消耗了1/3。投资人也是连夜追捧，连朱啸虎都忍不住评论：“刷屏仅仅一夜之间，但最重要的是大清早已经有十多个VC约团队见面 了。”
这种现象，不仅是西二旗和后厂村互联网圈的问题，也是硅谷Palo Alto互联网圈的问题。
硅谷的创业者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代人：第一代（1950至1970年代）以技术创新为主，代表公司是仙童和英特尔；第二代（1980年代至2000年）以产品创新为主，代表公司是苹果、甲骨文和Google，到了第三代，则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2000年以后），代表公司是Facebook、Twitter和Uber等。
整个硅谷创业者的变化，反映了从技术创新到应用创新的变化曲线。硅谷起家是源于1950年代晶体管技术的重大技术创新，这也是硅谷的由来，而在1980年代后，以技术和产品驱动的互联网和软件行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硅谷逐渐进入无硅时代。
这也造成了三代创业者风格迥异。摩尔定律的发明者戈登·摩尔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一个出类拔萃的计算机技术天才；乔布斯虽然代码写得烂，但是个不折不扣的产品天才；等到了第三代创业者，媒体对他们的报道焦点，就只剩豪宅、官司和绯闻了。
比如2017年上市的Snapchat，创立目的是为了方便一群派对青年互发裸照约炮，这是一个典型利用人性七宗罪的创业模式。创始人异常油腻自恋，公开宣称，“我是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的白人男子，生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先把维秘天使米兰达·可儿娶回家再说。
当“人性创新”找不到了，就只能在“造假创新”上想办法。2016年，一个1984年出生的斯坦福女孩制造了硅谷最大创业骗局—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最高估值达90亿美元，股东囊括前国务卿、五星上将和风投教父，最后被揭露跟权健保健品没啥区 别。
沿着“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人性创新—造假创新”的路径创业，就是中美两国互联网圈目前的最大公约数。
这种现象更大的背景是：翘首以待20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没有到来，基础研究停滞不前，应用科学的创业格局也早已山头林立，而全球经济不景气，经济蛋糕难以扩大，抬头一看，各个山头人满为患，留给后续创业者的地盘更是愈发稀少。
在山头林立格局稳固的社会里，挣钱可不就只有像《让子弹飞》里葛优说的那样：不刮穷鬼的钱，你收谁的呀？
回到开头的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结尾幽默荒诞却让人回味无穷：无视规则的杀人魔在最后一刻因为遵守交通规则，被撞成了重伤。回想他处决敌人时说的那句“如果你所遵循的规则导致你陷入了如此境地，那这些规则又有什么用呢”，讽刺感扑面而 来。
可是如果完全放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我们只会催化出一个混乱、没有秩序、没有安全感的互联网世界，最终我们自己都会老无所依。
想携巨款潜逃的牛仔是名退伍巨人，他身体和心理素质都过硬，侦查和反侦查技术一流。黑帮雇了一名杀人魔去追踪牛仔。这个杀人魔拎着个屠杀家畜的气瓶枪，毫无底线、毫无规则、毫无顾忌，所有妨碍他的生物，无论对手、警察还是同伙，都必须 死。
乔什·布洛林—也是灭霸的扮演者—饰演的牛仔在电影中就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一切善良和弱点。他由于心软，回到火拼现场给濒死之人送水，导致行踪暴露；外出逃亡，放不下家人偷偷跟妻子联系，最终被岳母无意暴露了行踪，死在了杀手枪下。
而哈维尔·巴登—凭此片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饰演的杀人魔安东令人胆寒。他身上毫无牛仔的弱点和羁绊。在电影中，他拿着枪端坐着处决敌人。临死前，敌人指责安东是个疯子，不遵守江湖规则，安东一笑，“如果你所遵循的规则导致你陷入了如此境地，那这些规则又有什么用呢？”
影片中，一位老警长追踪了杀人魔的整个杀人过程，却越发感到束手无策和绝望。围绕着200万美元的争夺，就是一个不断比拼底限，不断沦丧的过程。老一辈人相信的底线、道德和荣誉，似乎都不存在了。这是一个跟过去完全割裂的社会。
第一代BAT巨头和第二代TMD新贵基本上已经把流量瓜分殆尽。想要弯道超车，创业者就必须像电影里的变态杀人魔一样更狠，更加无视甚至重塑游戏规则。
距离电影上映已过去12年，但它揭示的寓言却在近年蔓延开来，尤其是ZAO上线后，我愈发有这种感 觉。
1999年左右，中国经历第一轮互联网创业潮时，正是全球互联网方兴未艾的黄金年代。2011年左右，中国第二轮互联网创业潮出现时，巨头们早已割土封疆，所剩的地盘愈发稀少。这种情况下，躁动的心按捺不住对财富的渴望，一些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 化。
第二次互联网创业潮中的代表型公司，如美团、今日头条、滴滴出行和拼多多，尽管借助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但面对上一代互联网公司形成的铜墙铁壁，它们必须找出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方法，疯狂补贴、算法分发、极端廉价等手段就不可避免地用了起 来。
铜墙铁壁有多可怕，从一个例子中便可见端倪： 2016年，支付宝为了打破微信在社交上的垄断地位，做了一款打擦边球的“校园/白领日记”，试图赋予社交属性，结果却很快就把支付宝刷成了草榴画风，被网友戏称为“支付鸨”。巨头尚且如此，草根创业者更何以堪？
等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红利也被瓜分殆尽，新一代创业者要想出头，就只能剑走偏锋，利用人性中的黑暗面了。即时满足、享乐主义、上瘾沉迷、奶头乐、借钱消费、花钱贿赂用户、引导分享隐私……如今的创业图景显得愈发荒诞离奇。
用户和流量，就像是电影《老无所依》中的那箱子巨款，所有人都想抢，所有人都想要。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第一代BAT巨头和第二代TMD新贵基本上已经把流量瓜分殆尽。想要弯道超车，创业者就必须像电影里的变态杀人魔一样更狠，更加无视甚至重塑游戏规则。
1999年下海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也并非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他们没去做，只是因为当年是蓝海，他们不需要做。
比如中国互联网第一代产品大师周鸿祎就强调过，西方宗教中认为人性有七宗罪—淫欲（lust）、懒惰（sloth）、贪婪（greed）、贪食（gluttony）、傲慢（pride）、暴怒（wrath）和妒忌（envy）—认为一款好的产品需要对人性做透彻分析，才能完成其设计。
于是，在互联网已形成铜墙铁壁的年代，一群清北复交毕业，Google、Facebook背景加持的精英在北上广的CBD里抓耳挠腮，他们渴望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五环外人群中还有哪些“七宗罪需求”未被满足，五环内的中产还有哪些装×需求和焦虑亟待开 发。
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精英们对非精英们的算计，总是赢多输少：一款款现金贷应用飞到小镇青年的手机上；一个个让你即时满足的阅读和短视频应用偷走了无数用户的时间；而一枚枚滤镜后的小姐姐，则彻底取代了四五线城市的发廊和KTV。
再比如，在2018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已经是互联网三巨头之一的李彦宏，操着一口流利顺畅的英语，对麦肯锡公司董事长鲍达民说：“中国人更开放，对隐私问题没那么敏感”—在染缸里混了快20年后，曾经洋气的Robin的确精确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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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满足了用户虚荣心和白日梦的这款软件第一步就获取了巨大成功，花700萬元租的服务器，上线第一晚已经消耗了1/3。投资人也是连夜追捧，连朱啸虎都忍不住评论：“刷屏仅仅一夜之间，但最重要的是大清早已经有十多个VC约团队见面 了。”
这种现象，不仅是西二旗和后厂村互联网圈的问题，也是硅谷Palo Alto互联网圈的问题。
硅谷的创业者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代人：第一代（1950至1970年代）以技术创新为主，代表公司是仙童和英特尔；第二代（1980年代至2000年）以产品创新为主，代表公司是苹果、甲骨文和Google，到了第三代，则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2000年以后），代表公司是Facebook、Twitter和Uber等。
整个硅谷创业者的变化，反映了从技术创新到应用创新的变化曲线。硅谷起家是源于1950年代晶体管技术的重大技术创新，这也是硅谷的由来，而在1980年代后，以技术和产品驱动的互联网和软件行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硅谷逐渐进入无硅时代。
这也造成了三代创业者风格迥异。摩尔定律的发明者戈登·摩尔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一个出类拔萃的计算机技术天才；乔布斯虽然代码写得烂，但是个不折不扣的产品天才；等到了第三代创业者，媒体对他们的报道焦点，就只剩豪宅、官司和绯闻了。
比如2017年上市的Snapchat，创立目的是为了方便一群派对青年互发裸照约炮，这是一个典型利用人性七宗罪的创业模式。创始人异常油腻自恋，公开宣称，“我是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的白人男子，生活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先把维秘天使米兰达·可儿娶回家再说。
当“人性创新”找不到了，就只能在“造假创新”上想办法。2016年，一个1984年出生的斯坦福女孩制造了硅谷最大创业骗局—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最高估值达90亿美元，股东囊括前国务卿、五星上将和风投教父，最后被揭露跟权健保健品没啥区 别。
沿着“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人性创新—造假创新”的路径创业，就是中美两国互联网圈目前的最大公约数。
这种现象更大的背景是：翘首以待20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没有到来，基础研究停滞不前，应用科学的创业格局也早已山头林立，而全球经济不景气，经济蛋糕难以扩大，抬头一看，各个山头人满为患，留给后续创业者的地盘更是愈发稀少。
在山头林立格局稳固的社会里，挣钱可不就只有像《让子弹飞》里葛优说的那样：不刮穷鬼的钱，你收谁的呀？
回到开头的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结尾幽默荒诞却让人回味无穷：无视规则的杀人魔在最后一刻因为遵守交通规则，被撞成了重伤。回想他处决敌人时说的那句“如果你所遵循的规则导致你陷入了如此境地，那这些规则又有什么用呢”，讽刺感扑面而 来。
可是如果完全放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我们只会催化出一个混乱、没有秩序、没有安全感的互联网世界，最终我们自己都会老无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