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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中国2006—2013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市场规模角度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技术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在人力资本存量超过一定水平后，知识产权保护会在市场规模的约束下作用于技术选择。这种作用具体表现为：市场规模在临界值范围内时，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选择存在反向影响；市场规模高于一定临界值时，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选择水平有双向作用。这预示着政府期望通过改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来影响技术选择水平偏好，受限于人力资本规模存量及市场规模。目前，中国各省市的技术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临界点。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规模；技术选择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1-0087-06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已成当下焦点。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选择的边界不仅受制于要素价格，而且受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制度性因素的影响[1]。此类选择边界可以理解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构成了技术模仿的专利障碍，降低了技术选择水平[2]。与此同时，我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应该看到，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时，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可能导致企业直接选择发达国家更为先进的技术，从而促进技术的发展。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类：（1）从技术供给视角，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差异。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是决定技术选择的内在因素[3-5]。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只能选择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简单技术，如果背离了现有的要素禀赋去选择较为前沿的技术，选择成本较高，从而导致通过扭曲国内资源的相对价格以支持这种选择的局面。知识产权对技术选择也因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做不同的调整，如果要素禀赋决定了技术选择以模仿为主，则应当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反之亦然。（2）从市场需求视角，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模仿的作用机理。威廉·M.兰德斯等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在于限制模仿产品的销售，即模仿技术的市场需求受到限制[6]。Maskus et al.通过数据实证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发达国家的市场扩张效应非常明显，即减少了发展中国家模仿技术的市场规模[7-10]。Nurkse et al.指出，市场规模影响着技术的可获得利润，从而限制了企业技术选择的范围[11-14]。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影响的研究，学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向：（1）知识产权保护会强化发达国家大公司的垄断力量，从而妨害以模仿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吸收先进技术，最终降低了技术扩散速度。这一过程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發展[15-16]。（2）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创新，知识产权与技术的关系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17]，若要素禀赋决定了该国技术以创新为主，则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选择的技术水平。（3）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交流，从而提高了技术进步速率[18]。
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权衡中获益？中国技术市场规模决定的双重权衡边界在哪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从理论上说明在市场规模的约束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选择的作用机理。同时构建相应数理模型完善这一分析。（2）利用中国2006—2013年各省市数据对文中理论加以实证检验。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差异的理论分析
对不同技术而言，虽然先进技术供给成本较高，但一般而言，先进技术也会带来更高的产出水平[19]。如果市场规模可以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高产出，企业采取更先进技术的前期投入和所面临的风险就可以被分摊[20]，先进技术反而比落后技术的预期收益更大。
（一）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技术选择过程在理论上是一个资本深化的过程，学界并未对如何度量技术选择达成共识。部分学者采取资本产出比衡量技术选择，罗默指出经济增长中资本产出比一般随时间变化较小[24]。陈勇等计算中国1985—2003年的资本产出比得出，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大约围绕3左右变化[25]。资本产出比只是资本生产率的变相表达，在外生技术、要素流动变化不大的情形下，资本产出比基本上不会改变，同时，其变动存在强烈的顺周期性，随经济变化而变化。因此，陈勇等认为对技术选择而言，资本产出比也不能很好地度量该指标。
一般意义上来说，资本深化意味着在生产中提高资本占比，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与劳动比值上升的过程。因此本文采用林毅夫等人的方法，即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26-28]。关于资本存量大都采用张军永续盘存法来估算，g为真实年均增长率，？啄为资本平均折旧率，？啄一般取9.6%。一般用就业人口来表示劳动数量。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一般采用Ginarte et al.提出的度量方法，中国实际情况是，知识产权由国家统一立法，但各地区的执法程度存在差异。因此，一定程度上GP指数、执法措施与权力丧失保护处于“同构”状态[29]，故本文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采用知识产权执法强度衡量。
David et al.认为市场规模可以利用GDP总量来衡量[30-31]。一般来说，市场规模影响技术选择的核心机制是市场规模通过改变技术生产产品的市场需求来决定选择的技术，因此，GDP总量并不能很好地度量市场规模。部分学者认为应该采用人均GDP衡量市场规模，因为人均GDP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均购买力，从而决定了该地区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实际上人均GDP也有不足，因为人均GDP不能刻画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和收入差距小的地区对同一产品的需求也会存在差异，而且人均GDP也不能对市场总容量进行刻画。因此，结合理论分析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市场规模用GDP、人均工资两个指标衡量。 本文采用的是2006—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人均工资W、GDP、人均公路里程数INF、税收TAX、巴罗教育指数及制造业固定资产存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制造业从业人员数来自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代表变量执法强度来自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实证分析结果出现伪回归，在回归之前先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可以通过单位根，则直接对原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否则，需要将数据进行差分至同阶平稳序列。利用STATA12.0对本文数据进行HT检验和费雪式检验，结果如表1。
表1表示原序列中lntec、lngdp、tax均为非平稳序列，故需一阶差分，表2为一阶差分后的原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原序列一阶差分后，符合平稳性检验。但差分序列会对经济意义产生影响，为了不改变既有经济意义，故协整分析原序列，以判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知，在经验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因此采用原序列进行计量分析。
根据理论部分结果，在技术差距、市场规模达到一定阈值之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的关系存在突变点。因此本文以代表市场规模的人均工资作为门槛变量，利用连玉君的STATA程序对本文数据进行门限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门槛参数如图1：
从表4的计量结来果看，GDP、人均工资、税收、基础设施均显著，且与理论预期一致。技术选择与人力资本正相关，但不显著。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不同时，知识产权对技术选择作用存在差异。在lnw小于9.862时，技术选择与知识产权保护为正相关关系，但是系数较小，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结果一致。本文认为，低人均工资意味經济发展处在较低水平，在此阶段，人力资本存量还不足以主动吸收发达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大多模仿发达国家专利已经过期的产品，故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对技术选择产生影响。但lnw大于9.862时，此时技术选择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负相关关系，系数较大，且显著，符合理论预期。可能原因是人力资本存量已达到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临界点，而这些技术专利尚未过期，知识产权保护了这部分技术，此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会显著缩小企业选择技术的预期市场规模，降低企业技术选择水平。但在本文的实证中，并未出现理论预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意味着中国各省市经济、技术水平尚未突破本文理论部分的临界值。
四、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Acemoglu et al.的技术选择模型，从知识产权影响模仿技术市场规模的角度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技术选择的偏好，主要结论是：
1. 当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一定临界值时，知识产权保护才会在市场规模的约束下影响技术选择。这种影响表现为：当市场规模低于一定临界值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降低技术选择水平。当市场规模高于临界值时，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于一定临界值，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技术选择水平，但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于临界值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技术选择水平。
2. 本文中的各个临界水平并非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随着与国外的技术差距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利率等动态变化的临界值。较小的技术差距、丰富的人力资本存量、良好的制度，不仅会降低知识产权对技术选择作用发生转折所需的市场规模，还会使得只有采用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才可以提高技术选择水平。
3. 当前中国尚不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各省市都应当采取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而应当按照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各行业的技术储备情况，自主调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且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不应当一成不变，而应当随着外在经济、技术的发展而逐步调整。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选：第三卷[M].纪沫，宛圆渊，李鹏飞，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260-381.
[2]刘小鲁.知识产权保护、自主研发比重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J].管理世界，2011（10）：10-19.
[3]LIN J Y，TAN G.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reci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999，89（2）：236-245.
[4]LIN J Y.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2003，51（2）：277-308.
[5]林毅夫，刘明兴，刘培林，等.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算与计量[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2.
[6]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M].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75-422.
[7]MASKUS K E， PENUBARTI M.How trade-related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39（3-4）：227-248.
[8]RAFIQUZZAMAN M.The impact of patent righ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evidence from Canada[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35（2）：307-330. [9]AWOKUSE T O，Hong Y.Does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nduce more bilateral trade？[J].World development，38（8）：1094-1104.
[10]余長林.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的进口贸易增长：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11（6）：11-23.
[11]NURKSE R.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12]COLM G.Discussion of dens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2，52（2）：57-59.
[13]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巴特利特，戈歇尔.跨国管理.赵曙明，主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186-215.
[14]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15]HELPMAN E.Innovation，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Econometria，1993，61（6），1247-1280.
[16]GLASS A J， SAGGI 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6（2）：387-410.
[17]郭春野，庄子银.知识产权保护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激励[J].经济研究，2012（9）：32-45.
[18]GLASS A J， WU X 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quality improve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2（2）：393-415.
[19]ROSENSTEIN RODAN P. How to industrialize an underdeveloped area[M]// Isard W.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1961：205-211.
[20]范红忠.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J].经济研究，2007（3）：33-44.
[21]ACEMOGLU D， ANTRS P， HELPMAN E. Contract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Z].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2005.
[22]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M].冯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3]HARRIS C， VICKERS J. Racing with uncertainty[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7，54（1）：1-21.
[24]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5]陈勇，唐朱昌.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J].经济研究，2006（9）：50-61.
[26]林毅夫，董先安，殷韦.技术选择、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J].财经问题研究，2004（6）：3-10.
[27]王东霞.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就业[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8]李飞跃.技术选择与经济发展[J].世界经济，2012（2）：45-62.
[29]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377-382.
[30]DAVID L C，JAMES R，MARKUSEN et al.Estimating the knowledge-capital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3）：693-708.
[31]EGGER P.How corruption influenc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panel data study[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6，54（2）：459-486.
责任编辑：张 然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siz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nly when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is above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size of the market will affect the preference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This effect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en the market size is below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reduce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when the market size is higher than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a two-way effect on the technology selection level. This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expects to improve the preference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level， and there are constraints on the scale of human capital and market.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provinces and cities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threshold that needs to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arket size； technology selection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规模；技术选择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1-0087-06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提升企业技术能力已成当下焦点。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选择的边界不仅受制于要素价格，而且受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制度性因素的影响[1]。此类选择边界可以理解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构成了技术模仿的专利障碍，降低了技术选择水平[2]。与此同时，我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应该看到，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时，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可能导致企业直接选择发达国家更为先进的技术，从而促进技术的发展。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类：（1）从技术供给视角，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差异。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是决定技术选择的内在因素[3-5]。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只能选择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简单技术，如果背离了现有的要素禀赋去选择较为前沿的技术，选择成本较高，从而导致通过扭曲国内资源的相对价格以支持这种选择的局面。知识产权对技术选择也因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做不同的调整，如果要素禀赋决定了技术选择以模仿为主，则应当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反之亦然。（2）从市场需求视角，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模仿的作用机理。威廉·M.兰德斯等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在于限制模仿产品的销售，即模仿技术的市场需求受到限制[6]。Maskus et al.通过数据实证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发达国家的市场扩张效应非常明显，即减少了发展中国家模仿技术的市场规模[7-10]。Nurkse et al.指出，市场规模影响着技术的可获得利润，从而限制了企业技术选择的范围[11-14]。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影响的研究，学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向：（1）知识产权保护会强化发达国家大公司的垄断力量，从而妨害以模仿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吸收先进技术，最终降低了技术扩散速度。这一过程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發展[15-16]。（2）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创新，知识产权与技术的关系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17]，若要素禀赋决定了该国技术以创新为主，则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选择的技术水平。（3）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交流，从而提高了技术进步速率[18]。
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权衡中获益？中国技术市场规模决定的双重权衡边界在哪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从理论上说明在市场规模的约束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选择的作用机理。同时构建相应数理模型完善这一分析。（2）利用中国2006—2013年各省市数据对文中理论加以实证检验。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差异的理论分析
对不同技术而言，虽然先进技术供给成本较高，但一般而言，先进技术也会带来更高的产出水平[19]。如果市场规模可以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高产出，企业采取更先进技术的前期投入和所面临的风险就可以被分摊[20]，先进技术反而比落后技术的预期收益更大。
（一）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技术选择过程在理论上是一个资本深化的过程，学界并未对如何度量技术选择达成共识。部分学者采取资本产出比衡量技术选择，罗默指出经济增长中资本产出比一般随时间变化较小[24]。陈勇等计算中国1985—2003年的资本产出比得出，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大约围绕3左右变化[25]。资本产出比只是资本生产率的变相表达，在外生技术、要素流动变化不大的情形下，资本产出比基本上不会改变，同时，其变动存在强烈的顺周期性，随经济变化而变化。因此，陈勇等认为对技术选择而言，资本产出比也不能很好地度量该指标。
一般意义上来说，资本深化意味着在生产中提高资本占比，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与劳动比值上升的过程。因此本文采用林毅夫等人的方法，即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26-28]。关于资本存量大都采用张军永续盘存法来估算，g为真实年均增长率，？啄为资本平均折旧率，？啄一般取9.6%。一般用就业人口来表示劳动数量。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一般采用Ginarte et al.提出的度量方法，中国实际情况是，知识产权由国家统一立法，但各地区的执法程度存在差异。因此，一定程度上GP指数、执法措施与权力丧失保护处于“同构”状态[29]，故本文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数采用知识产权执法强度衡量。
David et al.认为市场规模可以利用GDP总量来衡量[30-31]。一般来说，市场规模影响技术选择的核心机制是市场规模通过改变技术生产产品的市场需求来决定选择的技术，因此，GDP总量并不能很好地度量市场规模。部分学者认为应该采用人均GDP衡量市场规模，因为人均GDP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均购买力，从而决定了该地区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实际上人均GDP也有不足，因为人均GDP不能刻画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和收入差距小的地区对同一产品的需求也会存在差异，而且人均GDP也不能对市场总容量进行刻画。因此，结合理论分析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市场规模用GDP、人均工资两个指标衡量。 本文采用的是2006—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人均工资W、GDP、人均公路里程数INF、税收TAX、巴罗教育指数及制造业固定资产存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制造业从业人员数来自于《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知识产权保护指数的代表变量执法强度来自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实证分析结果出现伪回归，在回归之前先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可以通过单位根，则直接对原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否则，需要将数据进行差分至同阶平稳序列。利用STATA12.0对本文数据进行HT检验和费雪式检验，结果如表1。
表1表示原序列中lntec、lngdp、tax均为非平稳序列，故需一阶差分，表2为一阶差分后的原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原序列一阶差分后，符合平稳性检验。但差分序列会对经济意义产生影响，为了不改变既有经济意义，故协整分析原序列，以判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知，在经验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因此采用原序列进行计量分析。
根据理论部分结果，在技术差距、市场规模达到一定阈值之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的关系存在突变点。因此本文以代表市场规模的人均工资作为门槛变量，利用连玉君的STATA程序对本文数据进行门限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门槛参数如图1：
从表4的计量结来果看，GDP、人均工资、税收、基础设施均显著，且与理论预期一致。技术选择与人力资本正相关，但不显著。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不同时，知识产权对技术选择作用存在差异。在lnw小于9.862时，技术选择与知识产权保护为正相关关系，但是系数较小，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结果一致。本文认为，低人均工资意味經济发展处在较低水平，在此阶段，人力资本存量还不足以主动吸收发达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大多模仿发达国家专利已经过期的产品，故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对技术选择产生影响。但lnw大于9.862时，此时技术选择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负相关关系，系数较大，且显著，符合理论预期。可能原因是人力资本存量已达到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临界点，而这些技术专利尚未过期，知识产权保护了这部分技术，此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会显著缩小企业选择技术的预期市场规模，降低企业技术选择水平。但在本文的实证中，并未出现理论预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意味着中国各省市经济、技术水平尚未突破本文理论部分的临界值。
四、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Acemoglu et al.的技术选择模型，从知识产权影响模仿技术市场规模的角度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技术选择的偏好，主要结论是：
1. 当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一定临界值时，知识产权保护才会在市场规模的约束下影响技术选择。这种影响表现为：当市场规模低于一定临界值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降低技术选择水平。当市场规模高于临界值时，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于一定临界值，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降低技术选择水平，但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于临界值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技术选择水平。
2. 本文中的各个临界水平并非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随着与国外的技术差距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利率等动态变化的临界值。较小的技术差距、丰富的人力资本存量、良好的制度，不仅会降低知识产权对技术选择作用发生转折所需的市场规模，还会使得只有采用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才可以提高技术选择水平。
3. 当前中国尚不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各省市都应当采取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而应当按照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各行业的技术储备情况，自主调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且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不应当一成不变，而应当随着外在经济、技术的发展而逐步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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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IN J Y，TAN G.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reci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999，89（2）：236-245.
[4]LIN J Y.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2003，51（2）：277-308.
[5]林毅夫，刘明兴，刘培林，等.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算与计量[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2.
[6]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M].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75-422.
[7]MASKUS K E， PENUBARTI M.How trade-related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39（3-4）：22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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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長林.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的进口贸易增长：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11（6）：11-23.
[11]NURKSE R.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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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ELPMAN E.Innovation，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Econometria，1993，61（6），1247-1280.
[16]GLASS A J， SAGGI 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6（2）：38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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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ROSENSTEIN RODAN P. How to industrialize an underdeveloped area[M]// Isard W.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1961：205-211.
[20]范红忠.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J].经济研究，2007（3）：33-44.
[21]ACEMOGLU D， ANTRS P， HELPMAN E. Contract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Z].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2005.
[22]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M].冯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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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5]陈勇，唐朱昌.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J].经济研究，2006（9）：50-61.
[26]林毅夫，董先安，殷韦.技术选择、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J].财经问题研究，2004（6）：3-10.
[27]王东霞.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就业[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8]李飞跃.技术选择与经济发展[J].世界经济，2012（2）：45-62.
[29]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377-382.
[30]DAVID L C，JAMES R，MARKUSEN et al.Estimating the knowledge-capital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3）：693-708.
[31]EGGER P.How corruption influenc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 panel data study[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6，54（2）：459-486.
责任编辑：张 然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siz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nly when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is above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size of the market will affect the preference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This effect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en the market size is below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reduce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when the market size is higher than a certain critical valu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a two-way effect on the technology selection level. This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expects to improve the preference of technology selection level， and there are constraints on the scale of human capital and market.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provinces and cities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threshold that needs to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arket size； technology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