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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梦
那晚，我梦见了父亲。
闹钟响起，父亲的鼾声像往常一样戛然而止，起床穿工作服，简单洗漱后骑上电动车赶往码头。等待他的，是一艘万吨级货轮。他把电动车像往常一样停在厂门口，然后过安检，顺着舷梯走下船舱。他像往常一样和交班的工友们打招呼、说笑，像往常一样走过去帮他们搬运货物。那些工友们也像往常一样喊道：“老刘，又这么早就来啦？”父亲已经搭了一把手，肩膀正从他们手中接过一袋子重物，另一只手扶住袋子的一角，用力将整个重物向上挫一挫。他一边走，一边说：“醒了就睡不着。”
那天，装卸化肥。货轮由宜宾顺江而下，装满化肥后再逆流而上。一袋化肥一百斤，全靠三四个工人一来一回地扛。父亲突然感觉胸闷、眩晕，于是扶着船舱铁壁，缓缓坐到化肥袋上，工友们发现后，急忙拿来热水，父亲不想喝，但在他们的关心与劝说下，勉强喝下半杯。之后，他们又将父亲扶着平躺在船舱一角。
又 梦
前年，我想写一部以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他忽然来了，他说他不放心。隔着昏暗的光线，我听到他咳嗽。父亲的咳嗽频繁且伴有黄色浓痰，不吐不快。但在我这个“城里人”面前，他常将粘痰强咽回去。
母亲嫌他邋遢。我也数落他。面对我和母亲的“训斥”，他越来越怯懦，常在咳嗽与吐痰时偷偷瞅我们，讪讪地笑。在他这笑声里，我读到了深不见底的愧疚。然而，这个家是他奋不顾身地支撑起来的。38岁前，他一直在镇街一家玻璃厂工作，做过量杯、量筒、马赛克、花瓶。玻璃厂可以生产出各种精美玻璃制品，但同时也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那里终日弥漫着浑浊的柴油味，飘浮着细密的煤灰碳粉，污水四处排放一片腥馊难闻，男人身上的汗臭更是藏都藏不住。他天天在这样的环境里累死累活，既没有口罩这样的劳保，也没有免费体检的福利。除此之外，炉膛内一千多度的高温也日复一日炙烤着他的肺部，因为长期熬夜，他不得不借助香烟的刺激提神醒脑，两瓣原本健健康康的肺被折腾得越来越脆弱。有段时间，我吓唬他：“你迟早会得肺病，不是矽肺病就是肺气肿、肺结核，这些职业病个个都是谋财害命的凶手。”他却佯装若无其事，反而说什么只要我好好学习就行，其他的事别管、别分心。他不信我，我也不听他，他依旧烟来伸手、烟不离手、痰不离口，而我依旧沉迷于嬉戏玩乐，和同龄孩子打群架、放野火，甚至还到一家宝石厂偷玛瑙，不幸被门卫逮住押送至学校，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终于有一天，玻璃厂倒闭，衣食堪忧。他不得不换工作、忍痛戒烟。我看到他落魄无助的神情，一时间五味杂陈爱恨交加。那段时间，我不和他说话，直到他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新工作在泰兴市燕头镇一家台企，与他的老表在一起，老表洁身自好，没有这样那样的不良习惯，他多少会受到约束。
多年以后，他在燕头镇那家台企出了事。在母亲多方努力下，他才离开燕头镇回到镇上，最后进了镇上的港务局，那里四野空旷，江风猎猎，十分寒凉。不久之后，他又喝酒又抽烟了。有一年正月里，他在家看电视时，鼻孔突然流血，其势汹汹。用烟蒂里面的毛絮勉强止住后，我们把他送到新桥村曹开勇医生那里，医生给他测过血压后，毫不客气地说：“幸亏鼻子流血，否则就是脑溢血！”医生告诫他不要喝酒。他很委屈：“我在码头上，不能不喝酒。夜里的江风吹在身上，像刀子在割皮剜肉，没有酒暖暖身子，能冻死人。”医生看着面前这个年近六旬的背部佝偻的男人，把许多话都咽进了肚子。而我听到父亲这些话时，不仅害怕，也犹豫了，面对父亲这种卑微的诉求，我们到底该不该剥夺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他喝酒，每天二两而已，喝的还是极低廉的三块钱一斤的散装酒。桥西村老队长张友山在我家屋后开办了一家酿酒坊，父亲常叫我拎一个白桶去打酒，一桶五斤，十来块钱能装满满一桶。喝酒时，他从不计较下酒菜的孬好。好时，有鱼有肉，他吃的也不多，心心念念要留著给我;孬时，仅一碟用醋浸泡的花生米。他喝酒，喝得慢，喝得细，啧啧声中，有时候也让我羡慕他，感觉他在清贫庸常的日子里也能乐天豁达地生活，这性格与我截然不同。我天生忧郁，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我时常对比我们之间有多少相似，又有多少迥异。有时候，他喝着喝着还冲我咧嘴笑：“要不要也来一杯？”我看着他，表情有些严肃，我说不喝。我不会喝酒，从来也没有以能喝酒为荣，而现在想来，我失去了多么好的父子聊天、增进感情的机会啊？一杯浊酒尚且能喜相逢，更何况父子之情若能在推杯换盏之际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那是多么痛快淋漓的事情！很多年后，当我半夜开车路过港务局大门时，我情不自禁停了下来，走下车，站在空旷的马路上，那个冬夜里清幽的月色让我感觉格外寒冷，而无处躲藏的江风一刻不停地撕咬我的衣服、头发，让我无法自已地流下泪来。泪是热乎乎的，可是很快它就变冷了，向骨头里侵蚀。
码头上不仅风大，还是个大染缸。有时见他回来，从头到脚全是面粉，像雪人;有时候，他在鞋柜前换鞋，遥遥望去像闯进了一个黑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被煤粉裹住了;还有些时候，他鼻腔里喷出的全是化肥尿素的气息，口袋里能掏出黄豆、黄沙。他没有文化，空余一些气力。他岁数太大，好多厂子把他拒之门外。我如果借助酒力，抱一抱他，我们之间也许就不再有芥蒂。
他背对着我，缓缓说道：“我知道你要写爸爸，可爸想问问你能不能打消这个念头？”
关于写作的事情，一直是戳在我和他两个人心头的芒刺。直到他的同事——正好是我同学胡正鹏的父亲无意中透露了我父亲对我写作的态度。原来，父亲听说我的诗集即将出版，非常开心地告诉码头上的工友，并在他们面前炫耀他的儿子多么厉害，而且还放出风声，说等他儿子出版了诗集，他就要带几本送给大家。码头上的人纷纷起哄，赶忙要父亲代我请客，父亲二话不说便和大家约定了时间。不成想，这约定成了永远不可兑现的承诺。胡叔临走时叹息道：“你爸一直不肯支持你写作，就是害怕你因为写作一辈子受穷受困……”
真相，偏偏来得那么迟！我试图走近他。我求他转过头，我求他不要走，而他却忧戚地问我能不能多拿出时间陪陪妈妈，他要我替他照顾好她…… 我一直以为父母之间的感情并不和谐，他们经常吵架。母亲嫌弃了父亲一辈子，常在我耳边说媒人骗了我外公，说我爷爷只是一个倒霉的志愿兵，当他所在的队伍开拔到鸭绿江边时，前线战士不仅高唱凯歌，还成了人人仰慕的英雄。世界和平了，我爷爷只得卸甲归田，一事无成。我外公却不同，他是干部身份，若非孝道所困，他早就带了家人定居南通城里，远离种田苦命。关于那场极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迁徙，母亲说起来十分动人，也十分遗憾。我脑海里总能浮现出一个画面：外公带着体弱多病的外婆，外婆左手牵着我小舅，右手拉着我姨妈，我母亲和大舅、二舅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在高港码头附近一家饭馆门口停了下来，他们匆匆吃完饭就要登船，沿江而下直抵南通。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残疾人一瘸一拐地出现在饭店门口，上气不接下气地哭诉道：“哥哥，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咱爸怎么办？”来人正是我姨姥姥（我们当地称外公为“婆姥姥”，称姨外公即姨姥姥），外公的亲弟弟。姨姥姥是残疾人，连半个劳力都算不上，如何赡养家中老父确实是个问题。我想，决定举家搬迁到南通时，外公肯定已经做过深入思考，也肯定与姨姥姥商量妥当，但在最后一刻，姨姥姥后悔了，而我外公也心软了。泰兴季氏家族是当地名门望族，向来是书香育人、慈孝传家。船来了，外公没有登船，而是跟着姨姥姥原路返回了。母亲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我母亲她不仅生得漂亮，而且非常能干，很有志向，她看不上父亲及父亲的家庭。她描述与我父亲初次见面时的情景，说：“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摇摇晃晃走过来，我一看，刮过的胡茬泛着青草色，张嘴说话时，一股烟味。”这段婚姻应该是十分勉强的，父母的行事方式、处世态度大不相同，年轻时，谁也不服谁。只是没想到，半生蹉跎，父亲反而练就了一副好脾气，他不仅迁就母亲，对母亲还产生了极强的依赖心理。有一年，他在码头上不慎摔伤肋骨，公司委派专人到医院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可他死活不肯住院，偷偷退了床位回了家。遇到有人拿这件事说他傻，他却嘿嘿笑着说：“有老婆照顾，好得快！”母亲哭笑不得，把他臭骂一顿，说他连累了自己不谈，还要带她一起受累。
我无意中窥见了父亲执意藏起的伤痕累累、惴惴不安的世界，只是一切已太晚。
无 梦
那时我们正在吃午饭，他犹犹豫豫地看着我，没有刮尽的白色胡茬下面的喉结正紧张地一颤一颤。我问他怎么了？他故作轻松道：“没事。”刚说完，他又后悔。平日里，父亲不是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果敢，甚至冲动。母亲不止一次埋怨他鲁莽、性子急。他猛喝一口酒，呛到了，红着脸，讨好似地夹一筷红烧肉递给我，我用怀疑的眼神看他，他终于鼓起勇气，问：“最近工作还顺心吗？”我一愣，随即笑道：“挺好的！工作强度不大，我正好可以腾出时间写写文章。”他默然点头，隔会儿又试探着问：“有没有想过重新换一个？”奇怪！这不像父亲的风格。他也知道这些年来，我的工作一直不太稳定，而且现在房贷吃紧，根本就不容许我随随便便换工作。父亲不再言语，他的眼神里不知不觉浮起了忧伤，一如梦的背景色——昏黄，没有光泽。
我急忙安慰他：“放心吧，爸，这家公司待遇还行，效益也还不错，不会像你以前那些厂子，动不动就破产倒闭，所以我还打算从一而终呢。”他点点头。我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但没想到下午父亲竟一把拉住我的手，带我去人才市场投简历。我十分诧异，真是太荒唐怪诞了。想起他一辈子隐忍，若非逼不得已，他绝不会轻易跳槽。不惑之年，他还风雨无阻地去几十里外的燕头镇上班，一次炉火不慎外露，将他烫得几乎面目全非——为此，他被迫躺在医院病床上整整一个月，我帮他洗头，帮他刮胡子，给他讲故事，给他读新闻……他非但没有畏惧，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想到换一个更安全、离家更近的工厂，若非母亲一哭二闹，只怕他还继续在那里被炉火炙烤，被煤烟熏染。我不知道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他是担心我工作苦累，还是另有顾虑？
他固执起来时，超乎我的想象。
到了人才市场，他替我将简历投给用人单位，替我谈论薪资待遇，替我询问企业规划，我没有想到一个在农村里兜兜转转一辈子的父亲，是怎么想得起来询问这么多问题的，而他自己面對工作时，却总显得力不从心，老板克扣工资，他只叽咕两声就不再理论，为此母亲恨铁不成钢，愤愤然骂他窝囊。当我被淘汰时，他安慰我，而实际上他从来都不善于言谈，更不善于谈感情，外祖母去世时，母亲哭成泪人，他只是拍拍肩膀，动作机械略显怪异，一如招财猫那样。在经历多次淘汰后，他拒绝接受被面试官退回来的简历，将简历又双手推过去，央求对方收下我，恳请再给我一次机会。父亲佝偻着老腰，脸几乎贴到桌面，摸索着口袋，想要从中掏出一包烟贿赂对方，而他已多年不抽烟。就在他摸索的时候，他的身子又被其他求职者碰来碰去。一座山正在摇晃。梦，就在这摇晃中破碎了。
人道是父亲伟岸，而我的父亲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如何做到伟岸？他甚至木讷，不知道如何与人委婉交际;他是直性子，直来直往，母亲骂过他是一根筋，得罪了不少人;他没有心计，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始终爬不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他一生的工作与生活都处在颠簸之中。小学六年级，他虽因成绩优异、成分清白、关系简单被学校计划保送初中，可我的祖母把他喊到身边，告诉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么多人张口要吃饭，如果他要是继续上学的话，那他弟妹就很难养活了。父亲见识过死亡。他其实有三个弟弟，只是第一个弟弟刚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父亲抱着那个弟弟，一点点感受身体冷下去，嫩嫩的手臂腿肚子变硬。父亲默默掐灭了读书上学的念想。从此，他背着箩筐捡了几年牛粪，几乎把乡间的每一条田埂都走遍，以至于后来村东头陈佩奇家养了两头牛，他看见了牛就突然声音哽咽了;18岁时托关系进了国营农具厂打铁，然而自他入职之后，厂子的经济效益就每况日下，他跟着一帮工人迷恋上抽烟、赌博，工资输光仍不悔改，继而偷偷将家中的米面背到厂里还赌债，母亲与之朝也吵晚也闹，鸡犬不宁，而我夹在中间，惶惶不可终日;农具厂破产后，他又进入上桥玻璃厂，十多年的宝贵时光里，他的脊背佝偻了，他整个人也不可抗拒地衰老下去了;镇上的玻璃厂倒闭后，他又去了多个地方干苦力，尤其是孤身一人远赴河南谋职，半个月不到却灰头土脸逃回家，说那个工厂是个坑，他说他被桥西四队的姓祝的给骗了，他连箱子以及箱里的衣服都没来得及带回来，母亲拽他去找姓祝的理论，他却始终拉不开脸面;直到五十岁知天命的时候，他才好不容易在江边码头上谋到一份真正稳定、按月发工资、交养老保险金的企业，然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地陨落在那里。 梦 醒
母亲这几年过得稍有不顺心处，便呆呆看父亲的遗像，嘴里默默念叨“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也跟着看放在柜子上的那张遗像。我们那里有一个风俗，以相框、遗照的尺寸大小暗示逝者的寿命长短。父亲的遗照，无疑是小的，才10寸。我爷爷活了80岁，食道癌夺去了他最后的生命，他的遗照是12寸，而村里寿命更长的老人，可以享有更大的16寸的遗像。
遗照上，父亲穿着我买给他的皮夹克，慈祥的双目仿佛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母亲说：“这件皮夹克你爸舍不得穿，要不是那天码头上要拍形象照，我让他穿着这衣服，只怕他一次都穿不上，你看你爸穿这衣服多神气啊……”
我跟着惆怅起来。想到父亲58年的人生路，怕是没有哪一天走得平坦顺畅。父亲走了，也把母亲的三魂七魄带走了一半。
每一次梦见父亲，我都不愿醒来。然而，梦本身就那么玄而又玄，不仅来去不由人，而且梦中一切，我都抓不住一丝一毫。对于父亲早逝一事，这几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这是我一手酿造的悲剧。
在父亲的死亡证明上，赫然写着“猝死”二字。我追问医生，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没有一个医生的解释能够说服我。父亲去世10个小时后，我才在殡仪馆看到他。我看到他紧握的右手，一直想弄清楚他可能在抓握什么——他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挣扎着活过来吗？如果当活着已无希望时，那么他还要抓住什么呢？
父亲去世前的半年，我和家人就在省城买房一事发生了激烈摩擦。我像黄蜂整日通过电话在父母耳畔“嗡嗡嗡”，将我紧张、恐慌以及再不买房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的不安情绪强制性地灌输给他们。终于，他们败下阵来。父亲说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我们，但我们首付还有15万元的空缺，一个干苦力的父亲如何才能拿出手？有一次，我听到父母在房间里开橱门翻柜子，言谈很轻，我推门进去，只见他们手里正拿着一张张存折。他们把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都翻出来了。母亲很唠叨，她念念不忘的是我结婚时，他们把家中老底都掏空了，所以現在的余款加起来也不够我们买房首付。父亲紧张兮兮地问我：“要不，再等等？等爸想办法把钱凑齐了再买？”父亲的征询，得到我一口回绝。我那时候的心，都被房子给压扁了。我的心里只要房子，没有一丝缝隙留给至亲。
我凛然一惊。也许，父亲在生命最后一秒，想要抓住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我的未来，也许在他看来，他倘若能抓握住我的房子，无形中也就抓住了我的幸福，我在城里不必再漂泊，不必再寄人篱下，不必再忧心忡忡……
我的泪水瞬间流下来。我低下头，双手抱住他冰冷僵硬的拳头，死亡有它独特的姿势，父亲的姿势是尽可能圆满地为我们抓握住幸福。可我却想用我的体温软化他冰冷的手。我希望他活过来。只有他活过来，我才有爸爸，我才不至于沦落为失怙的孩子。《诗·小雅·蓼莪》说“无父何怙”，从此，我遇见任何一件困难，需要依凭、需要商议、需要帮助的事情，都不再有父亲从旁鼓励、点拨，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六年了。这离开的日子还将被时间越拉越长。
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父亲还活着时，我们就曾一直做着分别的准备。在一篇文章里，我曾懊恼、感伤地说过：我与父亲虽做了30多年的父子，但我们聚少离多。孩提时，我想粘着他，他却整日上班养家糊口;少年时，他上班，我上学，又往往难得相见;青年时，他好不容易清闲下来，而我却远赴他乡工作;娶妻生子后，满以为我可以常回家看看，却不想他这么早离开了我。
最蚀骨的分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很可能有一天我连父亲的音容笑貌都会忘记。会有这一天的，因为我也在不断衰老，我无法控制自己衰老的速度，我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多地求助于梦境，能与父亲多一些相遇，多一些慰藉。可是今年，不知为什么，我竟无缘再梦见父亲了！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想要托梦，必须像去医院看病那样，按着先来后到的规矩取号、叫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叫到他的号码，而我也不知道那里可不可以插队。
父亲那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又怎能允许自己犯下插队的错误呢？于是，我们彼此都在漫长的黑夜里饱受着无边无际的思念带来的重重煎熬与等待，并为深陷其中而甘愿失眠和咀嚼人生的冷暖百味。
那晚，我梦见了父亲。
闹钟响起，父亲的鼾声像往常一样戛然而止，起床穿工作服，简单洗漱后骑上电动车赶往码头。等待他的，是一艘万吨级货轮。他把电动车像往常一样停在厂门口，然后过安检，顺着舷梯走下船舱。他像往常一样和交班的工友们打招呼、说笑，像往常一样走过去帮他们搬运货物。那些工友们也像往常一样喊道：“老刘，又这么早就来啦？”父亲已经搭了一把手，肩膀正从他们手中接过一袋子重物，另一只手扶住袋子的一角，用力将整个重物向上挫一挫。他一边走，一边说：“醒了就睡不着。”
那天，装卸化肥。货轮由宜宾顺江而下，装满化肥后再逆流而上。一袋化肥一百斤，全靠三四个工人一来一回地扛。父亲突然感觉胸闷、眩晕，于是扶着船舱铁壁，缓缓坐到化肥袋上，工友们发现后，急忙拿来热水，父亲不想喝，但在他们的关心与劝说下，勉强喝下半杯。之后，他们又将父亲扶着平躺在船舱一角。
又 梦
前年，我想写一部以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他忽然来了，他说他不放心。隔着昏暗的光线，我听到他咳嗽。父亲的咳嗽频繁且伴有黄色浓痰，不吐不快。但在我这个“城里人”面前，他常将粘痰强咽回去。
母亲嫌他邋遢。我也数落他。面对我和母亲的“训斥”，他越来越怯懦，常在咳嗽与吐痰时偷偷瞅我们，讪讪地笑。在他这笑声里，我读到了深不见底的愧疚。然而，这个家是他奋不顾身地支撑起来的。38岁前，他一直在镇街一家玻璃厂工作，做过量杯、量筒、马赛克、花瓶。玻璃厂可以生产出各种精美玻璃制品，但同时也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那里终日弥漫着浑浊的柴油味，飘浮着细密的煤灰碳粉，污水四处排放一片腥馊难闻，男人身上的汗臭更是藏都藏不住。他天天在这样的环境里累死累活，既没有口罩这样的劳保，也没有免费体检的福利。除此之外，炉膛内一千多度的高温也日复一日炙烤着他的肺部，因为长期熬夜，他不得不借助香烟的刺激提神醒脑，两瓣原本健健康康的肺被折腾得越来越脆弱。有段时间，我吓唬他：“你迟早会得肺病，不是矽肺病就是肺气肿、肺结核，这些职业病个个都是谋财害命的凶手。”他却佯装若无其事，反而说什么只要我好好学习就行，其他的事别管、别分心。他不信我，我也不听他，他依旧烟来伸手、烟不离手、痰不离口，而我依旧沉迷于嬉戏玩乐，和同龄孩子打群架、放野火，甚至还到一家宝石厂偷玛瑙，不幸被门卫逮住押送至学校，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终于有一天，玻璃厂倒闭，衣食堪忧。他不得不换工作、忍痛戒烟。我看到他落魄无助的神情，一时间五味杂陈爱恨交加。那段时间，我不和他说话，直到他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新工作在泰兴市燕头镇一家台企，与他的老表在一起，老表洁身自好，没有这样那样的不良习惯，他多少会受到约束。
多年以后，他在燕头镇那家台企出了事。在母亲多方努力下，他才离开燕头镇回到镇上，最后进了镇上的港务局，那里四野空旷，江风猎猎，十分寒凉。不久之后，他又喝酒又抽烟了。有一年正月里，他在家看电视时，鼻孔突然流血，其势汹汹。用烟蒂里面的毛絮勉强止住后，我们把他送到新桥村曹开勇医生那里，医生给他测过血压后，毫不客气地说：“幸亏鼻子流血，否则就是脑溢血！”医生告诫他不要喝酒。他很委屈：“我在码头上，不能不喝酒。夜里的江风吹在身上，像刀子在割皮剜肉，没有酒暖暖身子，能冻死人。”医生看着面前这个年近六旬的背部佝偻的男人，把许多话都咽进了肚子。而我听到父亲这些话时，不仅害怕，也犹豫了，面对父亲这种卑微的诉求，我们到底该不该剥夺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他喝酒，每天二两而已，喝的还是极低廉的三块钱一斤的散装酒。桥西村老队长张友山在我家屋后开办了一家酿酒坊，父亲常叫我拎一个白桶去打酒，一桶五斤，十来块钱能装满满一桶。喝酒时，他从不计较下酒菜的孬好。好时，有鱼有肉，他吃的也不多，心心念念要留著给我;孬时，仅一碟用醋浸泡的花生米。他喝酒，喝得慢，喝得细，啧啧声中，有时候也让我羡慕他，感觉他在清贫庸常的日子里也能乐天豁达地生活，这性格与我截然不同。我天生忧郁，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我时常对比我们之间有多少相似，又有多少迥异。有时候，他喝着喝着还冲我咧嘴笑：“要不要也来一杯？”我看着他，表情有些严肃，我说不喝。我不会喝酒，从来也没有以能喝酒为荣，而现在想来，我失去了多么好的父子聊天、增进感情的机会啊？一杯浊酒尚且能喜相逢，更何况父子之情若能在推杯换盏之际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那是多么痛快淋漓的事情！很多年后，当我半夜开车路过港务局大门时，我情不自禁停了下来，走下车，站在空旷的马路上，那个冬夜里清幽的月色让我感觉格外寒冷，而无处躲藏的江风一刻不停地撕咬我的衣服、头发，让我无法自已地流下泪来。泪是热乎乎的，可是很快它就变冷了，向骨头里侵蚀。
码头上不仅风大，还是个大染缸。有时见他回来，从头到脚全是面粉，像雪人;有时候，他在鞋柜前换鞋，遥遥望去像闯进了一个黑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被煤粉裹住了;还有些时候，他鼻腔里喷出的全是化肥尿素的气息，口袋里能掏出黄豆、黄沙。他没有文化，空余一些气力。他岁数太大，好多厂子把他拒之门外。我如果借助酒力，抱一抱他，我们之间也许就不再有芥蒂。
他背对着我，缓缓说道：“我知道你要写爸爸，可爸想问问你能不能打消这个念头？”
关于写作的事情，一直是戳在我和他两个人心头的芒刺。直到他的同事——正好是我同学胡正鹏的父亲无意中透露了我父亲对我写作的态度。原来，父亲听说我的诗集即将出版，非常开心地告诉码头上的工友，并在他们面前炫耀他的儿子多么厉害，而且还放出风声，说等他儿子出版了诗集，他就要带几本送给大家。码头上的人纷纷起哄，赶忙要父亲代我请客，父亲二话不说便和大家约定了时间。不成想，这约定成了永远不可兑现的承诺。胡叔临走时叹息道：“你爸一直不肯支持你写作，就是害怕你因为写作一辈子受穷受困……”
真相，偏偏来得那么迟！我试图走近他。我求他转过头，我求他不要走，而他却忧戚地问我能不能多拿出时间陪陪妈妈，他要我替他照顾好她…… 我一直以为父母之间的感情并不和谐，他们经常吵架。母亲嫌弃了父亲一辈子，常在我耳边说媒人骗了我外公，说我爷爷只是一个倒霉的志愿兵，当他所在的队伍开拔到鸭绿江边时，前线战士不仅高唱凯歌，还成了人人仰慕的英雄。世界和平了，我爷爷只得卸甲归田，一事无成。我外公却不同，他是干部身份，若非孝道所困，他早就带了家人定居南通城里，远离种田苦命。关于那场极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迁徙，母亲说起来十分动人，也十分遗憾。我脑海里总能浮现出一个画面：外公带着体弱多病的外婆，外婆左手牵着我小舅，右手拉着我姨妈，我母亲和大舅、二舅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在高港码头附近一家饭馆门口停了下来，他们匆匆吃完饭就要登船，沿江而下直抵南通。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残疾人一瘸一拐地出现在饭店门口，上气不接下气地哭诉道：“哥哥，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咱爸怎么办？”来人正是我姨姥姥（我们当地称外公为“婆姥姥”，称姨外公即姨姥姥），外公的亲弟弟。姨姥姥是残疾人，连半个劳力都算不上，如何赡养家中老父确实是个问题。我想，决定举家搬迁到南通时，外公肯定已经做过深入思考，也肯定与姨姥姥商量妥当，但在最后一刻，姨姥姥后悔了，而我外公也心软了。泰兴季氏家族是当地名门望族，向来是书香育人、慈孝传家。船来了，外公没有登船，而是跟着姨姥姥原路返回了。母亲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我母亲她不仅生得漂亮，而且非常能干，很有志向，她看不上父亲及父亲的家庭。她描述与我父亲初次见面时的情景，说：“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摇摇晃晃走过来，我一看，刮过的胡茬泛着青草色，张嘴说话时，一股烟味。”这段婚姻应该是十分勉强的，父母的行事方式、处世态度大不相同，年轻时，谁也不服谁。只是没想到，半生蹉跎，父亲反而练就了一副好脾气，他不仅迁就母亲，对母亲还产生了极强的依赖心理。有一年，他在码头上不慎摔伤肋骨，公司委派专人到医院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可他死活不肯住院，偷偷退了床位回了家。遇到有人拿这件事说他傻，他却嘿嘿笑着说：“有老婆照顾，好得快！”母亲哭笑不得，把他臭骂一顿，说他连累了自己不谈，还要带她一起受累。
我无意中窥见了父亲执意藏起的伤痕累累、惴惴不安的世界，只是一切已太晚。
无 梦
那时我们正在吃午饭，他犹犹豫豫地看着我，没有刮尽的白色胡茬下面的喉结正紧张地一颤一颤。我问他怎么了？他故作轻松道：“没事。”刚说完，他又后悔。平日里，父亲不是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果敢，甚至冲动。母亲不止一次埋怨他鲁莽、性子急。他猛喝一口酒，呛到了，红着脸，讨好似地夹一筷红烧肉递给我，我用怀疑的眼神看他，他终于鼓起勇气，问：“最近工作还顺心吗？”我一愣，随即笑道：“挺好的！工作强度不大，我正好可以腾出时间写写文章。”他默然点头，隔会儿又试探着问：“有没有想过重新换一个？”奇怪！这不像父亲的风格。他也知道这些年来，我的工作一直不太稳定，而且现在房贷吃紧，根本就不容许我随随便便换工作。父亲不再言语，他的眼神里不知不觉浮起了忧伤，一如梦的背景色——昏黄，没有光泽。
我急忙安慰他：“放心吧，爸，这家公司待遇还行，效益也还不错，不会像你以前那些厂子，动不动就破产倒闭，所以我还打算从一而终呢。”他点点头。我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但没想到下午父亲竟一把拉住我的手，带我去人才市场投简历。我十分诧异，真是太荒唐怪诞了。想起他一辈子隐忍，若非逼不得已，他绝不会轻易跳槽。不惑之年，他还风雨无阻地去几十里外的燕头镇上班，一次炉火不慎外露，将他烫得几乎面目全非——为此，他被迫躺在医院病床上整整一个月，我帮他洗头，帮他刮胡子，给他讲故事，给他读新闻……他非但没有畏惧，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想到换一个更安全、离家更近的工厂，若非母亲一哭二闹，只怕他还继续在那里被炉火炙烤，被煤烟熏染。我不知道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他是担心我工作苦累，还是另有顾虑？
他固执起来时，超乎我的想象。
到了人才市场，他替我将简历投给用人单位，替我谈论薪资待遇，替我询问企业规划，我没有想到一个在农村里兜兜转转一辈子的父亲，是怎么想得起来询问这么多问题的，而他自己面對工作时，却总显得力不从心，老板克扣工资，他只叽咕两声就不再理论，为此母亲恨铁不成钢，愤愤然骂他窝囊。当我被淘汰时，他安慰我，而实际上他从来都不善于言谈，更不善于谈感情，外祖母去世时，母亲哭成泪人，他只是拍拍肩膀，动作机械略显怪异，一如招财猫那样。在经历多次淘汰后，他拒绝接受被面试官退回来的简历，将简历又双手推过去，央求对方收下我，恳请再给我一次机会。父亲佝偻着老腰，脸几乎贴到桌面，摸索着口袋，想要从中掏出一包烟贿赂对方，而他已多年不抽烟。就在他摸索的时候，他的身子又被其他求职者碰来碰去。一座山正在摇晃。梦，就在这摇晃中破碎了。
人道是父亲伟岸，而我的父亲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如何做到伟岸？他甚至木讷，不知道如何与人委婉交际;他是直性子，直来直往，母亲骂过他是一根筋，得罪了不少人;他没有心计，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始终爬不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他一生的工作与生活都处在颠簸之中。小学六年级，他虽因成绩优异、成分清白、关系简单被学校计划保送初中，可我的祖母把他喊到身边，告诉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么多人张口要吃饭，如果他要是继续上学的话，那他弟妹就很难养活了。父亲见识过死亡。他其实有三个弟弟，只是第一个弟弟刚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父亲抱着那个弟弟，一点点感受身体冷下去，嫩嫩的手臂腿肚子变硬。父亲默默掐灭了读书上学的念想。从此，他背着箩筐捡了几年牛粪，几乎把乡间的每一条田埂都走遍，以至于后来村东头陈佩奇家养了两头牛，他看见了牛就突然声音哽咽了;18岁时托关系进了国营农具厂打铁，然而自他入职之后，厂子的经济效益就每况日下，他跟着一帮工人迷恋上抽烟、赌博，工资输光仍不悔改，继而偷偷将家中的米面背到厂里还赌债，母亲与之朝也吵晚也闹，鸡犬不宁，而我夹在中间，惶惶不可终日;农具厂破产后，他又进入上桥玻璃厂，十多年的宝贵时光里，他的脊背佝偻了，他整个人也不可抗拒地衰老下去了;镇上的玻璃厂倒闭后，他又去了多个地方干苦力，尤其是孤身一人远赴河南谋职，半个月不到却灰头土脸逃回家，说那个工厂是个坑，他说他被桥西四队的姓祝的给骗了，他连箱子以及箱里的衣服都没来得及带回来，母亲拽他去找姓祝的理论，他却始终拉不开脸面;直到五十岁知天命的时候，他才好不容易在江边码头上谋到一份真正稳定、按月发工资、交养老保险金的企业，然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地陨落在那里。 梦 醒
母亲这几年过得稍有不顺心处，便呆呆看父亲的遗像，嘴里默默念叨“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也跟着看放在柜子上的那张遗像。我们那里有一个风俗，以相框、遗照的尺寸大小暗示逝者的寿命长短。父亲的遗照，无疑是小的，才10寸。我爷爷活了80岁，食道癌夺去了他最后的生命，他的遗照是12寸，而村里寿命更长的老人，可以享有更大的16寸的遗像。
遗照上，父亲穿着我买给他的皮夹克，慈祥的双目仿佛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母亲说：“这件皮夹克你爸舍不得穿，要不是那天码头上要拍形象照，我让他穿着这衣服，只怕他一次都穿不上，你看你爸穿这衣服多神气啊……”
我跟着惆怅起来。想到父亲58年的人生路，怕是没有哪一天走得平坦顺畅。父亲走了，也把母亲的三魂七魄带走了一半。
每一次梦见父亲，我都不愿醒来。然而，梦本身就那么玄而又玄，不仅来去不由人，而且梦中一切，我都抓不住一丝一毫。对于父亲早逝一事，这几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这是我一手酿造的悲剧。
在父亲的死亡证明上，赫然写着“猝死”二字。我追问医生，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没有一个医生的解释能够说服我。父亲去世10个小时后，我才在殡仪馆看到他。我看到他紧握的右手，一直想弄清楚他可能在抓握什么——他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挣扎着活过来吗？如果当活着已无希望时，那么他还要抓住什么呢？
父亲去世前的半年，我和家人就在省城买房一事发生了激烈摩擦。我像黄蜂整日通过电话在父母耳畔“嗡嗡嗡”，将我紧张、恐慌以及再不买房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的不安情绪强制性地灌输给他们。终于，他们败下阵来。父亲说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我们，但我们首付还有15万元的空缺，一个干苦力的父亲如何才能拿出手？有一次，我听到父母在房间里开橱门翻柜子，言谈很轻，我推门进去，只见他们手里正拿着一张张存折。他们把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都翻出来了。母亲很唠叨，她念念不忘的是我结婚时，他们把家中老底都掏空了，所以現在的余款加起来也不够我们买房首付。父亲紧张兮兮地问我：“要不，再等等？等爸想办法把钱凑齐了再买？”父亲的征询，得到我一口回绝。我那时候的心，都被房子给压扁了。我的心里只要房子，没有一丝缝隙留给至亲。
我凛然一惊。也许，父亲在生命最后一秒，想要抓住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我的未来，也许在他看来，他倘若能抓握住我的房子，无形中也就抓住了我的幸福，我在城里不必再漂泊，不必再寄人篱下，不必再忧心忡忡……
我的泪水瞬间流下来。我低下头，双手抱住他冰冷僵硬的拳头，死亡有它独特的姿势，父亲的姿势是尽可能圆满地为我们抓握住幸福。可我却想用我的体温软化他冰冷的手。我希望他活过来。只有他活过来，我才有爸爸，我才不至于沦落为失怙的孩子。《诗·小雅·蓼莪》说“无父何怙”，从此，我遇见任何一件困难，需要依凭、需要商议、需要帮助的事情，都不再有父亲从旁鼓励、点拨，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六年了。这离开的日子还将被时间越拉越长。
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父亲还活着时，我们就曾一直做着分别的准备。在一篇文章里，我曾懊恼、感伤地说过：我与父亲虽做了30多年的父子，但我们聚少离多。孩提时，我想粘着他，他却整日上班养家糊口;少年时，他上班，我上学，又往往难得相见;青年时，他好不容易清闲下来，而我却远赴他乡工作;娶妻生子后，满以为我可以常回家看看，却不想他这么早离开了我。
最蚀骨的分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很可能有一天我连父亲的音容笑貌都会忘记。会有这一天的，因为我也在不断衰老，我无法控制自己衰老的速度，我只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可能多地求助于梦境，能与父亲多一些相遇，多一些慰藉。可是今年，不知为什么，我竟无缘再梦见父亲了！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想要托梦，必须像去医院看病那样，按着先来后到的规矩取号、叫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叫到他的号码，而我也不知道那里可不可以插队。
父亲那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又怎能允许自己犯下插队的错误呢？于是，我们彼此都在漫长的黑夜里饱受着无边无际的思念带来的重重煎熬与等待，并为深陷其中而甘愿失眠和咀嚼人生的冷暖百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