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枣花盛开的季节。
　　枣花开在初夏，米粒大小，色白微馨。比之牡丹、月季的富丽，玫瑰、米兰的芳香，枣花几乎算不得花，只是一种果蕾。即便如此，枣花并不自卑，仍是浓烈、繁茂地开着。３０多年前，并不爱花的我，却对枣花产生了一种深挚的感情。
　　枣树耐干旱，大多在瘠薄荒漠的土壤上生长。５０年代中期，在我就读的西北师范学院，广阔的校园里有一片枣树林。学校所在的十里店，是兰州市郊的果菜区，干旱的山丘上枣树很多。当时，学校只有很少几栋楼房，学生全住在干打垒的土平房里，食堂、书亭、商店也全是平房。学习生活条件都较差但教师、学生的教学热情都很高。学校就像荒漠上的枣林，不畏艰苦，蓬勃生长，充满生机。枣树生命力强，不但能在干旱地带扎根，而且能结出累累果实。要求少，贡献多，很有点奉献精神。这犹如教师的职业。大概出于这种对枣实、枣树的认识，我对枣花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恋情。一天，同班几位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在枣林漫步，由国花、市花谈到校花，我提出把枣花当作校花，得到一致赞同。虽然未进行全校公决，也未载入校史，以花喻志，以花达情，枣花深深印进我们这群莘莘学子的心灵。
　　１９５６年，国家第一次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动员在职干部、现役军人报考大学，迎接新中国的建设高潮。我们班上的大部分同学是调干生，来自五湖四海，以南方人居多，有几位是广东、海南人。当列车进入甘肃境内，接连穿过一个个山洞，驰过一座座光秃的荒山时，风沙遮眼，干燥扑鼻，我们却并没有苍凉、失意之感，有的只是建设的热望，报国的情怀。所以，一踏入校门，虽然没有优美的环境，很少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但大家仍是情绪高昂，充满希望。我们对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满怀激情，把山坡水塔、跑道白杨、教授楼的灯光、生物园的温室都编入校园“八景”：“水塔晨曦”、“球仪生辉”、“核树垂荫”、“枣林夕照”、“夜窗映月”、“艺苑琴韵”……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读师范的学生，大致有两大特点。一是家境贫寒的较多，国家包吃，包穿，助学金较多，可以顺利读完大学。二是一些学生由于受“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旧观念影响，不安于教师职业，学文的多想通过文学创作另谋出路，都有自己的作家梦。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师范院校要比普通大学矮一截，牌子不亮豁。因而尽管我们这些调干生在入学前，都在工作岗位受过几年革命教育，比之应届毕业生考虑问题比较实在，但青年人毕竟充满浪漫诗情，对读师范很有点委屈的情感，很有点看不起平凡的师范教育。然而奇怪的是，不情愿归不情愿，对自己的母校都很热爱。可能是出于“儿不嫌母丑”的天然情感，大家都十分注重维护母校的荣誉。我们以西北师范学院前身是在抗日期间西迁的原北平师范大学而骄傲，以西北师范学院是甘肃的第一所国立大学而自豪，以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拥有众多全国著名教授而欣慰。这种自然的情感，比进校第一课的热爱师范教育更为入怀入情。有些同学自卑，进城上街不愿佩带校徽。我们约了一群同学，一律礼服新衣，把校徽堂堂正正别在胸前，雄赳赳地到兰州城内兜风，还到女中转了一圈，引得女生投来爱慕的眼光。虽然幼稚，但对我们安于师范学习，热爱师范教育，不无好处。世上许多感情的转化，往往是在这种不自觉中发生，以至影响人的一生。
　　大学比之中、小学的新鲜感，是规模大，设备好，设有选修课，有些课程要合班到公共阶梯教室讲授。印象最为深刻的，当然是学习生活。学院领导的敬业精神，使大家动情。院长徐劲是位老教育家，在４０年代曾任过陕甘边区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在开学典礼上，他摘下帽子，满头银丝，未及开口，就响起一片崇敬的掌声。教务长胡国钰，留八字胡须，说话慢条斯理，幽默风趣，使听者笑口常开。教授们的博学，使大家倾心。每位教师都学有专长，满腹经纶。中文系学生最爱听彭铎教授上课。他讲授古汉语不备讲稿，出口成章。当时高中课本上的一些古文注释，是采用他的见解。他爱戏称自己是“彭某人”。只要“彭某人”一上讲台，大家便听得入神，好像刚上课，便响起了下课铃。学校的竞学风气，使大家奋发。高等教育提倡独立思考，使应届生从教师的书本灌输中解脱出来，使调干生从严格的行政纪律中超脱出来，思想活跃，勤于探索，崇尚辩论。特别是师范教育特有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教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严谨，在肩头压着沉重的责任感，思想较早成熟。加上当时较多的勤工俭学、义务劳动等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容不得更多的幻想，而朝着“为人师表”的规范努力。几年的大学学习生活，奠定着我们走上社会的坚实基础。比之普通的大学生，虽然同样是青春年少，但师范学生多有“少年老成”的表象。
　　小学生，对教师的印象最为深刻，听老师话胜过父母，有种对教师的崇拜。大学生，则注重同学的友情。因为大学生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独立思考欲望强烈。同学间年龄相近，有共同的思想感情，相近的兴趣爱好，可以随意切磋学业，探讨人生。这时期的友谊，有中小学生的热烈、纯真，而无成年人的相互防范、戒备，甚至倾轧。怀抱生活理想，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或在水塔的山坡上讨论课文，或在枣林中朗读作品，或在文科楼后的大核桃树下谈心，或在黄河岸边纵谈国事……师范生要求有综合教学能力，无论文科、理科生，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学、文学知识，大多数喜爱文艺。因而，同学们最为欣喜和兴奋的，是举办诗歌朗诵会和文艺晚会。每逢重大节日，或班上，或文学系，或校部，常有以文学朗诵为主的文艺演出，大家可以一显身手。我们班上办的文学墙报《百草园》，更使大家的激情得到抒发，篇篇作品流淌出学子心灵的欢乐、梦幻和隐秘。偶有作品在报刊发表，便立时相互传阅、欢呼。在这种共同爱好和坦诚的接触中，情感丰富的得享兼爱，沉醉学业的博学愈进。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掀起了巨大波澜，给同学们的友情罩上了阴影，使一些单纯、耿直的同学遭受不幸，但走出校门后大家仍十分眷恋这段人生的黄金时代。对横遭不测者，尤为关切。我们班上４０多位同学，分配兰州的有近１０人，大多为大、中学教师。一位因戴右派帽子流落街巷提兜“上门理发”，１０多年后才落实政策回归教师队伍。一位因现反问题饱受铁窗之苦２０多年，平反后返校留图书馆工作。待我们再次无政治压力时相见，虽然鬓边都有了白发，但相互谅解，赤诚之心不变。师范生活的朴实和人格修养，铸就了我们的忍辱品性。在兰同学每年在寒暑假聚会两次，轮流作东，粗茶淡饭，忆往谈今，其乐融融。有外地同学来兰州，我们便邀约回母校，玩得忘情。我们以同窗共砚的学校生活为脐带，连结和延续着对母校的圣洁情感。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７日，改名后的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了盛大的校庆纪念活动。我和班上一些同学躬逢其盛。近千名与会者，大多是历届毕业的在兰校友，也有少数校友应邀从外地赶来。自西迁以来，母校培育出４．３万多教师人才。全省中学历年评选出的先进教师，１／３为母校毕业。因师范学生大多数家庭成分好，在讲究政治的年代，每年要从师大抽调一些学生从事党政工作，所以为官者不少。而当年怀抱作家梦者，真正成为作家者不多。校庆日，卧车成群。但在主席台上，只请优秀教师入座。其他校友，无论官位大小，一律台下就位。培养出众多领导干部，虽也是母校的一种荣誉，但不崇尚，不特别垂青。母校从建校第一天起，便明确自己的神圣使命，担负起“教育兴国”的责任。母校啊，你的子女深深为您祝福，为您感到荣耀。
　　母校的枣林虽然早已不复存在，地盘为楼群所占据。但每当想到母校，我便会忆起枣林、枣树、枣花，永生难以磨灭。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女和至亲友人均从母校毕业，同样热爱枣树的坚毅，枣实的质朴，枣花的圣洁，而是因为母校对我生活的道路影响至深，对我思想的成形影响至深。“母校”是个很神圣的字眼。除了赋予母亲一样的亲切、尊重、感激、怀念之情，学子对母校还有博大、深沉之感。无论是大学、中学、小学，甚或是幼儿园，诚挚的人们都会像母亲一样不能忘怀，终生感恩。
　　枣花，我心中最为高尚、圣洁的花。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
　　（谢富饶，作家，１９５８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曾任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