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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基于SOR模型理论，以城市灾害事件为切入点，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法研究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在城市灾害事件中正面积极报道、侧面深度报道、专业性认知、关系强度、受众情绪、传播者情绪感知等因素对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可以通过调节认知评价与情感评价两个变量来更有效地传播正能量，引导正向舆论。
关键词：城市灾害；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传播；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传播削弱了主流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而智能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又使移动新闻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新媒介。在我国社会发展深度转型期中，尤其是城市灾害事件发生时，网络空间需要积极的正能量用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情感维系和人文关怀，从而整合社会资源开展防御与救助，促使热点舆情势态良性发展。
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媒介是城市灾害事件风险放大的主要社会与技术结合的平台[1]，研究成果显示，海量的媒体报道影响了公众对于事件严重性的认知以及社会团体和机构的政治议程[2]，无论是媒体提供警示性信息还是安抚性信息，都折射出社会对城市灾难事件信息所引发的讨论和认知[3]。如果对媒介报道不信任，受众将会强化对城市灾难风险的感知程度、对风险信号的反应和主观意识的不可接受性，并减少以控制灾害风险为目标的激进行为[4]。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有对灾害事件发生时积极正向舆论传播路径的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对灾害事件发生时的正能量信息传播效果影响路径进行研究，从而为相关部门引导积极的社会舆论提供理论指导。
在正能量传播方面，党的“十三五规划”对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着重强调“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已有学者对危机事件中非官方正能量传播的影响因素[5]以及传播模式[6]进行了研究。但是，移动新闻作为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形態，与非官方社交媒体在灾害事件中受众信任度有所区别[7]，因此，有必要以移动新闻这种官方媒介为对象来研究，补充学界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当前已有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分析发生城市灾害事件时移动新闻正能量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对当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进行理论与实证补充，并且为政府及相关部门于深入剖析移动新闻的网络传播规律，强化网络正向舆论引导提供借鉴。
一、影响因素的选取
在解释消费者行为的模式中，“刺激-有机体-反应”（SOR）模型是较为经典的。该模型指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刺激引起，这种刺激来自于消费者身体内部的生理、心理因素和外部的环境，消费者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经过心理活动产生一定动机或态度，再在动机或态度的影响下做出购买与否的决策[8]。本文以消费行为的SOR模型为基础，针对本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构建了城市灾害事件中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传播效果的影响路径模型。
本研究根据学者们前期关于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并结合移动新闻媒介的特殊性考虑，将自变量影响因素划分为三个维度：正能量感知维度作为外部刺激（S）；有机体（0）的内心活动包括了认知评价维度和情感评价维度。因变量是受众的反应（R）即正能量行为。
（一）正能量感知维度
正能量感知包含正面积极报道和侧面深度报道两个方面；正面积极报道是指移动新闻媒介对城市灾难事件的报道是直接从事件发生的事实本身的描述，以及灾害事件发生时正能量的弘扬。侧面深度报道是指移动新闻媒介对城市灾难事件的报道是侧面挖掘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对今后如何避免灾难事件的正面思考。
（二）认知评价维度
认知评价包括关系强度和专业性认知两个方面。关系强度是指受众对移动新闻媒介的使用频率和认可度。专业性认知是指受众对信息可靠性的认知会依据传播者的专业性进行分析判断，人们对一个人的言论的信任度就受到其专业性的影响，信息发送者的专业性越强，其言论越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
（三）情感评价维度
情感评价包含受众情绪和传播者情绪感知两个方面。受众情绪是指受众在接受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信息的过程期间产生的情绪反应。传播者情绪感知是对移动新闻媒介传播内容时的情绪表达的主观感受，即受众的行为会受到传播者情绪的影响。情绪感染理论认为情绪感染是个体在交互过程中会自动和持续地模仿和同步于他人的表情、动作、声音、姿势、行为等，并时刻倾向于捕捉他人的情感，其结果是他人的情绪就会被我们接受[9]。
（四）正能量行为维度
正能量行为包括传播行为和公益行为两个方面。传播行为包括受众对于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信息报道的点赞、评论、转发、与周围人分享等传播行为；公益行为包括线下的受众亲身参与到城市灾害事件的捐赠、支援、帮护等行为。
二、研究结论与分析
（一）研究结论
为保障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经过确定影响因素、确定问卷初稿、专家访谈、问卷前测、修改定稿等流程后，运用网络问卷进行随机调查，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共发放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89份，有效回收率为97.8%。
调查显示，92.2%的人在接收到移动新闻媒介发出的城市灾害事件信息时愿意采取正能量行为，其中81.8%的人选择传播行为，20.2%的人选择公益行为。主要原因是点赞、评论、转发等线上传播行为较捐赠、支援、帮护等线下公益行为实行更方便，受众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即可完成正能量行为，自我效能感知收益远大于付出成本。
所有的影响因子的载荷值远远高于0.5的一般建议标准，并且都高于0.7的良好水平。并且在回归分析中，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在城市灾害事件中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受到正能量感知、认知评价和情感评价三个维度的影响。具体包括正面积极报道、侧面深度报道、专业性认知、关系强度、受众情绪、传播者情绪感知等影响因素。 在正能量感知方面，移动新闻媒介的正面积极报道正向影响正能量的传播效果，而侧面深度报道则具有负向影响的作用。原因是媒体的报道框架会对受众的认知和议程设置产生影响，在拟态环境中，如果媒体选择的是正向的报道，那么受众也只能知道城市灾害事件发生的现实情况；如果进行侧面报道，对城市灾害事件的原因和相关部门的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则会引起受众对城市灾害事件的关注点转向对相关事件的问责上，从而影响正能量的传播。
在认知评价方面，专业性认知和关系强度对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是受众会因为移动新闻媒介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以及他们的使用频率从而对城市灾害事件正能量信息内容可信度先有一个理性判断，然后形成相应的态度，进而发生正能量行为。
在情感评价方面，受众情绪和传播者情绪感知对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是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所处的心理状态会影响他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同时，移动新闻媒介作为传播者，它的情绪感染也能影响受众的态度，移动新闻媒介在表达相同的正能量内容时，仅由报道语气、侧重点等因素的不同就能造成正能量传播效果影响的差异。
（二）讨论与结语
（1）本研究发现，正能量感知对公众的正能量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公众正能量感知水平对社会正能量行为具有预测作用。因此，社会的正向舆论引导的关注点应集中在从受众出发的正面积极报道方面，将社会正能量传播的核心定位在受众的因素上。
（2）本研究认为，受众正能量行为与他们的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显著相关，社会舆论导向是否可控在很大程度上由受众的情感和认知情况决定。将受众情感评價（包括受众情绪评估和传播者情绪感知评估）与受众认知评价（包括关系强度评估和专业性认知评估）纳入社会正向舆论引导评估内容中，将有效提升在城市灾害事件发生时的舆论可控性的效果。
（3）我国的正向舆论引导工作应注重认知引导与情感引导并重。认知层面的引导即依托信息公开制度，以保证社会公众比较方便地对政府决策过程和结果知情，通过移动新闻媒体宣传向社会公众普及相关科学技术知识，促使社会公众对决策者的意图、科学技术、社会各方的观点有全面认识， 形成客观的认知评价，增强公众理性。情感层面的引导强调移动新闻媒介应该及时有针对性地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决策实施的最新进展情况和问题，回应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避免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正能量感知、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对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受众的正能量感知情况对社会正向舆论引导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在社会正向舆论引导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应将关注点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等受众的正能量感知方面，即采用正确的报道框架，并对受众的应对行为进行预测、评估和引导；另一方面，情感和认知因素对于评估、引导社会正向舆论具有重要意义。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切实提升正能量传播水平，以期在城市灾害事件发生时提高社会稳定，提升公众的公益参与。
参考文献：
[1]崔波，马志浩.人际传播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以转基因食品为个案[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09）：5-20+126.
[2]Mazur，A.Risk perception and news coverage across nations[J].Risk Management，2006.
[3]Wilkins，L.Patterson，P.Risk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7.
[4]Flynn，James，Burns，William，Mertz，C.K.，Slovic，Paul.Trust as a determinant of opposition to a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repository.Analysis of a structural model[J].Risk Analysis，1992.
[5]薛可，何佳，山峰.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大学，2017（04）：95-101+109+150.
[6]王冠宇.突发事件中微博的正能量传播机制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4（11）：87-91.
[7]薛可，王丽丽，余明阳.自然灾难报道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信任度对比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04）：88-95.
[8]赖胜强.基于SOR模式的口碑效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0.
[9]张奇勇，卢家楣.情绪感染的概念与发生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09）：1596-1604.
作者简介：屈楚博（1995—），男，湖南永州人，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移动传播背景下的新闻理论更新与实践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AXW001。
关键词：城市灾害；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传播；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传播削弱了主流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而智能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又使移动新闻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新媒介。在我国社会发展深度转型期中，尤其是城市灾害事件发生时，网络空间需要积极的正能量用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情感维系和人文关怀，从而整合社会资源开展防御与救助，促使热点舆情势态良性发展。
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媒介是城市灾害事件风险放大的主要社会与技术结合的平台[1]，研究成果显示，海量的媒体报道影响了公众对于事件严重性的认知以及社会团体和机构的政治议程[2]，无论是媒体提供警示性信息还是安抚性信息，都折射出社会对城市灾难事件信息所引发的讨论和认知[3]。如果对媒介报道不信任，受众将会强化对城市灾难风险的感知程度、对风险信号的反应和主观意识的不可接受性，并减少以控制灾害风险为目标的激进行为[4]。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有对灾害事件发生时积极正向舆论传播路径的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对灾害事件发生时的正能量信息传播效果影响路径进行研究，从而为相关部门引导积极的社会舆论提供理论指导。
在正能量传播方面，党的“十三五规划”对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着重强调“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已有学者对危机事件中非官方正能量传播的影响因素[5]以及传播模式[6]进行了研究。但是，移动新闻作为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形態，与非官方社交媒体在灾害事件中受众信任度有所区别[7]，因此，有必要以移动新闻这种官方媒介为对象来研究，补充学界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当前已有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分析发生城市灾害事件时移动新闻正能量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对当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进行理论与实证补充，并且为政府及相关部门于深入剖析移动新闻的网络传播规律，强化网络正向舆论引导提供借鉴。
一、影响因素的选取
在解释消费者行为的模式中，“刺激-有机体-反应”（SOR）模型是较为经典的。该模型指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刺激引起，这种刺激来自于消费者身体内部的生理、心理因素和外部的环境，消费者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经过心理活动产生一定动机或态度，再在动机或态度的影响下做出购买与否的决策[8]。本文以消费行为的SOR模型为基础，针对本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构建了城市灾害事件中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传播效果的影响路径模型。
本研究根据学者们前期关于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并结合移动新闻媒介的特殊性考虑，将自变量影响因素划分为三个维度：正能量感知维度作为外部刺激（S）；有机体（0）的内心活动包括了认知评价维度和情感评价维度。因变量是受众的反应（R）即正能量行为。
（一）正能量感知维度
正能量感知包含正面积极报道和侧面深度报道两个方面；正面积极报道是指移动新闻媒介对城市灾难事件的报道是直接从事件发生的事实本身的描述，以及灾害事件发生时正能量的弘扬。侧面深度报道是指移动新闻媒介对城市灾难事件的报道是侧面挖掘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对今后如何避免灾难事件的正面思考。
（二）认知评价维度
认知评价包括关系强度和专业性认知两个方面。关系强度是指受众对移动新闻媒介的使用频率和认可度。专业性认知是指受众对信息可靠性的认知会依据传播者的专业性进行分析判断，人们对一个人的言论的信任度就受到其专业性的影响，信息发送者的专业性越强，其言论越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
（三）情感评价维度
情感评价包含受众情绪和传播者情绪感知两个方面。受众情绪是指受众在接受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信息的过程期间产生的情绪反应。传播者情绪感知是对移动新闻媒介传播内容时的情绪表达的主观感受，即受众的行为会受到传播者情绪的影响。情绪感染理论认为情绪感染是个体在交互过程中会自动和持续地模仿和同步于他人的表情、动作、声音、姿势、行为等，并时刻倾向于捕捉他人的情感，其结果是他人的情绪就会被我们接受[9]。
（四）正能量行为维度
正能量行为包括传播行为和公益行为两个方面。传播行为包括受众对于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信息报道的点赞、评论、转发、与周围人分享等传播行为；公益行为包括线下的受众亲身参与到城市灾害事件的捐赠、支援、帮护等行为。
二、研究结论与分析
（一）研究结论
为保障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经过确定影响因素、确定问卷初稿、专家访谈、问卷前测、修改定稿等流程后，运用网络问卷进行随机调查，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共发放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89份，有效回收率为97.8%。
调查显示，92.2%的人在接收到移动新闻媒介发出的城市灾害事件信息时愿意采取正能量行为，其中81.8%的人选择传播行为，20.2%的人选择公益行为。主要原因是点赞、评论、转发等线上传播行为较捐赠、支援、帮护等线下公益行为实行更方便，受众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即可完成正能量行为，自我效能感知收益远大于付出成本。
所有的影响因子的载荷值远远高于0.5的一般建议标准，并且都高于0.7的良好水平。并且在回归分析中，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在城市灾害事件中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受到正能量感知、认知评价和情感评价三个维度的影响。具体包括正面积极报道、侧面深度报道、专业性认知、关系强度、受众情绪、传播者情绪感知等影响因素。 在正能量感知方面，移动新闻媒介的正面积极报道正向影响正能量的传播效果，而侧面深度报道则具有负向影响的作用。原因是媒体的报道框架会对受众的认知和议程设置产生影响，在拟态环境中，如果媒体选择的是正向的报道，那么受众也只能知道城市灾害事件发生的现实情况；如果进行侧面报道，对城市灾害事件的原因和相关部门的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则会引起受众对城市灾害事件的关注点转向对相关事件的问责上，从而影响正能量的传播。
在认知评价方面，专业性认知和关系强度对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是受众会因为移动新闻媒介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以及他们的使用频率从而对城市灾害事件正能量信息内容可信度先有一个理性判断，然后形成相应的态度，进而发生正能量行为。
在情感评价方面，受众情绪和传播者情绪感知对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是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所处的心理状态会影响他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同时，移动新闻媒介作为传播者，它的情绪感染也能影响受众的态度，移动新闻媒介在表达相同的正能量内容时，仅由报道语气、侧重点等因素的不同就能造成正能量传播效果影响的差异。
（二）讨论与结语
（1）本研究发现，正能量感知对公众的正能量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公众正能量感知水平对社会正能量行为具有预测作用。因此，社会的正向舆论引导的关注点应集中在从受众出发的正面积极报道方面，将社会正能量传播的核心定位在受众的因素上。
（2）本研究认为，受众正能量行为与他们的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显著相关，社会舆论导向是否可控在很大程度上由受众的情感和认知情况决定。将受众情感评價（包括受众情绪评估和传播者情绪感知评估）与受众认知评价（包括关系强度评估和专业性认知评估）纳入社会正向舆论引导评估内容中，将有效提升在城市灾害事件发生时的舆论可控性的效果。
（3）我国的正向舆论引导工作应注重认知引导与情感引导并重。认知层面的引导即依托信息公开制度，以保证社会公众比较方便地对政府决策过程和结果知情，通过移动新闻媒体宣传向社会公众普及相关科学技术知识，促使社会公众对决策者的意图、科学技术、社会各方的观点有全面认识， 形成客观的认知评价，增强公众理性。情感层面的引导强调移动新闻媒介应该及时有针对性地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决策实施的最新进展情况和问题，回应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避免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正能量感知、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对移动新闻媒介正能量的传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受众的正能量感知情况对社会正向舆论引导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在社会正向舆论引导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应将关注点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等受众的正能量感知方面，即采用正确的报道框架，并对受众的应对行为进行预测、评估和引导；另一方面，情感和认知因素对于评估、引导社会正向舆论具有重要意义。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切实提升正能量传播水平，以期在城市灾害事件发生时提高社会稳定，提升公众的公益参与。
参考文献：
[1]崔波，马志浩.人际传播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以转基因食品为个案[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09）：5-20+126.
[2]Mazur，A.Risk perception and news coverage across nations[J].Risk Management，2006.
[3]Wilkins，L.Patterson，P.Risk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7.
[4]Flynn，James，Burns，William，Mertz，C.K.，Slovic，Paul.Trust as a determinant of opposition to a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repository.Analysis of a structural model[J].Risk Analysis，1992.
[5]薛可，何佳，山峰.突发危机中非官方正能量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大学，2017（04）：95-101+109+150.
[6]王冠宇.突发事件中微博的正能量传播机制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4（11）：87-91.
[7]薛可，王丽丽，余明阳.自然灾难报道中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信任度对比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04）：88-95.
[8]赖胜强.基于SOR模式的口碑效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0.
[9]张奇勇，卢家楣.情绪感染的概念与发生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09）：1596-1604.
作者简介：屈楚博（1995—），男，湖南永州人，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移动传播背景下的新闻理论更新与实践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AXW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