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身高体壮的蔡立德，是一名高二的学生。他说自己很喜欢现在的学校，觉得这里“自由、尊重人”。
他的学校位于北京西边，占地200多亩，有漂亮的体育场和办公楼。校园里还专门建了一所校史馆，就在体育场的正对面，暗红色的外墙显示了这所学校的非同寻常。
北京市十一学校（下文简称“十一学校”），原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1952年，当人们还无法估量朝鲜战争要持续多久时，前线将领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子女教育和安全问题被提上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要议程，十一学校作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应运而生。
周恩来总理批示建校，罗荣桓元帅的爱人林月琴女士担任校长。因为是在国庆节这天建校，故聂荣臻元帅以“十一”为学校命名。
可以说，这是一所从创校之初就肩负着独特使命的学校。在新一轮的教改中，十一学校被批准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
如今，十一学校的校长李希贵正跟他的同事们进行着一场内容丰满的教育改革，有学者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里正在发生着的故事。
4 000张课程表
蔡立德一周的学习生活，在外人看来，多少有点“眼花缭乱”。
作为理科生，他的必修课有数学和物理课，但这两门课都按难度分为五个层次供学生自主选择，蔡立德选择了代表最高难度的ⅴ级，数学课甚至还包括微积分。
在课程说明“适用学生”一项中，对数学V是这样描述的：“四年制高中数理方向、酷爱数学、具备较好的数学思维的学生；对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内容进行统整。”
选修课，体育课程他选择了乒乓球。蔡立德说自己更喜欢羽毛球，可是每学期开学网上选课的混战中他总是被其他同学捷足先登。
另一门选修课——模拟联合国，则是蔡同学的挚爱。这门课有个特点，“一班一国家，一校一世界”，每个学生都可以在里面选择自己所要代言的国家。
他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刚上这门课时，被分配的国家是一个小国，正深陷反恐战争泥沼，亟待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在国际场合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
蔡立德在参加辩论时，发现自己有很多话可以说，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论。由于表现出色，如今他已经“晋升”为模拟联合国的主席。
“作为一名主席，我现在思考更多的是如何让代表也能够像我们当年一样，体会到我们当时的激情与热情，给予他们最真实、最好的体验。”蔡立德说。
他还选择了艺术选修课，在话剧《雷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让他对自己的潜力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一直以为自己只能成为一个喜剧演员，现在我觉得还能演一些严肃的角色”。
到了周末，蔡立德和同学到了第六届丘成桐中学数学奖的答辩现场，跟包括丘成桐先生在内的国际数学大家现场“过招”，最后以“一类Pell方程的可解性研究”的题目获得全球铜奖。
蔡同学的生活，肯定会让中国绝大多数的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中生们艳羡不已。而这，不过是十一学校4 000多学生每天不断上演的戏码而已。
“我们正在做的尝试，是以课程改革为核心，采取选课走班制，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力争打破现有的教育模式。” 这场改革的主事者、十一学校的校长李希贵说。
作为应对高考的主战场，中国的高中普遍存在课程“千校一面”、学生“千人一面”的局面，大多数学校都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
虽然2004年实施了新一轮高中课改，但从改革成效来看，仍然是在传统教育模式的框架内修修补补，并没有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育途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教育界人士纷纷呼吁，中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学校转型任务十分紧迫。有鉴于此，十一学校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番尝试，首先构建了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可选择的课程体系。
“针对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课程变革的诉求主要在于增加多样性和选择性。”李希贵表示。据他介绍，这个课程体系，包括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个职业考察课程、272个社团以及60个学生管理岗位，供学生自主选择。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课程除少数必修课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选修课，所有课程都排入每周35课时的正式课表。学生不仅选课程，还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时段，实现了一位学生一张课表，最大程度地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
“本来今天想拿学生的课程表来，但实在拿不出来，因为4 000多学生，有4 000多张课程表。”李希贵笑着说。
在十一学校看来，课程改革将构建一个推动学生选择的多样化课程体系，进而形成每一位学生不同的课程方案，最终实现教育的本质——让学生能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成为自己，使他们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十一学校有个学生叫黄婧怡，她此前一直觉得自己跟艺术毫不沾边。但在选修戏剧课并在话剧《雷雨》中担任主角后，她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舞台，爱上了镁光灯。在一篇文字中，黄婧怡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我的灵魂是属于舞台的，或许我一直都把它藏起来，我的血液里还是窜动着那样的因子，让我觉得已经依赖上了舞台上的那种感觉。这已经不是一门选修，或许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经历。尽管那段独白没有镁光灯的陪伴，但是我也知道了，有那样一个灵魂，是为镁光灯而存在的。”
李希贵把发生在黄婧怡身上的一切称作是“唤醒”，而他认为这正是教育的真谛之一。
“我接触过很多西方的学校和老师，咱们和西方教育有若干差异，但作为校长，我感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都是靠列车的车头拉着，孩子是车厢，没有自己的动力；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孩子们，他们是动车组，都有自己的内动力，”李希贵说，“我们怎么样把每一个学生唤醒，让学生装上一台属于自己的发动机，就显得特别重要。”
显然，高二男生蔡立德找到了自己的“发动机”。他觉得自己在十一学校读书的这五年，正是因为学校创造了一个如此自由的环境，使得自己学会了“如何去选择、如何去规划、如何对自己负责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曾对“中小学生学习动机问题”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学习最重要、最稳定的内在动力表现为一种认知需要，学习是获得知识、获得能力的一种需要；而最可怕的需要则是竞争需要，学习是为了要超过别人、压倒别人。
在他看来，十一学校的改革，尊重了学生的差异，打掉了对学生们的束缚，使学生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体现了尊重差异、尊重学生的思想。
“是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改革，在进行一场现在中国人的伟大实验。”对于十一学校的改革尝试，孙云晓不吝赞美之词。
走班制：痛苦的转型
十一学校所推行的改革，第二个重要步骤，是实行彻底的“走班制”。
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班制，实行“选课走班制”，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形成自己的课表，到不同的学科教室上课，在不同的教学班之间流动，而老师则在各自固定的教室里等待学生上课。
“通过走班上课，有选择的课程体系落实到每一节课上，落实到每一个学习过程和每一个时间点上，这时，学生的课程选择权才真正有可能变为现实。”李希贵说。
而传统的师生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教师主导逐渐转变为学生选择，加大了受教育者选择权，进而倒逼教师群体改变。
改革，首先触动了老师们的神经。
十一学校高中二年级历史老师李亮坦言，如今的课堂形式跟以往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他以自己刚刚讲授的一堂历史课为例：
在他的历史课堂上有几个孩子，平常对历史非常有兴趣，早在假期就自学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先修课程，阅读了历史大家翦伯赞先生所著的《中国史纲要》，几乎把中国历史上的骨干知识全部掌握了，对于有些关键性的历史事实也弄得非常细致。
当天李亮老师的课上讲的是北魏时期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民族的历史以及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宗主督护制”等内容。班上有些同学对这些内容几乎是一片空白，由于缺乏历史史实的了解，很难跟上老师讲授的进度。而修完北大先修课程的几个同学对上述问题已经弄得非常熟了，这就让课堂差异性变得很大了。
“我的办法是让这些同学可以安静一下，自己梳理教材基本结构，把教材内在的逻辑搞清楚，因为每本教材的逻辑都是不同的。翦伯赞那本书是一个，教材是另一个。在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疑问，然后再提出来。”李亮老师说。
对于其他同学，李亮老师会按照正常的大纲讲授相关内容，当他观察到仍有部分同学跟不上进度时，就在教室前面桌子下的一张小白纸上，把这些同学的名字记下来，下课再去单独辅导一下。
“我感觉任何课堂，学生只要相对多一点，十几个二十来个的时候，对某一个知识的理解上面就会产生分化和差异，就必须关注学生的反应，有策略有分别地进行教育。”有着二十余年授课经验的李亮老师在谈及学校的改革时表示。
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在改革开始时都能够这么顺利“过渡”。高三语文老师霍轶就坦言，自己是一路哭着走过来的。
2000年，霍轶大学毕业，来到十一学校教书，她经历了本次改革的整个过程，深刻体会到这场改革给教师所带来的冲击。
“走班制带来了很多改变，尤其是我这一届，从高一开始是实行彻底的走班制，取消班级，用导师，我当了一个学期的班主任，后来做导师，当时特别痛苦。”霍轶老师说，“你之前习惯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怎么办？以前得到的认可，跟学生之间的亲切的关系又该如何实现？”
重压之下，霍轶跟当时的年级主任哭过好几次。“可能我都哭出名了，校长也知道了，见面就问我，‘今年还哭吗？’”尽管时间过去了几年，现在想起来，她还觉得鼻子酸酸的。
类似的疑问，并非仅仅是霍轶老师一个人有。
当十一学校开始大张旗鼓推动学校转型时，很多像霍轶这样的教师都感到了改革的“阵痛”。大家一个普遍的质疑，改革不能用一个他们不知道的未来来赌现在，放弃老师们过去所有熟悉的东西。
支持霍轶老师们走下来的，是学生们在实行走班制之后收获到的张扬与快乐。
十一学校通过走班上课后，由于没有了原来的行政班，也没有了班主任，此前控制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行政力量不复存在。一个学生，他在校园里不违背校规校纪就是自由的，他就有自主安排的权利，他就要去追寻自己应该追寻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真的个性凸显了，他们真的内心强大了，但是给我们的教育却带来了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孩子们真实了。”霍轶说，“我现在看到的学生是真实的存在，哪怕他这个时候给我一个白眼也好，至少不用装了。”
而当孩子们真实了，敢于把自己的缺陷暴露在教育者面前时，作为老师，霍轶们就可以有的放矢进行帮助。
高中生物老师王爱丽曾经收到自己学生的一封信，在信里学生对她说，“亲爱的老师，跟您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智慧，感谢您的陪伴”。
“我喜欢‘陪伴’这个词，希望通过我们的陪伴，提供某种平台，能让学生彰显出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人生的特殊时刻健康成长。”王爱丽老师表示。
尚需配套改革
这场“釜底抽薪”式的教育改革，给十一学校带来了诸多的改变，有的甚至超出了改革主事者此前的预期。
2014年2月27日，教育部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这所学校的教育改革经验。按照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话说，教育部在一所中学开发布会，“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十一学校的改革，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育人模式，“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就获批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教育部官员表示，之所以此番在十一学校开新闻发布会，是想总结和推广该校的“好经验、好做法”。 显然，十一学校的改革，也出现了“溢出效应”。
教育部官员透露，他们正在加紧组织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合理确定必修、选修课程比例，增强课程选择性，将指导地方和普通高中努力构建“学校特色鲜明，课程优质多样，资源开放共享，体制充满活力的普通高中教育体系，满足学生多样化教育需求”。
而在教育专家看来，十一学校的改革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命题——基础教育变革后现行的高考制度（尤其是高校招生制度）如何因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学校之变，无疑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场大考。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高中实行“走班制”教学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校开设一些选修课；第二个层次是在必修课层面进行分层教学，让学生走班；第三个层次是必修课、选修课融合在一起；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完全的学生自主选择。
“我想现在十一学校走到了第三步，实现了分层、分类、综合和特需教学，如果要走到第四步，还需要现行高考制度的配合。”熊丙奇表示。
对此，十一学校改革的“主事者”李希贵也表示认同。在他看来，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亟待变革。
“我希望不同学院学生录取的条件、学科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学院对学生指定的学科不要太多，我想一个学科就够了。”李希贵表示。
比如某大学的理学院，在招录学生时，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课外，院方可以指定一门物理成绩作为录取依据，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学科优势。
此外，李希贵建议，要改变现在的统招模式，实行更大范围内的平行录取。
“我们现在用线性的方式按照高考分数给学生排队，1万学生、10万学生、60万学生排一个队，这样分分计较录取，第一志愿一旦漏了，就一落千丈，家长、考生谁不紧张？没有人不紧张。”李希贵说。
作为中学校长，李希贵觉得，如果大学招录可以实现“平行录取”，考生一次可报很多第一志愿，而且可以把高校录取时间放宽，至少延长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考生更多选择。
“这样录取的时候，学生多考三十分，少考了二十分，都不影响他选择报考一类的高校，学生就不会分分计较，我们学校这种教学模式也就可以得到更多推行。”李希贵认为。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则表示，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和相关配套文件，将着力深化高考改革，建立基于统一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三位一体的考试招生制度。
“在关注学生学业的同时，未来将更加关注学生德智体美的情况，更好地发挥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申继亮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马 晖/文）
相关评论
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
中国的基础教育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诸多痼疾，令人忧虑。北京十一学校这六年来的努力，不是在其中修修补补，而是重新定义学校。它以新的形态出现，让许多人看到了教育改革的智慧与希望，因而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
十一学校的愿景是要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这个目标的确立，最初让一些老师感到不解，他们从没想过一所中学也应该伟大，还可以伟大。但仅仅过去几年时间，学校里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在报告、文章中反复引用这句话，这场扎扎实实推进的改革让他们认识到，“伟大”不是一种噱头，而是真正的教育者应有的追求。可以说，这所中学的教改是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发生的，用校长李希贵的话说，他们不只是要办好一所学校，而是要“培养更多的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公民，以及把人类领向美好明天的领军人物”。该校的一句招聘广告语对此有简洁的表述：“来北京十一学校，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
观察这所学校的所作所为，会发现该校的一切努力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围绕着如何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成为自己”，成为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人而进行的。它反对以后退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每过三年，十一学校会在此前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一次“关键成功因素”，从它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到学校改革逐步深入的轨迹：2010年包括了“课程”与“改革创新”，2013年出现了“个别化”和“内动力”。他们认为，只有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里，学生们的个别化需求才能得到尊重，内动力才可能更好地被激发。十一学校打破师道尊严，在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追求真实的教育；把资源用在离师生最近的地方；以学生的成长体现教师的价值与业绩；最大限度地弱化行政力量，让学校的管理者转变为师生的服务者……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适合每一个个体发展的教育。毫无疑问，这应该成为每一所学校的追求。
教育界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因为它常常只是存在于学校的宣传墙上和校长们的总结报告中，与学生们的实际经历和感受相去甚远，而被讽刺为最好听的空话。但十一学校的学子们认为，学校是学生的。他们有权利决定校长在校园狂欢节上的角色：装扮成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或者《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校长”；学校和老师是他们的成长伙伴，“学校或老师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我们提出来后，他们马上就会去反思、去改正”，“他们想的都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而不是要管着我们”。
教育领域众多昙花一现的改革表明，教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遵循教育规律，不着眼于学生和国家的未来，而要为少数人谋取“名利”与“政绩”，就会成为花拳绣腿，经不起追问和考验。十一学校的改革之艰难、教师们的压力之大，都超出了外界的想象，但他们依然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这源于他们强烈的改变教育的愿望，还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即在学生未来对社会的贡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希贵认为，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是在改革，只是在落实国家的教育政策”。“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崔永元在《我为什么推荐北京十一学校》一文中说，“之所以十一学校凤毛麟角，一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由此看来，真正的教育改革能否发生，既取决于学校的价值追求，又取决于它的改革智慧。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李 斌/文）
他的学校位于北京西边，占地200多亩，有漂亮的体育场和办公楼。校园里还专门建了一所校史馆，就在体育场的正对面，暗红色的外墙显示了这所学校的非同寻常。
北京市十一学校（下文简称“十一学校”），原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1952年，当人们还无法估量朝鲜战争要持续多久时，前线将领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子女教育和安全问题被提上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要议程，十一学校作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应运而生。
周恩来总理批示建校，罗荣桓元帅的爱人林月琴女士担任校长。因为是在国庆节这天建校，故聂荣臻元帅以“十一”为学校命名。
可以说，这是一所从创校之初就肩负着独特使命的学校。在新一轮的教改中，十一学校被批准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
如今，十一学校的校长李希贵正跟他的同事们进行着一场内容丰满的教育改革，有学者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里正在发生着的故事。
4 000张课程表
蔡立德一周的学习生活，在外人看来，多少有点“眼花缭乱”。
作为理科生，他的必修课有数学和物理课，但这两门课都按难度分为五个层次供学生自主选择，蔡立德选择了代表最高难度的ⅴ级，数学课甚至还包括微积分。
在课程说明“适用学生”一项中，对数学V是这样描述的：“四年制高中数理方向、酷爱数学、具备较好的数学思维的学生；对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内容进行统整。”
选修课，体育课程他选择了乒乓球。蔡立德说自己更喜欢羽毛球，可是每学期开学网上选课的混战中他总是被其他同学捷足先登。
另一门选修课——模拟联合国，则是蔡同学的挚爱。这门课有个特点，“一班一国家，一校一世界”，每个学生都可以在里面选择自己所要代言的国家。
他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刚上这门课时，被分配的国家是一个小国，正深陷反恐战争泥沼，亟待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在国际场合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
蔡立德在参加辩论时，发现自己有很多话可以说，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论。由于表现出色，如今他已经“晋升”为模拟联合国的主席。
“作为一名主席，我现在思考更多的是如何让代表也能够像我们当年一样，体会到我们当时的激情与热情，给予他们最真实、最好的体验。”蔡立德说。
他还选择了艺术选修课，在话剧《雷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让他对自己的潜力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一直以为自己只能成为一个喜剧演员，现在我觉得还能演一些严肃的角色”。
到了周末，蔡立德和同学到了第六届丘成桐中学数学奖的答辩现场，跟包括丘成桐先生在内的国际数学大家现场“过招”，最后以“一类Pell方程的可解性研究”的题目获得全球铜奖。
蔡同学的生活，肯定会让中国绝大多数的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中生们艳羡不已。而这，不过是十一学校4 000多学生每天不断上演的戏码而已。
“我们正在做的尝试，是以课程改革为核心，采取选课走班制，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力争打破现有的教育模式。” 这场改革的主事者、十一学校的校长李希贵说。
作为应对高考的主战场，中国的高中普遍存在课程“千校一面”、学生“千人一面”的局面，大多数学校都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
虽然2004年实施了新一轮高中课改，但从改革成效来看，仍然是在传统教育模式的框架内修修补补，并没有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育途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教育界人士纷纷呼吁，中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学校转型任务十分紧迫。有鉴于此，十一学校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番尝试，首先构建了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可选择的课程体系。
“针对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课程变革的诉求主要在于增加多样性和选择性。”李希贵表示。据他介绍，这个课程体系，包括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个职业考察课程、272个社团以及60个学生管理岗位，供学生自主选择。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课程除少数必修课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选修课，所有课程都排入每周35课时的正式课表。学生不仅选课程，还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时段，实现了一位学生一张课表，最大程度地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
“本来今天想拿学生的课程表来，但实在拿不出来，因为4 000多学生，有4 000多张课程表。”李希贵笑着说。
在十一学校看来，课程改革将构建一个推动学生选择的多样化课程体系，进而形成每一位学生不同的课程方案，最终实现教育的本质——让学生能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成为自己，使他们具备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十一学校有个学生叫黄婧怡，她此前一直觉得自己跟艺术毫不沾边。但在选修戏剧课并在话剧《雷雨》中担任主角后，她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舞台，爱上了镁光灯。在一篇文字中，黄婧怡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我的灵魂是属于舞台的，或许我一直都把它藏起来，我的血液里还是窜动着那样的因子，让我觉得已经依赖上了舞台上的那种感觉。这已经不是一门选修，或许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经历。尽管那段独白没有镁光灯的陪伴，但是我也知道了，有那样一个灵魂，是为镁光灯而存在的。”
李希贵把发生在黄婧怡身上的一切称作是“唤醒”，而他认为这正是教育的真谛之一。
“我接触过很多西方的学校和老师，咱们和西方教育有若干差异，但作为校长，我感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都是靠列车的车头拉着，孩子是车厢，没有自己的动力；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孩子们，他们是动车组，都有自己的内动力，”李希贵说，“我们怎么样把每一个学生唤醒，让学生装上一台属于自己的发动机，就显得特别重要。”
显然，高二男生蔡立德找到了自己的“发动机”。他觉得自己在十一学校读书的这五年，正是因为学校创造了一个如此自由的环境，使得自己学会了“如何去选择、如何去规划、如何对自己负责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曾对“中小学生学习动机问题”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学习最重要、最稳定的内在动力表现为一种认知需要，学习是获得知识、获得能力的一种需要；而最可怕的需要则是竞争需要，学习是为了要超过别人、压倒别人。
在他看来，十一学校的改革，尊重了学生的差异，打掉了对学生们的束缚，使学生成为学习真正的主人，体现了尊重差异、尊重学生的思想。
“是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改革，在进行一场现在中国人的伟大实验。”对于十一学校的改革尝试，孙云晓不吝赞美之词。
走班制：痛苦的转型
十一学校所推行的改革，第二个重要步骤，是实行彻底的“走班制”。
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班制，实行“选课走班制”，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形成自己的课表，到不同的学科教室上课，在不同的教学班之间流动，而老师则在各自固定的教室里等待学生上课。
“通过走班上课，有选择的课程体系落实到每一节课上，落实到每一个学习过程和每一个时间点上，这时，学生的课程选择权才真正有可能变为现实。”李希贵说。
而传统的师生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教师主导逐渐转变为学生选择，加大了受教育者选择权，进而倒逼教师群体改变。
改革，首先触动了老师们的神经。
十一学校高中二年级历史老师李亮坦言，如今的课堂形式跟以往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他以自己刚刚讲授的一堂历史课为例：
在他的历史课堂上有几个孩子，平常对历史非常有兴趣，早在假期就自学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先修课程，阅读了历史大家翦伯赞先生所著的《中国史纲要》，几乎把中国历史上的骨干知识全部掌握了，对于有些关键性的历史事实也弄得非常细致。
当天李亮老师的课上讲的是北魏时期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民族的历史以及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宗主督护制”等内容。班上有些同学对这些内容几乎是一片空白，由于缺乏历史史实的了解，很难跟上老师讲授的进度。而修完北大先修课程的几个同学对上述问题已经弄得非常熟了，这就让课堂差异性变得很大了。
“我的办法是让这些同学可以安静一下，自己梳理教材基本结构，把教材内在的逻辑搞清楚，因为每本教材的逻辑都是不同的。翦伯赞那本书是一个，教材是另一个。在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疑问，然后再提出来。”李亮老师说。
对于其他同学，李亮老师会按照正常的大纲讲授相关内容，当他观察到仍有部分同学跟不上进度时，就在教室前面桌子下的一张小白纸上，把这些同学的名字记下来，下课再去单独辅导一下。
“我感觉任何课堂，学生只要相对多一点，十几个二十来个的时候，对某一个知识的理解上面就会产生分化和差异，就必须关注学生的反应，有策略有分别地进行教育。”有着二十余年授课经验的李亮老师在谈及学校的改革时表示。
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在改革开始时都能够这么顺利“过渡”。高三语文老师霍轶就坦言，自己是一路哭着走过来的。
2000年，霍轶大学毕业，来到十一学校教书，她经历了本次改革的整个过程，深刻体会到这场改革给教师所带来的冲击。
“走班制带来了很多改变，尤其是我这一届，从高一开始是实行彻底的走班制，取消班级，用导师，我当了一个学期的班主任，后来做导师，当时特别痛苦。”霍轶老师说，“你之前习惯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怎么办？以前得到的认可，跟学生之间的亲切的关系又该如何实现？”
重压之下，霍轶跟当时的年级主任哭过好几次。“可能我都哭出名了，校长也知道了，见面就问我，‘今年还哭吗？’”尽管时间过去了几年，现在想起来，她还觉得鼻子酸酸的。
类似的疑问，并非仅仅是霍轶老师一个人有。
当十一学校开始大张旗鼓推动学校转型时，很多像霍轶这样的教师都感到了改革的“阵痛”。大家一个普遍的质疑，改革不能用一个他们不知道的未来来赌现在，放弃老师们过去所有熟悉的东西。
支持霍轶老师们走下来的，是学生们在实行走班制之后收获到的张扬与快乐。
十一学校通过走班上课后，由于没有了原来的行政班，也没有了班主任，此前控制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行政力量不复存在。一个学生，他在校园里不违背校规校纪就是自由的，他就有自主安排的权利，他就要去追寻自己应该追寻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真的个性凸显了，他们真的内心强大了，但是给我们的教育却带来了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孩子们真实了。”霍轶说，“我现在看到的学生是真实的存在，哪怕他这个时候给我一个白眼也好，至少不用装了。”
而当孩子们真实了，敢于把自己的缺陷暴露在教育者面前时，作为老师，霍轶们就可以有的放矢进行帮助。
高中生物老师王爱丽曾经收到自己学生的一封信，在信里学生对她说，“亲爱的老师，跟您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智慧，感谢您的陪伴”。
“我喜欢‘陪伴’这个词，希望通过我们的陪伴，提供某种平台，能让学生彰显出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人生的特殊时刻健康成长。”王爱丽老师表示。
尚需配套改革
这场“釜底抽薪”式的教育改革，给十一学校带来了诸多的改变，有的甚至超出了改革主事者此前的预期。
2014年2月27日，教育部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这所学校的教育改革经验。按照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话说，教育部在一所中学开发布会，“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十一学校的改革，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育人模式，“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就获批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教育部官员表示，之所以此番在十一学校开新闻发布会，是想总结和推广该校的“好经验、好做法”。 显然，十一学校的改革，也出现了“溢出效应”。
教育部官员透露，他们正在加紧组织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合理确定必修、选修课程比例，增强课程选择性，将指导地方和普通高中努力构建“学校特色鲜明，课程优质多样，资源开放共享，体制充满活力的普通高中教育体系，满足学生多样化教育需求”。
而在教育专家看来，十一学校的改革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命题——基础教育变革后现行的高考制度（尤其是高校招生制度）如何因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学校之变，无疑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场大考。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高中实行“走班制”教学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校开设一些选修课；第二个层次是在必修课层面进行分层教学，让学生走班；第三个层次是必修课、选修课融合在一起；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完全的学生自主选择。
“我想现在十一学校走到了第三步，实现了分层、分类、综合和特需教学，如果要走到第四步，还需要现行高考制度的配合。”熊丙奇表示。
对此，十一学校改革的“主事者”李希贵也表示认同。在他看来，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亟待变革。
“我希望不同学院学生录取的条件、学科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学院对学生指定的学科不要太多，我想一个学科就够了。”李希贵表示。
比如某大学的理学院，在招录学生时，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课外，院方可以指定一门物理成绩作为录取依据，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学科优势。
此外，李希贵建议，要改变现在的统招模式，实行更大范围内的平行录取。
“我们现在用线性的方式按照高考分数给学生排队，1万学生、10万学生、60万学生排一个队，这样分分计较录取，第一志愿一旦漏了，就一落千丈，家长、考生谁不紧张？没有人不紧张。”李希贵说。
作为中学校长，李希贵觉得，如果大学招录可以实现“平行录取”，考生一次可报很多第一志愿，而且可以把高校录取时间放宽，至少延长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考生更多选择。
“这样录取的时候，学生多考三十分，少考了二十分，都不影响他选择报考一类的高校，学生就不会分分计较，我们学校这种教学模式也就可以得到更多推行。”李希贵认为。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申继亮则表示，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和相关配套文件，将着力深化高考改革，建立基于统一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三位一体的考试招生制度。
“在关注学生学业的同时，未来将更加关注学生德智体美的情况，更好地发挥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申继亮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马 晖/文）
相关评论
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
中国的基础教育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诸多痼疾，令人忧虑。北京十一学校这六年来的努力，不是在其中修修补补，而是重新定义学校。它以新的形态出现，让许多人看到了教育改革的智慧与希望，因而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
十一学校的愿景是要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这个目标的确立，最初让一些老师感到不解，他们从没想过一所中学也应该伟大，还可以伟大。但仅仅过去几年时间，学校里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在报告、文章中反复引用这句话，这场扎扎实实推进的改革让他们认识到，“伟大”不是一种噱头，而是真正的教育者应有的追求。可以说，这所中学的教改是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发生的，用校长李希贵的话说，他们不只是要办好一所学校，而是要“培养更多的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公民，以及把人类领向美好明天的领军人物”。该校的一句招聘广告语对此有简洁的表述：“来北京十一学校，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
观察这所学校的所作所为，会发现该校的一切努力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围绕着如何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成为自己”，成为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人而进行的。它反对以后退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每过三年，十一学校会在此前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一次“关键成功因素”，从它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到学校改革逐步深入的轨迹：2010年包括了“课程”与“改革创新”，2013年出现了“个别化”和“内动力”。他们认为，只有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里，学生们的个别化需求才能得到尊重，内动力才可能更好地被激发。十一学校打破师道尊严，在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追求真实的教育；把资源用在离师生最近的地方；以学生的成长体现教师的价值与业绩；最大限度地弱化行政力量，让学校的管理者转变为师生的服务者……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适合每一个个体发展的教育。毫无疑问，这应该成为每一所学校的追求。
教育界有一句著名的口号——“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因为它常常只是存在于学校的宣传墙上和校长们的总结报告中，与学生们的实际经历和感受相去甚远，而被讽刺为最好听的空话。但十一学校的学子们认为，学校是学生的。他们有权利决定校长在校园狂欢节上的角色：装扮成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或者《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校长”；学校和老师是他们的成长伙伴，“学校或老师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我们提出来后，他们马上就会去反思、去改正”，“他们想的都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而不是要管着我们”。
教育领域众多昙花一现的改革表明，教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遵循教育规律，不着眼于学生和国家的未来，而要为少数人谋取“名利”与“政绩”，就会成为花拳绣腿，经不起追问和考验。十一学校的改革之艰难、教师们的压力之大，都超出了外界的想象，但他们依然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这源于他们强烈的改变教育的愿望，还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即在学生未来对社会的贡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希贵认为，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是在改革，只是在落实国家的教育政策”。“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崔永元在《我为什么推荐北京十一学校》一文中说，“之所以十一学校凤毛麟角，一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由此看来，真正的教育改革能否发生，既取决于学校的价值追求，又取决于它的改革智慧。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李 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