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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任弼时以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进入中央苏区。然而，他刚刚工作两年即被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那么，为什么要将任弼时调入中央苏区？为什么两年后又将他调离呢？
受中央派遣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同王稼祥、顾作霖一行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他们是3月初出发的，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之后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此行肩负如下使命：一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中央苏区党的一大，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当年任弼时27岁，但在党内有着重要的领导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
任弼时出发之际，其妻陈琮英因预产期临近，只好留在上海。任弼时安慰妻子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任弼时离开上海不久，陈琮英就生下女儿任远志。由于叛徒出卖，陈琮英被捕入狱，遭遇了牢狱之灾。她在《痛悼弼时》的文章中写道：
我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被押在潮湿的牢房里，蚊子成群结队地咬着我和孩子。敌人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始终保持着党的纯洁和光荣。那个叛徒因得不到敌人的信任而终于被杀之后，我和孩子又被解到龙华牢狱去喂臭虫了。敌人又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依然没有供出什么。在你长期的直接教导下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敌人面前低头的！我出狱后接到中央苏区周副主席和你的电报，叫我到那里去。为了旅途的艰难和工作的方便，我不得不把跟我一同坐过牢的孩子交给你的老家。我记得在长汀碰到你的时候，正是1932年的国际妇女节。你早已听到我被捕的消息，你说当时非常难过，但没有影响过你的工作。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这段时间，是苏区最艰苦的时期，任弼时的身体很差，但仍忘我地工作。陈琮英写道：
不久党中央从江西宜都迁到福建汀州，后来又迁到瑞金。在敌人的封锁下，没有粮，没有盐，我们和全体同志们的生活都是很苦的。你睡眠不足，常常生病，瘦得可怕。但你从来不把自己看作病人，依然日夜工作。在整个区域都感物质困难的情况下，我怕你支持不下去，只好卖了几件从白区穿进去的衣服，买些鸡蛋给你吃。在这样生活困难和工作紧张的环境下，你并没忘掉学习，并经常告诉我不要忘掉学习。你说这里是自己的地区，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学习。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风尘仆仆赶到青塘与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他们没有休息，当天就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并讨论“富田事变”以及筹备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
以后，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在这并不很长的时间内，任弼时参与领导反“围剿”、筹备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复杂曲折的宁都会议等革命活动，在赣南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然而，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刚刚工作两年即被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那么，为什么任弼时会被调离中央苏区呢？
为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而调任弼时
湘赣苏区由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而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省莲花县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王首道任书记。接着，湘赣省又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此后，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4次“围剿”，并建立了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苏维埃政府。
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在任弼时未到湘赣苏区以前，湘赣省的肃反斗争不仅在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与军队中全面展开，其触角还伸向教育、医务，甚至儿童团，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后，湘赣苏区掀起更大肃反的运动浪潮。“左”倾中央以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为由，改组了省委，撤销了王首道等人领导职务，指定刘士杰任书记（刘未到职，陈洪时代理书记）。刘、陈推波助澜，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朝着更“左”的倾向发展。袁德生、张启龙等也被诬为“AB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且被决定执行枪决。同时，其他对创建、发展湘赣苏区做出过贡献的领导人也受到迫害。
湘赣苏区是中央根据地的西部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由于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使得人人自危，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湘赣苏区的工作。因此，委派重要领导干部主持工作，以扭转混乱的局面就成了当务之急。
临时中央原来任命刘士杰为湘赣省委书记，遭到苏区干部的反对。刘士杰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有很大的投机性，后来叛变。任弼时10年后总结湘赣工作时，把他称做“革命的投机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改派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刘任副书记。
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强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担任湘赣苏区领导的合适人选。1933年5月，临时中央将他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军区政治委员）。
王恩茂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记得他从中央苏区调到湘赣苏区来，那是湘赣苏区很困难的时候。但是，有了他的领导，就使大家充满信心和希望。
“左”倾中央领导借机排挤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为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任弼时的一些正确做法却为“左”倾错误领导者所不容： 其一：提出“以毛代项”。
在任弼时等到达苏区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但暂由项英代理。然而，到达苏区之后，任弼时发现项英不适合担任一把手。与此同时，他对毛泽东却很钦佩，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能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因而萌发“以毛代项”的想法，于是不断地向中央提出，终获批准。
其二：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任弼时来到中央苏区后，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支持毛泽东的人事提议。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曾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但中央没有同意。二，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三，支持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主张。1931年3月、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毛泽东和朱德的主张占了上风，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四，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土地的主张。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封长信，主张以人口劳动力混合标准分配土地，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其剩余工具，加紧对富农的抑制和斗争；并把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特别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斥为“富农路线”。然而，任弼时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在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给临时中央的复电中，仍然坚持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
在全党还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的情况下，任弼时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敢于同临时中央唱反调，势必引起当时“左”倾领导者的不满。
其三：对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很不得力。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代表团根据中央8月30日来信的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责难，把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不仅如此，在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还不点名地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进行指责，认为是“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批评毛泽东忽视理论，只讲调查研究，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中。这个批评显然是不正确的。为此，任弼时曾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任弼时只是批评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没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对赣南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很不满意，一再指责，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上线。
其四：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对“单纯军事进攻”提出批评。
针对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斗争无疑是革命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就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他还认为“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任弼时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对“单纯军事进攻”和命令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也为“左”倾领导者所不容。
任弼时以上这些正确的做法，引起当时“左”倾领导者的不满。1933年4月，临时中央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将他派往湘赣省任省委书记。这种安排显然带有惩戒性质。正如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所说，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具体原因则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
受中央派遣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同王稼祥、顾作霖一行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他们是3月初出发的，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之后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此行肩负如下使命：一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中央苏区党的一大，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当年任弼时27岁，但在党内有着重要的领导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
任弼时出发之际，其妻陈琮英因预产期临近，只好留在上海。任弼时安慰妻子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任弼时离开上海不久，陈琮英就生下女儿任远志。由于叛徒出卖，陈琮英被捕入狱，遭遇了牢狱之灾。她在《痛悼弼时》的文章中写道：
我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被押在潮湿的牢房里，蚊子成群结队地咬着我和孩子。敌人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始终保持着党的纯洁和光荣。那个叛徒因得不到敌人的信任而终于被杀之后，我和孩子又被解到龙华牢狱去喂臭虫了。敌人又多次审问我，威胁我，我依然没有供出什么。在你长期的直接教导下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敌人面前低头的！我出狱后接到中央苏区周副主席和你的电报，叫我到那里去。为了旅途的艰难和工作的方便，我不得不把跟我一同坐过牢的孩子交给你的老家。我记得在长汀碰到你的时候，正是1932年的国际妇女节。你早已听到我被捕的消息，你说当时非常难过，但没有影响过你的工作。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这段时间，是苏区最艰苦的时期，任弼时的身体很差，但仍忘我地工作。陈琮英写道：
不久党中央从江西宜都迁到福建汀州，后来又迁到瑞金。在敌人的封锁下，没有粮，没有盐，我们和全体同志们的生活都是很苦的。你睡眠不足，常常生病，瘦得可怕。但你从来不把自己看作病人，依然日夜工作。在整个区域都感物质困难的情况下，我怕你支持不下去，只好卖了几件从白区穿进去的衣服，买些鸡蛋给你吃。在这样生活困难和工作紧张的环境下，你并没忘掉学习，并经常告诉我不要忘掉学习。你说这里是自己的地区，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学习。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风尘仆仆赶到青塘与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他们没有休息，当天就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并讨论“富田事变”以及筹备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
以后，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在这并不很长的时间内，任弼时参与领导反“围剿”、筹备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复杂曲折的宁都会议等革命活动，在赣南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然而，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刚刚工作两年即被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那么，为什么任弼时会被调离中央苏区呢？
为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而调任弼时
湘赣苏区由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而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省莲花县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王首道任书记。接着，湘赣省又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此后，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4次“围剿”，并建立了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苏维埃政府。
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在任弼时未到湘赣苏区以前，湘赣省的肃反斗争不仅在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与军队中全面展开，其触角还伸向教育、医务，甚至儿童团，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后，湘赣苏区掀起更大肃反的运动浪潮。“左”倾中央以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为由，改组了省委，撤销了王首道等人领导职务，指定刘士杰任书记（刘未到职，陈洪时代理书记）。刘、陈推波助澜，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朝着更“左”的倾向发展。袁德生、张启龙等也被诬为“AB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且被决定执行枪决。同时，其他对创建、发展湘赣苏区做出过贡献的领导人也受到迫害。
湘赣苏区是中央根据地的西部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由于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使得人人自危，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湘赣苏区的工作。因此，委派重要领导干部主持工作，以扭转混乱的局面就成了当务之急。
临时中央原来任命刘士杰为湘赣省委书记，遭到苏区干部的反对。刘士杰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有很大的投机性，后来叛变。任弼时10年后总结湘赣工作时，把他称做“革命的投机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改派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刘任副书记。
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强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担任湘赣苏区领导的合适人选。1933年5月，临时中央将他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后兼军区政治委员）。
王恩茂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记得他从中央苏区调到湘赣苏区来，那是湘赣苏区很困难的时候。但是，有了他的领导，就使大家充满信心和希望。
“左”倾中央领导借机排挤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了两年，为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任弼时的一些正确做法却为“左”倾错误领导者所不容： 其一：提出“以毛代项”。
在任弼时等到达苏区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但暂由项英代理。然而，到达苏区之后，任弼时发现项英不适合担任一把手。与此同时，他对毛泽东却很钦佩，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能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因而萌发“以毛代项”的想法，于是不断地向中央提出，终获批准。
其二：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任弼时来到中央苏区后，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支持毛泽东的人事提议。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曾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但中央没有同意。二，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三，支持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正确主张。1931年3月、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毛泽东和朱德的主张占了上风，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四，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土地的主张。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封长信，主张以人口劳动力混合标准分配土地，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其剩余工具，加紧对富农的抑制和斗争；并把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特别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斥为“富农路线”。然而，任弼时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在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给临时中央的复电中，仍然坚持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
在全党还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的情况下，任弼时大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敢于同临时中央唱反调，势必引起当时“左”倾领导者的不满。
其三：对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很不得力。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代表团根据中央8月30日来信的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责难，把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不仅如此，在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还不点名地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进行指责，认为是“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批评毛泽东忽视理论，只讲调查研究，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中。这个批评显然是不正确的。为此，任弼时曾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任弼时只是批评毛泽东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没有批评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对赣南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很不满意，一再指责，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上线。
其四：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对“单纯军事进攻”提出批评。
针对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斗争无疑是革命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就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他还认为“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任弼时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对“单纯军事进攻”和命令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也为“左”倾领导者所不容。
任弼时以上这些正确的做法，引起当时“左”倾领导者的不满。1933年4月，临时中央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将他派往湘赣省任省委书记。这种安排显然带有惩戒性质。正如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所说，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具体原因则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