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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香港语言生活中存在3个令人关注的方面：三类中文、社區词和汉字字形。（1）香港是一个由多语人组成的社群，多语码使用是香港的语言生活实态。香港中文在书面上同时存在通用中文、港式中文和粤式中文3种形态。香港多文现象由语言距离、语言态势、文字支持、管治情态、社区定位、集群效应、历史习惯、心理认可等8项因素参与形成。（2）社区词是从区域性社会或语词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划分出来的，应从“社区专用”去认识。社区词突破了方言词与外来词的局限，又打通了社会语言学与本体语言学的界限。环视世界，在民族标准语下，每一种多方言社区都可能存在社区词。（3）香港有一些汉字繁简字形共存的试验。在繁体字的氛围下，可以期待有新的发展。香港的语言生活在其他汉语/华语社区都有类似情形，应具有普遍意义。
关键词 香港社群;多语码;语言生活;多文现象;社区词;文字试验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4-0086-11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407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ree aspects of Hong Kong’s language life： three forms of Chinese， community words， and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First， Hong Kong is a community composed of multilingual people， and the use of multilingual codes is the reality of Hong Kong’s language life.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Hong Kong Chinese in writing： General 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and Cantonese Chinese. The multilingual phenomenon in Hong Kong is caused by a variety of socio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distance， language hierarchy， character availability， governance modality， community positioning， cluster effect， historical habits， and psychological recognition. Second， community words are catego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society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society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community-specific” perspective. Community words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dialect words and foreign words an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ociolinguistics and noumental 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 under the national standard language， there may be community words in every multi-dialect community. Third， Hong Kong has experimented on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atmosphere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s， new developments can be expected i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life in Hong Kong has similar features with other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ies， thus shall be accorded univers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Hong Kong community; multilingual code; language life; multiple written language phenomenon; community words; writing experiments
田小琳《香港语言文字面面观》（以下简称《面面观》）对香港语言生活做了集中反映和探讨。许多观点笔者都很有兴趣，也非常赞同。对于特别感兴趣的3个方面，即三类中文、社区词和汉字字形，下面想顺着书中的论述，再探讨一些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希望有助于深化对香港语言生活的理解。
一、多语人社群与多语码现象
香港是一个多语人的社群。所谓多语人，就是可以操多种语码[ 语码（code），社会语言学用以指称不同语言、方言或语言变体。该术语不偏向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不隐含这些语言之间有何种关系，具有中性特点，因此比较适用于文白殊异且多方言的汉语。一个语码系统由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组成，要素可以单独或协同发挥作用。 ]的人。多语人的语言使用就是一种“多语生活”。各个多語人能使用的语言种类及其熟练程度都会不同，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多语人社群，也即《面面观》里说的“多元语言社会”，那么该社群所显示的多语现象就有统计价值以及集群效应。香港就是这么一个多语人社群和有多语现象的社会。多语现象除口语外还包括书面语，也就是多文。人们将香港这样的语言生活概称之为“两文三语”（两文：中文、英文;三语：普通话、粤方言、英语）。“总的来看，目前九成五的人会广州话，一半以上的人会英语，近一半的人会普通话。”（《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此外，还有数量不大的人使用其他汉语方言。在书面上，香港同时存在通用中文、港式中文、粤式中文、中英混合文以及正式场合下的标准英文。这都是多语人社群必然会出现的现实。通用中文也可以用粤方言口头表达，但限于正式场合，或照本宣读，日常口语不能使用。粤式中文，基本按照粤方言口语录写，有坚实的口语基础。而港式中文，杂糅二者，感觉上似乎也难以口头表达，但又并非不可能。总体上看，这是多语现象在书面语上的体现，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多文生活”。香港人就是这样的多语人社群，他们的种种语言生活让人刮目相看，引出了许多具有语言学研究价值的课题。
通用中文、港式中文、粤式中文，一般都使用语体[ 语体（Genre，Style，Register of Language）是因使用环境与针对性而由词汇、结构、修辞手段等方面构成的语文类型。一般理解，语音较少参与语体的构成。通常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口头语体又分为谈话和演讲两种语体。书面语体则可分为法律、事务、科技、政论、文艺、新闻、网络等下位语体。以上这些语体都无法涵盖香港出现的三类中文。]来指称。兑换成专业用语，通用中文即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当然也是汉民族的共同标准语）的书面语体，粤式中文即香港粤方言的书面语体。但是“粤式中文在教育界认为不是标准中文。……在书面语上，粤语没有正式的地位。……粤式中文是上不了台面的一种。”（《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港式中文即通用中文与粤式中文混合而成的书面语体。“港式中文是在通用中文的基础上，夹用少量粤语语句、英语语句、文言语句;粤式中文则是粤语的书面语，记录粤语口语除了借用通用汉字记音，也要用不少的粤方言字。”（《港式中文面面观》）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不同语码系统上的语体（以“语体-语码”表示）。粤式中文是和口语紧密结合的。而通用中文也有口语基础，那就是历史上雅言系统演化至今的标准语语码系统，通俗一点说，就是北方官话系统，也是一种强势系统。自古至今都是如此。中国以及汉民族就是以此来维持国家以及民族认同的。香港虽然被英帝国殖民管治100多年，但民族交流始终未断，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多种中文都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达主体，于是汉字就成了民族认同的超级联系者。汉字的妙处在于强表意性，由此就具有了读音对应的多可能性，也即超表音性，可以与各地的任何一种语音系统结合，记录不同方言的对应语素。通用中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背景层与表显层半脱钩的书面语。背景层是传统的北方雅言，表显层却是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方音对应的读音。虽然也能在正式场合诵读，但只是按照音韵对应规律得到的读音。通用中文的语法必须服从历史传承的规范，词汇大部分都来自雅言系统。这是为了获得广泛传播而求得的约定与折中，以小失求大利。因此，通用中文与粤方言口语以至粤式中文的距离已非仅靠语体可以解释。吴方言区、湘方言区、客赣方言区，以至闽方言区、粤方言区，概莫能外。其中的关键就是汉字。没有汉字，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双重性格”。这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但千百年来汉语人却习焉不察，顺乎其用。说透了，方言区人士学习通用中文，其实就是学习一种亲属语码。就如我们学习文言文或古汉语，其实也是在学习一种亲属语码。因此，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的区别就不单单是书面语体与口语体的区别，而是还有更深层的语码区别。它们都是多语人形成中的一个语码成员。因此，准确地说，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之间的区别应该是“语体-语码”共同作用下的区别。这也许是一种中国特色。目前使用“语体”来指代，是为了表达简单，称说容易，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厘清了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那么港式中文的语言性质就简单了，不过是前二者“语体-语码”的混合。《面面观》作者说得好：“就发展趋势看，能说粤语的人不会减少，能说英语和普通话的人数则会稳步增长。掌握两文三语的人，在中文书面语里夹用少量的粤语、英语，就自然而然写出了港式中文。”（《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
二、多语码现象分析
（一）多语码使用的不同类型
至于港式中文的形态，《面面观》作者指出：“港式中文主要有两种类型，大部分是在通用中文基础上，为了表达的需要，夹用少量粤语、英语、文言语句;此外还包括并不夹用粤语、英语、文言语句，而明显受英语表述影响的中文书面语。”（《港式中文面面观》）
第一种类型，语码混合（code-mixing）。尤其是夹用方言词句，在汉语其他方言里也比较常见。语码混合可能有3种样态。
甲类，出于对人物口语的描写需要，以通用语码为主干，不同语码各有使用领域。叙述时为通用语码，根据人物特点，对话时更换为方言或口语。基本上是整句甚至整段的更换。香港的一些文学作品，常有如此安排。例如《面面观》里的例子（粤语词句加底线表示）：
曾几何时，宠物小精灵的手机游戏PokémonGO席卷全球，我当然不执输[落后]，玩埋一份[玩了这个游戏]，却招来老婆揶揄一番：“你估你仲细咩[你觉得自己年纪还小吗]？几十岁人[几十岁的人]，揸住部手机[拿着一部手机]，喺条街行来行去[在街上走来走去]，就为咗捉精灵[就是为了抓精灵]，嘥晒啲时间[把时间都浪费掉了]，都唔知为乜[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记得当时我回答说：“我唔玩[我不玩]，又点知潮流兴乜呢[又怎样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呢]？至少我一路玩[起码我可以一边儿玩儿]，一路可以了解下个游戏点解咁受欢迎啊[一边儿了解一下这个游戏为什么这样受欢迎呀]！”（《你在捕捉什么呢？》） 乙类，出于局部表达或生动或真实或准确的需要，以通用语码为主干，夹杂少数另一种语码，或词或句，没有明确的夹用规律。一般说，在无法以通用语码表达特殊内容、特殊色彩时更换语码。例如：
全港No.1最多人睇嘅[看的]报章（《头条日报》报头）
他这样挣扎，她那样骗己骗人，谁那样在现实中魔幻沉沦。J. D. Salinger在经典的《麦田捕手》告诉世人关于女生：“就算是不太漂亮，甚至有些笨蕉[笨]的，但每次只要她们干些可爱的事，你已爱上了她们一半，然后自己去咗边都唔知[去了哪儿也不知道]，女生！”（《最佳情人》）
丙类，无所谓主干语码，或主干语码随意更换，多种语码混杂。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两种语码掌握得都不好的情况下，因此会出现无意识更换主干语码，随遇而安、临时应付的情况。估计非原住人员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从内地刚到的非方言语区人员，一旦与香港当地人交涉时，可能时而以粤方言为主干，时而以英语为主干，时而又以普通话为主干，而且其中还夹杂另一种语码，勉强交流。除了记录写实性的作品，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于正式的书面写作。
第二种类型，似乎是语码借用（code borrowing）或语码替换（code replacing），而且很有趣，仅是句法模式的借用或替换，不涉及词汇。这后一种很像上海曾经流行的洋泾浜语，但不同的是，这似乎是一种局部“逆向”的洋泾浜现象。上海洋泾浜虽然没有明确的语法，但大体以汉语的句法模式作为框架，配以英语词汇为砖石;而香港出现的这类中文，恰恰相反，把英语句法格式混杂其间，将汉语（含粤方言）词汇当作了砖石。例如：
天气开始转凉，是时候走出冷气房，享受秋高气爽。（《港式中文语序问题略论》中引《悠闲周末赤柱海旁叹High Tea》，《太阳报》，2012.10.10）
很明显，“是时候”的用法受到了英语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格式的影响。又如：
遵守XX集团为符合制裁或预防或侦测清洗黑钱、恐怖分子融资活动或其他非法活动的任何方案就于XX集团内共享数据及信息及/或数据及信息的任何其他使用而指定的任何责任、要求、政策、程序、措施或安排;……（引自《港式中文面面观》）
【对比英文：complying with any obligations， requirements， policies， procedures， measures or arrangements for shar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within the XX Group and/or any other use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ny programmes for compliance with sanctions or prevention or detec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terrorist financing or other unlawful activities; …】
中文例句語序混乱不堪，难以理解，对比英文可知，显然是因为受到英语语法的影响。
根据《面面观》的描写，总的看来，语码混合或语码借用是比较随意的，有明显的临时应付的性质。正如该书作者所言：“由于作者夹用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缺少一定的原则，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港式中文夹用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的多少极具随意性。一些作者在夹用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的必要性上，欠缺审慎考虑。”（《港式中文面面观》）
（二）多语码中文的普遍意义
广义地说，这3类中文也不同程度地在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着。以苏沪为中心的吴方言区来说，当地通行的书面中文与北京、香港的通用中文大体一致，三地完全可以通晓无碍，无须举例。历史上，吴语的方言中文在强势的中央政权与科举制度下，不可能存在。只有在实用需要的外力影响下，才可能产生方言语体的书面文本。最典型的就是西方教会编印的传教文本。闽方言如此，吴方言也不例外。例如一份标明“上海土白”的《亨利实录》（1856年，咸丰六年刊印）[ 《亨利实录》，“洋上赵吟松刊刻印订”。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蒋严老师提供，谨致谢意。]：
伊个娘要死个辰光、眼睛望子天哰话、神呀、因为侬是肯哀怜无爷无娘个小囝、格哰我现在担我个小囝交代拉侬、情愿侬保佑伊哰、勿放伊拉世界上椪着苦恼。[普通话译文：他的娘要死的时候，眼睛望着天上说：神啊，因为你是愿意哀怜没爹没妈的小孩儿的，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小孩儿交给你，情愿你来保佑他呀，别放他在世界上遇到苦恼。]（第一章，1～2页）
这是一篇用160多年前的上海乡下话写的故事，用来传教。当针对乡下文盲的传教任务基本完成后，教会站稳脚跟，这样的语体文本就会逐渐退出，不再出现。
至于类似港式中文的甲类语体，在吴方言区也广泛存在。例如晚清艳情小说《九尾龟》（作者张春帆，原籍江苏常州）。这是一部通、古、方各有范围的作品，相当于语码混合的甲类，有通用语（无标记），有古语或文言（以加框表示），有苏州方言（以底线表示）。例如：
秋谷问道：“我才看见云香瘦了许多，头也不梳，好像有了病的样子。既然有病，为什么又要出去冒风[冒险顶风]？”彩云道：“格两日倪阿姊本来勿出来格呀，难末刚刚困好，书场浪来叫哉，说耐二少爷点子戏下来哉。耐二少爷面子，是勿能勿去格啘。”[这两天我姐姐本来是不出来的，现在这刚刚睡起，书场来叫她了，说你二少爷点下戏来了。你二少爷面子，不能不去的啊。]秋谷笑道：“，我云香有病，我决不来多事的。”（第三回《余香阁初点满堂红 章秋谷重过谈瀛里》）
上文的特点是叙述部分是通用文（明清时代的通用语体），穿插的诗词以及个别语词是文言，对话则是按人物身份与成长地选择语言。《九尾龟》其他章回也莫不如此。章秋谷是明代应天府（下辖上元、江宁、句容、溧阳、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八县）人士，府治在今天的南京市，操通用语（下江官话，与今天的普通话大致相当）;花彩云和花云香都是苏州人，也曾在上海居住，说的是姑苏吴方言。其中许多苏州话对话，对笔者而言应该没有问题，但在阅读时，也要适应一阵子，因为与笔者习惯的书面表达太不一样，不能实时与大脑中储存的字符印象联系起来，从而延迟了理解。对北部吴方言区的人来说，用现成汉字表达姑苏吴方言也是相当陌生。因此，这种文字表达很难流行，始终都是断断续续的细细支流。 乙类语码混合语体在吴方言区尤其是上海比较多。写作时常常愿意夹杂一些上海话方言词，以显示接地气，例如下面的几段：
“老婆哭闹一场，提出离婚，爷叔[叔叔]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踩刹车，麻将也不搓[玩、打]，背也不敲[捶]了，老老实实开出租，有点钞票就买房子。彼时楼盘，用现在的眼光看，便宜得令人发指。如今爷叔[叔叔]身家两千万，照样开差头[出租车]，一天隔一天出车，早出晚归。不然能干吗？呆在家里，老婆看多了要触气[难受];孵沙发[赖在沙发里]看电视，容易得老年痴呆;朋友知道你有两个铜钿[钱、铜钱]，有些搞七廿三[胡搅蛮缠]的，就鼓动去P2P;出国旅游一趟，法意瑞十日游，大巴车拖来拖去[拉来拉去]，还是阿拉[我们、我]上海好。狭隘的大上海沙文主义。”（路明《弄堂的瓦解》，《新闻摘编快报》，2019.12.5）
此外，该文里还用了上海话格式的一些短语，例如：“咖啡吃吃，舞跳跳”。
如果另一种非母语比较差，也会在语文中偶尔夹杂一些流行的非母语词，像笔者在日本指导研究生时，常常在汉语中夹杂一些日语词，以便表达准确的意思。如果记录下来，就成为丙类语码混合文本。
这种情况在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似乎很难出现。它们可以存在两种语码，一种通用语码，一种方言语码，也可以出现语码混合或替换，但很难出现与通用书面语体并行的另一种方言书面语体。汉字因表意特性与形声造字方式而具有超表音的能力，即同一個汉字符号可以联系或对应多种方言甚至外国语同义语素的语音。因此，香港可以存在通用中文和粤方言中文这样的书面形式。
三、多文现象的形成与应对
（一）多文现象的形成因素
一般的多语现象就是会几种不同语言/方言的口语。许多人都能做到外面工作、应酬用通用语言或外语，回家用家乡方言，大城市里的人尤能如此。但社群多文现象，在中国范围内，似乎只有粤方言区（尤其是香港）才有。多文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参与后造成的。据笔者观察，参与因素约有8项：语言距离;语言态势;文字支持;管治情态;社区定位;集群效应;历史习惯;心理认可。这8项大体可分为3类。简述如下。
1.语文类因素
（1）语言距离：以北京话/普通话为中心，距离北京话/普通话越近，方言式中文形成的可能性越小，甚至让人浑然不觉，基本上只是夹用少数方言词语而已。距离北京话越远，方言因素越有可能表现，但一般仍以夹用词语为主。完全的方言式中文，有可能存在。但在目前的环境下，粤式中文可谓绝无仅有。
（2）语言态势：如果有多种语码并存于社群，就必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强势语码必定千方百计要在书面上表现，占领语言表达园地。而弱势的一般只能以方言词或社区词的身份加入前者，以便表示其存在。如果两种语码分别在不同领域有强弱的区别，则可能形成不同领域的强势者。在香港，汉语标准语一直以来在书面语领域都是强势者，英语在对外时也具有优势地位，粤语只能在口语领域保持强势地位。“就人数来看，粤语呈强势，但就语言的地位来说，英语在香港的地位超然。……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英语的地位仍然很高。”（《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于是，粤式中文的弱态就是可以预见或可以理解的。
语言态势还表现在语言接受方。如果社区里都不懂英语，英语就没有社区地位。如果某个方言区普通话崛起并超过方言的使用，那方言文就必将消失。以上海话传教文本来说，就只能在160年前产生。随着上海迅速成为中国以至国际的大都会，以前的乡人转变为市民，识字率普遍提高，为统一号令使用的官话已经普遍接受，那么原先的那种方言传教文本就失去了使用基础，不可能再流行，最后终于消失。而香港与上海不同，“粤语在口语交流上很有地位，除了有教学语言的地位，还在政府、立法、司法机关作为交流语言”（《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而且还是政府对香港居民发布施政措施的语言。因此粤式中文还有一些存在空间。
（3）文字支持：方言文，甚至杂糅文体都必须有固定的方言字支持，否则很难将方言词固像化，从而影响阅读与传播。《面面观》作者指出：“如果没有记录粤语口语的粤方言字，粤式中文便不能存在。粤方言字有很多，例如﹕嘢、啫、啱、嗰、佢、嚟、晒、睇、喺、乜、咗、咁、嘞、?、喇、嘅、啰、喎、喇喎等等。而这些粤方言字，大都不在通用规范汉字内，因而香港地区以外的读者看不明白由这些字记录的粤式中文。”（《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除了粤方言，中国所有地方的方言字都不很发达或使用很局限。即如上海话而言，使用的吴方言字很少，常用的只有“覅[不要]、朆[不曾]、汏[洗]”几个，其他大都是借用现成汉字，如“阿拉[我们，我]、笃[炖]、格搭[这里]”。像上面的《亨利实录》里，也只有“伲[我]、囝[小孩]”是方言字，连“哰[记音字;语气词]”都不算。其他虚词用字也都是借用。因此也影响表达的势头。粤方言则不同，有系统的一套固定对应的方言字，尤其以“口”做形旁的粤方言字，浩浩荡荡，给粤式中文和港式中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社会类因素
（1）管治情态：管治者的身份对语言的起落有着极大的影响。1842年起香港遭受英国的殖民管治，其连带的结果则是：英文成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剩下的则是土生粤方言，以及书面上的通用中文。中文，那是香港人的根，是英语消灭不了的。《面面观》作者指出：“历史上，英国并非不想从语言上割断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关系，但是长达150年的时间也未能让香港变成只流通英语而不流通粤方言的地方。可见香港与广东的血脉相连的关系，不是想割断就割断的。”（《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但香港过去通称的国语，也即今日的普通话，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因为英帝国的最终目的是企图永远割断香港与祖国的联系，实现攫为己有的目的。《面面观》作者接着说：“但是英国做到了让国语/普通话不在香港流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香港与内地的交流。这一作用，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就凸显出来了。1984年到1997年7月1日，这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政府和民间才都开始重视普通话和中文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随着1997年香港的管治从英国移交中国，香港结束了英国150年的统治，但高度自治又意味着中国中央政府的部分管治权已经让渡给了香港特区政府，意味着普通话将有新的地位，但还有待确定，暂时还只能体现在通用中文上。因此，中文只能以传统书面语形式作为正式语文，而英语仍将保持正式语文地位。看看菲律宾就会更理解昨天和今天的香港。菲律宾被西方殖民了400年。1565年，西班牙侵占并统治菲律宾300多年。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逼着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从此菲律宾易手美国，英语迅速赶走了西班牙语。经过1942～1945年短暂的日本占领，二战后菲律宾重新沦为美国殖民地与美国影响下的半殖民地。经过近100年的实质与强权的美国统治，英语迅速成为一种强势语言，菲佣都能操一口英语就是明证。虽然菲律宾已经独立，但如果本地语言创造的文化依然薄弱，那美国殖民的语言效应仍将延续很长时间。当然，香港的传统民族文化更强更厚，会有新的发展。 （2）社区定位：每个区域性社会（即本文所论的社区）都会有自我定位。97回归后，香港的定位变了，回归为中国的一部分，立足于中国，那么普通话与通用中文必将有更大发展空间。香港还将定位或继续定位于面向大中华与大国际的核心都会，那么通用中文与普通话，以及英文，都将有广阔使用空间。《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言。”《面面观》作者深一步解读这条法律说：“英文成了地球村里最为流通的语言。要稳住香港作为世界大都会的地位，英文是香港与世界各国交流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三是英文和中文都是香港社会的正式语文。英文作为正式语文并未贬低中文的地位。相反，按上述第九条的叙述，中文的地位高于英文的地位，这是《基本法》中文表达高超的地方。”（《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这就是对香港当前语言定位的一种恰当反映。港人如果都清楚这样的定位，那么未来普通话的推广就是大可预期的。
（3）集群效应：多语人很多。多语人分散在许多地区，每个社区只有少数几个，那就毫无意义。多语人形成多语人社群，就会互相影响并形成“势”，一种要表达多语人语言诉求的“势”。这样的社群就可能左右语文的历史。假如某个粤方言社群有一大半人都会英语，就有可能随时会表现一下，或显示自己的能耐，或表示国际通用的习惯说法。假如某个方言社群里大部分人都会普通话，那方言中文就必然逐渐式微。假如某方言社群所操方言距离通用语较远，就存在书面表达本方言的可能。这些应该就是混合书面语出现的基础，不可小视。集群效应里还存有语言与心理因素，但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现象。
3.心理类因素
（1）传承习惯：习惯是一种心理现象。如果形成了集群习惯、集群心理，将会具有很难改变的力量。汉语从古至今，从近代演化到现代，变化很大，但雅言书面语的通用性与使用传统一直未中断。表现在现代，通用中文始终是主流，是唯一正式的、上得台面的高等级中文。而且这个主流倾向已经成为习惯心理，谁也无法改变。粤式中文虽非始自今日，已经存在有较长时间，而且也已形成一种习惯心理，但始终处于非正式地位，非主流地位。两个习惯同时存在，强弱主次分明，同时也必然产生矛盾，促使形成新的语文形态。
（2）心理认可：以上诸项因素形成的多语多文现象必然在人的心理上烙下印记，产生相应的反应。如果由个人的心理诉求扩大至群体，形成集体心理或集体意识，就很难阻止或改变。香港百多年来，通用中文始终是主流，说明香港人民在心理上一直认同自己是汉民族的一部分。任何社会问题、语言问题最后都会归结到心理，表现为心理反应，表现为心理的认可与否。个人或集体的心理与社会又是互相影响的。心理会加强社会问题的强度，而社会反过来也会促使个人/集体心理认可度的演化。
多语人是二语教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语人社群更是一个具有实用与理论价值的新课题。不仅香港，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多语人社群。全世界许多民族或国家都有标准语与方言，有外语的空间，也都会有多语现象。以上3类8项因素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可以使某类语体或成为现实，或发展强大，或式微消失。因此，这是个值得普通语言学关心并研究的现象。
（二）多语文现象的应对
香港的多语文现状，除了中文的3类语体外，还有英文参与;97回归后又多了普通话的需求。香港面临着4个交际圈：香港交际圈、中国交际圈、大中华交际圈、国际交际圈。1997年以前，香港是一個被管治的殖民形态，只能选择侧重于香港交际，以及以英联邦为主的国际交际，大中华交际只能作为一种传统的平衡方，与中国内地的交际则充其量只是点缀。1997年以后，香港开始面临全新的格局，香港人必须认清形势，调整好自我定位，时刻意识到“一国”地位，自觉地将中国交际圈调整好，将之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因此，只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抓住8种影响因素中的“管治情态”和“社区定位”，慢慢做工作，那么其他6项因素就将不是问题。《面面观》里的历时统计告诉我们，香港回归后，普通话和英语的使用都有了大幅增长。作者有很多基于现实的中肯建议。顺着这个势头发展，香港作为兼具大中国、大中华与大国际眼光的多语人社群的新语言生活将可预期。
四、社区词的普遍意义
（一）社区词的性质与范围
1.社区词的界定
《面面观》作者是社区词这一概念的首创者，也是社区词研究的开拓最力者。[ 田小琳1993年提出“社区词”概念，1996年发表专文阐述。参见田小琳《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社区词也可以称为“地区词”。田小琳将社区词定义为：“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差异，而产生的适合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笔者以为这个界定很到位。它超越了方言词和共同语词汇的传统分类，而改从区域性社会（或语词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去观察。方言词是对共同语而言的，是指不通行于共同语的词。社区词与方言词不是并列关系，也非从属关系。同理，借词性质的社区词与外来词也是从不同角度的提取与分类，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应跳出方言词、外来词的框框，从更新更广的角度去看待社区词，发现社区词成员的多样性。比如可以用社区词构成成分的属性去认识社区词，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路走得更宽广。
2.社区词范围的再认识
我们还应该跳出一般的使用观念，从“社区专用”去认识社区词。在此视角下，可能会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被其他区域“引用-介绍”性使用的某社区的社区词，是否还能算该社区的社区词？按照笔者的理解，社区词是指限于在某区域性社会专用的词语，既然只是“引用-介绍”，就不是真正使用于其他区域，不能以此来取消某词的社区词资格。比如香港之外的媒体报道提到香港立法会的“拉布”[立法会上用拖延方法来阻止审议表决的手段]，那是一种涉及香港的介绍，并未在香港之外的生活中真正使用，因此不能以此否定“拉布”是香港的社区词。 第二个问题是：社区词到底可以包含哪些类型的语词？按照上述界定，可能有两种理解：其一，社区词限于通用汉语语素构成的词语;其二，凡在某社区专用的词语都有入选的资格，不限于通用汉语语素构成的词。我们应该以哪一个标准为准？笔者以为后一种理解更为适宜。
3.社区词的类型
如果按照后一个理解，那么根据构成成员的不同，香港社区词就可以有如下4类。
（1）现代汉语通用语语素构成词，如：综援[综合性援助]、班房[教室，译自classroom]、公屋[租给收入低者的公共住屋]、居屋[供中间阶层购买的住房]、丁屋[限于男丁继承的房屋]、笼屋[香港最差的居所，仅一张床，四周用网笼住]、木板隔间房[用板间隔开出租的小屋，卫生设备共享]、夹心阶层[中间阶层]。
（2）古汉语语素参与构成词，如：差人[警察]、差馆[警署]、差饷[原义警捐]。
（3）粤方言特有语素参与构成词，如：揽炒[同归于尽]、劏房[大房间被隔开出租的小房间，相当于木板隔间房]、寮屋[木屋]。
（4）外来成分构成词与字母词，如：泊车[英. park，停车]、阿Sir/阿蛇[警察]、K仔[毒品K粉，即氯胺酮（英. ketamine）]、咖啡妹[女交通督导员]、bb[英. baby，婴儿]、STC[特遣防暴警察]。
以上是最大可能范围，是否合理，留待学界讨论。
社区词突破了方言词与外来词的局限，又打通了社会语言学与本体语言学的界限。我们可以从社会与时空角度开拓词汇的演化途径，考察社区词如何产生，又如何扩展使用地域。比如原先的香港社区词是如何进入上海话的，“阿sir”演化为“阿三”[原指印度警察，后比喻猴子]，就是一例。又如香港社区词是如何进入普通话的，如“人蛇、蛇头、大鳄、牛市、熊市、白手套、垃圾食品”。因此，社区词确实是一种广阔而实用的开拓。
（二）日本的汉语“社区词”
《面面观》作者还指出：“社区词语，主要指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海外华人社区范围很广，比如东南亚华人社区、美国华人社区、欧洲华人社区等。”（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
笔者认为，《面面观》作者是站在讨论汉语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如果环视世界，那么每一种多方言社区在在民族标准语下都可能存在社区词。当然，这种语码混合和借用的情况也的确发生在国外华人圈里。笔者在日本任教时曾考察过日本华人的汉语使用情况，其语码混合一般都属于上文讨论过的乙类。汉语中所夹用的日语词大致有这么几类：
A.日本特有事物，如：回数券[多买若干张票后赠送一张的优惠券]，宅急便[日本快递业服务品牌，市场占有率大，并泛化为快递公司的通用性代名词]。
B.日本音译西语，如：モノレル[monoreru，英. monorail，高架单轨铁路]，マヨネーズ[mayoneezu，
英. mayonnaise，蛋黄酱]，マンシュン[manshun，英. mansion，高档公寓]，カード[kaado，英. card，信用卡等银行卡的统称]，ボーナス[boonasu，英. bonus，奖金]。
C.日制西语词，如：シュークリーム[shuukuriimu，日制法英混合词，法. chou +英. cream，薄面皮内有香草奶油馅儿的球形小点心]，パソコン[pasokon，日制英语缩略词personal-computer，个人计算机]，パチンコ[pachinko，扒金库，一种日本流行的赌博用弹子机店]。
D.可对应汉语词的日语汉字词，如：市役所[市政府或及其办公处]，别科[预科]，文化祭[文化节]，家族滞在[家属居留]。
E.日语发音的常用词语，如：さくら[sakura，樱花]，ちっとまで[chottomade，稍候]，だめ[dame，不行]，もしもし[moshimoshi，喂，喂]，はい[hai，是，对]。
F.日本用字母词，如：CW[日制英语Chinese Writer的缩略，日本开发的计算器中文码]，PHS[个人手提电话系统，相当于小灵通]。
G.中日通用外来字母词，如：CD，DVD，MTV，MP3。
这些词语除了G类外，对其他华人圈而言，显然仅限于日本使用，应当算是社区词。其中D类是最大量的，几乎所有的日本汉字词都可以改成汉语读音而使用，而且比较随意，很不稳定，大都根据个人习惯和场景而定。以上这些日语词在需要时也可立即替换为汉语词。这说明海外华人圈里语码混合或借用的临时性和实用性，大大不同于香港社区词。同时也说明汉字的超表音特点，可以书写不同语种，对应的却是不同语言的语词读音。这种情况也是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华人圈看不到的，因为这些国家统统使用拼音文字，不大允许字母有很大差异的另外读法。
日本华人圈的语码混合和借用，在语言学里却有着意外的价值。除了G类已经成为汉语里的外来词（也可以认为是准外来词）之外，借用的其他几类日语词，以及香港社区词，促使我们提出下面的问题：
A～F类日语词算不算外来词？算汉语外来词，抑或仅仅是日本华人圈社区里的外来词？
A～F类日语词最后往何处去？有多大可能进入中国语言生活？
同一个外语词在不同社区的借音形式（例如：SARS、沙士[香港用]、煞士[台湾用]），算不算不同的外来词？词典里要不要分列词条？
社区词可不可以包含某些外来词或部分外来成分构成词？
外来词或借词到底应该如何定义？
五、多语人社群汉字的使用与寄望
踏入香港，满眼都是繁体字，因此，使用繁体字也应该是香港语言生活的一个特点。不过，作为“特点”，却是后来产生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港澳台和内地都是同一个汉字字符体系。1956年内地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并推行简化字，而当时港澳台没有响应，这才生出了这个特点。之后港澳与台湾又各自对汉字字形做了微细调整，才形成港澳与台湾之间也有了大同小异。语言以及文字，都是实用的、功利的，有时却又无奈被政治化的。在一些人的操弄下，似乎汉字的繁简也有了政治味道。语言的作用在于交际，同时也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语言的书面体现，又可以成為艺术的载体。繁简两种字形应该可以共存，也应该有解套之策。《面面观》作者写道：“香港政府的中文网页，既有繁体版，又有简体版，服务社会，方便市民，值得点赞！”（《繁简转换得当 交流更加顺畅》）香港有许多人是从使用简体字的内地去的，也有从通行简体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来香港工作的。因此港府的这个类似“繁简由之”的政策，无疑是一个好办法。“繁简由之”是由澳门的程祥徽先生最先提出的想法，但实行最早最力的却是香港的《语文建设通讯》。 香港是个特区，《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可继续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招聘教职员和选用教材。”其中教学语言和教材里实际上都包含教学用文字的意思。特区就应该有些“特”，特区自行制定的教学语言政策，院校自主性的选用教材，说明了语言文字“特”的范围。在香港，使用繁体字是个“特”，繁简由之也是“特”。但从国家统一或“一国”角度看，繁简由之只能算是统一字形的过渡。这个“特”还应该体现在承担统一汉字字形的试验方面。“一国两制”的“两制”，说的是政治体制，而且并未说语言文字的不同步就可以与两制一样地延长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高兴地注意到2012年发表于香港，由胡百华、姚德怀、陈明然3位学者研制出的汉字“和谐体”[ 胡百华、姚德怀、陈明然《汉字“和谐体”的倡议、研究及相关成果》（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12年第5期）。具体做法如恢复部分合并字：“和谐体”是以规范（简化）汉字体系为基础，对其中非一一对应的简繁字进行调整，恢复使用在调整后失去对应对象的部分繁体字，并让经过调整的相关简化字回归其传统字义，如“後续/前後/皇后”“麵条/麵包/面前”“頭髮/髮型/发生”。又如合并字恢复后的再类推简化：“鍾”恢復为独立字以后，再类推简化为“锺”。再如“两便处理”：“台、臺”二字在用于台（臺）湾地名时经常互换通用。本案凡涉“台/臺（湾）”名称的词条中作两便处理，由用户按个人习惯选用。
]方案，该方案消除了简化字中部分可讨论的简化，繁简可以一一对应，转换无误，扫除了简化字推行的一大障碍。他们立志沟通大中华，统一文字，其志可嘉！作为特区的香港如果能设立一些和谐体试验点（如班级、出版物），促进方案优化完善，为统一大中华汉字贡献“特”力，则将利泽万民，功垂千秋。
六、余 言
香港的三类中文，都是实际语言生活的反映。粤式中文有粤方言口语作为基础，通用中文有官话口语作为基础，而港式中文是二者的混合，香港人口语里经常就是这样几种语码混合着的。《面面观》作者指出：“粤语交流中夹用英语语句是常见的现象，时常可以听到英语语句带上粤语的声调语调，融入粤语之中，特别在白领的年轻人口中。口语交流中长期流通的粤语和英语，必然影响到书面语，由上表可以看出，港式中文夹用粤语语句、英语语句是香港人‘我手写我口’的直接反映。港式口语和港式中文一脉相连。”（《港式中文面面观》）香港独特的多语人语言生活，值得我们关注它的走向，也值得我们研究它的今天与未来。香港的语言文字形态必将与内地逐渐靠拢，我们期待着这个前景。
责任编辑：王 飙
关键词 香港社群;多语码;语言生活;多文现象;社区词;文字试验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4-0086-11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407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ree aspects of Hong Kong’s language life： three forms of Chinese， community words， and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First， Hong Kong is a community composed of multilingual people， and the use of multilingual codes is the reality of Hong Kong’s language life. There are three forms of Hong Kong Chinese in writing： General 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and Cantonese Chinese. The multilingual phenomenon in Hong Kong is caused by a variety of socio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distance， language hierarchy， character availability， governance modality， community positioning， cluster effect， historical habits， and psychological recognition. Second， community words are catego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society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society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community-specific” perspective. Community words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dialect words and foreign words an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ociolinguistics and noumental 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 under the national standard language， there may be community words in every multi-dialect community. Third， Hong Kong has experimented on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atmosphere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s， new developments can be expected i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life in Hong Kong has similar features with other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ies， thus shall be accorded univers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Hong Kong community; multilingual code; language life; multiple written language phenomenon; community words; writing experiments
田小琳《香港语言文字面面观》（以下简称《面面观》）对香港语言生活做了集中反映和探讨。许多观点笔者都很有兴趣，也非常赞同。对于特别感兴趣的3个方面，即三类中文、社区词和汉字字形，下面想顺着书中的论述，再探讨一些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希望有助于深化对香港语言生活的理解。
一、多语人社群与多语码现象
香港是一个多语人的社群。所谓多语人，就是可以操多种语码[ 语码（code），社会语言学用以指称不同语言、方言或语言变体。该术语不偏向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不隐含这些语言之间有何种关系，具有中性特点，因此比较适用于文白殊异且多方言的汉语。一个语码系统由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组成，要素可以单独或协同发挥作用。 ]的人。多语人的语言使用就是一种“多语生活”。各个多語人能使用的语言种类及其熟练程度都会不同，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多语人社群，也即《面面观》里说的“多元语言社会”，那么该社群所显示的多语现象就有统计价值以及集群效应。香港就是这么一个多语人社群和有多语现象的社会。多语现象除口语外还包括书面语，也就是多文。人们将香港这样的语言生活概称之为“两文三语”（两文：中文、英文;三语：普通话、粤方言、英语）。“总的来看，目前九成五的人会广州话，一半以上的人会英语，近一半的人会普通话。”（《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此外，还有数量不大的人使用其他汉语方言。在书面上，香港同时存在通用中文、港式中文、粤式中文、中英混合文以及正式场合下的标准英文。这都是多语人社群必然会出现的现实。通用中文也可以用粤方言口头表达，但限于正式场合，或照本宣读，日常口语不能使用。粤式中文，基本按照粤方言口语录写，有坚实的口语基础。而港式中文，杂糅二者，感觉上似乎也难以口头表达，但又并非不可能。总体上看，这是多语现象在书面语上的体现，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多文生活”。香港人就是这样的多语人社群，他们的种种语言生活让人刮目相看，引出了许多具有语言学研究价值的课题。
通用中文、港式中文、粤式中文，一般都使用语体[ 语体（Genre，Style，Register of Language）是因使用环境与针对性而由词汇、结构、修辞手段等方面构成的语文类型。一般理解，语音较少参与语体的构成。通常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口头语体又分为谈话和演讲两种语体。书面语体则可分为法律、事务、科技、政论、文艺、新闻、网络等下位语体。以上这些语体都无法涵盖香港出现的三类中文。]来指称。兑换成专业用语，通用中文即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当然也是汉民族的共同标准语）的书面语体，粤式中文即香港粤方言的书面语体。但是“粤式中文在教育界认为不是标准中文。……在书面语上，粤语没有正式的地位。……粤式中文是上不了台面的一种。”（《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港式中文即通用中文与粤式中文混合而成的书面语体。“港式中文是在通用中文的基础上，夹用少量粤语语句、英语语句、文言语句;粤式中文则是粤语的书面语，记录粤语口语除了借用通用汉字记音，也要用不少的粤方言字。”（《港式中文面面观》）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不同语码系统上的语体（以“语体-语码”表示）。粤式中文是和口语紧密结合的。而通用中文也有口语基础，那就是历史上雅言系统演化至今的标准语语码系统，通俗一点说，就是北方官话系统，也是一种强势系统。自古至今都是如此。中国以及汉民族就是以此来维持国家以及民族认同的。香港虽然被英帝国殖民管治100多年，但民族交流始终未断，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多种中文都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达主体，于是汉字就成了民族认同的超级联系者。汉字的妙处在于强表意性，由此就具有了读音对应的多可能性，也即超表音性，可以与各地的任何一种语音系统结合，记录不同方言的对应语素。通用中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背景层与表显层半脱钩的书面语。背景层是传统的北方雅言，表显层却是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方音对应的读音。虽然也能在正式场合诵读，但只是按照音韵对应规律得到的读音。通用中文的语法必须服从历史传承的规范，词汇大部分都来自雅言系统。这是为了获得广泛传播而求得的约定与折中，以小失求大利。因此，通用中文与粤方言口语以至粤式中文的距离已非仅靠语体可以解释。吴方言区、湘方言区、客赣方言区，以至闽方言区、粤方言区，概莫能外。其中的关键就是汉字。没有汉字，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双重性格”。这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但千百年来汉语人却习焉不察，顺乎其用。说透了，方言区人士学习通用中文，其实就是学习一种亲属语码。就如我们学习文言文或古汉语，其实也是在学习一种亲属语码。因此，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的区别就不单单是书面语体与口语体的区别，而是还有更深层的语码区别。它们都是多语人形成中的一个语码成员。因此，准确地说，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之间的区别应该是“语体-语码”共同作用下的区别。这也许是一种中国特色。目前使用“语体”来指代，是为了表达简单，称说容易，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厘清了通用中文和粤式中文，那么港式中文的语言性质就简单了，不过是前二者“语体-语码”的混合。《面面观》作者说得好：“就发展趋势看，能说粤语的人不会减少，能说英语和普通话的人数则会稳步增长。掌握两文三语的人，在中文书面语里夹用少量的粤语、英语，就自然而然写出了港式中文。”（《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
二、多语码现象分析
（一）多语码使用的不同类型
至于港式中文的形态，《面面观》作者指出：“港式中文主要有两种类型，大部分是在通用中文基础上，为了表达的需要，夹用少量粤语、英语、文言语句;此外还包括并不夹用粤语、英语、文言语句，而明显受英语表述影响的中文书面语。”（《港式中文面面观》）
第一种类型，语码混合（code-mixing）。尤其是夹用方言词句，在汉语其他方言里也比较常见。语码混合可能有3种样态。
甲类，出于对人物口语的描写需要，以通用语码为主干，不同语码各有使用领域。叙述时为通用语码，根据人物特点，对话时更换为方言或口语。基本上是整句甚至整段的更换。香港的一些文学作品，常有如此安排。例如《面面观》里的例子（粤语词句加底线表示）：
曾几何时，宠物小精灵的手机游戏PokémonGO席卷全球，我当然不执输[落后]，玩埋一份[玩了这个游戏]，却招来老婆揶揄一番：“你估你仲细咩[你觉得自己年纪还小吗]？几十岁人[几十岁的人]，揸住部手机[拿着一部手机]，喺条街行来行去[在街上走来走去]，就为咗捉精灵[就是为了抓精灵]，嘥晒啲时间[把时间都浪费掉了]，都唔知为乜[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记得当时我回答说：“我唔玩[我不玩]，又点知潮流兴乜呢[又怎样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呢]？至少我一路玩[起码我可以一边儿玩儿]，一路可以了解下个游戏点解咁受欢迎啊[一边儿了解一下这个游戏为什么这样受欢迎呀]！”（《你在捕捉什么呢？》） 乙类，出于局部表达或生动或真实或准确的需要，以通用语码为主干，夹杂少数另一种语码，或词或句，没有明确的夹用规律。一般说，在无法以通用语码表达特殊内容、特殊色彩时更换语码。例如：
全港No.1最多人睇嘅[看的]报章（《头条日报》报头）
他这样挣扎，她那样骗己骗人，谁那样在现实中魔幻沉沦。J. D. Salinger在经典的《麦田捕手》告诉世人关于女生：“就算是不太漂亮，甚至有些笨蕉[笨]的，但每次只要她们干些可爱的事，你已爱上了她们一半，然后自己去咗边都唔知[去了哪儿也不知道]，女生！”（《最佳情人》）
丙类，无所谓主干语码，或主干语码随意更换，多种语码混杂。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两种语码掌握得都不好的情况下，因此会出现无意识更换主干语码，随遇而安、临时应付的情况。估计非原住人员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从内地刚到的非方言语区人员，一旦与香港当地人交涉时，可能时而以粤方言为主干，时而以英语为主干，时而又以普通话为主干，而且其中还夹杂另一种语码，勉强交流。除了记录写实性的作品，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于正式的书面写作。
第二种类型，似乎是语码借用（code borrowing）或语码替换（code replacing），而且很有趣，仅是句法模式的借用或替换，不涉及词汇。这后一种很像上海曾经流行的洋泾浜语，但不同的是，这似乎是一种局部“逆向”的洋泾浜现象。上海洋泾浜虽然没有明确的语法，但大体以汉语的句法模式作为框架，配以英语词汇为砖石;而香港出现的这类中文，恰恰相反，把英语句法格式混杂其间，将汉语（含粤方言）词汇当作了砖石。例如：
天气开始转凉，是时候走出冷气房，享受秋高气爽。（《港式中文语序问题略论》中引《悠闲周末赤柱海旁叹High Tea》，《太阳报》，2012.10.10）
很明显，“是时候”的用法受到了英语it is time to do something格式的影响。又如：
遵守XX集团为符合制裁或预防或侦测清洗黑钱、恐怖分子融资活动或其他非法活动的任何方案就于XX集团内共享数据及信息及/或数据及信息的任何其他使用而指定的任何责任、要求、政策、程序、措施或安排;……（引自《港式中文面面观》）
【对比英文：complying with any obligations， requirements， policies， procedures， measures or arrangements for shar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within the XX Group and/or any other use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ny programmes for compliance with sanctions or prevention or detec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terrorist financing or other unlawful activities; …】
中文例句語序混乱不堪，难以理解，对比英文可知，显然是因为受到英语语法的影响。
根据《面面观》的描写，总的看来，语码混合或语码借用是比较随意的，有明显的临时应付的性质。正如该书作者所言：“由于作者夹用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缺少一定的原则，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港式中文夹用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的多少极具随意性。一些作者在夹用粤语语句和英语语句的必要性上，欠缺审慎考虑。”（《港式中文面面观》）
（二）多语码中文的普遍意义
广义地说，这3类中文也不同程度地在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着。以苏沪为中心的吴方言区来说，当地通行的书面中文与北京、香港的通用中文大体一致，三地完全可以通晓无碍，无须举例。历史上，吴语的方言中文在强势的中央政权与科举制度下，不可能存在。只有在实用需要的外力影响下，才可能产生方言语体的书面文本。最典型的就是西方教会编印的传教文本。闽方言如此，吴方言也不例外。例如一份标明“上海土白”的《亨利实录》（1856年，咸丰六年刊印）[ 《亨利实录》，“洋上赵吟松刊刻印订”。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蒋严老师提供，谨致谢意。]：
伊个娘要死个辰光、眼睛望子天哰话、神呀、因为侬是肯哀怜无爷无娘个小囝、格哰我现在担我个小囝交代拉侬、情愿侬保佑伊哰、勿放伊拉世界上椪着苦恼。[普通话译文：他的娘要死的时候，眼睛望着天上说：神啊，因为你是愿意哀怜没爹没妈的小孩儿的，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小孩儿交给你，情愿你来保佑他呀，别放他在世界上遇到苦恼。]（第一章，1～2页）
这是一篇用160多年前的上海乡下话写的故事，用来传教。当针对乡下文盲的传教任务基本完成后，教会站稳脚跟，这样的语体文本就会逐渐退出，不再出现。
至于类似港式中文的甲类语体，在吴方言区也广泛存在。例如晚清艳情小说《九尾龟》（作者张春帆，原籍江苏常州）。这是一部通、古、方各有范围的作品，相当于语码混合的甲类，有通用语（无标记），有古语或文言（以加框表示），有苏州方言（以底线表示）。例如：
秋谷问道：“我才看见云香瘦了许多，头也不梳，好像有了病的样子。既然有病，为什么又要出去冒风[冒险顶风]？”彩云道：“格两日倪阿姊本来勿出来格呀，难末刚刚困好，书场浪来叫哉，说耐二少爷点子戏下来哉。耐二少爷面子，是勿能勿去格啘。”[这两天我姐姐本来是不出来的，现在这刚刚睡起，书场来叫她了，说你二少爷点下戏来了。你二少爷面子，不能不去的啊。]秋谷笑道：“，我云香有病，我决不来多事的。”（第三回《余香阁初点满堂红 章秋谷重过谈瀛里》）
上文的特点是叙述部分是通用文（明清时代的通用语体），穿插的诗词以及个别语词是文言，对话则是按人物身份与成长地选择语言。《九尾龟》其他章回也莫不如此。章秋谷是明代应天府（下辖上元、江宁、句容、溧阳、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八县）人士，府治在今天的南京市，操通用语（下江官话，与今天的普通话大致相当）;花彩云和花云香都是苏州人，也曾在上海居住，说的是姑苏吴方言。其中许多苏州话对话，对笔者而言应该没有问题，但在阅读时，也要适应一阵子，因为与笔者习惯的书面表达太不一样，不能实时与大脑中储存的字符印象联系起来，从而延迟了理解。对北部吴方言区的人来说，用现成汉字表达姑苏吴方言也是相当陌生。因此，这种文字表达很难流行，始终都是断断续续的细细支流。 乙类语码混合语体在吴方言区尤其是上海比较多。写作时常常愿意夹杂一些上海话方言词，以显示接地气，例如下面的几段：
“老婆哭闹一场，提出离婚，爷叔[叔叔]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踩刹车，麻将也不搓[玩、打]，背也不敲[捶]了，老老实实开出租，有点钞票就买房子。彼时楼盘，用现在的眼光看，便宜得令人发指。如今爷叔[叔叔]身家两千万，照样开差头[出租车]，一天隔一天出车，早出晚归。不然能干吗？呆在家里，老婆看多了要触气[难受];孵沙发[赖在沙发里]看电视，容易得老年痴呆;朋友知道你有两个铜钿[钱、铜钱]，有些搞七廿三[胡搅蛮缠]的，就鼓动去P2P;出国旅游一趟，法意瑞十日游，大巴车拖来拖去[拉来拉去]，还是阿拉[我们、我]上海好。狭隘的大上海沙文主义。”（路明《弄堂的瓦解》，《新闻摘编快报》，2019.12.5）
此外，该文里还用了上海话格式的一些短语，例如：“咖啡吃吃，舞跳跳”。
如果另一种非母语比较差，也会在语文中偶尔夹杂一些流行的非母语词，像笔者在日本指导研究生时，常常在汉语中夹杂一些日语词，以便表达准确的意思。如果记录下来，就成为丙类语码混合文本。
这种情况在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似乎很难出现。它们可以存在两种语码，一种通用语码，一种方言语码，也可以出现语码混合或替换，但很难出现与通用书面语体并行的另一种方言书面语体。汉字因表意特性与形声造字方式而具有超表音的能力，即同一個汉字符号可以联系或对应多种方言甚至外国语同义语素的语音。因此，香港可以存在通用中文和粤方言中文这样的书面形式。
三、多文现象的形成与应对
（一）多文现象的形成因素
一般的多语现象就是会几种不同语言/方言的口语。许多人都能做到外面工作、应酬用通用语言或外语，回家用家乡方言，大城市里的人尤能如此。但社群多文现象，在中国范围内，似乎只有粤方言区（尤其是香港）才有。多文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参与后造成的。据笔者观察，参与因素约有8项：语言距离;语言态势;文字支持;管治情态;社区定位;集群效应;历史习惯;心理认可。这8项大体可分为3类。简述如下。
1.语文类因素
（1）语言距离：以北京话/普通话为中心，距离北京话/普通话越近，方言式中文形成的可能性越小，甚至让人浑然不觉，基本上只是夹用少数方言词语而已。距离北京话越远，方言因素越有可能表现，但一般仍以夹用词语为主。完全的方言式中文，有可能存在。但在目前的环境下，粤式中文可谓绝无仅有。
（2）语言态势：如果有多种语码并存于社群，就必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强势语码必定千方百计要在书面上表现，占领语言表达园地。而弱势的一般只能以方言词或社区词的身份加入前者，以便表示其存在。如果两种语码分别在不同领域有强弱的区别，则可能形成不同领域的强势者。在香港，汉语标准语一直以来在书面语领域都是强势者，英语在对外时也具有优势地位，粤语只能在口语领域保持强势地位。“就人数来看，粤语呈强势，但就语言的地位来说，英语在香港的地位超然。……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英语的地位仍然很高。”（《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于是，粤式中文的弱态就是可以预见或可以理解的。
语言态势还表现在语言接受方。如果社区里都不懂英语，英语就没有社区地位。如果某个方言区普通话崛起并超过方言的使用，那方言文就必将消失。以上海话传教文本来说，就只能在160年前产生。随着上海迅速成为中国以至国际的大都会，以前的乡人转变为市民，识字率普遍提高，为统一号令使用的官话已经普遍接受，那么原先的那种方言传教文本就失去了使用基础，不可能再流行，最后终于消失。而香港与上海不同，“粤语在口语交流上很有地位，除了有教学语言的地位，还在政府、立法、司法机关作为交流语言”（《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而且还是政府对香港居民发布施政措施的语言。因此粤式中文还有一些存在空间。
（3）文字支持：方言文，甚至杂糅文体都必须有固定的方言字支持，否则很难将方言词固像化，从而影响阅读与传播。《面面观》作者指出：“如果没有记录粤语口语的粤方言字，粤式中文便不能存在。粤方言字有很多，例如﹕嘢、啫、啱、嗰、佢、嚟、晒、睇、喺、乜、咗、咁、嘞、?、喇、嘅、啰、喎、喇喎等等。而这些粤方言字，大都不在通用规范汉字内，因而香港地区以外的读者看不明白由这些字记录的粤式中文。”（《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除了粤方言，中国所有地方的方言字都不很发达或使用很局限。即如上海话而言，使用的吴方言字很少，常用的只有“覅[不要]、朆[不曾]、汏[洗]”几个，其他大都是借用现成汉字，如“阿拉[我们，我]、笃[炖]、格搭[这里]”。像上面的《亨利实录》里，也只有“伲[我]、囝[小孩]”是方言字，连“哰[记音字;语气词]”都不算。其他虚词用字也都是借用。因此也影响表达的势头。粤方言则不同，有系统的一套固定对应的方言字，尤其以“口”做形旁的粤方言字，浩浩荡荡，给粤式中文和港式中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社会类因素
（1）管治情态：管治者的身份对语言的起落有着极大的影响。1842年起香港遭受英国的殖民管治，其连带的结果则是：英文成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剩下的则是土生粤方言，以及书面上的通用中文。中文，那是香港人的根，是英语消灭不了的。《面面观》作者指出：“历史上，英国并非不想从语言上割断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关系，但是长达150年的时间也未能让香港变成只流通英语而不流通粤方言的地方。可见香港与广东的血脉相连的关系，不是想割断就割断的。”（《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但香港过去通称的国语，也即今日的普通话，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因为英帝国的最终目的是企图永远割断香港与祖国的联系，实现攫为己有的目的。《面面观》作者接着说：“但是英国做到了让国语/普通话不在香港流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香港与内地的交流。这一作用，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就凸显出来了。1984年到1997年7月1日，这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政府和民间才都开始重视普通话和中文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随着1997年香港的管治从英国移交中国，香港结束了英国150年的统治，但高度自治又意味着中国中央政府的部分管治权已经让渡给了香港特区政府，意味着普通话将有新的地位，但还有待确定，暂时还只能体现在通用中文上。因此，中文只能以传统书面语形式作为正式语文，而英语仍将保持正式语文地位。看看菲律宾就会更理解昨天和今天的香港。菲律宾被西方殖民了400年。1565年，西班牙侵占并统治菲律宾300多年。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逼着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从此菲律宾易手美国，英语迅速赶走了西班牙语。经过1942～1945年短暂的日本占领，二战后菲律宾重新沦为美国殖民地与美国影响下的半殖民地。经过近100年的实质与强权的美国统治，英语迅速成为一种强势语言，菲佣都能操一口英语就是明证。虽然菲律宾已经独立，但如果本地语言创造的文化依然薄弱，那美国殖民的语言效应仍将延续很长时间。当然，香港的传统民族文化更强更厚，会有新的发展。 （2）社区定位：每个区域性社会（即本文所论的社区）都会有自我定位。97回归后，香港的定位变了，回归为中国的一部分，立足于中国，那么普通话与通用中文必将有更大发展空间。香港还将定位或继续定位于面向大中华与大国际的核心都会，那么通用中文与普通话，以及英文，都将有广阔使用空间。《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言。”《面面观》作者深一步解读这条法律说：“英文成了地球村里最为流通的语言。要稳住香港作为世界大都会的地位，英文是香港与世界各国交流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三是英文和中文都是香港社会的正式语文。英文作为正式语文并未贬低中文的地位。相反，按上述第九条的叙述，中文的地位高于英文的地位，这是《基本法》中文表达高超的地方。”（《多元语言社会与港式中文》）这就是对香港当前语言定位的一种恰当反映。港人如果都清楚这样的定位，那么未来普通话的推广就是大可预期的。
（3）集群效应：多语人很多。多语人分散在许多地区，每个社区只有少数几个，那就毫无意义。多语人形成多语人社群，就会互相影响并形成“势”，一种要表达多语人语言诉求的“势”。这样的社群就可能左右语文的历史。假如某个粤方言社群有一大半人都会英语，就有可能随时会表现一下，或显示自己的能耐，或表示国际通用的习惯说法。假如某个方言社群里大部分人都会普通话，那方言中文就必然逐渐式微。假如某方言社群所操方言距离通用语较远，就存在书面表达本方言的可能。这些应该就是混合书面语出现的基础，不可小视。集群效应里还存有语言与心理因素，但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现象。
3.心理类因素
（1）传承习惯：习惯是一种心理现象。如果形成了集群习惯、集群心理，将会具有很难改变的力量。汉语从古至今，从近代演化到现代，变化很大，但雅言书面语的通用性与使用传统一直未中断。表现在现代，通用中文始终是主流，是唯一正式的、上得台面的高等级中文。而且这个主流倾向已经成为习惯心理，谁也无法改变。粤式中文虽非始自今日，已经存在有较长时间，而且也已形成一种习惯心理，但始终处于非正式地位，非主流地位。两个习惯同时存在，强弱主次分明，同时也必然产生矛盾，促使形成新的语文形态。
（2）心理认可：以上诸项因素形成的多语多文现象必然在人的心理上烙下印记，产生相应的反应。如果由个人的心理诉求扩大至群体，形成集体心理或集体意识，就很难阻止或改变。香港百多年来，通用中文始终是主流，说明香港人民在心理上一直认同自己是汉民族的一部分。任何社会问题、语言问题最后都会归结到心理，表现为心理反应，表现为心理的认可与否。个人或集体的心理与社会又是互相影响的。心理会加强社会问题的强度，而社会反过来也会促使个人/集体心理认可度的演化。
多语人是二语教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语人社群更是一个具有实用与理论价值的新课题。不仅香港，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多语人社群。全世界许多民族或国家都有标准语与方言，有外语的空间，也都会有多语现象。以上3类8项因素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可以使某类语体或成为现实，或发展强大，或式微消失。因此，这是个值得普通语言学关心并研究的现象。
（二）多语文现象的应对
香港的多语文现状，除了中文的3类语体外，还有英文参与;97回归后又多了普通话的需求。香港面临着4个交际圈：香港交际圈、中国交际圈、大中华交际圈、国际交际圈。1997年以前，香港是一個被管治的殖民形态，只能选择侧重于香港交际，以及以英联邦为主的国际交际，大中华交际只能作为一种传统的平衡方，与中国内地的交际则充其量只是点缀。1997年以后，香港开始面临全新的格局，香港人必须认清形势，调整好自我定位，时刻意识到“一国”地位，自觉地将中国交际圈调整好，将之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因此，只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抓住8种影响因素中的“管治情态”和“社区定位”，慢慢做工作，那么其他6项因素就将不是问题。《面面观》里的历时统计告诉我们，香港回归后，普通话和英语的使用都有了大幅增长。作者有很多基于现实的中肯建议。顺着这个势头发展，香港作为兼具大中国、大中华与大国际眼光的多语人社群的新语言生活将可预期。
四、社区词的普遍意义
（一）社区词的性质与范围
1.社区词的界定
《面面观》作者是社区词这一概念的首创者，也是社区词研究的开拓最力者。[ 田小琳1993年提出“社区词”概念，1996年发表专文阐述。参见田小琳《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社区词也可以称为“地区词”。田小琳将社区词定义为：“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差异，而产生的适合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笔者以为这个界定很到位。它超越了方言词和共同语词汇的传统分类，而改从区域性社会（或语词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去观察。方言词是对共同语而言的，是指不通行于共同语的词。社区词与方言词不是并列关系，也非从属关系。同理，借词性质的社区词与外来词也是从不同角度的提取与分类，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应跳出方言词、外来词的框框，从更新更广的角度去看待社区词，发现社区词成员的多样性。比如可以用社区词构成成分的属性去认识社区词，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路走得更宽广。
2.社区词范围的再认识
我们还应该跳出一般的使用观念，从“社区专用”去认识社区词。在此视角下，可能会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被其他区域“引用-介绍”性使用的某社区的社区词，是否还能算该社区的社区词？按照笔者的理解，社区词是指限于在某区域性社会专用的词语，既然只是“引用-介绍”，就不是真正使用于其他区域，不能以此来取消某词的社区词资格。比如香港之外的媒体报道提到香港立法会的“拉布”[立法会上用拖延方法来阻止审议表决的手段]，那是一种涉及香港的介绍，并未在香港之外的生活中真正使用，因此不能以此否定“拉布”是香港的社区词。 第二个问题是：社区词到底可以包含哪些类型的语词？按照上述界定，可能有两种理解：其一，社区词限于通用汉语语素构成的词语;其二，凡在某社区专用的词语都有入选的资格，不限于通用汉语语素构成的词。我们应该以哪一个标准为准？笔者以为后一种理解更为适宜。
3.社区词的类型
如果按照后一个理解，那么根据构成成员的不同，香港社区词就可以有如下4类。
（1）现代汉语通用语语素构成词，如：综援[综合性援助]、班房[教室，译自classroom]、公屋[租给收入低者的公共住屋]、居屋[供中间阶层购买的住房]、丁屋[限于男丁继承的房屋]、笼屋[香港最差的居所，仅一张床，四周用网笼住]、木板隔间房[用板间隔开出租的小屋，卫生设备共享]、夹心阶层[中间阶层]。
（2）古汉语语素参与构成词，如：差人[警察]、差馆[警署]、差饷[原义警捐]。
（3）粤方言特有语素参与构成词，如：揽炒[同归于尽]、劏房[大房间被隔开出租的小房间，相当于木板隔间房]、寮屋[木屋]。
（4）外来成分构成词与字母词，如：泊车[英. park，停车]、阿Sir/阿蛇[警察]、K仔[毒品K粉，即氯胺酮（英. ketamine）]、咖啡妹[女交通督导员]、bb[英. baby，婴儿]、STC[特遣防暴警察]。
以上是最大可能范围，是否合理，留待学界讨论。
社区词突破了方言词与外来词的局限，又打通了社会语言学与本体语言学的界限。我们可以从社会与时空角度开拓词汇的演化途径，考察社区词如何产生，又如何扩展使用地域。比如原先的香港社区词是如何进入上海话的，“阿sir”演化为“阿三”[原指印度警察，后比喻猴子]，就是一例。又如香港社区词是如何进入普通话的，如“人蛇、蛇头、大鳄、牛市、熊市、白手套、垃圾食品”。因此，社区词确实是一种广阔而实用的开拓。
（二）日本的汉语“社区词”
《面面观》作者还指出：“社区词语，主要指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海外华人社区范围很广，比如东南亚华人社区、美国华人社区、欧洲华人社区等。”（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
笔者认为，《面面观》作者是站在讨论汉语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如果环视世界，那么每一种多方言社区在在民族标准语下都可能存在社区词。当然，这种语码混合和借用的情况也的确发生在国外华人圈里。笔者在日本任教时曾考察过日本华人的汉语使用情况，其语码混合一般都属于上文讨论过的乙类。汉语中所夹用的日语词大致有这么几类：
A.日本特有事物，如：回数券[多买若干张票后赠送一张的优惠券]，宅急便[日本快递业服务品牌，市场占有率大，并泛化为快递公司的通用性代名词]。
B.日本音译西语，如：モノレル[monoreru，英. monorail，高架单轨铁路]，マヨネーズ[mayoneezu，
英. mayonnaise，蛋黄酱]，マンシュン[manshun，英. mansion，高档公寓]，カード[kaado，英. card，信用卡等银行卡的统称]，ボーナス[boonasu，英. bonus，奖金]。
C.日制西语词，如：シュークリーム[shuukuriimu，日制法英混合词，法. chou +英. cream，薄面皮内有香草奶油馅儿的球形小点心]，パソコン[pasokon，日制英语缩略词personal-computer，个人计算机]，パチンコ[pachinko，扒金库，一种日本流行的赌博用弹子机店]。
D.可对应汉语词的日语汉字词，如：市役所[市政府或及其办公处]，别科[预科]，文化祭[文化节]，家族滞在[家属居留]。
E.日语发音的常用词语，如：さくら[sakura，樱花]，ちっとまで[chottomade，稍候]，だめ[dame，不行]，もしもし[moshimoshi，喂，喂]，はい[hai，是，对]。
F.日本用字母词，如：CW[日制英语Chinese Writer的缩略，日本开发的计算器中文码]，PHS[个人手提电话系统，相当于小灵通]。
G.中日通用外来字母词，如：CD，DVD，MTV，MP3。
这些词语除了G类外，对其他华人圈而言，显然仅限于日本使用，应当算是社区词。其中D类是最大量的，几乎所有的日本汉字词都可以改成汉语读音而使用，而且比较随意，很不稳定，大都根据个人习惯和场景而定。以上这些日语词在需要时也可立即替换为汉语词。这说明海外华人圈里语码混合或借用的临时性和实用性，大大不同于香港社区词。同时也说明汉字的超表音特点，可以书写不同语种，对应的却是不同语言的语词读音。这种情况也是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华人圈看不到的，因为这些国家统统使用拼音文字，不大允许字母有很大差异的另外读法。
日本华人圈的语码混合和借用，在语言学里却有着意外的价值。除了G类已经成为汉语里的外来词（也可以认为是准外来词）之外，借用的其他几类日语词，以及香港社区词，促使我们提出下面的问题：
A～F类日语词算不算外来词？算汉语外来词，抑或仅仅是日本华人圈社区里的外来词？
A～F类日语词最后往何处去？有多大可能进入中国语言生活？
同一个外语词在不同社区的借音形式（例如：SARS、沙士[香港用]、煞士[台湾用]），算不算不同的外来词？词典里要不要分列词条？
社区词可不可以包含某些外来词或部分外来成分构成词？
外来词或借词到底应该如何定义？
五、多语人社群汉字的使用与寄望
踏入香港，满眼都是繁体字，因此，使用繁体字也应该是香港语言生活的一个特点。不过，作为“特点”，却是后来产生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港澳台和内地都是同一个汉字字符体系。1956年内地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并推行简化字，而当时港澳台没有响应，这才生出了这个特点。之后港澳与台湾又各自对汉字字形做了微细调整，才形成港澳与台湾之间也有了大同小异。语言以及文字，都是实用的、功利的，有时却又无奈被政治化的。在一些人的操弄下，似乎汉字的繁简也有了政治味道。语言的作用在于交际，同时也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语言的书面体现，又可以成為艺术的载体。繁简两种字形应该可以共存，也应该有解套之策。《面面观》作者写道：“香港政府的中文网页，既有繁体版，又有简体版，服务社会，方便市民，值得点赞！”（《繁简转换得当 交流更加顺畅》）香港有许多人是从使用简体字的内地去的，也有从通行简体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来香港工作的。因此港府的这个类似“繁简由之”的政策，无疑是一个好办法。“繁简由之”是由澳门的程祥徽先生最先提出的想法，但实行最早最力的却是香港的《语文建设通讯》。 香港是个特区，《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可继续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招聘教职员和选用教材。”其中教学语言和教材里实际上都包含教学用文字的意思。特区就应该有些“特”，特区自行制定的教学语言政策，院校自主性的选用教材，说明了语言文字“特”的范围。在香港，使用繁体字是个“特”，繁简由之也是“特”。但从国家统一或“一国”角度看，繁简由之只能算是统一字形的过渡。这个“特”还应该体现在承担统一汉字字形的试验方面。“一国两制”的“两制”，说的是政治体制，而且并未说语言文字的不同步就可以与两制一样地延长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高兴地注意到2012年发表于香港，由胡百华、姚德怀、陈明然3位学者研制出的汉字“和谐体”[ 胡百华、姚德怀、陈明然《汉字“和谐体”的倡议、研究及相关成果》（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12年第5期）。具体做法如恢复部分合并字：“和谐体”是以规范（简化）汉字体系为基础，对其中非一一对应的简繁字进行调整，恢复使用在调整后失去对应对象的部分繁体字，并让经过调整的相关简化字回归其传统字义，如“後续/前後/皇后”“麵条/麵包/面前”“頭髮/髮型/发生”。又如合并字恢复后的再类推简化：“鍾”恢復为独立字以后，再类推简化为“锺”。再如“两便处理”：“台、臺”二字在用于台（臺）湾地名时经常互换通用。本案凡涉“台/臺（湾）”名称的词条中作两便处理，由用户按个人习惯选用。
]方案，该方案消除了简化字中部分可讨论的简化，繁简可以一一对应，转换无误，扫除了简化字推行的一大障碍。他们立志沟通大中华，统一文字，其志可嘉！作为特区的香港如果能设立一些和谐体试验点（如班级、出版物），促进方案优化完善，为统一大中华汉字贡献“特”力，则将利泽万民，功垂千秋。
六、余 言
香港的三类中文，都是实际语言生活的反映。粤式中文有粤方言口语作为基础，通用中文有官话口语作为基础，而港式中文是二者的混合，香港人口语里经常就是这样几种语码混合着的。《面面观》作者指出：“粤语交流中夹用英语语句是常见的现象，时常可以听到英语语句带上粤语的声调语调，融入粤语之中，特别在白领的年轻人口中。口语交流中长期流通的粤语和英语，必然影响到书面语，由上表可以看出，港式中文夹用粤语语句、英语语句是香港人‘我手写我口’的直接反映。港式口语和港式中文一脉相连。”（《港式中文面面观》）香港独特的多语人语言生活，值得我们关注它的走向，也值得我们研究它的今天与未来。香港的语言文字形态必将与内地逐渐靠拢，我们期待着这个前景。
责任编辑：王 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