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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四川省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那里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1933年通过国务院的资格考试，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
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正处在“二战”的阴云之下。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联邦调查局的触角伸向各地的时候。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都闹得鸡飞狗跳。这次，他们又盯上了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官员。
时值“大萧条”时期，由于经费不足，美驻外机构精简人员，新人一时难获外派，谢伟思遂自费来华并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打工当职员。两年后，他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京（时称北平）任文化官员。他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不仅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七七卢沟桥事变”，还结识了史迪威将军、埃德加·斯诺、拉铁摩尔等风云人物。
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又于1941年调往“陪都”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一个月后，原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而被任命为“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也于1942年3月抵达重庆。不久，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就围绕才华过人的谢伟思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1944年7月，史迪威趁高斯大使回国治病之机，把业已升为二等秘书的谢伟思的使用权拿了过去，委派他担任派往中共政权首府延安的美军“气象观察组”的政治顾问，以充分利用中共武装对日寇进行更有效的抗战。此后，谢伟思在延安生活了3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等将领。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共方势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在延安仅有3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3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他们身上毫无‘中国通’的特征。他们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并不熟悉……事实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场合，他们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动，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内，除了从像天津那样的城市来的白俄难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国人。”
毛泽东就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所发表的许多精辟谈话，都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反馈给了美国当局，但在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0余年。当时，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共不仅愿意加强和美国对日作战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战后重建国家时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应当放弃向蒋介石一面倒的政策，因为那样只会增强蒋介石压制民主以及在战后发动内战的决心。中、美两国战略上和经济上都不会有利害冲突。
对照谢伟思在报告中体现出的前瞻性和非凡的预见能力，胡佛这个一向以国家利益化身自居的政客，祭起的是必除之而后快的法宝。
1945年3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要他立即返往华盛顿报到的命令。谢伟思的返国，是国会反共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是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做的手脚。4月12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
令谢伟思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经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普·贾夫的《美亚》杂志主编，便将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底稿交给了他阅读。外交官和报人之间交换非保密材料的做法，完全是正常的。但在联邦调查局警惕的眼睛里，却不啻是一种叛变行为。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美国杰出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了轰动全美国的头版新闻。
6月6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人一同被捕。次日，《旧金山新闻报》在头版头条用大标题登出了《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的报道。再过了一天，该报的攻击矛头已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和导致史迪威与蒋介石不和的“罪魁祸首”。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次逮捕“标志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反动派，那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其应有的教训。”
贾夫被判有罪。而大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不过，法院所做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肯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熟稔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被迫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羊时，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终结其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到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召回，在国务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鉴于他受到的争议太大，国务院只好委派他担任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这一任命因遭到参议院里一帮右翼分子强烈反对而搁浅。国务院只得重新任命他为领事，又遭到部分参议员抵制。最后，国务院任命他为驻新德里大使馆参赞。谢伟思不得不第三次印好了名片。但这一次，他的名片仍然没有机会派上用场。他和家人所搭乘的船刚到日本横滨，就收到了要他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们和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于为他作证以证明他的清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挺身而出，随即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返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途。从此，谢伟思客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联邦调查局葬送了前程。
（摘自企业管理出版社《FBI之父——胡佛大传》 编著：沧海满月）（图片 62 （1）.jpg 图注：谢伟思在延安。）
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正处在“二战”的阴云之下。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联邦调查局的触角伸向各地的时候。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都闹得鸡飞狗跳。这次，他们又盯上了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官员。
时值“大萧条”时期，由于经费不足，美驻外机构精简人员，新人一时难获外派，谢伟思遂自费来华并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打工当职员。两年后，他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京（时称北平）任文化官员。他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不仅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七七卢沟桥事变”，还结识了史迪威将军、埃德加·斯诺、拉铁摩尔等风云人物。
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又于1941年调往“陪都”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一个月后，原驻上海总领事高斯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而被任命为“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也于1942年3月抵达重庆。不久，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就围绕才华过人的谢伟思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1944年7月，史迪威趁高斯大使回国治病之机，把业已升为二等秘书的谢伟思的使用权拿了过去，委派他担任派往中共政权首府延安的美军“气象观察组”的政治顾问，以充分利用中共武装对日寇进行更有效的抗战。此后，谢伟思在延安生活了3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等将领。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共方势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在延安仅有3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3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他们身上毫无‘中国通’的特征。他们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并不熟悉……事实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场合，他们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动，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内，除了从像天津那样的城市来的白俄难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国人。”
毛泽东就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所发表的许多精辟谈话，都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反馈给了美国当局，但在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0余年。当时，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共不仅愿意加强和美国对日作战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战后重建国家时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应当放弃向蒋介石一面倒的政策，因为那样只会增强蒋介石压制民主以及在战后发动内战的决心。中、美两国战略上和经济上都不会有利害冲突。
对照谢伟思在报告中体现出的前瞻性和非凡的预见能力，胡佛这个一向以国家利益化身自居的政客，祭起的是必除之而后快的法宝。
1945年3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要他立即返往华盛顿报到的命令。谢伟思的返国，是国会反共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是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做的手脚。4月12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
令谢伟思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经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普·贾夫的《美亚》杂志主编，便将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底稿交给了他阅读。外交官和报人之间交换非保密材料的做法，完全是正常的。但在联邦调查局警惕的眼睛里，却不啻是一种叛变行为。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美国杰出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了轰动全美国的头版新闻。
6月6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人一同被捕。次日，《旧金山新闻报》在头版头条用大标题登出了《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的报道。再过了一天，该报的攻击矛头已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和导致史迪威与蒋介石不和的“罪魁祸首”。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次逮捕“标志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反动派，那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其应有的教训。”
贾夫被判有罪。而大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不过，法院所做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肯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熟稔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被迫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羊时，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终结其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到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召回，在国务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鉴于他受到的争议太大，国务院只好委派他担任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这一任命因遭到参议院里一帮右翼分子强烈反对而搁浅。国务院只得重新任命他为领事，又遭到部分参议员抵制。最后，国务院任命他为驻新德里大使馆参赞。谢伟思不得不第三次印好了名片。但这一次，他的名片仍然没有机会派上用场。他和家人所搭乘的船刚到日本横滨，就收到了要他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们和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于为他作证以证明他的清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挺身而出，随即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返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途。从此，谢伟思客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联邦调查局葬送了前程。
（摘自企业管理出版社《FBI之父——胡佛大传》 编著：沧海满月）（图片 62 （1）.jpg 图注：谢伟思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