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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庄（1914～2000年），我国农业经济学家、翻译家、科技情报专家。至84岁高龄完成了近500万字巨著《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的翻译、修订和校定，并摘要完成30万字精华本《达尔文读本》的编撰工作。
我正式认识孙竦，是在南开中学高二，即1932年。在此之前，我也见过她，她经常和王若兰、梁思懿在一起，所以人家管她们叫“摩登三女性”。孙竦还有一个绰号叫“辣子”，因“竦”字像“辣”，而且她的脾气也有点“辣”。在三女性中，她最漂亮，在南开女中她也是数一数二的。
南开女中和男中，只有高中的几门课程是男女合班的，譬如国文、数学、物理，其他还是分班上课。高二那年我选读高远公先生的“诸子百家”，可巧孙竦也选读这门课。那时学生自由占座，我因“诸子百家”在私塾里就念过，有的还可以背诵，所以并没有抢占前排的好位置。当我去上课时，看到后排边行有两个空位置，我就坐入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还空着。课堂的桌子是两个排在一起的，所以同坐在一起的同学叫“同座”。当我坐好时，课堂里就嚷嚷起来了，说“辣子”将坐在另一个位子。我一听是“辣子”要和我同座，心里就有点慌。过了两三天，当我入座后，竦进来了，夹着书包站在我身边问道：“我叫孙竦，你叫什么名字？”语调有点不客气，是居高临下的态势。这时我心慌了，脸涨通红，口吃地回答：“我叫叶笃庄。”一边说一边心里怦怦地跳。
“诸子百家”每星期只有3次课。从竦来了之后，我就又想上这堂课，又怕上这堂课。每逢没有这堂课的那一天，心中就若有所失。她的那双晶莹的大眼睛，嘴旁的两道甜纹，不时在我心中浮现。我着迷了，甚至有时想起她，心里就感到不安，在路上看到她从远处来时，心就怦怦地跳。
在高中时，我和竦有过几次正式接触。首先是我决定给竦写一封信，表示我的衷情。信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希望和你作朋友，你需要与否，请给我来一封回信。”这是试探性的一封信，男女交朋友在当时来说，就是恋爱的第一步。如果有回信，说明她不讨厌你；如果没有回信，这事情就吹了。我的这封信写去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来了一封回信，也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也希望和你作一个朋友，但我才疏学浅，难免叫你失望。”这是1933年的事。
中学毕业后，竦进燕京大学，她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的。我的成绩虽然也可以直接进燕京大学，但我想学农，学好之后去农村参加革命。燕京大学没有农科，全中国设有农学院者，以金陵大学最有名。我考入了金陵大学农学院。由于金大沉闷，再加上我思念竦，在金大念了半年于寒假时就回到北平了。
暑假一晃就到，我投考清华、北大均名落孙山，只考取了青岛大学的数学系。正当我失意的时刻，传来竦去日本留学的消息。由于我不愿上二三流的大学，再由于竦去日本给了我追求她的一线希望，我也决定去日本。去日本前，从王若兰那里找到了竦在东京的地址。到东京后的第二天，我就给竦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的地址，希望她前来一晤。她这次给我写了回信，并定于星期日上午前来看我。那天她在我的宿舍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东拉西扯，并且看了我的照相簿。她这一来，我感到无上欢快。但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当时我追求她也没有什么目的，绝没有想到娶她为妻，我只知道我爱她，为什么爱她，我一点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她可爱。
到东京后，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很顺利的，于是我又约她一起去玩，在一家蛇药店门口聚齐。那天我从约定的上午9时直等到12时，还不见她来，我便垂头丧气地回宿舍去了，连午饭都没有吃，便蒙头上床而卧，想哭也哭不出来。
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穿上新的校服神气十足地又去找她，那时她住在一所基督教办的宿舍，不准男生进入宿舍内，只得在玄关（门口）处会晤。我母亲给我寄来一盒干贝松，很好吃，我赶紧分一半拿去给她，她居然接受了。据说有一个姓萧的也追她，曾经送给她一大盒巧克力，她没接受。我这小礼物虽寒酸，但情义重大，我告诉他这是我母亲亲手做的。
我在东京参加过左翼的“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我在南开中学时就演过话剧。有一次他们要公演一个话剧《决堤》，找不到男主角，就把我找上了。彩排那天晚上，我忽然发现竦坐在那里看戏，我又紧张起来了，戏没有演好。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睡得很晚，竦也没回家，在戏院后台过的夜。那次竦曾主动地向我说：“早点睡吧，不要太累，明天还要演戏呢！”我听到这几句话后，好像有一股电流穿过了我的全身，我激动得有点发抖。
在东京，她给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她给我的回信。第二封信是她主动给我写的，开头便说“我不写名字，你也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所以这封信既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而且叫我看后寄回。大意是，一个人做事要有恒心，对于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我当时体会这是她暗示我要有耐心地和她来往，增强彼此的认识。我的回信是写在她的来信的背面，然后把她的信寄回。
大约1935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细雨霏霏，嘀嘀嗒嗒，房檐流水作响，我想起了竦，胸膛都要炸开了，我太苦了，我忍耐不住了，我大胆地写了一封短信。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太爱你了！”跟着我便在蒙蒙细雨中把这封信丢进了信筒。我怕第二天我就没有勇气再寄这封信了。寄出信后，我不安地等待回信，一天，两天，一直到十天，没有见回信来，便在一个傍晚去孙竦的住处（那时她已搬至到中野的一个人家）。见到她后，我劈头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问她：“前几天我给你寄的那封信收到了没有？”她说：“收到了，我们正在念书的时候，不要谈这种事。”我生气地说：“那就算了！”扭头便走，听到她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那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我没有找她。
1945年日本投降，我由昆明转重庆，乘船直抵上海。到上海的当晚，我即去国际饭店找竦的大哥孙立己。他接见了我，并立即用电话与竦联系，约好翌日上午9时在竦和她的二哥孙浩然合住的家里会面。我大约8时左右就到了，只好在附近溜达，等到快9时，我即飞步前去找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心情颇紧张，好像条件反射似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了。和8年前一样，照例在孙家门口深呼吸几次，等到心稍稍平静之后，然后叫门。出来的是一个小大姐（阿姨），她让我在楼下一间会客室坐，很快竦就出来了，她薄施脂粉，其光彩比少女时代差多了。少女时代她是圆脸，现在变成长脸了，论长相好像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些，如果走在路上，我的确认不出她来了。本来嘛，自从1937年东京一别后，到现在整整8年了。我把8年期间所做的事，向她述说了一番。这是8年以后再一次会面，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在东京时我只知道爱上了她，没有更进一步的想法，这时我有了娶她为妻、做一个终身伴侣的想法。我离开重庆前，曾找徐芳探询竦的情况，她告诉我，竦还没有结婚，于是我抱有很大希望去见她的。那天她说话不多，谈到11点左右时，我约她去吃午饭，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上海住了两周，几乎天天去找她，有时去她和孙浩然的家，有时去她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的苦干剧团，整天和她在一起。有一次吃完饭，她来到我的旅馆住处。那天我酒喝多了，想起来我追求她之苦，突然哭起来了。竦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看到她的自行车太旧了，立即买了一辆女跑车送给她。两周很快过去，之后我就回北平了，因为当时民盟总部叫我参加北平民盟市委的领导工作。在上海两周时间，我向竦大胆表示了我的热情，不像在东京时那样缩头缩脑了。
我在1945年年底由上海回到北平，随后就给竦发了一封“安抵平”的电报。她收到电报后很高兴。接着我给她写情书，几乎每天一封，都编上了号，如“平字第×号”，可惜这些信件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遗失了。
1946年夏，我趁着向南京民盟总部汇报工作之便，去上海和竦会晤，准备把她接到北平结婚。由于半年多的来往通信，彼此已有所了解，这次到上海见面后，好像久别重逢的情人，备感亲热。在上海时，我们天天见面，不久，我们就由上海乘船回到北平。
我们结婚没有请客，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我家兄弟合伙请我们在餐厅吃了一顿饭，不过我们在《大公报》登了则很显眼的结婚启事，就算完成了法律手续，那时还没有领取结婚证书那套官方介入的手续。就这样，孙竦终于嫁给了我。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作者：叶笃庄）（图片 66.jpg 图注：叶笃庄、孙竦全家合影。）
我正式认识孙竦，是在南开中学高二，即1932年。在此之前，我也见过她，她经常和王若兰、梁思懿在一起，所以人家管她们叫“摩登三女性”。孙竦还有一个绰号叫“辣子”，因“竦”字像“辣”，而且她的脾气也有点“辣”。在三女性中，她最漂亮，在南开女中她也是数一数二的。
南开女中和男中，只有高中的几门课程是男女合班的，譬如国文、数学、物理，其他还是分班上课。高二那年我选读高远公先生的“诸子百家”，可巧孙竦也选读这门课。那时学生自由占座，我因“诸子百家”在私塾里就念过，有的还可以背诵，所以并没有抢占前排的好位置。当我去上课时，看到后排边行有两个空位置，我就坐入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还空着。课堂的桌子是两个排在一起的，所以同坐在一起的同学叫“同座”。当我坐好时，课堂里就嚷嚷起来了，说“辣子”将坐在另一个位子。我一听是“辣子”要和我同座，心里就有点慌。过了两三天，当我入座后，竦进来了，夹着书包站在我身边问道：“我叫孙竦，你叫什么名字？”语调有点不客气，是居高临下的态势。这时我心慌了，脸涨通红，口吃地回答：“我叫叶笃庄。”一边说一边心里怦怦地跳。
“诸子百家”每星期只有3次课。从竦来了之后，我就又想上这堂课，又怕上这堂课。每逢没有这堂课的那一天，心中就若有所失。她的那双晶莹的大眼睛，嘴旁的两道甜纹，不时在我心中浮现。我着迷了，甚至有时想起她，心里就感到不安，在路上看到她从远处来时，心就怦怦地跳。
在高中时，我和竦有过几次正式接触。首先是我决定给竦写一封信，表示我的衷情。信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希望和你作朋友，你需要与否，请给我来一封回信。”这是试探性的一封信，男女交朋友在当时来说，就是恋爱的第一步。如果有回信，说明她不讨厌你；如果没有回信，这事情就吹了。我的这封信写去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来了一封回信，也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也希望和你作一个朋友，但我才疏学浅，难免叫你失望。”这是1933年的事。
中学毕业后，竦进燕京大学，她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的。我的成绩虽然也可以直接进燕京大学，但我想学农，学好之后去农村参加革命。燕京大学没有农科，全中国设有农学院者，以金陵大学最有名。我考入了金陵大学农学院。由于金大沉闷，再加上我思念竦，在金大念了半年于寒假时就回到北平了。
暑假一晃就到，我投考清华、北大均名落孙山，只考取了青岛大学的数学系。正当我失意的时刻，传来竦去日本留学的消息。由于我不愿上二三流的大学，再由于竦去日本给了我追求她的一线希望，我也决定去日本。去日本前，从王若兰那里找到了竦在东京的地址。到东京后的第二天，我就给竦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的地址，希望她前来一晤。她这次给我写了回信，并定于星期日上午前来看我。那天她在我的宿舍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东拉西扯，并且看了我的照相簿。她这一来，我感到无上欢快。但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当时我追求她也没有什么目的，绝没有想到娶她为妻，我只知道我爱她，为什么爱她，我一点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她可爱。
到东京后，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很顺利的，于是我又约她一起去玩，在一家蛇药店门口聚齐。那天我从约定的上午9时直等到12时，还不见她来，我便垂头丧气地回宿舍去了，连午饭都没有吃，便蒙头上床而卧，想哭也哭不出来。
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穿上新的校服神气十足地又去找她，那时她住在一所基督教办的宿舍，不准男生进入宿舍内，只得在玄关（门口）处会晤。我母亲给我寄来一盒干贝松，很好吃，我赶紧分一半拿去给她，她居然接受了。据说有一个姓萧的也追她，曾经送给她一大盒巧克力，她没接受。我这小礼物虽寒酸，但情义重大，我告诉他这是我母亲亲手做的。
我在东京参加过左翼的“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我在南开中学时就演过话剧。有一次他们要公演一个话剧《决堤》，找不到男主角，就把我找上了。彩排那天晚上，我忽然发现竦坐在那里看戏，我又紧张起来了，戏没有演好。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睡得很晚，竦也没回家，在戏院后台过的夜。那次竦曾主动地向我说：“早点睡吧，不要太累，明天还要演戏呢！”我听到这几句话后，好像有一股电流穿过了我的全身，我激动得有点发抖。
在东京，她给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她给我的回信。第二封信是她主动给我写的，开头便说“我不写名字，你也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所以这封信既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而且叫我看后寄回。大意是，一个人做事要有恒心，对于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我当时体会这是她暗示我要有耐心地和她来往，增强彼此的认识。我的回信是写在她的来信的背面，然后把她的信寄回。
大约1935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细雨霏霏，嘀嘀嗒嗒，房檐流水作响，我想起了竦，胸膛都要炸开了，我太苦了，我忍耐不住了，我大胆地写了一封短信。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太爱你了！”跟着我便在蒙蒙细雨中把这封信丢进了信筒。我怕第二天我就没有勇气再寄这封信了。寄出信后，我不安地等待回信，一天，两天，一直到十天，没有见回信来，便在一个傍晚去孙竦的住处（那时她已搬至到中野的一个人家）。见到她后，我劈头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问她：“前几天我给你寄的那封信收到了没有？”她说：“收到了，我们正在念书的时候，不要谈这种事。”我生气地说：“那就算了！”扭头便走，听到她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那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我没有找她。
1945年日本投降，我由昆明转重庆，乘船直抵上海。到上海的当晚，我即去国际饭店找竦的大哥孙立己。他接见了我，并立即用电话与竦联系，约好翌日上午9时在竦和她的二哥孙浩然合住的家里会面。我大约8时左右就到了，只好在附近溜达，等到快9时，我即飞步前去找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心情颇紧张，好像条件反射似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了。和8年前一样，照例在孙家门口深呼吸几次，等到心稍稍平静之后，然后叫门。出来的是一个小大姐（阿姨），她让我在楼下一间会客室坐，很快竦就出来了，她薄施脂粉，其光彩比少女时代差多了。少女时代她是圆脸，现在变成长脸了，论长相好像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些，如果走在路上，我的确认不出她来了。本来嘛，自从1937年东京一别后，到现在整整8年了。我把8年期间所做的事，向她述说了一番。这是8年以后再一次会面，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在东京时我只知道爱上了她，没有更进一步的想法，这时我有了娶她为妻、做一个终身伴侣的想法。我离开重庆前，曾找徐芳探询竦的情况，她告诉我，竦还没有结婚，于是我抱有很大希望去见她的。那天她说话不多，谈到11点左右时，我约她去吃午饭，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上海住了两周，几乎天天去找她，有时去她和孙浩然的家，有时去她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的苦干剧团，整天和她在一起。有一次吃完饭，她来到我的旅馆住处。那天我酒喝多了，想起来我追求她之苦，突然哭起来了。竦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看到她的自行车太旧了，立即买了一辆女跑车送给她。两周很快过去，之后我就回北平了，因为当时民盟总部叫我参加北平民盟市委的领导工作。在上海两周时间，我向竦大胆表示了我的热情，不像在东京时那样缩头缩脑了。
我在1945年年底由上海回到北平，随后就给竦发了一封“安抵平”的电报。她收到电报后很高兴。接着我给她写情书，几乎每天一封，都编上了号，如“平字第×号”，可惜这些信件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遗失了。
1946年夏，我趁着向南京民盟总部汇报工作之便，去上海和竦会晤，准备把她接到北平结婚。由于半年多的来往通信，彼此已有所了解，这次到上海见面后，好像久别重逢的情人，备感亲热。在上海时，我们天天见面，不久，我们就由上海乘船回到北平。
我们结婚没有请客，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我家兄弟合伙请我们在餐厅吃了一顿饭，不过我们在《大公报》登了则很显眼的结婚启事，就算完成了法律手续，那时还没有领取结婚证书那套官方介入的手续。就这样，孙竦终于嫁给了我。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作者：叶笃庄）（图片 66.jpg 图注：叶笃庄、孙竦全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