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南音——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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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曲长期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以昆山方言吟唱,故名为“昆山腔”。经历代艺人口传心授,干有余年,脉络清晰,斑斑可考,是中华戏曲文化的活化石,被尊为“百戏之祖”。
  
  追根溯源
  
  昆曲之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代。据清康熙《昆山志》载:“陶岘,唐开元中(726年前后),家昆山……生知八音,撰《乐录》八章。陶岘有女乐一部,善奏清商之曲。”文中所谓“八音”者,指古代制造乐器的八种物质,即金、石、革、匏、土、木、丝与竹也。“女乐一部”则指家伎之属,即当今之乐队。可见当时昆山一带的民间音乐便已初具规模。
  比陶岘稍晚者,有黄幡绰。明人魏良辅所著《南词引正》谈道:昆曲“唯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清人刘亮采所辑《梨园原序伦·论四方音》则云:“黄幡绰,昆山人,始变为昆腔,其取平上去入四声,正而无腔,字有肩,板有眼,阴阳清浊。”
  经两宋数百年发展,昆曲至元代已眉目初具。蒙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原南宋人被划为最低等级。文人士大夫与朝廷感情疏离,大多数隐逸江湖,以诗文、书画、声伎自遣。同时,在思想控制方面,元代却相当宽松。上述两方面共同为昆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元后期,江南名士昆山顾阿瑛出现,为昆曲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顾阿瑛(1310~1369)才性高旷,精于音律,擅长吹、拉、弹、唱,以声伎广交四方宾客。他轻财结客,汇集了一批热心创作、才情焕发的词曲家及杂剧、南戏作家和表演艺术家。外地名士有柯九思、倪云林等。本地名士除主人顾阿瑛外,还有袁华和顾坚。顾坚,昆山千灯人,生活于元末明初,为昆山腔创始人。其“精于南辞,善作古赋”,兼作家、戏曲音乐家、歌唱家于一身。顾坚整理、加工了南曲的不少声腔如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将当时昆山的歌谣小曲,升华为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清唱与和唱的艺术形式,其声腔又是非常悦耳动听的曲调,逐渐形成为“昆山腔”。
  简而言之,“昆山腔”也就是用昆山方言吟唱文人的典雅之词,通常还有笛子等乐器来伴奏,可称清客、清曲,一般为坐唱,并不上台表演。顾阿瑛及其同道雄厚的财力和高雅的性情,加之对艺术的痴迷与执著,是昆曲成长的基础。
  
  登堂入室
  
  真正的戏剧,必须有台上的正式表演。明嘉靖十年至二十年间(1531~1541),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借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帮助,总结昆曲演唱艺术的成就,吸取海盐、弋阳等腔的长处,对昆腔加以改革,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从而建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号称“水磨调”的昆腔歌唱体系。但这时的昆腔也仅仅是清唱。其后,昆山人梁辰鱼等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新声撰作传奇,习昆腔演唱者日益增多。由是昆腔遂与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到万历年间它的影响已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万历末,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并且“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形成了众多流派,一跃而居诸腔之首。昆腔传入北京,又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它不仅为士大夫所喜爱,而且也深受群众欢迎,遂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称为“官腔”。
  作为戏曲,唱腔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当前而论,黄幡绰所传的昆曲早已失传,顾坚所创的昆曲也已成绝响,今人已难以评点其唱腔的优劣。但透过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从“善发南曲之奥”(明·魏良辅)、“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明·顾起元)、“听之最足荡人”(明·徐渭),还是能体味出昆曲的艺术优势。在此基础上,明代魏良辅锐意革新,贡献实多。他的具体做法一是“尽洗乖声”,即清除违背音律的“倒字腔”,以达到字正腔圆的艺术效果;二是“调用水磨”,即把曲调设计得委婉细腻,像“水磨”的效果那样软绵滑润;三是“拍挨冷板”,即制订舒缓的清唱板式,并交给鼓师指挥,使唱腔优美动人。此外,还将昆曲语言改为“中州官话”,因而去除了大范围传播的障碍。他还选定曲笛作为昆曲的主奏乐器,与“水磨腔”珠联璧合。经魏良辅一系列的改良,昆山腔脱离了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式的低迷阶段,成为可登大雅之堂的正声。一时昆曲名望陡增,知音者众,出现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繁荣局面。
  
  盛极而衰
  
  经魏良辅对昆曲的锐意革新,昆曲进入蓬勃兴盛的时期。至清朝中叶,昆曲达到鼎盛,已从坐唱的形式发展到舞台表演,产生了更诱人的艺术魅力。
  初期,昆腔班多演出全本传奇,一本有四五十出,须两晚或更多时间才能演完。明代末叶,弋阳诸腔的传奇演出风行南北,以大量新编历史故事戏及生动的情节,热烈的场面吸引广大观众,倚重生、旦格局,讲究曲词典丽的昆山腔传奇难以匹敌。于是明末清初的艺人通过演出实践,对整本名剧紧缩凝炼,删除枝节;同时,又从剧中选其特别精彩的一出或数出,加以充实、丰富,使之成为可供独立演出的短剧,这就是“折子戏”的诞生。
  折子戏以其生动的内容,细致的表演,多样的艺术风格弥补了当时剧本创作冗长、拖沓、雷同的缺陷,给乾隆、嘉庆年间的昆曲活动带来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断桥》、《游园》、《惊梦》、《山门》等,都是观众百看不厌的精品。然而单演折子戏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如造成大量整本传奇的湮没,使剧目锐减;表演凝滞,唱做过分持重,束缚了创新;剧目陈旧,缺乏新鲜气息。加之格律过分谨严,文辞古奥典雅,这就使昆曲逐渐脱离大众,步入萧条。就在此时,各种地方戏曲形式乘虚而入,纷纷吸收昆曲中的精华而有所更张,新的板腔体系逐渐形成,并与昆曲展开生死竞争。
  乾隆末年,昆曲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其他声腔剧种。但到同治末,光绪初,以新鲜、通俗见长的徽班与京班相继南下,昆曲不敌对手,处于下风。一度辉煌的昆曲此时在乡间难有市场,在城市难以支撑,昆曲艺人纷纷改行,昆曲团队纷纷解散,已到了奄奄一息、日暮途穷的地步。
  
  枯木逢春
  
  然而,不少昆曲痴迷者仍留恋着经过数百年锤炼的经典艺术,不甘就此任其沉沦。1921年,在昆曲的发祥地苏州成立了“昆曲传习所”,聘请名家教授,招收少年习艺,主学昆曲,兼学文化,打造出富有文化底蕴和艺术特长的昆曲表演人才,使昆曲摆脱了困境,迎来了转危为安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得到承传。1955年,浙江昆曲团根据清初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的《十五贯》上演。针对传奇本语言深奥晦涩、堆砌典故的弊病,改编者又做了通俗化、性格化的文学加工,使作品的舞台搬演变得平易、简洁、清晰又富于表现力。推出后,经久不衰,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自此,昆曲走向复兴,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均有成建制的昆曲团。
  昆曲的历史源远流长,回首历历往事,千余年正声大雅,数不尽名士风流。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保护昆曲而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才使昆曲薪尽火传,绵延不绝,才有今天“鹤立鸡群”超凡脱俗的艺术价值。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这标志着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2003年3月文化部命名昆山市为“中国昆曲之乡”,“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将得到永久保护,中华民族戏曲文化魅力也将地久天长。
  
  [责任编辑] 姜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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