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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1919年写作了短篇小说《药》，这篇作品由于表现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发表以后，“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药》的明暗两条线索去解读作家在《药》所揭示的“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这一主旨内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沉疴积重的社会现实，波澜壮阁的生活画卷和血雨腥风的斗争教训，不仅使作家深刻的思考辛亥革命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时代命运，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而且他以惊人的洞察力，深邃的视角，还看到了“大家庭”的罪恶。
一、沉痛的发现，简约的表述
《药》中记述，“红眼睛原知道他家中只有一个老娘”。这使我们约略知道夏瑜凄惨的身世：其父早亡，与寡母相依为生。失去父亲，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困顿，“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更为不堪忍受的是他与母亲将会受到来自“大家庭”内部的不断欺辱和排挤。
封建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族规和族约来约束和调节族内各成员之间关系的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表面上看它亲密、和谐、稳固，事实上却因族权地位的高下，亲疏远近的不同，利益分配的不均等状况，而导致争斗。尤其封建统治者把宗族变为其统治工具，宗法合一后，“大家庭”的罪恶也就时时暴露出来。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的封建王朝奄奄待毙，苟延残喘，但封建意识，宗法观念依然深刻地左右着广大的国人。穷通中国封建社会的鲁迅先生，他深邃的目光已经觉察到这一点：《药》中夏瑜无父的身世和把秋瑾由叛徒告密被捕、被害的史实，变为夏瑜因夏三爷告密被捕、被害的情节安排。这决不是作者无意为之，而是他自觉的把思考融入更加深广而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去发掘，以“引起疗救者注意”。
而我们发现这一点却是很困难的。其一，作家为了表现《药》正题旨的需要，对“大家庭”罪恶的批判，只是做了“惊鸿一瞥”式的关注。因简约使我们失去了注意力。其二，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小说），根据当时的战斗特点，多揭露麻木、愚昧、迷信、虚妄、从众等国民的“劣根性”，对“大家庭”罪恶的批判，因其论甚少，也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
后来巴金、曹禺等人的创作，在揭露大家庭的腐朽、反动、罪恶方面无疑较之鲁迅更具体、更丰富、更深刻。但鲁迅先生在二十世纪之初，对于“大家庭”罪恶的发现和揭露，我们不应因其论甚少而否定其可贵的文学价值和深刻社会意义。事实上，夏瑜的悲剧命运因“大家庭”罪恶的首告发难而更加彰显沉痛的悲情意义，作品表现出猛烈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会使我们对鲁迅先生思想的了解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二、“大家庭”罪恶的首告发难把夏瑜推向末路
《药》中借康大叔之口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夏三爷在《药》中是个不曾露面的幕后人，对他的介绍仅仅是康大叔的两句话。但他却对夏瑜首告发难，是直接杀害夏瑜的刽子手之一，扮演了一个异常的角色。
许多人对夏三爷的认识也如康大叔等人一样，首先他是个“乖角儿”——现实中的他或许和善温顺，因害怕夏瑜的连累“满门抄斩”，而被迫告官。其次因告密有功而独得“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生活里的他或许是个势利的小市民。
作为文学形象，对夏三爷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可能用引经据典，追本溯源的方法，只有根据其所处的典型环境和典型的言行去推求事件本身的合理性。
夏三爷按辈分应当是夏瑜的三伯父或堂伯父，他把夏瑜告密交官，看似“大义灭亲”的壮举，我们却很难寻到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夏三爷是为钱而告密揭发，“赏了他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这是像康大叔之流的利欲熏心的看法；“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出于对当局的害怕，惟恐受到株连，告官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似乎是多数人够勉强接受的理由。
但事实上，表面的理由无法包藏其险恶的用心，图财求安的思想也无法遮掩大家庭的罪恶。鲁迅先生把夏瑜的人生悲剧放在这样一个“大家庭”的背景下，他是深有意味的。
夏家应当是一族大户，“华夏”的喻指就表明它是一个浓缩的封建社会。无父的艰难和尴尬，同族的倾轧和欺凌对于作者鲁迅来说是痛彻心扉，即使到了多年以后，许多不幸和委屈他都难以忘怀，他在《呐喊自序》中就极为沉痛的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却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种心态非有真实经历，难以感同身受。
“世人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就有表述“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吧！’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夏瑜死了父亲，孤儿寡母的处境，使他们很快沦落到“大家庭”的最底层。兄弟相残，同辈倾轧，财产争夺，打击异己等诸多手段轮番使用，诸多族人成为敌人。现实的残酷，正暴露着“大家庭”狰狞的嘴脸。
夏瑜能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斗士，必须仰赖于其家庭原来较好的经济基础——有钱读书。因此其父死后财产首先成为了族内众人觊觎已久的目标。“世人的真面目”正是“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狂人日记》）。而这时他们可以大大咧咧的扯下面具，由原来的窥伺变为公然的哄抢和争夺。而且他们也深知要实现最后完全的胜利，只能让合法的继承者在不堪忍受时或逃遁或死亡，然后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大享其获了。
夏瑜这个艺术形象脱胎于二十世纪初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他会毫无顾惜的把财产乃至生命捐献给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这让封建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仅感到困惑，更使他们“出离愤怒了”，对财产的攫取不得，使他们变得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他们转而自觉的同反动政府保持一致，并充当了封建政府的走狗、密探和帮凶，他们欲把夏瑜这个家族的“谬种”，社会的“逆儿”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此可见，夏三爷的告密，不但是怕被株连，也不仅是为了那“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而是包藏祸心，另有企图的。他的首告发难把夏瑜推向末路，是符合其阶级品性和有着“大家庭”罪恶渊源的。“夏三爷真是一个乖角儿”，他机巧圆滑，甚至可谓深藏不露，因而许多人都看不到他卑鄙的心态，狡猾的伎俩，险恶的用心。夏三爷是“大家庭”罪恶的代表者，他有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狂人日记》）我们决不能把他等同于一般的愚昧、麻木的群众，他有着腐朽且反动，卑鄙且罪恶的阶级本质。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药》的明暗两条线索去解读作家在《药》所揭示的“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这一主旨内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沉疴积重的社会现实，波澜壮阁的生活画卷和血雨腥风的斗争教训，不仅使作家深刻的思考辛亥革命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时代命运，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而且他以惊人的洞察力，深邃的视角，还看到了“大家庭”的罪恶。
一、沉痛的发现，简约的表述
《药》中记述，“红眼睛原知道他家中只有一个老娘”。这使我们约略知道夏瑜凄惨的身世：其父早亡，与寡母相依为生。失去父亲，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困顿，“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更为不堪忍受的是他与母亲将会受到来自“大家庭”内部的不断欺辱和排挤。
封建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族规和族约来约束和调节族内各成员之间关系的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表面上看它亲密、和谐、稳固，事实上却因族权地位的高下，亲疏远近的不同，利益分配的不均等状况，而导致争斗。尤其封建统治者把宗族变为其统治工具，宗法合一后，“大家庭”的罪恶也就时时暴露出来。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的封建王朝奄奄待毙，苟延残喘，但封建意识，宗法观念依然深刻地左右着广大的国人。穷通中国封建社会的鲁迅先生，他深邃的目光已经觉察到这一点：《药》中夏瑜无父的身世和把秋瑾由叛徒告密被捕、被害的史实，变为夏瑜因夏三爷告密被捕、被害的情节安排。这决不是作者无意为之，而是他自觉的把思考融入更加深广而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去发掘，以“引起疗救者注意”。
而我们发现这一点却是很困难的。其一，作家为了表现《药》正题旨的需要，对“大家庭”罪恶的批判，只是做了“惊鸿一瞥”式的关注。因简约使我们失去了注意力。其二，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小说），根据当时的战斗特点，多揭露麻木、愚昧、迷信、虚妄、从众等国民的“劣根性”，对“大家庭”罪恶的批判，因其论甚少，也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
后来巴金、曹禺等人的创作，在揭露大家庭的腐朽、反动、罪恶方面无疑较之鲁迅更具体、更丰富、更深刻。但鲁迅先生在二十世纪之初，对于“大家庭”罪恶的发现和揭露，我们不应因其论甚少而否定其可贵的文学价值和深刻社会意义。事实上，夏瑜的悲剧命运因“大家庭”罪恶的首告发难而更加彰显沉痛的悲情意义，作品表现出猛烈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会使我们对鲁迅先生思想的了解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二、“大家庭”罪恶的首告发难把夏瑜推向末路
《药》中借康大叔之口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夏三爷在《药》中是个不曾露面的幕后人，对他的介绍仅仅是康大叔的两句话。但他却对夏瑜首告发难，是直接杀害夏瑜的刽子手之一，扮演了一个异常的角色。
许多人对夏三爷的认识也如康大叔等人一样，首先他是个“乖角儿”——现实中的他或许和善温顺，因害怕夏瑜的连累“满门抄斩”，而被迫告官。其次因告密有功而独得“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生活里的他或许是个势利的小市民。
作为文学形象，对夏三爷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可能用引经据典，追本溯源的方法，只有根据其所处的典型环境和典型的言行去推求事件本身的合理性。
夏三爷按辈分应当是夏瑜的三伯父或堂伯父，他把夏瑜告密交官，看似“大义灭亲”的壮举，我们却很难寻到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夏三爷是为钱而告密揭发，“赏了他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这是像康大叔之流的利欲熏心的看法；“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出于对当局的害怕，惟恐受到株连，告官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似乎是多数人够勉强接受的理由。
但事实上，表面的理由无法包藏其险恶的用心，图财求安的思想也无法遮掩大家庭的罪恶。鲁迅先生把夏瑜的人生悲剧放在这样一个“大家庭”的背景下，他是深有意味的。
夏家应当是一族大户，“华夏”的喻指就表明它是一个浓缩的封建社会。无父的艰难和尴尬，同族的倾轧和欺凌对于作者鲁迅来说是痛彻心扉，即使到了多年以后，许多不幸和委屈他都难以忘怀，他在《呐喊自序》中就极为沉痛的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却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种心态非有真实经历，难以感同身受。
“世人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就有表述“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吧！’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夏瑜死了父亲，孤儿寡母的处境，使他们很快沦落到“大家庭”的最底层。兄弟相残，同辈倾轧，财产争夺，打击异己等诸多手段轮番使用，诸多族人成为敌人。现实的残酷，正暴露着“大家庭”狰狞的嘴脸。
夏瑜能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斗士，必须仰赖于其家庭原来较好的经济基础——有钱读书。因此其父死后财产首先成为了族内众人觊觎已久的目标。“世人的真面目”正是“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狂人日记》）。而这时他们可以大大咧咧的扯下面具，由原来的窥伺变为公然的哄抢和争夺。而且他们也深知要实现最后完全的胜利，只能让合法的继承者在不堪忍受时或逃遁或死亡，然后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大享其获了。
夏瑜这个艺术形象脱胎于二十世纪初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他会毫无顾惜的把财产乃至生命捐献给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这让封建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仅感到困惑，更使他们“出离愤怒了”，对财产的攫取不得，使他们变得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他们转而自觉的同反动政府保持一致，并充当了封建政府的走狗、密探和帮凶，他们欲把夏瑜这个家族的“谬种”，社会的“逆儿”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此可见，夏三爷的告密，不但是怕被株连，也不仅是为了那“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而是包藏祸心，另有企图的。他的首告发难把夏瑜推向末路，是符合其阶级品性和有着“大家庭”罪恶渊源的。“夏三爷真是一个乖角儿”，他机巧圆滑，甚至可谓深藏不露，因而许多人都看不到他卑鄙的心态，狡猾的伎俩，险恶的用心。夏三爷是“大家庭”罪恶的代表者，他有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狂人日记》）我们决不能把他等同于一般的愚昧、麻木的群众，他有着腐朽且反动，卑鄙且罪恶的阶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