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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是发轫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的千年古老乐种，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活化石”。伴随先辈远涉重洋，南音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生发及交流的重要载体。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规模移民海外，南音在中国台湾地区及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得更加广泛。当前，我国正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战略，其中南线战略路线中含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大部分沿线国家。在此背景下，南音在当下以前所未有的势态伴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并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本文正是从此目的出发，研究南音传播及传承问题，以期对南音未来产生积极意义。
音乐学界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区域音乐文化传承切入①，1983年，林凌风曾关注“南音”的东南亚传播②，此后罗天全等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南音海外传播③，而最重要之研究当属王州教授的《泉州南音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的国际传播样式探究》④，该文从乐社、对象和活动等方面阐发了南音“扎根式传播”和“流动式传播”两种国际传播样式。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南音活态传播传承特征
不同的人文环境、地域文化和民俗传统造就了不同的音乐文化，南音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期流传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青年学者王州从传播影响和传播者接收的程度及持久性着眼，将泉州南音在“一带一路”的音乐传播分为两种形式：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为“扎根式传播”，在欧洲国家的传播为“流动式传播”。⑤该研究为我们考察南音海外传播方式提供了依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同时认为可以进一步阐发构成（支撑）“扎根式传播”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对南音海外传播的活态传承特征进行分析，从包含弦友活态传承的个体维护、海内外南音文化识别的群体维护和南音文化认同的国家在场等三个要素来理解。
（一）个体维护
古老南音活态传承主要是通过家传式、师徒式或生活式（如郎君祭、拜馆等活动），口传心授的传统传承模式是南音赖以存衍千百年之根基，也是南音之“母”。后来，馆阁式的“言传身教”巧妙地创造了“拜馆”传承的形式，在馆与馆之间进行弦友技艺交流和人文交往。
在“一带一路”通道中，福建向东南亚等国的移民主要以劳工为主，这是南音东南亚传播的主要渠道。劳工们以苦力谋生之余吹起洞箫弹起南琶，疏解苦闷思乡的情绪。弦友们自觉地传承南音，并在自己日常生活实践中维护和坚守，为东南亚南音社团建立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二）群体维护
音乐行为多以显性状态揭示处于隐形状态的文化，或者说，文化隐藏在音乐行为的具象之下。人们通过音乐行为所呈现的文化身份的识别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身份的象征，对不同族群音乐进行文化的识别。南音人之“拜馆”最先发生在两馆之间，后增至三、四馆或多馆共同“拜馆”的格局，经过多年衍变后发展为海外地區性参与的“拜馆”——“南音国际大会唱（奏）”，它以不变应万变，呈现了不同国家、地区南音弦友无须排练、百人合乐、一合即成的壮观场面。
群体“拜馆”大会唱是南音传衍最为独特的音乐行为和文化身份识别方式，是南音人群体维护民间古老乐种之壮举，也是南音活态传承又一新的大型载体。而此举措之先行者之一为新加坡的“湘灵音乐社”， 倡办了首届“亚细亚（东南亚）南乐大会奏”活动，开创了多国南音大会唱的先例，推动了亚州地区的南音交流。这一群体活动无疑对各个国家或地区南音社团华人间技艺切磋、精神交往、人文交流以及南音内化和外传的传播模式发挥重要的影响，体现了群体维护的价值和作用。
（三）国家在场
作为海内外闽南族群重要的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南音无疑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闽南社会的重要渠道。国家政府机构对南音民间活动给予财力支持和政策性的引导，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南音文化认同的空间。这种国家在场对群体文化认同的规范与作用，为其在传统与现代的阐释中提供新的传承模式。解放后，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获福建省文化厅批准的“泉州民间乐团”于1960年成立，后更名为“泉州南音乐团”“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为南音在海内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撑。
南音社团组织是南音传承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海外南音弦友返乡进行南音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家在场的影响下，仅以南音发祥地泉州为例，据2006年《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⑥刊载，全市11个县、区、市共有南音社团230个，成员7425人，可见南音城乡社团馆阁为数甚众。
二、南音“一带一路”传播传承实践
南音国际传播有本土和海外两个传播源，已具有良好的传承载体与方法。目前，南音传播的主体本源地区为了继承和发扬南音文化，进行了诸多实践：
（一）建立南音记录机制
在新的发展机遇中，南音传播的空间性和社会性发生了变化，形成海内外南音多元拓展传播空间。泉州市人民政府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申报和承诺保护的责任单位，通过专项经费对南音实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持续推进“泉州南音记录工程”⑦，该工程对南音曲目和南音文献进行分批分期系统化录制，其中征集、采录的音像与文献素材都需要进行数字化处理，以资源共享的方式向海内外的南音弦友、爱好者与研究者开放，以科技推进南音的传播传承。
（二）建构南音学术体系
泉州市文化部门、教学科研机构、闽南文化学者、南音专家致力于对南音传统文献、传统乐谱等方面的梳理、研发及整合出版，这些相关成果成为南音活态传承的重要内容，亦是南音传承创新深化活力之一，学术力量已成为南音国际传播的重要推动力。
而在对当下大量南音学术成果的梳理中，发现南音研究存在重复建设与重复研究的现象，部分机构和专家在南音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特色与方向，这对于南音学术研究的动力建构，推动南音活态传承的意义显然有限。因此，无论是高校、机构还是专家学者，都需要依据自身的研究专长在南音丰富的文化遗存中找寻自己 的研究特色与方向。
（三）实现南音人才“跨境”培养
传承人是南音的活态载体，他们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原汁原味地传承南音，南音传承需要依托传承人的力量进行跨境人才的培养。
所谓“跨境”是指突破国界通过海外传播的方式培养南音人才。历史上，南音馆阁式师徒“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不仅生衍于闽南地区，还远渡重洋繁衍于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居住区。如今，南音海外传承仍然依赖于“跨境”培养。多名国家级南音传承人，多有长达一二十年的海外执教经历，学员遍及菲律宾、印尼等国，已作为海外南音社团的中坚力量，在南音表演、拜馆、文化交流中生发活力，于海外传授的名师在传承内容、传艺方法和模式上始终与闽南地区本土南音保持原生性、同一性与纯真性，在南音海外传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南音“一带一路”传承策略
南音文化“活态”传承亦面临着从历史到现实，从传统到现代的挑战，因此，南音“一带一路”传承需要寻找新的策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从“本土”到“国际”，打造南音文化核心区
南音文化以泉州为中外文化的交融与汇聚点，当下须以南音文化为根、为桥，从本土拓展开来，打造南音文化核心区的国际影响和活动范围，具体策略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组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南音联谊会”，做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南音联谊活动，并通过筹备会设机构、定章程。通过联谊会的成立，对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现有南音馆阁社团进行集体会员制登记，使原本松散型的国际南音活动成为更有序、充满活力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性、联谊性、艺术性活动。
其次，可于泉州或海外某地区或国家举行南音国际大会唱活动，提升充实内涵，大会唱可设“传统专场”与“创新”专场，也可举行南音中老年组、青年组、少儿组等组别的演唱、演奏比赛专场。另继续不定期举办国际南音论坛学术会议，推动各国专家及弦友更好相互研讨交流，推动南音更好的发展。
（二）从“跨境”到“跨域”，持续构建南音人才培养模式
“跨境”南音人才培养只是解决南音海外传播传承的现实问题，在南音人才培养的方式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从“跨境”到“跨域”，实际上将南音人才培养的原生环境从民间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在传统与现代的两块责任田里“跨域”，为未来南音储备优秀的人才。
泉州师范学院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2003年南音进入高校本科专业设置，2011年又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专业硕士试点单位，并被纳入高等教育范畴，紧扣区域传统音乐文化脉络，凸显了地方音乐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然而，“跨域”的核心并不在于学校体系内南音课程内容的介入，最为重要的是继续将南音“非遗”传承人、专家请入课堂，在人才培养中深度建构学校教学体系与“馆格式”口传心授的关系，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传承模式等方面实现南音人才培养的新突破。
南音千百年来滋润着海内外闽籍华人的心，它的昨天，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结出了文化与经济、和平与友谊的丰盈硕果；它的今天，在“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的新時期，在战略对接、文化引领、互连互通、经贸交流等方面获得更好谋划和发挥。南音以生发地泉州为中心，以传统南音文化聚集区的东南亚诸国家和地区为基础，承前启后、自觉自信地谋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更大的突破与发展，促进各国文化、经济共通共贏，友谊永存。
① 李宝杰《“一带一路”：区域民俗音乐文化的机遇与挑战》，《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页。
② 林凌风《“南音”在东南亚》，《中国音乐》1983年第4期。
③ 罗天全《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音乐研究》2007年第2期，第29页。
④⑤ 王州《泉州南音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的国际传播样式探究》，《音乐研究》2016年第4期，第40页。
⑥ 《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9月10期。
⑦ 泉州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局于2011年12月制定颁布《关于实施泉州南音记录工程的通知》。
[项目基金：本文是201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南音文化在“一带一路”的传播承拓展研究》（项目编号：2014JD044）、2015年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明清以来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记忆及其意义建构研究》（项目编号：FJ2015B1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丹丹 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授，泉州南音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音乐学界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区域音乐文化传承切入①，1983年，林凌风曾关注“南音”的东南亚传播②，此后罗天全等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南音海外传播③，而最重要之研究当属王州教授的《泉州南音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的国际传播样式探究》④，该文从乐社、对象和活动等方面阐发了南音“扎根式传播”和“流动式传播”两种国际传播样式。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南音活态传播传承特征
不同的人文环境、地域文化和民俗传统造就了不同的音乐文化，南音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期流传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青年学者王州从传播影响和传播者接收的程度及持久性着眼，将泉州南音在“一带一路”的音乐传播分为两种形式：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为“扎根式传播”，在欧洲国家的传播为“流动式传播”。⑤该研究为我们考察南音海外传播方式提供了依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同时认为可以进一步阐发构成（支撑）“扎根式传播”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对南音海外传播的活态传承特征进行分析，从包含弦友活态传承的个体维护、海内外南音文化识别的群体维护和南音文化认同的国家在场等三个要素来理解。
（一）个体维护
古老南音活态传承主要是通过家传式、师徒式或生活式（如郎君祭、拜馆等活动），口传心授的传统传承模式是南音赖以存衍千百年之根基，也是南音之“母”。后来，馆阁式的“言传身教”巧妙地创造了“拜馆”传承的形式，在馆与馆之间进行弦友技艺交流和人文交往。
在“一带一路”通道中，福建向东南亚等国的移民主要以劳工为主，这是南音东南亚传播的主要渠道。劳工们以苦力谋生之余吹起洞箫弹起南琶，疏解苦闷思乡的情绪。弦友们自觉地传承南音，并在自己日常生活实践中维护和坚守，为东南亚南音社团建立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二）群体维护
音乐行为多以显性状态揭示处于隐形状态的文化，或者说，文化隐藏在音乐行为的具象之下。人们通过音乐行为所呈现的文化身份的识别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身份的象征，对不同族群音乐进行文化的识别。南音人之“拜馆”最先发生在两馆之间，后增至三、四馆或多馆共同“拜馆”的格局，经过多年衍变后发展为海外地區性参与的“拜馆”——“南音国际大会唱（奏）”，它以不变应万变，呈现了不同国家、地区南音弦友无须排练、百人合乐、一合即成的壮观场面。
群体“拜馆”大会唱是南音传衍最为独特的音乐行为和文化身份识别方式，是南音人群体维护民间古老乐种之壮举，也是南音活态传承又一新的大型载体。而此举措之先行者之一为新加坡的“湘灵音乐社”， 倡办了首届“亚细亚（东南亚）南乐大会奏”活动，开创了多国南音大会唱的先例，推动了亚州地区的南音交流。这一群体活动无疑对各个国家或地区南音社团华人间技艺切磋、精神交往、人文交流以及南音内化和外传的传播模式发挥重要的影响，体现了群体维护的价值和作用。
（三）国家在场
作为海内外闽南族群重要的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南音无疑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闽南社会的重要渠道。国家政府机构对南音民间活动给予财力支持和政策性的引导，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南音文化认同的空间。这种国家在场对群体文化认同的规范与作用，为其在传统与现代的阐释中提供新的传承模式。解放后，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获福建省文化厅批准的“泉州民间乐团”于1960年成立，后更名为“泉州南音乐团”“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为南音在海内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撑。
南音社团组织是南音传承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海外南音弦友返乡进行南音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家在场的影响下，仅以南音发祥地泉州为例，据2006年《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⑥刊载，全市11个县、区、市共有南音社团230个，成员7425人，可见南音城乡社团馆阁为数甚众。
二、南音“一带一路”传播传承实践
南音国际传播有本土和海外两个传播源，已具有良好的传承载体与方法。目前，南音传播的主体本源地区为了继承和发扬南音文化，进行了诸多实践：
（一）建立南音记录机制
在新的发展机遇中，南音传播的空间性和社会性发生了变化，形成海内外南音多元拓展传播空间。泉州市人民政府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申报和承诺保护的责任单位，通过专项经费对南音实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持续推进“泉州南音记录工程”⑦，该工程对南音曲目和南音文献进行分批分期系统化录制，其中征集、采录的音像与文献素材都需要进行数字化处理，以资源共享的方式向海内外的南音弦友、爱好者与研究者开放，以科技推进南音的传播传承。
（二）建构南音学术体系
泉州市文化部门、教学科研机构、闽南文化学者、南音专家致力于对南音传统文献、传统乐谱等方面的梳理、研发及整合出版，这些相关成果成为南音活态传承的重要内容，亦是南音传承创新深化活力之一，学术力量已成为南音国际传播的重要推动力。
而在对当下大量南音学术成果的梳理中，发现南音研究存在重复建设与重复研究的现象，部分机构和专家在南音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特色与方向，这对于南音学术研究的动力建构，推动南音活态传承的意义显然有限。因此，无论是高校、机构还是专家学者，都需要依据自身的研究专长在南音丰富的文化遗存中找寻自己 的研究特色与方向。
（三）实现南音人才“跨境”培养
传承人是南音的活态载体，他们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原汁原味地传承南音，南音传承需要依托传承人的力量进行跨境人才的培养。
所谓“跨境”是指突破国界通过海外传播的方式培养南音人才。历史上，南音馆阁式师徒“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不仅生衍于闽南地区，还远渡重洋繁衍于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居住区。如今，南音海外传承仍然依赖于“跨境”培养。多名国家级南音传承人，多有长达一二十年的海外执教经历，学员遍及菲律宾、印尼等国，已作为海外南音社团的中坚力量，在南音表演、拜馆、文化交流中生发活力，于海外传授的名师在传承内容、传艺方法和模式上始终与闽南地区本土南音保持原生性、同一性与纯真性，在南音海外传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南音“一带一路”传承策略
南音文化“活态”传承亦面临着从历史到现实，从传统到现代的挑战，因此，南音“一带一路”传承需要寻找新的策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从“本土”到“国际”，打造南音文化核心区
南音文化以泉州为中外文化的交融与汇聚点，当下须以南音文化为根、为桥，从本土拓展开来，打造南音文化核心区的国际影响和活动范围，具体策略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组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南音联谊会”，做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南音联谊活动，并通过筹备会设机构、定章程。通过联谊会的成立，对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现有南音馆阁社团进行集体会员制登记，使原本松散型的国际南音活动成为更有序、充满活力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性、联谊性、艺术性活动。
其次，可于泉州或海外某地区或国家举行南音国际大会唱活动，提升充实内涵，大会唱可设“传统专场”与“创新”专场，也可举行南音中老年组、青年组、少儿组等组别的演唱、演奏比赛专场。另继续不定期举办国际南音论坛学术会议，推动各国专家及弦友更好相互研讨交流，推动南音更好的发展。
（二）从“跨境”到“跨域”，持续构建南音人才培养模式
“跨境”南音人才培养只是解决南音海外传播传承的现实问题，在南音人才培养的方式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从“跨境”到“跨域”，实际上将南音人才培养的原生环境从民间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在传统与现代的两块责任田里“跨域”，为未来南音储备优秀的人才。
泉州师范学院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2003年南音进入高校本科专业设置，2011年又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专业硕士试点单位，并被纳入高等教育范畴，紧扣区域传统音乐文化脉络，凸显了地方音乐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然而，“跨域”的核心并不在于学校体系内南音课程内容的介入，最为重要的是继续将南音“非遗”传承人、专家请入课堂，在人才培养中深度建构学校教学体系与“馆格式”口传心授的关系，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传承模式等方面实现南音人才培养的新突破。
南音千百年来滋润着海内外闽籍华人的心，它的昨天，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结出了文化与经济、和平与友谊的丰盈硕果；它的今天，在“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的新時期，在战略对接、文化引领、互连互通、经贸交流等方面获得更好谋划和发挥。南音以生发地泉州为中心，以传统南音文化聚集区的东南亚诸国家和地区为基础，承前启后、自觉自信地谋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更大的突破与发展，促进各国文化、经济共通共贏，友谊永存。
① 李宝杰《“一带一路”：区域民俗音乐文化的机遇与挑战》，《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页。
② 林凌风《“南音”在东南亚》，《中国音乐》1983年第4期。
③ 罗天全《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音乐研究》2007年第2期，第29页。
④⑤ 王州《泉州南音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的国际传播样式探究》，《音乐研究》2016年第4期，第40页。
⑥ 《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9月10期。
⑦ 泉州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局于2011年12月制定颁布《关于实施泉州南音记录工程的通知》。
[项目基金：本文是201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南音文化在“一带一路”的传播承拓展研究》（项目编号：2014JD044）、2015年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明清以来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记忆及其意义建构研究》（项目编号：FJ2015B1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丹丹 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授，泉州南音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