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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基于碳排放视角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别方法，结合《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对京津冀1996—2015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京、津、冀三省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分别为低碳Ⅳ型、低碳Ⅱ型和高碳Ⅰ型。京津冀地區的经济增长方式先后经历了低碳Ⅲ型、高碳Ⅱ型和低碳Ⅳ型三个阶段；碳排放量增长率随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呈增加趋势，碳生产率贡献率随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呈减少趋势，表明过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要提高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加大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碳排放；碳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1-0004-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化石能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必须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文基于碳排放视角，对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量化分析，并判别其类型，以期为京津冀地区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形成京津冀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助力。
一、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划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其中重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主要划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我们从碳减排和提高碳生产率的视角，依据碳排放量与碳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小，利用二分法比较EC（碳排放贡献率）与EP（碳生产率贡献率）的大小，将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高碳增长和低碳增长两种类型[2]。若ECEP，则经济增长主要源于碳排放量的增加，为高碳增长；若EC=EP，则经济增长由两者同等作用，即经济增长处于高碳增长向低碳增长转变的临界点[2]。
低碳增长按照二氧化碳排放程度逐渐减弱的顺序划分为低碳Ⅰ型、低碳Ⅱ型、低碳Ⅲ型、低碳Ⅳ型，低碳Ⅳ型为最低碳排放类型；将高碳增长按照二氧化碳排放程度逐渐增强的顺序划分为高碳Ⅰ型、高碳Ⅱ型、高碳Ⅲ型、高碳Ⅳ型，高碳Ⅳ型为最高碳排放类型。
以EC为横轴、EP为纵轴建立直角坐标系。碳生产率P=Y/C，经济增长率R=？驻Y/Y，碳生产率增长率RP=？驻P/P，碳排放量增长率RC=？驻C/C，碳生产率贡献率EP=RP/R，碳排放量贡献率EC=RC/R，其中Y为地区生产总值，P为碳生产率，C为碳排放量。因为经济增长率R不同，所以EP+EC+EP×EC×R=1是一条交X轴、Y轴于（1，0）、（0，1）两点且凸向原点的曲线。分别作初始点为原点，斜率为tan15°、tan30°、tan45°、tan60°、tan75°的射线，这5条射线与X轴、Y轴共同将曲线划分为8部分，如图1所示。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可知R≠0，因此不予考虑R=0时的情况。当R≠0时，曲线与X轴的交点，曲线与斜率为tan15°、tan30°、tan45°、tan60°、tan75°的射线的交点，曲线与Y轴的交点，即为高碳Ⅲ型·高碳Ⅳ型、高碳Ⅱ型·高碳Ⅲ型、高碳Ⅰ型·高碳Ⅱ型、高碳Ⅰ型·低碳Ⅰ型、低碳Ⅰ型·低碳Ⅱ型、低碳Ⅱ型·低碳Ⅲ型、低碳Ⅲ型·低碳Ⅳ型的临界点。其临界点表达式可通过联立方程组（1）求得，详细判定区间见表1。
EP+EC+EP×EC×R=1EP=ECtanN，其中N=15°，30°，45°，60°，75°（1）
二、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阶段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处理及测算方法
判别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1995年之前能源数据的统计口径与当前统计口径不一致，并且近年来经济政策与2015年之前相比变化较大，鉴于数据的可比性、科学性等原则，选择近四个“五年计划”即1996—2015年的数据。为了更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实际情况，剔除价格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将当年价的地区生产总值折算为不变价的地区生产总值。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公布碳生产率数据，文中碳生产率的估算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核算方法，碳排放量的估算采用各种能源消费量、折标准煤系数、碳排放系数的乘积之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全面性，确定能源种类为8类：煤炭、焦炭、汽油、煤油、原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3]。折标准煤系数与碳排放系数详见表2。
碳排放量C=（ADi×SFi×EFi），其中ADi表示第i种能源的能源消费量，SFi表示第i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EF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据此，可以求得1996—2015年京津冀的碳排放量。
（二）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1.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判别。依据上述方法，可求出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碳排放量增长率、碳生产率增长率，进一步计算可得碳排放量贡献率、碳生产率贡献率，详见表3。
依据经济增长率可计算出每年各类型经济增长方式判别的临界点，最后根据碳排放量贡献率对比临界值，确定京津冀的经济增长方式（表4）。
1996—2015年，北京市碳排放量贡献率为-3.83%，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Ⅳ型；天津市碳排放量贡献率为34.81%，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Ⅱ型；河北省碳排放量贡献率为56.89%，经济增长方式为高碳Ⅰ型。 2.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分析。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率基本呈现出先上升、中间波动、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北京市年均增长率为10.31%，天津市年均增长率为13.44%，河北省年均增长率为10.60%。从2010年起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速持续减慢。其中，北京市自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降至10%以下，河北省自2012年降至10%以下，天津市2015年开始降至10%以下（2016年和2017年天津市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9%和3.6%）。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均由两位数降至一位数，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碳排放增长率基本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北京市年均增长率为-0.39%，天津市年均增长率为4.68%，河北省年均增长率为6.03%。河北省碳排放增长率最高，天津市次之，这主要是由于河北省和天津市的第二产业对煤炭等高碳排放能源的依赖度较高。
观察图2可得：京津冀三地的碳排放量增长率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且拟合直线斜率大于1。经济增长率增加会带来碳排放量的增长。河北省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增长率增加2.11个百分点；天津市经济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增长率增加1.25个百分点；北京市经济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增长率增加1.70个百分点。其中，在经济增长率超过12.5%时，北京市的碳排放量增长率高于天津市的碳排放量增长率。
观察图3，1996—2015年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2001年），京津冀地区碳生产率贡献率大于碳排放量贡献率，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Ⅲ型。该阶段6年均为低碳增长。其中，北京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0.15%，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49%，增长方式为低碳Ⅲ型；天津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2.92%，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1.41%，增长方式为低碳Ⅱ型；河北省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2.50%，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65%，增长方式为低碳Ⅱ型。该阶段京津冀地区碳排放增长率相对较低，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12%，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由于该阶段的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经济增长为低碳增长。
第二阶段（2002—2011年），京津冀地区碳生产率贡献率整体小于碳排放量贡献率，经济增长方式为高碳Ⅱ型。该阶段有9年为高碳增长，1年为低碳增长。其中，北京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1.88%，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1.37%，增长方式为低碳Ⅲ型；天津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8.41%，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5.83%，增长方式為高碳Ⅰ型；河北省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11.37%，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1.96%，增长方式为高碳Ⅲ型。该阶段京津冀地区碳排放增长率大幅上升，经济增长率也同步上升，河北省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影响最大。该阶段京津冀地区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能源投入量加大导致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度提高。
第三阶段（2012—2015年），京津冀地区碳生产率贡献率大于碳排放量贡献率，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Ⅳ型。该阶段4年均为低碳增长。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方式均为低碳Ⅳ型，但其低碳程度不同。其中，北京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7.12%，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30%，碳排放量贡献率为-97.59%；天津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0.91%，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59%，碳排放量贡献率为-8.63%；河北省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2.15%，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16%，碳排放量贡献率为-30.08%。在该阶段，京津冀地区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三产比重，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方式分别为低碳Ⅳ型、低碳Ⅱ型和高碳Ⅰ型。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6—2001年为第一阶段，2002—2011年为第二阶段，2012—2015年为第三阶段。其中，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经济增长率提高，碳生产率贡献率降低，经济增长方式向粗放型退化。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经济增长率下降，控制在中高速范围内，碳生产率贡献率提高，这时的经济增长向着更绿色、更健康、更低碳的方式转变。可见，一味地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二）建议
要实现节能降耗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就北京市而言，应以协同发展为契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调整以油类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大新能源汽车燃料的研发力度，大力提高天然气消费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调整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合理增加路网密度，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承载力，降低小汽车使用强度，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和理性消费。明确北京市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及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打造以北京为核心的顶级城市群。
2. 天津市与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方式虽同为低碳，但低碳程度不同，天津市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应紧紧围绕“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加速产业结构转型，注重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制造业的领先优势。着重利用其区位优势发展航运物流业。借助北京高校资源发展设计研发领域，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改进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鼓励和促进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改造传统生产能力，以科技创新促进节能降耗。
3. 推动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向绿色低碳方式转变，河北是关键。河北省应调整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主动承接京津优质产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低碳产业。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增加清洁能源消费比重，降低煤炭等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提高生产技术和高效利用技术，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明确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立、2022年冬奥会”三大机遇，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事业，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引进京津优势教育资源，与京津优秀高校展开合作，营造充满创新活力的环境。河北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动能减弱，新动能不强，因此需尽快培育新动能、新产业。通过招才引智发展产业。利用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时机，加大创新投入，实现经济转型。 4. 统筹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实现人才资源、创新成果等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通和京津冀三地优势互补，逐步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北京市应发挥其在服务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带动天津市的产业调整优化并促进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天津市应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实力，为河北省制造业发展提供引导，以其航运物流的区位优势促进京津冀三地的对外贸易发展。河北省应发挥其大省优势，建立科技孵化园，优化高新技术园区布局，提高其对京津创新成果的吸收能力，并且修复好、保护好、建设好生态环境，建立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为京津冀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武义青，韩定海，陈俊先.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别——基于碳减排视角并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1）：23-30.
[3]武义青，陈俊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基于碳排放與碳生产率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2018，32（4）：6-13.
责任编辑：曹华青
Abstract：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1996 to 2015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discrimination method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based on carbon emission perspective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method in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re low carbon type Ⅳ， low carbon type Ⅱ and high carbon type Ⅰ respectively.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low carbon emission type Ⅲ， high carbon emission type Ⅱ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type Ⅳ； the growth rate of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arbon productivit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indicating that excessive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de.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increa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economic growth mode；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productivity
关键词：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碳排放；碳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1-0004-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消耗了大量化石能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必须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文基于碳排放视角，对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量化分析，并判别其类型，以期为京津冀地区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形成京津冀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助力。
一、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划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其中重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主要划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我们从碳减排和提高碳生产率的视角，依据碳排放量与碳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小，利用二分法比较EC（碳排放贡献率）与EP（碳生产率贡献率）的大小，将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高碳增长和低碳增长两种类型[2]。若EC
低碳增长按照二氧化碳排放程度逐渐减弱的顺序划分为低碳Ⅰ型、低碳Ⅱ型、低碳Ⅲ型、低碳Ⅳ型，低碳Ⅳ型为最低碳排放类型；将高碳增长按照二氧化碳排放程度逐渐增强的顺序划分为高碳Ⅰ型、高碳Ⅱ型、高碳Ⅲ型、高碳Ⅳ型，高碳Ⅳ型为最高碳排放类型。
以EC为横轴、EP为纵轴建立直角坐标系。碳生产率P=Y/C，经济增长率R=？驻Y/Y，碳生产率增长率RP=？驻P/P，碳排放量增长率RC=？驻C/C，碳生产率贡献率EP=RP/R，碳排放量贡献率EC=RC/R，其中Y为地区生产总值，P为碳生产率，C为碳排放量。因为经济增长率R不同，所以EP+EC+EP×EC×R=1是一条交X轴、Y轴于（1，0）、（0，1）两点且凸向原点的曲线。分别作初始点为原点，斜率为tan15°、tan30°、tan45°、tan60°、tan75°的射线，这5条射线与X轴、Y轴共同将曲线划分为8部分，如图1所示。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可知R≠0，因此不予考虑R=0时的情况。当R≠0时，曲线与X轴的交点，曲线与斜率为tan15°、tan30°、tan45°、tan60°、tan75°的射线的交点，曲线与Y轴的交点，即为高碳Ⅲ型·高碳Ⅳ型、高碳Ⅱ型·高碳Ⅲ型、高碳Ⅰ型·高碳Ⅱ型、高碳Ⅰ型·低碳Ⅰ型、低碳Ⅰ型·低碳Ⅱ型、低碳Ⅱ型·低碳Ⅲ型、低碳Ⅲ型·低碳Ⅳ型的临界点。其临界点表达式可通过联立方程组（1）求得，详细判定区间见表1。
EP+EC+EP×EC×R=1EP=ECtanN，其中N=15°，30°，45°，60°，75°（1）
二、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阶段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处理及测算方法
判别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1995年之前能源数据的统计口径与当前统计口径不一致，并且近年来经济政策与2015年之前相比变化较大，鉴于数据的可比性、科学性等原则，选择近四个“五年计划”即1996—2015年的数据。为了更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实际情况，剔除价格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将当年价的地区生产总值折算为不变价的地区生产总值。由于我国没有直接公布碳生产率数据，文中碳生产率的估算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核算方法，碳排放量的估算采用各种能源消费量、折标准煤系数、碳排放系数的乘积之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全面性，确定能源种类为8类：煤炭、焦炭、汽油、煤油、原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3]。折标准煤系数与碳排放系数详见表2。
碳排放量C=（ADi×SFi×EFi），其中ADi表示第i种能源的能源消费量，SFi表示第i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EF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据此，可以求得1996—2015年京津冀的碳排放量。
（二）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分析
1.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判别。依据上述方法，可求出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碳排放量增长率、碳生产率增长率，进一步计算可得碳排放量贡献率、碳生产率贡献率，详见表3。
依据经济增长率可计算出每年各类型经济增长方式判别的临界点，最后根据碳排放量贡献率对比临界值，确定京津冀的经济增长方式（表4）。
1996—2015年，北京市碳排放量贡献率为-3.83%，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Ⅳ型；天津市碳排放量贡献率为34.81%，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Ⅱ型；河北省碳排放量贡献率为56.89%，经济增长方式为高碳Ⅰ型。 2.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分析。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率基本呈现出先上升、中间波动、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北京市年均增长率为10.31%，天津市年均增长率为13.44%，河北省年均增长率为10.60%。从2010年起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速持续减慢。其中，北京市自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降至10%以下，河北省自2012年降至10%以下，天津市2015年开始降至10%以下（2016年和2017年天津市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9%和3.6%）。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均由两位数降至一位数，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碳排放增长率基本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北京市年均增长率为-0.39%，天津市年均增长率为4.68%，河北省年均增长率为6.03%。河北省碳排放增长率最高，天津市次之，这主要是由于河北省和天津市的第二产业对煤炭等高碳排放能源的依赖度较高。
观察图2可得：京津冀三地的碳排放量增长率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且拟合直线斜率大于1。经济增长率增加会带来碳排放量的增长。河北省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增长率增加2.11个百分点；天津市经济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增长率增加1.25个百分点；北京市经济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增长率增加1.70个百分点。其中，在经济增长率超过12.5%时，北京市的碳排放量增长率高于天津市的碳排放量增长率。
观察图3，1996—2015年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2001年），京津冀地区碳生产率贡献率大于碳排放量贡献率，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Ⅲ型。该阶段6年均为低碳增长。其中，北京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0.15%，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49%，增长方式为低碳Ⅲ型；天津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2.92%，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1.41%，增长方式为低碳Ⅱ型；河北省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2.50%，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65%，增长方式为低碳Ⅱ型。该阶段京津冀地区碳排放增长率相对较低，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12%，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由于该阶段的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经济增长为低碳增长。
第二阶段（2002—2011年），京津冀地区碳生产率贡献率整体小于碳排放量贡献率，经济增长方式为高碳Ⅱ型。该阶段有9年为高碳增长，1年为低碳增长。其中，北京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1.88%，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1.37%，增长方式为低碳Ⅲ型；天津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8.41%，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5.83%，增长方式為高碳Ⅰ型；河北省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11.37%，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1.96%，增长方式为高碳Ⅲ型。该阶段京津冀地区碳排放增长率大幅上升，经济增长率也同步上升，河北省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影响最大。该阶段京津冀地区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能源投入量加大导致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度提高。
第三阶段（2012—2015年），京津冀地区碳生产率贡献率大于碳排放量贡献率，经济增长方式为低碳Ⅳ型。该阶段4年均为低碳增长。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方式均为低碳Ⅳ型，但其低碳程度不同。其中，北京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7.12%，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30%，碳排放量贡献率为-97.59%；天津市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0.91%，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59%，碳排放量贡献率为-8.63%；河北省碳排放量平均增长率为-2.15%，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16%，碳排放量贡献率为-30.08%。在该阶段，京津冀地区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三产比重，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1996—2015年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方式分别为低碳Ⅳ型、低碳Ⅱ型和高碳Ⅰ型。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6—2001年为第一阶段，2002—2011年为第二阶段，2012—2015年为第三阶段。其中，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经济增长率提高，碳生产率贡献率降低，经济增长方式向粗放型退化。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经济增长率下降，控制在中高速范围内，碳生产率贡献率提高，这时的经济增长向着更绿色、更健康、更低碳的方式转变。可见，一味地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二）建议
要实现节能降耗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就北京市而言，应以协同发展为契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调整以油类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大新能源汽车燃料的研发力度，大力提高天然气消费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调整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合理增加路网密度，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承载力，降低小汽车使用强度，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和理性消费。明确北京市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及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打造以北京为核心的顶级城市群。
2. 天津市与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方式虽同为低碳，但低碳程度不同，天津市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应紧紧围绕“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加速产业结构转型，注重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制造业的领先优势。着重利用其区位优势发展航运物流业。借助北京高校资源发展设计研发领域，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改进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鼓励和促进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改造传统生产能力，以科技创新促进节能降耗。
3. 推动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向绿色低碳方式转变，河北是关键。河北省应调整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主动承接京津优质产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低碳产业。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增加清洁能源消费比重，降低煤炭等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提高生产技术和高效利用技术，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明确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立、2022年冬奥会”三大机遇，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事业，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引进京津优势教育资源，与京津优秀高校展开合作，营造充满创新活力的环境。河北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动能减弱，新动能不强，因此需尽快培育新动能、新产业。通过招才引智发展产业。利用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时机，加大创新投入，实现经济转型。 4. 统筹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实现人才资源、创新成果等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通和京津冀三地优势互补，逐步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北京市应发挥其在服务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带动天津市的产业调整优化并促进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天津市应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实力，为河北省制造业发展提供引导，以其航运物流的区位优势促进京津冀三地的对外贸易发展。河北省应发挥其大省优势，建立科技孵化园，优化高新技术园区布局，提高其对京津创新成果的吸收能力，并且修复好、保护好、建设好生态环境，建立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为京津冀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武义青，韩定海，陈俊先.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别——基于碳减排视角并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1）：23-30.
[3]武义青，陈俊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基于碳排放與碳生产率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2018，32（4）：6-13.
责任编辑：曹华青
Abstract：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1996 to 2015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discrimination method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based on carbon emission perspective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method in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re low carbon type Ⅳ， low carbon type Ⅱ and high carbon type Ⅰ respectively.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low carbon emission type Ⅲ， high carbon emission type Ⅱ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type Ⅳ； the growth rate of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arbon productivit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indicating that excessive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de.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increa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economic growth mode；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produ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