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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欧洲最古老的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应邀在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校园内发表演讲是我极大的荣幸和快乐。此时，我代表北京德稻教育机构，作为该机构的教育大师之一发表演讲。其他不同学科的德稻大师中，有些是我的同事，他们已在北大做了演讲。我在以下的讲话中将谈到德稻教育机构，并对其中的一些大师做些描述。我原计划的演讲标题是“高等教育的开放维度：技术的作用”，我把它改为“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让我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该标题的第一层含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前运作方式下的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其简短的回答是，当今的大学并没有对创新非常开放，至少在西方国家尚如此。对此，我将随后做更多的说明。标题的第二层含义是：“开放的高等教育促进创新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培育创新对中国非常重要，倘若开放的大学对创新作出了贡献，则应加以鼓励。
在以下演讲的第一部分，我将表明，尽管对于变革有着来自传统的阻力，但在最近的五十年中，高等教育领域依然有着一些新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更加开放的发展趋势。我将在下面探讨大学可以变得更加开放的不同维度。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我将论证，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促使一个社会更加富有创新精神。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已经聆听我的同伴德稻大师葛林睿（Richard Greene）的演讲，他断言已经发现60种方法有助于培育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不过，我只提及其中的两种。演讲的最后部分我将提到一些德稻大师，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登峰造极”的人士。我和我的同伴——教育大师斯达曼戈，有幸访谈其中的许多大师。我将努力捕捉他们教育和职业生涯中使他们获得杰出成就的一些共同特征。
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
现在让我回到问题的第一层内涵：当前运作方式下的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以下是50年前由卡耐基委员会准备的有关美国高等教育重要报告中的一段引语：
作为起点的1530年，当信义宗教会创建之时，当时存在的66所机构当今在西方世界依然以广为认可的方式存在，即天主教会、信义宗教会、冰岛议会、马恩岛，以及62所大学······他们经历了战争、革命、经济萧条和产业转型，最终它们的变化几乎比所在社会的其他任何部分都要小 (卡耐基委员会论高等教育，1968年）。
然而，高等教育还是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末是西方高等教育发生巨大骚乱的时期。1968年，当大学被所谓的“1968年五月风暴”所冲击的时候，我正在巴黎完成博士论文。这些“风暴”导致了对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一段陈词的著名误解。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访问中国期间，询问周恩来如何看待法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周恩来以“言之过早”答复尼克松。新闻记者们于是臆断两位领袖人物正在谈论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国革命”——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并引用他们的交谈内容作为中国具有长远思维能力的“魅力例证”。然而，若干年后，尼克松的翻译坚决认为周恩来当时所指的是1968年法国的学生暴动（McGregor，2011）。
1. 开放性的革命
尽管1972年对于周恩来概括总结1968年学生暴动产生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那些风暴激发了有关大学作用的一些新思维。我认为，20世纪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创新出现在学生暴动的一年以后，即英国开放大学的创建。1969年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那一周，为志吉祥的英国开放大学举行了开幕式，它开创了我们思考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新纪元。
（1）英国开放大学
英国开放大学在创建宣言中表明了“人的开放、地点的开放、方法的开放和理念的开放”的办学理念。
● 人的开放
针对“人的开放”，英国开放大学采纳了入学没有教育资历要求的基本原则。
规划委员会说：“我们以此为原则，即学生注册入学没有正规学历资格的要求”。任何人都可以来学习，只有没有取得良好的学习进展才是阻碍继续学习的障碍。
● 地点的开放
针对“地点的开放”，开放大学实施多媒体远程教学系统，使大量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人们通过使用印刷文本、电视、收音机以及后来的互联网开展学习，其学习对象的覆盖范围从最初的英国本土到现在的全世界。
● 方法的开放
关于“方法的开放”，正如首任创建校长所言：“每一种新形式的人际交流都将加以研究，以便观察如何运用这种交流提高和扩展人们的理解水平”。
● 理念的开放
在解释新大学如何实施理念的开放时，该校长说，“两个方面的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是把个人的头脑当作容量各异的容器尽可能多地注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知识和经验；第二是把人的头脑当作必须点燃的一把火……我们以此为雄心抱负”。
高等教育的这四维开放依然是当今的基本工程，但在1969年却是一场革命。我个人深受那场革命的影响。四十年前，当这场革命还是全新的时候，作为毕业实习生，我在开放大学总部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对我而言，1972年的那三个月是即将来临的高等教育革命初露端倪的时刻。
开放大学的每一件事都令我印象深刻。运作伊始便初具规模：仅仅运作一年后的1972年便招收了40,000名学生（今天已有250,000名学生）。全体员工以极强的奉献精神和理想主义境界为学生提供服务，其奉献精神体现在上到最年长的教授、下到在仓库中打包课程学习材料的普通工人身上。
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其中多数为在职成人，他们极好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开展学习。1972年夏天，我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观看开放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一起制作的那些精彩纷呈的电视教学节目上。开放大学的这段经历令我振奋，致使我回到加拿大后决定投身这场革命。1973年我加入了魁北克开放大学，它引领我进入了与我前四年作为冶金学教授的职业非常不同且极具魅力的学术生涯。
17年后我被任命为英国开放大学的校长而成为实现了最高职业抱负的幸运儿之一，这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点睛之笔。1990至2001年，我引领开放大学的11年是令我获得极大成就感的一段时间。开放大学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并开始在其他许多国家提供课程教学，从而为使开放大学成为当今高等教育领域中互联网应用的全球“领头羊”奠定了基础。 刚才我列出了英国开放大学致力于开放的四种方法：人的开放、地点的开放、方法的开放和理念的开放。我请你们对以下两个问题加以反思。第一个问题是：北京大学在这些维度上的开放性如何？第二个问题是：你们是否拥有英国开放大学尚未采纳的其他开放维度？我把第一个问题留给你们回答，现在我来谈谈第二个问题。
（2）帝国州立学院
1971年，英国开放大学刚开办的那一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又一所新大学为其学生提供了另一维度的开放。一位美国的大教育家艾尼·波伊尔（Ernie Boyer）死后获得了北大荣誉博士学位，他时任美国最大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的名誉校长。
他创建了一个被命名为“帝国州立学院”的新校园，旨在开放教学大纲以便学生可以构思和设计他们自己的专业，这在当时可谓别出心裁。和大多数大学一样，英国开放大学的教学大纲是封闭的，因为专业和课程的确定与开发由大学负责。尽管开放大学的学生在构思自己的专业时，对于课程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课程都是事先确定好的。对照帝国州立学院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创建自己的课程和专业的做法，其口号“我的学位，我的路”可谓名副其实。
英国开放大学和帝国州立学院所采纳的这些开放维度依然是高等教育未来三十年开放的主要表现形式。开放入学和远程学习这两个开放维度，被广泛复制，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在全世界的开放大学中学习。在这些开放院校中，有些已经赢得了高质量的良好声誉。比如，在英国政府最近开展的一次全英大学教学质量评比中，开放大学在100多所大学中名列第五，排在我曾就读的牛津大学之上。同样，在对英国所有大学进行的有关学生满意度的全国大样本抽样调查中，开放大学也名列前茅，从来都没低于第三名。我注意到帝国州立学院在由纽约州立大学的60个校区参与的学生满意度调查中也名列第一。作为加拿大开放大学的阿萨巴斯卡大学在学生满意度方面也名列第一。这些结果表明，开放、质量和学生满意度可以并驾齐驱。
2. 开放教育资源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开放新维度——开放教育资源，它指的是教育资料可以免费获取、使用、再利用、共享和修改。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始于10年前麻省理工学院把其教师的讲稿放到网上供人们免费获取的举措，该讲稿被称为“开放课件”（Open Courseware），允许包括许多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们观看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看到这一重要的教育新发展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召开了“开放课件”论坛。该论坛为“开放课件”创造了“开放教育资源”（OER）这一通用术语，从此，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得以稳步发展。
当下，中国正积极推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其工程包括“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比如“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中规定“所有课程资源只要符合规定的教育质量标准，都将在网上公示，不设任何密码限制访问，并将向公众开放”。以大学联合体的形式创建于2003年10月的中国开放教育资源联合体（CORE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它已经把许多来自美国的OER译成中文。
英国开放大学凭借其现有28,000,000个用户的OperLearn网站和每周拥有450,000次下载量的iTunesU，已经成为提供OER的又一家大机构。
快速发展的OER为大学的开放提供了新的契机，数以百万计的人花时间寻求不同类型的OER——印刷媒体的、视频和音频的，其中有些人是潜在的学习者。英国开放大学校长马丁·比恩（Martin Bean）主张大学应该为那些希望从非正式的“云学习”向正式学习转变的人们提供通道（Bean，2010）。比如英国开放大学的OpenLearn网站不仅是OER的资源库，更是包括多种学习者群体的繁忙活动区。数字技术给学习者社区的概念注入了新的生命，而社会软件为学生提供了创建他们自己的学术社区的机会。
OER也促进了帝国州立学院开放课程模式的扩展。全球10所大学正在一起组建被称为“开放教育资源大学”的联合体，为学生通过OER开展学习提供教学、评价和认证。
3. 德稻教育机构
关于高等教育开放和创新的一个新要素，我想举的最后一个范例是德稻教育机构，随后我将为你们提供德稻大师们在各自的教育和职业生涯中将其创新天赋发展到高峰的例子。
中国在国际智力交流方面历史悠久，玄奘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学者，公元七世纪曾在印度那烂陀大学工作。德稻教育机构旨在把广泛学科领域中的许许多多世界顶尖思想家和专家介绍到中国，以使他们同中国高水平的专家分享在各自卓越的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隐性知识。德稻认为，传统大学体系中的教学过于正规，过度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在德稻的创始者看来，这种正规的教学方法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不能构建最高水平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既要求采纳多学科的方法，又需要具备一个分享难以使其正规化的隐性知识的环境。德稻发展迅速，其董事会已拥有80位非常卓越的大师，我后面将描述其中的几位，但现在我必须先回到我的第二个问题。
开放的高等教育促进创新吗？
“开放的高等教育促进创新吗? ”德稻大师之一葛林睿 (Richard Greene）曾在此做过演讲，谈论他那培育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60个模式，我只集中讨论其中的两个模式。
1. 必要的多样化原则
首先我要谈谈50年前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提出的控制论中必要的多样性原则。该原则表明，一个控制系统中采用的行动种类越多，它所能补偿的干扰种类也越多。
中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大国，应对未来诸多的挑战将需要各种各样的反应。这意味着，首先，国家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接受教育从而使其充分发挥各自潜能的机会。此外，由于现在的中国人寿命延长，其接受教育的机会必须终身持续。把人们20岁之前的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对受教育者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个人在人生的许多不同时刻都能发展自己的潜能，激发自己的抱负和动机。你们都知道，中国的中学后教育规划正在实施从以大学扩张为中心到以提供终身教育机会为重点的转变。我的论点是开放教育系统可以为这一目标做出更有效的贡献。对于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而言，其成功学习新知识的动机通常比他们若干年前获得的学历更为重要，这就是开放入学的意义所在。此外，在职成人都很忙碌，因此远程学习往往是更好的学习方式，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远程学习系统越来越有效。 我的结论是，如上所述的开放教育系统将使中国人乃至整个国家更富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德稻教育机构是这一进程中的贡献者之一。
2. 创新出现在话语层面交叉的时候
我的第二个有关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模式更是老调，它是我童年时代在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著的《创造行为（The Act of Creation）》一书中读到的。其简单的理念是，当两个不同的知识话语层面相互交叉的时候产生了创造力和新思维。现在这一理念是我们日常思维的组成部分，当两种不同的学科相互结合的时候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教学方式。生态学在好几个学科相互交叉的时候得以发展。我在牛津大学攻读的冶金学是物理和化学的混合学科。你们都能想出与一些古老的学科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研究领域的范例。许多成功和富有创造力的人士都结合了好几个学科。作为德稻教育大师，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同其他大师开展视频访谈以便为网站收集饶有趣味的资料。这些德稻大师都是成就辉煌的成功人士，访谈了其中的16位大师后，我们看到了脱颖而出的模式。让我给你们描述其中的一些大师，并指出共同的要素。
让我先从两个都来自影视行业，其专业领域相互关联的大师范例开始谈起。他们是视觉特效大师胡陞忠和电影音乐大师王宗贤，两个人都是中国血统，但生活和工作在美国加州，现在他们在北京都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
胡陞忠（Sing-Choong Foo）的教育背景结合了高等物理（反射测量术和折射测量术）和电影制作，这两个十分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结合使他成为电影行业中视觉特效的领军人物。
王宗贤（Nathan Wang）也具有音乐家、数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多学科背景，不过音乐一直是他的酷爱，现在他既为好莱坞也为中国的电影业工作。他是最成功的电影作曲家之一，他跟好莱坞和亚洲电影界的大腕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成龙（Jackie Chan）都有合作。
另一个范例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工作的渡堂海（Haim Dotan），虽然他的主业是建筑师，却也是一个颇有天赋的画家和诗人。他的两本用三种语言写成的诗集和建筑设计作品《雨后（After the Rain）》和《沙漠中的回声（Echo in the Desert）》荣获了2011年度“中国最美的书”。杜坦教授是一个以改变城市中心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使命的人，他想通过技术的应用获得低成本和绿色生态的城市，以及社交更为集中、更富有地道文化气息的社区。渡堂海有激情地践行与不同年龄和时代的学徒们直接交流，以诗歌及其与建筑的关联作为一种交流途径。
马德朴（Matias Del Campo）教授是又一位建筑师，他出生于建筑师世家，但更迷恋于艺术。进入美国艺术学校的一份奖学金使他有机会接触新技术在电影设计中的应用，后来他把该技术应用到建筑学中。在设计上海世博会的奥地利馆时，他工作在西班牙和奥地利。为此，他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决定：用三维模式把奥地利馆全部建在中国，而不是把预制板运到中国。他认为德稻可以成为建筑培训的“震中”，他说一位好的思想家创造理念，而一名好的建筑师“窃取”好理念。马德朴教授的跨文化经历使他认识到，尽管全世界的建筑师都说一种类似的语言，但学生关于“空间”这一概念的思维却有着重要的文化差异，对此，中国学生、日本学生和欧洲学生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学生喜欢大规模布局，而日本学生对大空间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喜欢把一切都设计在小空间里。欧洲学生则倾向于把一切都设计得比必要的大，以便他们可以享受该空间。因此，“空间”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邓穗欣（Shui-Yan Tang）是公共管理大师，最初在香港攻读哲学，后来在美国研究社会政治科学，他的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目前的兴趣是规则，即从一个机构的视角审视规则，内涵包括如何开发规则、使用规则以及确保规则不被滥用。他表明，社会和机构都有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他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非正式规则比正式规则更奏效，制定可接受的规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告诉我，当德稻请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做报告时，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选择“如何使用规则”这个话题作为报告的内容，并列出10条原则。他发现中国之旅使他深受鼓舞，致使他回家后写了一本名为《向权贵进言（Speaking Truth to Power）》的书，试图总结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他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寻求真理。
费若杰（Roger Filder）是信息设计大师，作为新闻记者、设计师、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也具备多学科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预见了印刷报纸的衰退现象，并预言数字出版业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设想出一个易于携带、轻便和容易使用，但尊重报纸便于浏览的本质属性的“平板电脑”。当时，其他报业人士认为他很荒唐，但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却渴望与他一道工作。他因此坚持不懈，平板电脑在他完成设想后的30年内在史蒂夫·乔布斯的iPad中成为现实。2010年4月，他从苹果公司获得了首批iPad中的一台。他坚信设计为先、工程为后的原则，而这正是苹果公司有别于微软公司的地方和苹果公司成功的基础。在中国，费若杰教授将与他的学生分享自己勤奋、不屈不挠、勇于冒险的信念，勉励学生不畏失败，但要从中汲取教训，获得成功的新理念。
现在我将描述一位环境工程大师罗庚晨（Bruce Logan），他成长在纽约长岛的水边，以后选择水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在环境工程师的称谓出现之前，他称自己为化学工程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利用在德国的一个年休假认真反思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断定其挑战是要找到一种能产生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的净化水，因此决心寻找通过水中的微生物发电的新途径。他在德国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络网络的机会，其中包括和中国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三所大学的联络。新燃料电池的主要发现是他和一名中国学生共同完成的，该学生获得的理念同他几天前的设想不谋而合。他们联合撰写的论文由于计算方面的一个错误第一次被驳回，但以后获了奖。他希望与德稻的合作将为他建立与产业界和政府的联络，以使他能够大规模地测试诸如通过盐梯度发电等创新理念。
通过对我的同伴教育大师涂维莉（Stamenka Uvalic-Trumbic）职业生涯的评论，我对以上大师们的简短描述做一总结。涂维莉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在四种教育体制和三种语言背景下接受过教育，曾居住在奥地利、挪威、法国、印度、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她中学后的主修专业是文学，后来担任南斯拉夫大学协会的秘书长，接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30年，曾在布加勒斯特和巴黎工作，最近担任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与质量部的主管。这对她是个双重挑战，首先，高等教育对变革和创新具有抵触性；其次，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世界都采纳新思维后还坚持老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然而，涂维莉在用现代化的思想武装教科文组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工作方面做得很成功。她使各国政府认识到，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跨越国界，大学的质量保证是一个国际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同开发的“高等教育质量准则（The 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Higher Education）”是她所致力的合作、改革、创新与质量承诺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成果。
结 论
现在到了该说结语的时候了。在本次演讲中，首先，我表明高等教育正在开展重要的创新；同时，我强调高等教育的新发展致使大学在几个维度上更加开放。第二，我认为开放性的这些创新对于我们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它们能使广大民众发挥教育潜能，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最后，我以德稻教育机构为例介绍两种创新方式。中国有着一千年传统的国际智力交流的最现代表现形式。我简单描述了一些成就辉煌的德稻大师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希望他们的范例将激励创新。
收稿日期： ２０12－04－15
作者简介：约翰·丹尼尔，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主席兼CEO。
译者简介：黄丹青，副研究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对外合作与
交流处（100039）。
责任编辑 池 塘
作为欧洲最古老的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应邀在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校园内发表演讲是我极大的荣幸和快乐。此时，我代表北京德稻教育机构，作为该机构的教育大师之一发表演讲。其他不同学科的德稻大师中，有些是我的同事，他们已在北大做了演讲。我在以下的讲话中将谈到德稻教育机构，并对其中的一些大师做些描述。我原计划的演讲标题是“高等教育的开放维度：技术的作用”，我把它改为“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让我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该标题的第一层含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前运作方式下的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其简短的回答是，当今的大学并没有对创新非常开放，至少在西方国家尚如此。对此，我将随后做更多的说明。标题的第二层含义是：“开放的高等教育促进创新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培育创新对中国非常重要，倘若开放的大学对创新作出了贡献，则应加以鼓励。
在以下演讲的第一部分，我将表明，尽管对于变革有着来自传统的阻力，但在最近的五十年中，高等教育领域依然有着一些新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更加开放的发展趋势。我将在下面探讨大学可以变得更加开放的不同维度。在演讲的第二部分，我将论证，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促使一个社会更加富有创新精神。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已经聆听我的同伴德稻大师葛林睿（Richard Greene）的演讲，他断言已经发现60种方法有助于培育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不过，我只提及其中的两种。演讲的最后部分我将提到一些德稻大师，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登峰造极”的人士。我和我的同伴——教育大师斯达曼戈，有幸访谈其中的许多大师。我将努力捕捉他们教育和职业生涯中使他们获得杰出成就的一些共同特征。
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
现在让我回到问题的第一层内涵：当前运作方式下的高等教育对创新开放吗？以下是50年前由卡耐基委员会准备的有关美国高等教育重要报告中的一段引语：
作为起点的1530年，当信义宗教会创建之时，当时存在的66所机构当今在西方世界依然以广为认可的方式存在，即天主教会、信义宗教会、冰岛议会、马恩岛，以及62所大学······他们经历了战争、革命、经济萧条和产业转型，最终它们的变化几乎比所在社会的其他任何部分都要小 (卡耐基委员会论高等教育，1968年）。
然而，高等教育还是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末是西方高等教育发生巨大骚乱的时期。1968年，当大学被所谓的“1968年五月风暴”所冲击的时候，我正在巴黎完成博士论文。这些“风暴”导致了对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一段陈词的著名误解。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访问中国期间，询问周恩来如何看待法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周恩来以“言之过早”答复尼克松。新闻记者们于是臆断两位领袖人物正在谈论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国革命”——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并引用他们的交谈内容作为中国具有长远思维能力的“魅力例证”。然而，若干年后，尼克松的翻译坚决认为周恩来当时所指的是1968年法国的学生暴动（McGregor，2011）。
1. 开放性的革命
尽管1972年对于周恩来概括总结1968年学生暴动产生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那些风暴激发了有关大学作用的一些新思维。我认为，20世纪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创新出现在学生暴动的一年以后，即英国开放大学的创建。1969年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那一周，为志吉祥的英国开放大学举行了开幕式，它开创了我们思考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新纪元。
（1）英国开放大学
英国开放大学在创建宣言中表明了“人的开放、地点的开放、方法的开放和理念的开放”的办学理念。
● 人的开放
针对“人的开放”，英国开放大学采纳了入学没有教育资历要求的基本原则。
规划委员会说：“我们以此为原则，即学生注册入学没有正规学历资格的要求”。任何人都可以来学习，只有没有取得良好的学习进展才是阻碍继续学习的障碍。
● 地点的开放
针对“地点的开放”，开放大学实施多媒体远程教学系统，使大量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人们通过使用印刷文本、电视、收音机以及后来的互联网开展学习，其学习对象的覆盖范围从最初的英国本土到现在的全世界。
● 方法的开放
关于“方法的开放”，正如首任创建校长所言：“每一种新形式的人际交流都将加以研究，以便观察如何运用这种交流提高和扩展人们的理解水平”。
● 理念的开放
在解释新大学如何实施理念的开放时，该校长说，“两个方面的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是把个人的头脑当作容量各异的容器尽可能多地注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知识和经验；第二是把人的头脑当作必须点燃的一把火……我们以此为雄心抱负”。
高等教育的这四维开放依然是当今的基本工程，但在1969年却是一场革命。我个人深受那场革命的影响。四十年前，当这场革命还是全新的时候，作为毕业实习生，我在开放大学总部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对我而言，1972年的那三个月是即将来临的高等教育革命初露端倪的时刻。
开放大学的每一件事都令我印象深刻。运作伊始便初具规模：仅仅运作一年后的1972年便招收了40,000名学生（今天已有250,000名学生）。全体员工以极强的奉献精神和理想主义境界为学生提供服务，其奉献精神体现在上到最年长的教授、下到在仓库中打包课程学习材料的普通工人身上。
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其中多数为在职成人，他们极好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开展学习。1972年夏天，我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观看开放大学和英国广播公司一起制作的那些精彩纷呈的电视教学节目上。开放大学的这段经历令我振奋，致使我回到加拿大后决定投身这场革命。1973年我加入了魁北克开放大学，它引领我进入了与我前四年作为冶金学教授的职业非常不同且极具魅力的学术生涯。
17年后我被任命为英国开放大学的校长而成为实现了最高职业抱负的幸运儿之一，这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点睛之笔。1990至2001年，我引领开放大学的11年是令我获得极大成就感的一段时间。开放大学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并开始在其他许多国家提供课程教学，从而为使开放大学成为当今高等教育领域中互联网应用的全球“领头羊”奠定了基础。 刚才我列出了英国开放大学致力于开放的四种方法：人的开放、地点的开放、方法的开放和理念的开放。我请你们对以下两个问题加以反思。第一个问题是：北京大学在这些维度上的开放性如何？第二个问题是：你们是否拥有英国开放大学尚未采纳的其他开放维度？我把第一个问题留给你们回答，现在我来谈谈第二个问题。
（2）帝国州立学院
1971年，英国开放大学刚开办的那一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又一所新大学为其学生提供了另一维度的开放。一位美国的大教育家艾尼·波伊尔（Ernie Boyer）死后获得了北大荣誉博士学位，他时任美国最大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的名誉校长。
他创建了一个被命名为“帝国州立学院”的新校园，旨在开放教学大纲以便学生可以构思和设计他们自己的专业，这在当时可谓别出心裁。和大多数大学一样，英国开放大学的教学大纲是封闭的，因为专业和课程的确定与开发由大学负责。尽管开放大学的学生在构思自己的专业时，对于课程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课程都是事先确定好的。对照帝国州立学院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创建自己的课程和专业的做法，其口号“我的学位，我的路”可谓名副其实。
英国开放大学和帝国州立学院所采纳的这些开放维度依然是高等教育未来三十年开放的主要表现形式。开放入学和远程学习这两个开放维度，被广泛复制，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在全世界的开放大学中学习。在这些开放院校中，有些已经赢得了高质量的良好声誉。比如，在英国政府最近开展的一次全英大学教学质量评比中，开放大学在100多所大学中名列第五，排在我曾就读的牛津大学之上。同样，在对英国所有大学进行的有关学生满意度的全国大样本抽样调查中，开放大学也名列前茅，从来都没低于第三名。我注意到帝国州立学院在由纽约州立大学的60个校区参与的学生满意度调查中也名列第一。作为加拿大开放大学的阿萨巴斯卡大学在学生满意度方面也名列第一。这些结果表明，开放、质量和学生满意度可以并驾齐驱。
2. 开放教育资源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开放新维度——开放教育资源，它指的是教育资料可以免费获取、使用、再利用、共享和修改。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始于10年前麻省理工学院把其教师的讲稿放到网上供人们免费获取的举措，该讲稿被称为“开放课件”（Open Courseware），允许包括许多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们观看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看到这一重要的教育新发展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召开了“开放课件”论坛。该论坛为“开放课件”创造了“开放教育资源”（OER）这一通用术语，从此，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得以稳步发展。
当下，中国正积极推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其工程包括“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比如“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中规定“所有课程资源只要符合规定的教育质量标准，都将在网上公示，不设任何密码限制访问，并将向公众开放”。以大学联合体的形式创建于2003年10月的中国开放教育资源联合体（CORE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它已经把许多来自美国的OER译成中文。
英国开放大学凭借其现有28,000,000个用户的OperLearn网站和每周拥有450,000次下载量的iTunesU，已经成为提供OER的又一家大机构。
快速发展的OER为大学的开放提供了新的契机，数以百万计的人花时间寻求不同类型的OER——印刷媒体的、视频和音频的，其中有些人是潜在的学习者。英国开放大学校长马丁·比恩（Martin Bean）主张大学应该为那些希望从非正式的“云学习”向正式学习转变的人们提供通道（Bean，2010）。比如英国开放大学的OpenLearn网站不仅是OER的资源库，更是包括多种学习者群体的繁忙活动区。数字技术给学习者社区的概念注入了新的生命，而社会软件为学生提供了创建他们自己的学术社区的机会。
OER也促进了帝国州立学院开放课程模式的扩展。全球10所大学正在一起组建被称为“开放教育资源大学”的联合体，为学生通过OER开展学习提供教学、评价和认证。
3. 德稻教育机构
关于高等教育开放和创新的一个新要素，我想举的最后一个范例是德稻教育机构，随后我将为你们提供德稻大师们在各自的教育和职业生涯中将其创新天赋发展到高峰的例子。
中国在国际智力交流方面历史悠久，玄奘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学者，公元七世纪曾在印度那烂陀大学工作。德稻教育机构旨在把广泛学科领域中的许许多多世界顶尖思想家和专家介绍到中国，以使他们同中国高水平的专家分享在各自卓越的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隐性知识。德稻认为，传统大学体系中的教学过于正规，过度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在德稻的创始者看来，这种正规的教学方法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不能构建最高水平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既要求采纳多学科的方法，又需要具备一个分享难以使其正规化的隐性知识的环境。德稻发展迅速，其董事会已拥有80位非常卓越的大师，我后面将描述其中的几位，但现在我必须先回到我的第二个问题。
开放的高等教育促进创新吗？
“开放的高等教育促进创新吗? ”德稻大师之一葛林睿 (Richard Greene）曾在此做过演讲，谈论他那培育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60个模式，我只集中讨论其中的两个模式。
1. 必要的多样化原则
首先我要谈谈50年前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提出的控制论中必要的多样性原则。该原则表明，一个控制系统中采用的行动种类越多，它所能补偿的干扰种类也越多。
中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大国，应对未来诸多的挑战将需要各种各样的反应。这意味着，首先，国家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接受教育从而使其充分发挥各自潜能的机会。此外，由于现在的中国人寿命延长，其接受教育的机会必须终身持续。把人们20岁之前的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对受教育者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个人在人生的许多不同时刻都能发展自己的潜能，激发自己的抱负和动机。你们都知道，中国的中学后教育规划正在实施从以大学扩张为中心到以提供终身教育机会为重点的转变。我的论点是开放教育系统可以为这一目标做出更有效的贡献。对于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而言，其成功学习新知识的动机通常比他们若干年前获得的学历更为重要，这就是开放入学的意义所在。此外，在职成人都很忙碌，因此远程学习往往是更好的学习方式，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远程学习系统越来越有效。 我的结论是，如上所述的开放教育系统将使中国人乃至整个国家更富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德稻教育机构是这一进程中的贡献者之一。
2. 创新出现在话语层面交叉的时候
我的第二个有关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模式更是老调，它是我童年时代在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著的《创造行为（The Act of Creation）》一书中读到的。其简单的理念是，当两个不同的知识话语层面相互交叉的时候产生了创造力和新思维。现在这一理念是我们日常思维的组成部分，当两种不同的学科相互结合的时候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教学方式。生态学在好几个学科相互交叉的时候得以发展。我在牛津大学攻读的冶金学是物理和化学的混合学科。你们都能想出与一些古老的学科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研究领域的范例。许多成功和富有创造力的人士都结合了好几个学科。作为德稻教育大师，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同其他大师开展视频访谈以便为网站收集饶有趣味的资料。这些德稻大师都是成就辉煌的成功人士，访谈了其中的16位大师后，我们看到了脱颖而出的模式。让我给你们描述其中的一些大师，并指出共同的要素。
让我先从两个都来自影视行业，其专业领域相互关联的大师范例开始谈起。他们是视觉特效大师胡陞忠和电影音乐大师王宗贤，两个人都是中国血统，但生活和工作在美国加州，现在他们在北京都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
胡陞忠（Sing-Choong Foo）的教育背景结合了高等物理（反射测量术和折射测量术）和电影制作，这两个十分不同的专业领域的结合使他成为电影行业中视觉特效的领军人物。
王宗贤（Nathan Wang）也具有音乐家、数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多学科背景，不过音乐一直是他的酷爱，现在他既为好莱坞也为中国的电影业工作。他是最成功的电影作曲家之一，他跟好莱坞和亚洲电影界的大腕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成龙（Jackie Chan）都有合作。
另一个范例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工作的渡堂海（Haim Dotan），虽然他的主业是建筑师，却也是一个颇有天赋的画家和诗人。他的两本用三种语言写成的诗集和建筑设计作品《雨后（After the Rain）》和《沙漠中的回声（Echo in the Desert）》荣获了2011年度“中国最美的书”。杜坦教授是一个以改变城市中心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使命的人，他想通过技术的应用获得低成本和绿色生态的城市，以及社交更为集中、更富有地道文化气息的社区。渡堂海有激情地践行与不同年龄和时代的学徒们直接交流，以诗歌及其与建筑的关联作为一种交流途径。
马德朴（Matias Del Campo）教授是又一位建筑师，他出生于建筑师世家，但更迷恋于艺术。进入美国艺术学校的一份奖学金使他有机会接触新技术在电影设计中的应用，后来他把该技术应用到建筑学中。在设计上海世博会的奥地利馆时，他工作在西班牙和奥地利。为此，他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决定：用三维模式把奥地利馆全部建在中国，而不是把预制板运到中国。他认为德稻可以成为建筑培训的“震中”，他说一位好的思想家创造理念，而一名好的建筑师“窃取”好理念。马德朴教授的跨文化经历使他认识到，尽管全世界的建筑师都说一种类似的语言，但学生关于“空间”这一概念的思维却有着重要的文化差异，对此，中国学生、日本学生和欧洲学生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国学生喜欢大规模布局，而日本学生对大空间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喜欢把一切都设计在小空间里。欧洲学生则倾向于把一切都设计得比必要的大，以便他们可以享受该空间。因此，“空间”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邓穗欣（Shui-Yan Tang）是公共管理大师，最初在香港攻读哲学，后来在美国研究社会政治科学，他的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目前的兴趣是规则，即从一个机构的视角审视规则，内涵包括如何开发规则、使用规则以及确保规则不被滥用。他表明，社会和机构都有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他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非正式规则比正式规则更奏效，制定可接受的规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告诉我，当德稻请他在国家行政学院做报告时，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选择“如何使用规则”这个话题作为报告的内容，并列出10条原则。他发现中国之旅使他深受鼓舞，致使他回家后写了一本名为《向权贵进言（Speaking Truth to Power）》的书，试图总结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他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寻求真理。
费若杰（Roger Filder）是信息设计大师，作为新闻记者、设计师、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也具备多学科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预见了印刷报纸的衰退现象，并预言数字出版业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设想出一个易于携带、轻便和容易使用，但尊重报纸便于浏览的本质属性的“平板电脑”。当时，其他报业人士认为他很荒唐，但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却渴望与他一道工作。他因此坚持不懈，平板电脑在他完成设想后的30年内在史蒂夫·乔布斯的iPad中成为现实。2010年4月，他从苹果公司获得了首批iPad中的一台。他坚信设计为先、工程为后的原则，而这正是苹果公司有别于微软公司的地方和苹果公司成功的基础。在中国，费若杰教授将与他的学生分享自己勤奋、不屈不挠、勇于冒险的信念，勉励学生不畏失败，但要从中汲取教训，获得成功的新理念。
现在我将描述一位环境工程大师罗庚晨（Bruce Logan），他成长在纽约长岛的水边，以后选择水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在环境工程师的称谓出现之前，他称自己为化学工程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利用在德国的一个年休假认真反思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断定其挑战是要找到一种能产生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的净化水，因此决心寻找通过水中的微生物发电的新途径。他在德国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络网络的机会，其中包括和中国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三所大学的联络。新燃料电池的主要发现是他和一名中国学生共同完成的，该学生获得的理念同他几天前的设想不谋而合。他们联合撰写的论文由于计算方面的一个错误第一次被驳回，但以后获了奖。他希望与德稻的合作将为他建立与产业界和政府的联络，以使他能够大规模地测试诸如通过盐梯度发电等创新理念。
通过对我的同伴教育大师涂维莉（Stamenka Uvalic-Trumbic）职业生涯的评论，我对以上大师们的简短描述做一总结。涂维莉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在四种教育体制和三种语言背景下接受过教育，曾居住在奥地利、挪威、法国、印度、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她中学后的主修专业是文学，后来担任南斯拉夫大学协会的秘书长，接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30年，曾在布加勒斯特和巴黎工作，最近担任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与质量部的主管。这对她是个双重挑战，首先，高等教育对变革和创新具有抵触性；其次，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世界都采纳新思维后还坚持老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然而，涂维莉在用现代化的思想武装教科文组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工作方面做得很成功。她使各国政府认识到，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跨越国界，大学的质量保证是一个国际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同开发的“高等教育质量准则（The 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Higher Education）”是她所致力的合作、改革、创新与质量承诺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成果。
结 论
现在到了该说结语的时候了。在本次演讲中，首先，我表明高等教育正在开展重要的创新；同时，我强调高等教育的新发展致使大学在几个维度上更加开放。第二，我认为开放性的这些创新对于我们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它们能使广大民众发挥教育潜能，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最后，我以德稻教育机构为例介绍两种创新方式。中国有着一千年传统的国际智力交流的最现代表现形式。我简单描述了一些成就辉煌的德稻大师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希望他们的范例将激励创新。
收稿日期： ２０12－04－15
作者简介：约翰·丹尼尔，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主席兼CEO。
译者简介：黄丹青，副研究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对外合作与
交流处（100039）。
责任编辑 池 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