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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静文（1995-），汉族，河南省郑州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1
纵观白先勇的小说，我们可以明显的察觉到蕴含其中的一种浓墨重彩的伤感气氛。由于孤独的童年，家世的影响，动荡的人生经历，世事的无常变迁，白先勇小说的总体氛围和情感动向都呈现出深重的悲剧意识。他以悼古怀乡的情怀和中西合璧的艺术表现手法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悲剧故事，构建了一个充斥着精神痛苦的“悲剧世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台湾和旅美知识分子普遍的社会心理。
何为精神困境，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对何为“处境”做了一个说明，他说“处境”就是“一种现实，不仅是自然规律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意义的现实，它不是就心理而言，也不是就生理而言，而是同时就身心两方面而言的具体现实，它对我的实存意味着或者有利和或者有害，或者是机会或者是限制，那么这种现实就叫做处境。”雅斯贝尔斯进一步对“处境”和“精神困境”的关系做了明确的说明：“处境有内外两个方面，既包括外在的环境，也包括人所处在的某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就是人心理上的某种情调。这种情调在人身上每时每刻都有，仿佛是某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东西，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某一情调的纠缠。”换言之，人的精神上的处境就是所谓的精神困境。哲学家萨特对精神困境做过更加形象地说明：精神困境就如悬崖，我们走在悬崖边，并不苦恼，害怕掉下悬崖才是我们真正的苦恼。如果用“死亡”作为精神困境的象征物，那么死亡本身并不令人苦恼，真正令人苦恼的是如何避免死亡。
在小说《岁除》之中，白先勇刻画了一位卸甲归田，寂寞寥落的军官——赖鸣升。赖鸣升追忆过去的方式不同于钱夫人的低吟浅唱，独自咀嚼，而是选择在一个万家灯火的节日，酒酣耳热的饭局之上，半醉地高谈阔论过去的辉煌。《岁除》一开篇，赖鸣升就诉说了自己是如何风风火火地，带着蜡烛与金门高粱特地赶来与主人一家守岁的。而他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地营造这种颇具纪念意味的仪式感，是因为他辉煌的前半生需要倾听者，倾听他的回忆，倾听他的骄傲；他寥落的后半生需要体味者，体味他的孤独，体味他的抑郁。当他退到台北，原来的下属升官至营长，而他却没落了，沦为一个小小的伙夫头儿。人生境遇骤然转折，落寞至此，他只得调动起昔日的辉煌来对抗眼前的窘迫。而他自己也愈加陷入今昔夹缝之中。在文章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年少有为，“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派头。他先是讲到自己年轻时的英俊潇洒，并以自己年轻时曾被营长的姨太太看中作论据，以细节做补充，譬如，那女子又是邀他打麻将，又是炖红枣鸡汤给他吃，言语中蕴含着藏不住的得意之色。后又讲到自己年轻时的骁勇善战，身先士卒，讲到台儿庄战役的时候尤其激动，仿佛重回了那炮火连天的年月，并且还掀开衣服让在座的各位看他碗口大的伤疤，“突然间，他回过手，连挣带扯，气吁吁地把他那件藏青哔叽上装打开，捞起毛线衣，掀开里面的衬衫，露出一个大胸膛来。胸膛右边赫然印着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整个乳房被剜掉了，塌下去成了一个坑塘。”而讲到动情之处，他突然变得口吃起来，一脸的紫涨。此刻的话题触及到他心中的圣地，他激动无比的叙述着用自身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惊天动地的功业。并轻视地指出牛仲凯没有资格染指台儿庄之役。只有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并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的他才有言说的资格。由此可见平日里赖鸣升轻易不愿触及这段浓墨重彩的经历，将其视为珍宝，可是他同时又有着其强烈的与人倾吐的愿望，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便会让它们从心底里流淌出来，一泻千里。这个除夕之夜于赖鸣升而言无疑是酣畅淋漓的，在围坐众人的逢迎与附和之中，他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芝加哥之死》中的主人公吴汉魂的身份是个留美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六年刻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光。在他身上长期存在两个层面的困境，首先是极度贫困的物质困境，他经年累月地居住在不见天日，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起居用度都受到物质条件的局限。其次是极度孤寂的情感困境，六年的求学生涯之中，他的母亲病逝，昔日恋人也嫁作他人妇，他的情感生活极度闭塞，甚至不与他人进行日常交往，与世隔绝。在小说末尾，白先勇暗示读者吴汉魂选择离开人世，完成他的“芝加哥之死”。对于吴汉魂最终选择死亡的原因，大多数人会归咎于他长期经受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但这并非作者想要传达的致死吴汉魂的根本原因。答案是吴汉魂身上长期存在的文化孤独。吴汉魂旅美留学长达六年，对抗着物质困境与精神困境双重压力，支撑着他的是他对于实现东方文化理想的执念，因此他选择接受求学过程的一切艰难险阻。但是当他六年之后终于取得博士学位，摆脱学业重压，终于可以直面他生命的终极意义之时，他猛然发觉他原来传承的东方文化观念与他置身其中的西方文化氛围有着天然且难以逾越的沟壑，他无从跨越，只得葬身其中。
白先勇绝情地将自己笔下人物置于重重精神困境之中，其目的在于剖开人物生命里种种牢固的精神枷锁和悲剧式的抗争结局。他如此做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体味和谅解人物的精神伤痛，并尽力找寻人物摆脱精神困境的途径，正是由此，他的文本才传达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1
纵观白先勇的小说，我们可以明显的察觉到蕴含其中的一种浓墨重彩的伤感气氛。由于孤独的童年，家世的影响，动荡的人生经历，世事的无常变迁，白先勇小说的总体氛围和情感动向都呈现出深重的悲剧意识。他以悼古怀乡的情怀和中西合璧的艺术表现手法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悲剧故事，构建了一个充斥着精神痛苦的“悲剧世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台湾和旅美知识分子普遍的社会心理。
何为精神困境，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对何为“处境”做了一个说明，他说“处境”就是“一种现实，不仅是自然规律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意义的现实，它不是就心理而言，也不是就生理而言，而是同时就身心两方面而言的具体现实，它对我的实存意味着或者有利和或者有害，或者是机会或者是限制，那么这种现实就叫做处境。”雅斯贝尔斯进一步对“处境”和“精神困境”的关系做了明确的说明：“处境有内外两个方面，既包括外在的环境，也包括人所处在的某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就是人心理上的某种情调。这种情调在人身上每时每刻都有，仿佛是某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东西，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某一情调的纠缠。”换言之，人的精神上的处境就是所谓的精神困境。哲学家萨特对精神困境做过更加形象地说明：精神困境就如悬崖，我们走在悬崖边，并不苦恼，害怕掉下悬崖才是我们真正的苦恼。如果用“死亡”作为精神困境的象征物，那么死亡本身并不令人苦恼，真正令人苦恼的是如何避免死亡。
在小说《岁除》之中，白先勇刻画了一位卸甲归田，寂寞寥落的军官——赖鸣升。赖鸣升追忆过去的方式不同于钱夫人的低吟浅唱，独自咀嚼，而是选择在一个万家灯火的节日，酒酣耳热的饭局之上，半醉地高谈阔论过去的辉煌。《岁除》一开篇，赖鸣升就诉说了自己是如何风风火火地，带着蜡烛与金门高粱特地赶来与主人一家守岁的。而他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地营造这种颇具纪念意味的仪式感，是因为他辉煌的前半生需要倾听者，倾听他的回忆，倾听他的骄傲；他寥落的后半生需要体味者，体味他的孤独，体味他的抑郁。当他退到台北，原来的下属升官至营长，而他却没落了，沦为一个小小的伙夫头儿。人生境遇骤然转折，落寞至此，他只得调动起昔日的辉煌来对抗眼前的窘迫。而他自己也愈加陷入今昔夹缝之中。在文章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年少有为，“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派头。他先是讲到自己年轻时的英俊潇洒，并以自己年轻时曾被营长的姨太太看中作论据，以细节做补充，譬如，那女子又是邀他打麻将，又是炖红枣鸡汤给他吃，言语中蕴含着藏不住的得意之色。后又讲到自己年轻时的骁勇善战，身先士卒，讲到台儿庄战役的时候尤其激动，仿佛重回了那炮火连天的年月，并且还掀开衣服让在座的各位看他碗口大的伤疤，“突然间，他回过手，连挣带扯，气吁吁地把他那件藏青哔叽上装打开，捞起毛线衣，掀开里面的衬衫，露出一个大胸膛来。胸膛右边赫然印着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整个乳房被剜掉了，塌下去成了一个坑塘。”而讲到动情之处，他突然变得口吃起来，一脸的紫涨。此刻的话题触及到他心中的圣地，他激动无比的叙述着用自身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惊天动地的功业。并轻视地指出牛仲凯没有资格染指台儿庄之役。只有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并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的他才有言说的资格。由此可见平日里赖鸣升轻易不愿触及这段浓墨重彩的经历，将其视为珍宝，可是他同时又有着其强烈的与人倾吐的愿望，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便会让它们从心底里流淌出来，一泻千里。这个除夕之夜于赖鸣升而言无疑是酣畅淋漓的，在围坐众人的逢迎与附和之中，他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
《芝加哥之死》中的主人公吴汉魂的身份是个留美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六年刻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光。在他身上长期存在两个层面的困境，首先是极度贫困的物质困境，他经年累月地居住在不见天日，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起居用度都受到物质条件的局限。其次是极度孤寂的情感困境，六年的求学生涯之中，他的母亲病逝，昔日恋人也嫁作他人妇，他的情感生活极度闭塞，甚至不与他人进行日常交往，与世隔绝。在小说末尾，白先勇暗示读者吴汉魂选择离开人世，完成他的“芝加哥之死”。对于吴汉魂最终选择死亡的原因，大多数人会归咎于他长期经受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但这并非作者想要传达的致死吴汉魂的根本原因。答案是吴汉魂身上长期存在的文化孤独。吴汉魂旅美留学长达六年，对抗着物质困境与精神困境双重压力，支撑着他的是他对于实现东方文化理想的执念，因此他选择接受求学过程的一切艰难险阻。但是当他六年之后终于取得博士学位，摆脱学业重压，终于可以直面他生命的终极意义之时，他猛然发觉他原来传承的东方文化观念与他置身其中的西方文化氛围有着天然且难以逾越的沟壑，他无从跨越，只得葬身其中。
白先勇绝情地将自己笔下人物置于重重精神困境之中，其目的在于剖开人物生命里种种牢固的精神枷锁和悲剧式的抗争结局。他如此做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体味和谅解人物的精神伤痛，并尽力找寻人物摆脱精神困境的途径，正是由此，他的文本才传达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