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这个中速增长期如何定位，在长期增长分析框架内，它处在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时间分布来说，中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这里所说的成熟增长期，是指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达到的增长阶段，已实现需求的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置换或维修等支出，构成需求的主要部分。这种更新需求在中国逐步增多，但中国远未达到成熟增长阶段。与成熟增长期相比，中国至少还多出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工业化阶段尚未实现的需求，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二是消费结构升级，重点是服务性需求比重上升。这两种需求加上更新需求，构成了中速增长期的主导性需求。
　　因此，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这个判断相当重要。中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美元，美国人均GDP超过50000美元。从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也只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果要接近或赶上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数量上说，大部分追赶还是完成于中速增长期。
　　质量追赶与数量追赶相比，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的要求将有很大不同。在现有的情况下，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会在“老经济”中释放出规模可观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收益，化解潜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如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如用机器替代人工；更多地则是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如由低端制造转到高端制造。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水准；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产业升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产业升级中的大多数内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我们也要跟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赶的含义；而创新则是从无到有，我们与发达国家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创新必须经历一个试错过程，因而不确定性显著加大。之所以强调市场在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创新，提高创新试错过程中的成功概率。
　　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改革应选择若干优先领域着力推进：一是切实放宽准入，加强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竞争；二是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三是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四是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五是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
　　2010年，在人们把高增长看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要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在目前，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经济就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增长轨道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看空、看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
　　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必须放眼长远，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需求政策托底、供给侧改革主导的思路，沉着应对，真抓实干，使中国经济在一两年内成功触底，转入以质量追赶为特征的中速增长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实现更长远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