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空天诗词创作研究(一)

来源 :东坡赤壁诗词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imon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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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空天诗词的科学依据,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时明确指出“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儒家之学”[1]。此外,朱文鑫的《天文学小史》[2]、陈久金的《天文学简史》[3]、陈遵妨的《中国天文学史》[4]、崔振华等《世界天文学史》[5],在天文学史方面有详细的论著。
  天文意象出现最早的诗集是《诗经》,而空天诗词的成形始于屈原《楚辞》,诗中使用了一系列空天名词。公元前225年,《韩非子》云:“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公元前4世纪的《墨子》有一段非常类似的话,说公输般用竹子和木头做了一只鸟,它在天空飞了3天还未落下来。而屈原《天问》创作于战国后期,生卒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27年。很显然,《天问》诗的创作略滞后于“木鸢”的制作。
  东汉张衡,对木鸢进行改进,使其生翼生翮,腹内安装弹簧以为动力,其上安装陀螺的螺旋桨。而西方同一时代的阿契塔(Archytas of Tarentum)所研制“飞鸽”,其腹内安装压缩空气或蒸汽以为动力,安装滑轮以滑翔飞行前进。至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坊间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葛洪在320年写过几乎与空气动力学相关的话:“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还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翼,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无疑,葛洪关于飞行所提出的第一方案是直升陀螺,“竹蜻蜓”是其当时普通名字之一,见图1。
  随着科技的发展,空天诗歌的高峰渐渐迭起,至唐代,中国经济、文化又形成一个高峰。李淳凤铸浑天黄道仪,撰《法象志》和制定麟德历;南宫说等人进行的天文大地测量,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在敦煌卷子中,有一幅唐代绘制的星图,有星1350颗,是世界上现存星图中星数最多而且是最古老的一个(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由此,以杜甫为代表的诗人,把空天诗歌推向一个新高峰。至宋代沈括,把古代天文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滞后此时的辛弃疾的《木兰花慢》词,也把对空天的探索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而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美学准则是“境界为先,技术为次”。即,境界是第一位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一首诗词作品到底水平高不高,主要看境界,不是看里面有多少华丽的辞藻。科学境界则是一个学者选题的学术品位和问题的深度,而不在于论文里面用的技巧多高。技巧始终是第二位的。因此,本文只在境界上,对空天诗歌的创作试探一二。
  一、古代空天诗的特点
  诗歌乃艺术范畴,艺术性是其通性。《辞海》给艺术下的定义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笔者本人对此定义不太认同。后查阅相关文献,笔者更认同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把艺术定义为“能够把自己的感悟与别人分享的一种表达”。这里的分享,用哲学术语解释是——普适性。艺术的核心技术是美与真。其魅力在于:一位诗人用最经典、最美的语言,感染并影响周围人与后世人。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原则。而空天诗除诗歌之艺术通性外,还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立地与对天空的仰视性
  无论是山水诗还是边塞诗,其特点都是:能够凭借当时科技手段到达所咏之地,即使“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思念,也能凭借当时简单的交通工具,见到所思念之人。而古代天文意象,则因科技水平所限,只能是抽象的,诗人们也从未停止过对空天的探索。天文的意象,用得最多的是风、云、雨、雪、日、月、星、辰。
  如: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屈原《九歌·东君》)将北斗喻酒勺者众多,宋代诗人胡寅《登上封三绝》云:“北斗回杓正指西,丹梯从此与天齐。为君挹注银潢水,一洗人间火宅迷。”诗人立于大地,于夜间登高北望,发现北斗七星的斗柄正指向西方,他感到自己仿佛可以沿着天梯登上天空。此时,他突发奇想,用“北斗”这个大酒勺,舀取银河里的水浇灌大地,来一洗人间的烦恼。借由天象,脑洞大开,浮想联翩。
  再如: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天狼星乃一普通的恒星,乃南天球的天体,跟凶悍的侵略者毫无关联。它在夜空中最亮,视星等为-1.47等,发光强度是太阳的25倍,而且距离地球只有8.65光年。所以,在人们肉眼所见的6000余颗恒星当中,天狼星拔得头筹。在夜空中,天狼星光芒四射,最易吸引著人们的目光,所发出的光线,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映入我们的眼帘。苏轼的视角,只能是仰视,“西北望”并非指苏轼要向西北望,而是把自己看作天上手持弓箭的射箭人,在天上想要射到天狼星,就需要向西北望。
  再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古诗十九首》)
  织女星的体积是太阳的21倍,有40个太阳那么亮,距离地球约26.3光年。牛郎星相对比较小,体积大约是太阳的5倍,距离地球约16光年。经过天文测量,牛郎和织女的距离也是16光年。如果牛郎拿起手机给织女打一个电话,电波在空中要走16年,织女才能听到。织女回一个电话,也要走16年。这样,两个人通一次电话都要用32年的时间,更别说相会了。
  古代诗人写出此意象,仅仅能通过反射入眼中之光,观察到了两个星座。
  再如,诗人们“望月”之意象。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宋]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月亮是我们对月球的俗称。它是地球的卫星,体积约为地球的 1/49,质量约是地球的 1/81,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384400 千米。作为地球的卫星,月球终日陪伴着地球,与地球以相同的速度“共舞”着。直到“嫦娥四号”首登月背,我们才得以实际登月。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月亮能够“年年只相似”,不只因为几十亿年来都是同一个月亮与地球“共舞”,由于正面和背面的引力差,月球整体上受到了一股被“拽”向地球的力量。这股力量也使月球产生了形状上的变化,变得更像一个椭球而不是圆球,形成“潮汐锁定”现象。因而,长久以来,月亮总是以一面示人。所以,人们看到的月亮,总是同一副模样。
  以上诸例,皆已说明,人类在无能力登天时,仅凭“望”而得其意象,加之浮想联翩,形成了千古名句。
  2、以“天文”意向言情言志的艺术性
  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置身于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这个世界也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正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6]因古代科技水平所限,与其他意象不同者,“天文”意象只能是抽象和神秘的,但古代仍不乏以天文意象言志言情之名句,仅列举部分如表1。
  苏轼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他们总爱发常人所未见,违悖常理,却又合乎情感逻辑。若说苏轼借月抒怀之志,那么“风”便是辛弃疾之平生之志所用意象也,在风云变幻之时代,满怀抱负却仍然无法撑起南宋这把软骨头。但又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时代之风,吹起了“词中之龙”一生的波澜壮阔。风,恰如周止庵语“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是辛弃疾词作的起承转合,更是辛弃疾跌宕起伏一生的形象写照。
  3、探索与对梦想描绘的超现实性
  首先是诗人们的探索。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屈原《天问》),发出了对宇宙洪荒、天地自然的疑问。自此,人类对神秘的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止。看似高深莫测的天文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科学。科学家们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通过科学探测,一步步揭开宇宙的奥秘。先民们对宇宙的不懈探索和浪漫情怀,被今天中国脚踏实地的科技工作者继承。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冠以“天问”的大名,正是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坚定执着与文化传承。
  辛弃疾《木兰花慢》对月一问到底:“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 嫦娥不嫁谁留?” 后面对“如钩”之问、对去往何方之问、直问道:地球的“那边”有另一世界, 月球始终绕地球转动?
  其次,依对所见之天文意象,对超现实的想象与描述。
  杜甫将“银河”意象与别的景物相配合,创造出了美妙无比的夜景,如《江月》:“玉露团清影,银河没半轮。”诗人寓情于景,使“银河”没“半輪月”,在秋夜登上高楼仰望缺月时触发思乡之情时所见的景色,境界阔大,对未知充满期待。又如《江边星月二首》其一:“天河元自白,江浦向来澄。”写骤雨之后,夜空的浑透清明之美,远处的银河散发着本色的乳白光辉,与澄碧的江浦辉映,水天广远浩渺,几成一色,美丽盎然。
  苏轼《水调歌头》亦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对天空超现实的想象以及幻想自己能飞之情跃然纸上。
  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此时的词人,愁绪正如这首词一般,清愁连环。“笑东风”一下子接过上阕的紧张与愁苦,引起接下来所写芳华流逝的悲叹。辛弃疾以其文学家细腻入微的感知力和政治家敏锐迅猛的洞察力,把南宋气韵凝结于“风”中。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页。
  [2]朱文鑫《天文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
  [3]陈久金《天文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
  [4]陈遵妨《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崔振华、陈丹《世界天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
  [6](德)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7]竺可桢,施爱东编:《天道与人文》,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24~25页。
  (韩倚云,女,河北保定人。工学博士后,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泰国皇家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导,法国INSA大学特聘教授、博导,国标委冶金分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航天宇航技术、人工智能、工程可靠性、诗词创作与科学文明。现为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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