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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文化在一国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奈的眼光聚焦于现代世界，当然，文化在国家力量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自现代世界而始。综观世界历史上大国兴起、兴盛和衰落的历史，文化所起的作用，如草蛇灰线，虽然若隐若现，却始终有迹可寻。
历史上强大而持久的
国家都有其文化支撑
一国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以致打破原有国际格局的平衡，若不是基于武力征服，就是基于国内综合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要素力量的长期增长和积累，使得该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影响力。
在这两种途径中，基于武力的征服而来的崛起，往往很快也会随着武力的失利（有时仅仅是征服者的过世）而消逝，远者如马其顿王国、帖木儿帝国，近者如德意志第三帝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在经历武力征服后安定下来，如中国历史上的西汉与清朝。对儒学的尊崇和推行，给地域广袤的西汉王朝提供了文化向心力和合法性；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在提供同样的文化向心力的同时，也为作为外族的清王朝提供了其可被接受的理由。反之，秦帝国与元帝国历时甚短，正是因为它们缺乏统一的文化这一对内联结各民族、各地区必要的有机纽带。又如，公元9世纪，欧洲的法兰克王国分裂为“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其中“西法兰克王国”先行巩固了自己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很快完成统一，登上世界舞台，它就是后来的法国。而“东法兰克王国”倚重军事武力，却造成地方割据，它就是后来长期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般而言，大国所拥有的“大”的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包含不同气候、地貌、物质生产条件、民情风俗的地区，要把这些地区的人民长久地联结在一起，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不可或缺的。
而基于国内综合实力而获得的崛起，则多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文化特性相关，为这些国家或民族文化特性所驱动。近代荷兰联省共和国以其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追求而崛起，以偏安一隅的地理小国而成为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的首任金融中心；同样注重个人自由权，并强调财产权的英国，在对财产权利的争取中创建了君主共和政体，并发展出最早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知识产权专利等制度、为之保驾护航的经济思想体系《国富论》等，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以工业和商业的飞速发展为基础，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力量，成为“日不落帝国”；18世纪与英国并驾齐驱的法国，则受益于世俗主义的影响，这一主义将国家利益放在对罗马的宗教服从之上，在这一理念影响下，法国不仅不愿为维护天主教的至尊地位损害其国家利益，还为巩固国家利益而与异教的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签订后的二百年间，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崛起的美国，是得益于在从英国继承的自由主义的血统之上，又改进了其财产观，并增加了平等主义的内容。[1]这种文化让美国建立起相应的重视个人参与权的政治制度，注重发挥个人创造力、为个体就业偏好及创业精神提供充分舞台的经济制度，以及便于为以上政治和经济制度培育合格公民的普及教育制度，这些制度较充分发挥了社会个体的潜力，从而不断推动美国的实力增长和积累。
从以上例子中可见，每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支撑。在以武力崛起的大国中，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是先导性的，文化的力量则是支撑性的、维护性的。在以综合实力崛起的大国中，文化的力量既是先导性的，支撑性的，又是维护性的。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文化，能够支撑和维护一个大国的崛起呢？
支撑大国崛起的
优势文化的特性
文化的外延相当广泛，但其中的各个部分对于大国的成长和国家特性的形塑所起的作用是大相径庭的。其中文学、艺术的方面，影响民族精神；饮食、器物的方面，构成民族风貌；语言、文字的方面，构筑民族认同。不能完全否认文化的以上方面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然而历史常常表明，它们所起的作用并非先导性的，相反，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能被接受和认同，是因为这个国家（民族）的综合实力处于强势地位。
综观近代崛起的大国，可以发现，它们所凭籍的优势文化，常常表现为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2]，而这些政治观念、意识形态通常具有以下特性：
首先，这种观念必然有利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是对原有观念的反叛或改进，代表着人类社会当时新的发展方向。如荷兰崛起所凭籍的倡导个人信仰自由、民族自决、共和政治的文化，相对于原有的宗教强迫、王朝统治；英国崛起所凭籍的市场经济相对于原有的行会制度；法国崛起所凭籍的世俗主义相对于原有的神权政治；美国崛起所凭籍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相对于原有的家父长制、等级制。在这里，英美两国的对比颇为耐人寻味。同样是自由主义文化，英国走的是精英路线，美国走的是平民路线，美国发展的后劲就要比英国持久得多。比如说，在汽车工业上，英国人偏重于为富人制造昂贵、个性化的大轿车，而美国人发明了统一型号，成本低廉的大众化的小汽车，结果是，到距离第一辆真正的汽车面世不到30年的1913年，英国的汽车工业已经被美国远远甩在身后，其最大的汽车厂家的年产量还不到福特年产量的8%。[3]汽车产业下一个阶段的辉煌是由日本人创造的，其原因是日本人发明了尊重平民客户意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精益生产方式。
一言以蔽之，以民为本、注重公民个人发展权利和人生幸福的文化，一方面以释放人的潜力推动国力的上升，另一方面以满足人的欲望而增强其本身的吸引力，容易获得认同，从而真正成为联结一个大国内部团结的共同信念。同时，具有此类特性的文化也最容易成为他人的模仿对象，无形中提高民族（国家）的软实力。
其次，这种观念必须具备与其他民族的兼容性，能够为其他民族（国家）所接受。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获得认同和尊重的必要条件。德国和日本文化中的勤奋、严谨、协作精神为其国力的强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它们即使曾经做过综合国力上的世界大国，也从未成为过软实力上的世界大国。究其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德意志民族一直强调其历史文化的优越性。从来不把他们的命运和原则与西方世界相融合”， [4]可谓一语中的。关于日本，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也曾评价：“日本人的长处和短处二者皆在于他们的民族特殊感和优越感。这一点促使他们出色工作，但也使得他们难以与别人平等共事。”[5] 反之，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不同肤色、语言、信仰的文化则较容易获得共鸣。18世纪法国人的世界主义主张令他们的文化风行欧洲。但是，后来当拿破仑高高在上地指使欧洲各国时，各国民众开始反对法国霸权。19世纪的美国完成了从白人平等到人人平等的演变，其政治信念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更为一致的逻辑，也获得了国外更多的认同。内战后，大量南欧和东欧的异族人士移民美国，构成了美国的第二次移民浪潮。遗憾的是，二战后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变得骄傲自负，以先进文化的代言人与普世文明的推广者自居，渐渐丧失了其对其他文明的平等态度，在世界多地引起“反美情绪”，其经历值得引以为戒。
其三，支撑大国崛起的文化必须是稳健而开放的，既能保持自身的优良传统，又能有效整合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拥有自信的文化是稳健的，不会因觉察到自身的缺陷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引发激进的变革，而只会以扬弃的态度，保留精华而剔除糟粕，同时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其他文明的优良基因。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鲜明地展示了渐进变革与激进变革的对比：英美两国的革命保留了不少原有的文化基因，其表现形式较为温和，结果也较为圆满；而法国的革命试图扫荡一切，其表现形式是惨烈的，结果却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拥有自信的文化是开放的。一个能够茁壮成长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近代英国的崛起，是因为它最善于学习荷兰人的金融、贸易和航运，然后结合本国的文化基因，创立了自由贸易理论。近代日本的崛起同样受益于“荷学”的引入。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国家的美国，尽管对其政治观念相当自负，但在具体的制度和执行方面，在改进政府绩效方面，仍然是谦虚的、开放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美国很多学者撰文赞赏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以此作为对本国政府改进工作的建议和要求。一种强势文化衰落的最大风险来自自以为是和固步自封。就如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自我定义最终导致了其落后挨打的命运，而大英帝国的衰落也正是由于这个曾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在探索新领域和新方式方面动作迟迟”，从而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的警惕是值得学习的。美国的学者总在警告美国人自负的危害。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上下尽情享受繁荣的1998年提醒美国人：“骄傲是衰退的先兆。”塞缪尔·亨廷顿更直言：“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6]
也谈“中国梦”的文化支撑
“中国梦”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构成，其最核心的内涵则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民族复兴”的承载者。
“民族复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它是相对于历史中的中华民族而言的，“复兴”的“复”，就是说，要恢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其次，它是相对于世界中的中华民族而言的。在文明的诸方面，现在的中国无疑比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进步，繁荣，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复兴”？显然，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现在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地位，比不上她曾经拥有过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物质生产力迅猛增长，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持续上升，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五大洲均建立了紧密的跨国跨地区的经贸关系。根据各国际经济机构、各国权威智囊机构的预测，早则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晚则在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中美共治”呼声。
然而，中国真的拥有了数一数二的全球影响力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虽然已经成了经济上的世界大国，但精神上、文化上的地位，以及政治制度、价值理念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不被接受，甚至经常遭人误解。中国奥运圣火传递在欧洲遭遇的阻碍，达赖在西方受到的礼遇等等，一直在提醒国人：全球化能够令一个经济大国获得世界对它依赖，却不能令它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的硬实力虽然上去了，软实力建设却依然落在后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要获得认可，必然不是仅仅源于其物质的力量，而一定要包含上层建筑、文化艺术、哲学伦理、精神风貌等人文层面的内容。当中华儿女遥想汉唐盛世，他们引以为豪的，也不仅仅是版图的宏大，物质的丰盈，更多的时候，他们怀想的是孔孟老庄的百花齐放，唐诗汉赋的异彩纷呈，以及它们所展现的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海纳百川的风华气度，还有它们因此而来的跨越民族的吸引力。
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事实是，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但中国对世界仍然是缺乏吸引力的。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提起中国时，他们最普遍的印象是，这是一家新兴的“世界工厂”。刚刚故去的撒切尔夫人曾这样安抚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她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今天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7]
撒切尔夫人的这句话足以刺痛所有中国人，因为她所指出的未尝不是事实，而中国希望呈现给世界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更是一个作为文明国度的中国。中国希望自己不仅仅在经济意义上被依赖，更希望自己在文化上被接受，被认可，在世界这个多民族的舞台中，闪耀独特的魅力，获得其他民族由衷的喜爱和尊重。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中国复兴梦并非“领袖世界梦”，更非“军事超霸梦”，而是“文化复兴梦”。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显然也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正在持续地推动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2004年以来，中国已经在全球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分布在近100个国家。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列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并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向。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表明中共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在要向世界输出思想观念，要以中国的实践为样本，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 根据上文对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文化支撑的梳理，在这个构建过程中，以下两个方面是值得着重对待的：
其一，注重建设有利于公民自由发展的政治文化。“人民幸福”由每一个个体中国人的幸福而构成。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较强的集体主义传统，这是其优势，但要避免集体主义话语过于强大，要使集体主义话语与公民权利话语相平衡。
其二，在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应当注重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一方面是一种谦虚和开放的态度，是真正自信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塑造对外有吸引力、有亲和力的文化，防止把自己与世界对立起来。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美国《独立宣言》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取代洛克《政府论》中关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经典表述，可以视作这一改进的表现。在美国国父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看来，私有财产的目的是使每个人有基本经济保障，从而能够不依附与他人，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既然私有财产的设置是为了保证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它就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也即它既为一个平等参与的良序社会而设立，也在必要时可为社会而牺牲。参见：崔之元.财产权与宪法之关系的比较研究[J]. 读书，2003，4.平等主义的内容为美国政治哲学所首倡，至今仍为美国政治理念之核心内容，如今年初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即围绕平等这一理念而展开。美国立国理念的践行并非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内战的痛苦折磨，时至今日种族歧视亦未绝迹，但这一理念毕竟帮助美国消除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并帮助美国有色人种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一步步争取权益。
[2] 文明的冲突论者亨廷顿将宗教作为划分文明最基本的依据，并否认意识形态在维系国家向心力中的作用，认为以政治信条来作为自我界定的社会将会是脆弱的。（参见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353-354.）然而，至今意识形态仍然是构建认同的决定因素。被亨廷顿引为失败案例的苏联，其失败并非源于亨氏所认为的以意识形态作为认同的基础，而是其意识形态本身脱离了公众的利益，失去了公众的认可。
[3] 兰德斯. 国富国穷[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503.
[4] 转引自姚有志，阎启英. 大国雄魂： 世界大国的战略文化[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1.
[5] 兰德斯. 国富国穷[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525.
[6]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347.
[7] Margaret Thatcher. Statecraft ：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M]. Harper Perennial， 2003：178-179.
历史上强大而持久的
国家都有其文化支撑
一国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以致打破原有国际格局的平衡，若不是基于武力征服，就是基于国内综合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要素力量的长期增长和积累，使得该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影响力。
在这两种途径中，基于武力的征服而来的崛起，往往很快也会随着武力的失利（有时仅仅是征服者的过世）而消逝，远者如马其顿王国、帖木儿帝国，近者如德意志第三帝国。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在经历武力征服后安定下来，如中国历史上的西汉与清朝。对儒学的尊崇和推行，给地域广袤的西汉王朝提供了文化向心力和合法性；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在提供同样的文化向心力的同时，也为作为外族的清王朝提供了其可被接受的理由。反之，秦帝国与元帝国历时甚短，正是因为它们缺乏统一的文化这一对内联结各民族、各地区必要的有机纽带。又如，公元9世纪，欧洲的法兰克王国分裂为“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其中“西法兰克王国”先行巩固了自己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很快完成统一，登上世界舞台，它就是后来的法国。而“东法兰克王国”倚重军事武力，却造成地方割据，它就是后来长期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般而言，大国所拥有的“大”的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包含不同气候、地貌、物质生产条件、民情风俗的地区，要把这些地区的人民长久地联结在一起，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不可或缺的。
而基于国内综合实力而获得的崛起，则多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文化特性相关，为这些国家或民族文化特性所驱动。近代荷兰联省共和国以其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追求而崛起，以偏安一隅的地理小国而成为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的首任金融中心；同样注重个人自由权，并强调财产权的英国，在对财产权利的争取中创建了君主共和政体，并发展出最早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知识产权专利等制度、为之保驾护航的经济思想体系《国富论》等，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以工业和商业的飞速发展为基础，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力量，成为“日不落帝国”；18世纪与英国并驾齐驱的法国，则受益于世俗主义的影响，这一主义将国家利益放在对罗马的宗教服从之上，在这一理念影响下，法国不仅不愿为维护天主教的至尊地位损害其国家利益，还为巩固国家利益而与异教的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签订后的二百年间，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崛起的美国，是得益于在从英国继承的自由主义的血统之上，又改进了其财产观，并增加了平等主义的内容。[1]这种文化让美国建立起相应的重视个人参与权的政治制度，注重发挥个人创造力、为个体就业偏好及创业精神提供充分舞台的经济制度，以及便于为以上政治和经济制度培育合格公民的普及教育制度，这些制度较充分发挥了社会个体的潜力，从而不断推动美国的实力增长和积累。
从以上例子中可见，每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支撑。在以武力崛起的大国中，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是先导性的，文化的力量则是支撑性的、维护性的。在以综合实力崛起的大国中，文化的力量既是先导性的，支撑性的，又是维护性的。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文化，能够支撑和维护一个大国的崛起呢？
支撑大国崛起的
优势文化的特性
文化的外延相当广泛，但其中的各个部分对于大国的成长和国家特性的形塑所起的作用是大相径庭的。其中文学、艺术的方面，影响民族精神；饮食、器物的方面，构成民族风貌；语言、文字的方面，构筑民族认同。不能完全否认文化的以上方面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然而历史常常表明，它们所起的作用并非先导性的，相反，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能被接受和认同，是因为这个国家（民族）的综合实力处于强势地位。
综观近代崛起的大国，可以发现，它们所凭籍的优势文化，常常表现为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2]，而这些政治观念、意识形态通常具有以下特性：
首先，这种观念必然有利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是对原有观念的反叛或改进，代表着人类社会当时新的发展方向。如荷兰崛起所凭籍的倡导个人信仰自由、民族自决、共和政治的文化，相对于原有的宗教强迫、王朝统治；英国崛起所凭籍的市场经济相对于原有的行会制度；法国崛起所凭籍的世俗主义相对于原有的神权政治；美国崛起所凭籍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相对于原有的家父长制、等级制。在这里，英美两国的对比颇为耐人寻味。同样是自由主义文化，英国走的是精英路线，美国走的是平民路线，美国发展的后劲就要比英国持久得多。比如说，在汽车工业上，英国人偏重于为富人制造昂贵、个性化的大轿车，而美国人发明了统一型号，成本低廉的大众化的小汽车，结果是，到距离第一辆真正的汽车面世不到30年的1913年，英国的汽车工业已经被美国远远甩在身后，其最大的汽车厂家的年产量还不到福特年产量的8%。[3]汽车产业下一个阶段的辉煌是由日本人创造的，其原因是日本人发明了尊重平民客户意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精益生产方式。
一言以蔽之，以民为本、注重公民个人发展权利和人生幸福的文化，一方面以释放人的潜力推动国力的上升，另一方面以满足人的欲望而增强其本身的吸引力，容易获得认同，从而真正成为联结一个大国内部团结的共同信念。同时，具有此类特性的文化也最容易成为他人的模仿对象，无形中提高民族（国家）的软实力。
其次，这种观念必须具备与其他民族的兼容性，能够为其他民族（国家）所接受。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获得认同和尊重的必要条件。德国和日本文化中的勤奋、严谨、协作精神为其国力的强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它们即使曾经做过综合国力上的世界大国，也从未成为过软实力上的世界大国。究其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德意志民族一直强调其历史文化的优越性。从来不把他们的命运和原则与西方世界相融合”， [4]可谓一语中的。关于日本，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也曾评价：“日本人的长处和短处二者皆在于他们的民族特殊感和优越感。这一点促使他们出色工作，但也使得他们难以与别人平等共事。”[5] 反之，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不同肤色、语言、信仰的文化则较容易获得共鸣。18世纪法国人的世界主义主张令他们的文化风行欧洲。但是，后来当拿破仑高高在上地指使欧洲各国时，各国民众开始反对法国霸权。19世纪的美国完成了从白人平等到人人平等的演变，其政治信念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更为一致的逻辑，也获得了国外更多的认同。内战后，大量南欧和东欧的异族人士移民美国，构成了美国的第二次移民浪潮。遗憾的是，二战后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变得骄傲自负，以先进文化的代言人与普世文明的推广者自居，渐渐丧失了其对其他文明的平等态度，在世界多地引起“反美情绪”，其经历值得引以为戒。
其三，支撑大国崛起的文化必须是稳健而开放的，既能保持自身的优良传统，又能有效整合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拥有自信的文化是稳健的，不会因觉察到自身的缺陷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引发激进的变革，而只会以扬弃的态度，保留精华而剔除糟粕，同时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其他文明的优良基因。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鲜明地展示了渐进变革与激进变革的对比：英美两国的革命保留了不少原有的文化基因，其表现形式较为温和，结果也较为圆满；而法国的革命试图扫荡一切，其表现形式是惨烈的，结果却以拿破仑称帝而告终。拥有自信的文化是开放的。一个能够茁壮成长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近代英国的崛起，是因为它最善于学习荷兰人的金融、贸易和航运，然后结合本国的文化基因，创立了自由贸易理论。近代日本的崛起同样受益于“荷学”的引入。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国家的美国，尽管对其政治观念相当自负，但在具体的制度和执行方面，在改进政府绩效方面，仍然是谦虚的、开放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美国很多学者撰文赞赏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以此作为对本国政府改进工作的建议和要求。一种强势文化衰落的最大风险来自自以为是和固步自封。就如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自我定义最终导致了其落后挨打的命运，而大英帝国的衰落也正是由于这个曾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在探索新领域和新方式方面动作迟迟”，从而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的警惕是值得学习的。美国的学者总在警告美国人自负的危害。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上下尽情享受繁荣的1998年提醒美国人：“骄傲是衰退的先兆。”塞缪尔·亨廷顿更直言：“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6]
也谈“中国梦”的文化支撑
“中国梦”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构成，其最核心的内涵则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民族复兴”的承载者。
“民族复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它是相对于历史中的中华民族而言的，“复兴”的“复”，就是说，要恢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其次，它是相对于世界中的中华民族而言的。在文明的诸方面，现在的中国无疑比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进步，繁荣，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复兴”？显然，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现在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地位，比不上她曾经拥有过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物质生产力迅猛增长，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持续上升，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五大洲均建立了紧密的跨国跨地区的经贸关系。根据各国际经济机构、各国权威智囊机构的预测，早则在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晚则在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中美共治”呼声。
然而，中国真的拥有了数一数二的全球影响力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虽然已经成了经济上的世界大国，但精神上、文化上的地位，以及政治制度、价值理念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不被接受，甚至经常遭人误解。中国奥运圣火传递在欧洲遭遇的阻碍，达赖在西方受到的礼遇等等，一直在提醒国人：全球化能够令一个经济大国获得世界对它依赖，却不能令它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的硬实力虽然上去了，软实力建设却依然落在后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要获得认可，必然不是仅仅源于其物质的力量，而一定要包含上层建筑、文化艺术、哲学伦理、精神风貌等人文层面的内容。当中华儿女遥想汉唐盛世，他们引以为豪的，也不仅仅是版图的宏大，物质的丰盈，更多的时候，他们怀想的是孔孟老庄的百花齐放，唐诗汉赋的异彩纷呈，以及它们所展现的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海纳百川的风华气度，还有它们因此而来的跨越民族的吸引力。
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事实是，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但中国对世界仍然是缺乏吸引力的。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提起中国时，他们最普遍的印象是，这是一家新兴的“世界工厂”。刚刚故去的撒切尔夫人曾这样安抚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她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今天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7]
撒切尔夫人的这句话足以刺痛所有中国人，因为她所指出的未尝不是事实，而中国希望呈现给世界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更是一个作为文明国度的中国。中国希望自己不仅仅在经济意义上被依赖，更希望自己在文化上被接受，被认可，在世界这个多民族的舞台中，闪耀独特的魅力，获得其他民族由衷的喜爱和尊重。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中国复兴梦并非“领袖世界梦”，更非“军事超霸梦”，而是“文化复兴梦”。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显然也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正在持续地推动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2004年以来，中国已经在全球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分布在近100个国家。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列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并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向。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写进党的纲领性文件，表明中共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在要向世界输出思想观念，要以中国的实践为样本，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 根据上文对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文化支撑的梳理，在这个构建过程中，以下两个方面是值得着重对待的：
其一，注重建设有利于公民自由发展的政治文化。“人民幸福”由每一个个体中国人的幸福而构成。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较强的集体主义传统，这是其优势，但要避免集体主义话语过于强大，要使集体主义话语与公民权利话语相平衡。
其二，在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同时，应当注重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一方面是一种谦虚和开放的态度，是真正自信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塑造对外有吸引力、有亲和力的文化，防止把自己与世界对立起来。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美国《独立宣言》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取代洛克《政府论》中关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经典表述，可以视作这一改进的表现。在美国国父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看来，私有财产的目的是使每个人有基本经济保障，从而能够不依附与他人，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既然私有财产的设置是为了保证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它就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也即它既为一个平等参与的良序社会而设立，也在必要时可为社会而牺牲。参见：崔之元.财产权与宪法之关系的比较研究[J]. 读书，2003，4.平等主义的内容为美国政治哲学所首倡，至今仍为美国政治理念之核心内容，如今年初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即围绕平等这一理念而展开。美国立国理念的践行并非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内战的痛苦折磨，时至今日种族歧视亦未绝迹，但这一理念毕竟帮助美国消除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并帮助美国有色人种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一步步争取权益。
[2] 文明的冲突论者亨廷顿将宗教作为划分文明最基本的依据，并否认意识形态在维系国家向心力中的作用，认为以政治信条来作为自我界定的社会将会是脆弱的。（参见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353-354.）然而，至今意识形态仍然是构建认同的决定因素。被亨廷顿引为失败案例的苏联，其失败并非源于亨氏所认为的以意识形态作为认同的基础，而是其意识形态本身脱离了公众的利益，失去了公众的认可。
[3] 兰德斯. 国富国穷[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503.
[4] 转引自姚有志，阎启英. 大国雄魂： 世界大国的战略文化[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1.
[5] 兰德斯. 国富国穷[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525.
[6]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347.
[7] Margaret Thatcher. Statecraft ：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M]. Harper Perennial， 2003：17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