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月13日，“岁月无声三十年，刘卓辉分享会”在济南和平咖啡举办。香港著名音乐人刘卓辉，携新书《BEYOND 正传3.0（1983-2013）》，以亲历者的视角解码Beyond。
今年是Beyond乐队成立35周年，如果说有一个人比乐队三人更适合讲述乐队的风云故事，那一定是刘卓辉——传奇乐队的见证人，充满人文色彩和现实主义情怀的填词人，内地音乐文化与歌手引入香港市场的推动者。
三十年青春往事
在那些苍翠的路上
历遍了多少创伤
在那张苍老的面上
亦记载了风霜
秋风秋雨的度日
是青春少年时
迫不得已的话别
——《大地》刘卓辉
大明湖畔，秋风绵软，咖啡氤氲，刘卓辉走进和平咖啡，和观众一起回忆青春岁月。
1988年，黄家驹将早已谱好的旋律送至刘卓辉面前，希望以一首歌回应1987-1988年间的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时事，《大地》由此诞生，被收录在Beyond同年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中。
歌曲中，沉潜有力的歌词让彼时的香港乐坛看到了“爱情”之外，更具社会意义的真实世界。歌曲收获了第6届十大劲歌金曲奖，让Beyond乐队从此成为香港乐坛的焦点。而对词作者刘卓辉而言，他也拥有了一个新头衔——Beyond 御用填词人。
Beyond，一支成立于弹丸之地的乐队，从一无所有，到红遍整个华人社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风浪和离合？从大放异彩到家驹遽然离世，再到三人各自发展，Beyond的音乐和他们周遭的音乐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Beyond风行三十年，让一代又一代的乐迷与之共鸣、受其激励，无畏闯进大世界，他们的音乐背后有着怎样的密码？
新书《BEYOND 正传3.0（1983-2013）》中，刘卓辉以亲历者的视角，从1983年初识Beyond讲起，将他们从一无所有到红遍整个华人社会所经历的风浪和离合娓娓道来，兼及三十年来香港社会和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解读了Beyond风行三十年背后的音乐密码。此前他曾在内地和香港众筹印制《Beyond正传1.0》（简体）《Beyond正传2.0》（繁体），此次《Beyond正传3.0》为正式出版，作者对内容进行了大幅修订，并增加了全彩插图。
刘卓辉1987年开始和Beyond合作，与黄家驹合作了12首歌曲，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大地》。这首歌让此前一直徘徊在低谷的Beyond一举成名，从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成为华语歌坛耀眼的明星乐队。刘卓辉作为填词人的天分在完成《说不出的未来》一歌之后，被再一次证明。
此后，《逝去日子》《灰色轨迹》《谁伴我闯荡》《长城》《农民》等歌曲唱响了乐队最辉煌的一段岁月，而“Beyond御用填词人”的头衔也从此伴随着刘卓辉的填词生涯，尽管二十多岁的他曾对此满不在乎，“因为那个时候我和Beyond才合作了几年，他们的音乐需要填出适合的歌词，我正好能应付这样的内容。我同时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为什么我的词一定要被贴上一个标签。”
在他看来，Beyond乐队从1983年成立至2013年，经历了30个年头。第一个十年，是有黄家驹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没有黄家驹的时代，歌手是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第三个十年，乐队真正解散，三位歌手各自发展。
从香港音乐到校园民谣
刘卓辉是香港音乐一个时代的标签。
他说：“我在香港填词人里算是最低产的，三十年只写了三百多首歌，别人多我几倍甚至十倍都有。我有意贵精不贵多，没有专注去经营‘作词’这个职业，而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其他的音乐事业，因而近年的工作又多了几个：写书，当评委，去讲座。”
他说：“人生有太多计划不来的事情，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写歌也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一首歌什么时候会红，也不知道它的版税将会有多少。如今回头再看，只留下岁月如歌。”
曾经与Beyond乐队之间默契的化学反应，被刘卓辉认为是“理所当然”。“摇滚乐有摇滚歌词的写法，而流行歌手则有另外的写法。给张学友的歌曲填词，我一定不会写出《农民》《长城》这样的话。只不过刚好给 Beyond 的那一些歌流传得特别广泛，大家才觉得我们特别默契。”面对不同的歌手，歌词的价值取向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这对刘卓辉而言始终是填词人的一种职业素养，而不是侃侃而谈的资本。
至于刘卓辉的歌词中，总是挥散不去的社会意味和家国情怀则被他解释得更加简单而直白，“我喜欢看历史，对近现代史尤为熟知，写起社会现状和现实意义的歌词自然得心应手。”尽管如此，身处八十年代的 Beyond 乐队和刘卓辉都是“有话要说”的年轻人，在双方合作的作品中，无论题材大小，歌曲中倾泻而出的万丈豪情或细腻委婉都来自这年轻一代的切身感受，而这些极具表达欲和张力的作品也使得乐队的音乐题材和艺术风格，成为人们至今啧啧称赞的内容。事实上，他也明白，“听众也能分辨出歌词和音乐中的感情，哪些是发自内心的，哪些只是说说而已。”
他不仅是香港音乐的标签人物，还在大陆音乐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1992年，刘卓辉从香港前往北京，创办大地唱片公司。从填词人转变为制作人，他希望公司制作的每一张专辑都可以引领市场品位而不是一味迎合听众的趣味，这意味他要面对的是随波逐流的市场和更高阶的音乐品位之间的尴尬，并试图在其夹缝中寻求一种平衡。“我总是要平衡商业和音乐本身，如果我没有兴趣，赚钱可能就不是第一位了，我所有的坚持都是很自然、很真实的东西。”
《校园民谣》的诞生便是刘卓辉所坚持的自然而真實的结果。当老狼等一众年轻音乐人的小样被播放出来，他当下就肯定：这是好东西，他们也许会成为内地第一批民谣歌手。尽管制作简单，水平也不似职业歌手般专业，但“你听得出来，他们歌词里的真情实意会打动很多人。这既符合年轻人的形态，也会受到市场的喜爱。”
再回到Beyond，刘卓辉说：“摇滚永远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独立的精神。Beyond的音乐不独是‘商业’二字就可以解释的，他们的音乐反映着他们的态度，诉说着很多对生活和对世界的感受，总是会有些深意在里头，影响巨大而深远，这是很多流行歌手都做不到的。”
这一切，连同重新在大明湖畔演绎的Beyond，那是一代人的青春，亦是一个时代的声音。
今年是Beyond乐队成立35周年，如果说有一个人比乐队三人更适合讲述乐队的风云故事，那一定是刘卓辉——传奇乐队的见证人，充满人文色彩和现实主义情怀的填词人，内地音乐文化与歌手引入香港市场的推动者。
三十年青春往事
在那些苍翠的路上
历遍了多少创伤
在那张苍老的面上
亦记载了风霜
秋风秋雨的度日
是青春少年时
迫不得已的话别
——《大地》刘卓辉
大明湖畔，秋风绵软，咖啡氤氲，刘卓辉走进和平咖啡，和观众一起回忆青春岁月。
1988年，黄家驹将早已谱好的旋律送至刘卓辉面前，希望以一首歌回应1987-1988年间的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时事，《大地》由此诞生，被收录在Beyond同年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中。
歌曲中，沉潜有力的歌词让彼时的香港乐坛看到了“爱情”之外，更具社会意义的真实世界。歌曲收获了第6届十大劲歌金曲奖，让Beyond乐队从此成为香港乐坛的焦点。而对词作者刘卓辉而言，他也拥有了一个新头衔——Beyond 御用填词人。
Beyond，一支成立于弹丸之地的乐队，从一无所有，到红遍整个华人社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风浪和离合？从大放异彩到家驹遽然离世，再到三人各自发展，Beyond的音乐和他们周遭的音乐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Beyond风行三十年，让一代又一代的乐迷与之共鸣、受其激励，无畏闯进大世界，他们的音乐背后有着怎样的密码？
新书《BEYOND 正传3.0（1983-2013）》中，刘卓辉以亲历者的视角，从1983年初识Beyond讲起，将他们从一无所有到红遍整个华人社会所经历的风浪和离合娓娓道来，兼及三十年来香港社会和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解读了Beyond风行三十年背后的音乐密码。此前他曾在内地和香港众筹印制《Beyond正传1.0》（简体）《Beyond正传2.0》（繁体），此次《Beyond正传3.0》为正式出版，作者对内容进行了大幅修订，并增加了全彩插图。
刘卓辉1987年开始和Beyond合作，与黄家驹合作了12首歌曲，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大地》。这首歌让此前一直徘徊在低谷的Beyond一举成名，从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成为华语歌坛耀眼的明星乐队。刘卓辉作为填词人的天分在完成《说不出的未来》一歌之后，被再一次证明。
此后，《逝去日子》《灰色轨迹》《谁伴我闯荡》《长城》《农民》等歌曲唱响了乐队最辉煌的一段岁月，而“Beyond御用填词人”的头衔也从此伴随着刘卓辉的填词生涯，尽管二十多岁的他曾对此满不在乎，“因为那个时候我和Beyond才合作了几年，他们的音乐需要填出适合的歌词，我正好能应付这样的内容。我同时也为很多其他的歌手写歌，为什么我的词一定要被贴上一个标签。”
在他看来，Beyond乐队从1983年成立至2013年，经历了30个年头。第一个十年，是有黄家驹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没有黄家驹的时代，歌手是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第三个十年，乐队真正解散，三位歌手各自发展。
从香港音乐到校园民谣
刘卓辉是香港音乐一个时代的标签。
他说：“我在香港填词人里算是最低产的，三十年只写了三百多首歌，别人多我几倍甚至十倍都有。我有意贵精不贵多，没有专注去经营‘作词’这个职业，而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其他的音乐事业，因而近年的工作又多了几个：写书，当评委，去讲座。”
他说：“人生有太多计划不来的事情，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写歌也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一首歌什么时候会红，也不知道它的版税将会有多少。如今回头再看，只留下岁月如歌。”
曾经与Beyond乐队之间默契的化学反应，被刘卓辉认为是“理所当然”。“摇滚乐有摇滚歌词的写法，而流行歌手则有另外的写法。给张学友的歌曲填词，我一定不会写出《农民》《长城》这样的话。只不过刚好给 Beyond 的那一些歌流传得特别广泛，大家才觉得我们特别默契。”面对不同的歌手，歌词的价值取向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这对刘卓辉而言始终是填词人的一种职业素养，而不是侃侃而谈的资本。
至于刘卓辉的歌词中，总是挥散不去的社会意味和家国情怀则被他解释得更加简单而直白，“我喜欢看历史，对近现代史尤为熟知，写起社会现状和现实意义的歌词自然得心应手。”尽管如此，身处八十年代的 Beyond 乐队和刘卓辉都是“有话要说”的年轻人，在双方合作的作品中，无论题材大小，歌曲中倾泻而出的万丈豪情或细腻委婉都来自这年轻一代的切身感受，而这些极具表达欲和张力的作品也使得乐队的音乐题材和艺术风格，成为人们至今啧啧称赞的内容。事实上，他也明白，“听众也能分辨出歌词和音乐中的感情，哪些是发自内心的，哪些只是说说而已。”
他不仅是香港音乐的标签人物，还在大陆音乐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1992年，刘卓辉从香港前往北京，创办大地唱片公司。从填词人转变为制作人，他希望公司制作的每一张专辑都可以引领市场品位而不是一味迎合听众的趣味，这意味他要面对的是随波逐流的市场和更高阶的音乐品位之间的尴尬，并试图在其夹缝中寻求一种平衡。“我总是要平衡商业和音乐本身，如果我没有兴趣，赚钱可能就不是第一位了，我所有的坚持都是很自然、很真实的东西。”
《校园民谣》的诞生便是刘卓辉所坚持的自然而真實的结果。当老狼等一众年轻音乐人的小样被播放出来，他当下就肯定：这是好东西，他们也许会成为内地第一批民谣歌手。尽管制作简单，水平也不似职业歌手般专业，但“你听得出来，他们歌词里的真情实意会打动很多人。这既符合年轻人的形态，也会受到市场的喜爱。”
再回到Beyond，刘卓辉说：“摇滚永远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独立的精神。Beyond的音乐不独是‘商业’二字就可以解释的，他们的音乐反映着他们的态度，诉说着很多对生活和对世界的感受，总是会有些深意在里头，影响巨大而深远，这是很多流行歌手都做不到的。”
这一切，连同重新在大明湖畔演绎的Beyond，那是一代人的青春，亦是一个时代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