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前后，我在一个三农问题实验场度过了一个月的“雕刻时光”。由于“实验室”在福建南平10个县区乡村，我将这场由执政党主导的中观层面的新农村实验，命名为“南平实验”。我没有停留在狭小的个体叙事中，而是在末尾夹杂了基于个人经验的人民叙事，最终将之演绎成一则需要政界、学界及新闻界集体检讨的寓言。
　　《南平寓言》面世不到半个月，我就从诸多渠道，搜集到各阶层读者零零星星的反馈。一位南平籍的天津大学生感谢我的《南平寓言》，让他对故乡，对“三农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另一位南平籍的读者在其博客的个人写作中肯定我的“努力仍旧让人敬佩”，但《南平寓言》“不免有歌功颂德之嫌”，“因为这种书能出版出来，不维护些面子，只一味揭露问题那可能吗？”
　　更有读者认为《南平寓言》不但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需要批评。他所说的“方向错误”，我能够理解。大略是说，南平实验的核心是下派干部，如此做法是多年来没有新意的老一套，它完全依赖于前任南平市委书记的“强人作风”，没有他的“独断”，南平实验根本就玩不转；南平实验仰赖的还是人治，不可能为拯救中国的三农问题实验出一条釜底抽薪的制度之路。
　　老实说，我对这样的批评并不反感，尽管我没有照单全收。我在书中说过，南平实验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它是比没有办法要好的最不坏的办法。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地级市府得到制度层面的解决。我对立马消解中国的三农问题没有任何的信心，但我觉得南平实验可以给农民更多的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能让农民在过渡阶段的痛苦来得更小些，中国社会改革也可以因之减少一些震荡。
　　显然，我的用心没有得到批评者的体味。我希望大家接受我的意见，但并不奢望大家都像我一样褒奖这一实验。我能接受“技术性”的甚至是“方向性”的批评，但不愿接受非文本的写作态度的批评和揣测。他们用委婉的方式，暗示我这本书是一本献媚之作，一本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样文章”。于此，我异常沮丧。我当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不染世俗尘埃的人，可我反对“献媚”之议。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主流意识形态对《南平寓言》究竟有着多大程度的欣赏，可我并不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东西，就是“没有良知”的垃圾。
　　我必须承认，我在《南平寓言》一书中的遣词造句，有着诸多现实的考量。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越过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坚守的底线，我相信自己实现了“最大程度还原真相”的写作心愿，我不能保证我将所有真实的内容都写了进去，但我确信我所写的都是真的。且我的细节真实没有妨碍整体真实。
　　我写作此文不止于替自己辩解。事实上，对于偏见，辩解是徒劳的。我把这样的遭际写出来，还希望大家一起想想，为什么描述政府主导的有益于农民的实验，就要被人先验地排斥？《南平寓言》开篇的序言中，我曾说过：“在当下中国，揭露黑暗和罪恶，很容易赢得‘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美誉；传播经验则不然，由于经不住检验的‘经验’泛滥成灾，写经验者，在经验主义者眼中，多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没想到，一语成谶，我还真的戴上了“御用文人”的帽子。
　　多日来，我反复思量，觉得出现这样的结局，必定有自己的原因，那就是修炼不足，表达上欠功力。不过，我认为自己的责任倒在其次，人们对《南平寓言》的道德质疑，大概源自他们心头沉淀已久的意识形态。首先是读者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心理期待，他们坚信“坏新闻才是新闻，报道坏新闻的记者才是好的新闻记者”，对照这样的标准，我的文字顿变得猥琐势利、不可信任。另外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原因，是他们对地方官员长期以来的不信任。一个读者朋友说，他一想到下派的公务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田间地头穿梭，就觉得不舒服，刺眼。过去，干部下乡的经历，已经数度凉却了他们的心，他们开始固执地认为官员下基层一定是弄虚作假的，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自私的、投机的、缺乏真诚的。想想我们过去的典型写作，检验一下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经验”，我们似乎并不能简单地将读者的意识形态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偏见。
　　从这个意义上看，《南平寓言》已经转化成另外一则寓言，它的寓意，让我们明白，仅仅抱怨读者的偏见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