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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现实中，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儒商”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呐喊，更关乎中华文明的前途。那么，“儒商”是什么？儒商文化有何特色？本刊特邀请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颜炳罡为我们剖析儒商的历史脉络、精神内核与现代使命。
何为儒，何为商？
儒商，望名生义，就是既儒且商，或者说具有儒之特性的工商界从事人员。那么什么是儒呢？
对于什么是儒，一向众说纷纭。章太炎先生《原儒》中，对“儒”这一名言作过详细考证，他将儒之“名”分为达、类、私三个层次，指出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涵义。
“达名之儒”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儒。许慎《说文解字》中“儒，柔也。术士之称”，一切术士皆可称为儒。战国时期道、墨、名、法、阴阳、小说、诗赋、经方、本草、蓍龟、形法，此皆术士，因而儒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的专称，而是指一切有一技之长或有某方面才能的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儒就不是专指儒家，一切私家无不在于坑杀之列。“类名之儒”是指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人。类名之儒是一种职业的称谓即以教书相礼为职业的人 。这种职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老师。 “私名之儒”，是指最狭义的儒家，即儒家学派或者指儒学的信仰者。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就是指私名之儒。达名之儒泛指一切有文化的人，类名之儒相当今天人们所称的老师或师傅，私名之儒指孔子学说信仰者，儒家学派。
商人指的什么？考诸文献，商之一名经过了由地名到族名再到职业之名的三次转变。《史记·殷本纪》记载，契，母为简狄，是五帝之一帝喾的次妃，吞食玄鸟之蛋而生契。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封契于商。《诗经》中也有“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商是地名，契封商之后，其子孙在商这个封地繁衍生息，就成了商族。
儒与商一学一商，职业不同，但二者可以说同源而异途。其一，儒与商都是商民族的后裔。商人源于商遗民的后裔，按照胡适《说儒》一文的观点，儒同样是商朝遗民的后裔。胡适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
儒与商同源不仅可以从殷商亡国时说，甚至还可以上溯至商族诞生之时，商族人起源就是儒的起源。契是商族人的祖先，契同样是司徒之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教育与文化部长，而“儒者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史记·殷本世》同样记载，舜命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盖指五伦之教。从儒源于司徒之官的意义上，契既是商的祖先，也是儒家的思想祖先，儒与商一体同源。
由此，我们认为，儒与商不是矛盾的，更不是相互冲突的。儒家固然强调重本（农业），但从来也不否认商人在社会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从孟子的强调一人之身，且百工之为备，特别强调“通功易事”即主张社会不同职业的人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实观劳动产品之间的相互交换。孟子、荀子等大儒皆主贸易自由，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反对垄断。到西汉桓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儒家贤良文学之士坚持反对国家垄断，主张不能与民争利，要求贸易自由。到两宋以下尤其明清两代，鲁商、徽商、晋商、浙商等崛起，不少人走上以儒经商，以商补儒的良性互动。
根据章太炎先生达、类、私对儒的三层规定，我们将之运用在儒商这一概念上，那么儒商也可分达、类、私三层：达名儒商是指一切有文化的商人，当今之世，无论你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是东亚人，一切有文化的商人皆可称之为儒商。类名儒商是指有文化修养同时又有文化关怀的商人。一个有文化的商人不将自己的商业活动仅仅视为商业活动，而是同时视为教育活动，将企业视为大学校，视为员工继续学习、继续成长与提高的大学校。作为私名之儒商是指以孔子为信仰对象，先义后利，有家国天下情怀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一切人士。
新儒商階层的时代精神
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是世界的中心舞台由欧洲逐步转移亚洲的世纪，或者说是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世纪，其中，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今天，颇为流行的一个词叫“中国梦”，中国人的百年之梦。中国梦何时梦圆？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中国的梦圆时分。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当然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如果只有经济、军事、科技等这些硬实力的复兴，而没有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等软实力的复兴，这样的“中国梦”是不圆满的。无论从圆梦的过程，还是从圆梦的标志来看，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通过汲取西方管理之长，创建自己管理、经营模式的新儒商的出现是不可或缺的。而新儒商阶层的崛起应具备如下精神：
诚实守信的人格精神。儒家认为，诚是天道，天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故“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不诚连物都算不上，哪里谈得上人呢！诚，虽然是普遍的，然而自觉地体现诚、实现诚，这是人之道即人所特有功能。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守信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天命，更是人的天职。传统的商业伦理中，“童叟无欺”就是诚。而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关系上的经济形式，不是远离了而是进一步印证了孔子“无信不立”的教导。没有信用，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与关系都无法建立，更无法运行。
我曾在《儒学乃经世济民之学》一文指出：“如果抱着春节晚会‘卖拐’的方式投身于市场经济，利用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去忽悠纯朴、善良的百姓，去践踏社会的良知，可能会赚点蝇头小利，但不可能做大做强，更不可能做久。”今日“毒奶粉”“毒水饺”“地沟油”“毒鸡蛋”等事件就是一批背弃古圣往贤忠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小人之所为。可以说，背弃了儒家的教诲，唯利是图，这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真谛。任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产品见证人品，用人品去生产商品，这样一个企业才可大、可强、可久。” “以财发身”的专注精神。《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就是以财富作为成就自己人生价值的手段、方式，而“以身发财”就是生命是发财的手段，“人为财死”是以身发财的极致。现代社会是人生价值实现方式多元化的社会，就是说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多种多样的途径与方式。从政、经商、为学、写作、体育、演艺等等，都是成就自己人生梦想的方式，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经商，就要像《大学》所讲的那样，“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心安理得去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一位真正的儒商不会一直盯着行政上的官位，将经营视为手段，做官才是目的，那就不是儒商。“以财发身”就是说将社会财富的创造视为自己人生理想实现主要方式，心甘情愿地用自己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去衡量。对经营有专一、专注精神，要由“知之”到“好之”，由“好之”到“乐之”的境界提升。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方面体现着坚毅不屈、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叙说着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与开放包容。儒家认为，天道运行不已，从未停息，作为天地儿女应当像天那样，刚健不已，自强不息。这一精神体现在新儒商中就是奋斗不已、创新不已的精神。在生产与经营中，不断探索着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的创新，与时俱进，以保证企业兴旺发达，生机勃勃。
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儒家文化是贵和文化，“和为贵”体现在商业中就是“和气生财”。商场如战场，这不是儒家的观念。儒家主张合作互利共赢。孔子主张“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约定、协议近于合理，这样约定，这样协议，这样合同才有兑现之可能。即使不能合作，也要“买卖不成仁义在”。经营者所经营的东西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人品。生意场少一点兵法、纵横术、阴谋、阳谋，多一点道德、仁义；少一些争斗，多一些合作；少一些劣质竞争，多一些良性互动；营造良好商业生态，这是儒商的企盼，也是新儒商的使命。
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孔子为实现仁道理想于天下，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栖栖慌慌，奔走于各国之间。在孔子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一境界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没有完全实现。孟子主张“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就是兼济天下，自己富起来了，就让天下人与自己一样富起来，这就是儒家的兼济天下的精神。面对21世纪，新的儒商阶层需要比传统的儒商更有同情心、仁心、爱心，尽己所能，造福于苍生大众，造福人类，造福于子孙后代。
天下为公的精神。天下为公就是公天下，不是私天下。公天下是说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私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事由天下人共之。尧舜禅而不传，即在公共权力运作上，选贤与能，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公天下。传贤而不传子，可谓“利天下而弗利也”，就是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有利天下人而不自利。作为新儒商的公天下之心就是不将企业视为一己之私的存在物，而是视为自己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展现方式。自己经营的企业是全体员工的企业，是天下人之企业，子贤则传子，子不贤，企业则传贤，让自己人生理想通过贤者的代代传承得以延续与壮大。
如何成就一名儒商？
儒商是既儒且商，因而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而是商人中的特殊群体，从达名之儒的意义上说，儒商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商人群体，从私名之儒的意义上，是有儒家信仰、有道德操守的商人群体。这个群体用日本现代工商之父涩泽荣一的话说，就是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的工商人士。《论语》代表着道德，算盘代表着谋利，道德仁义，是士魂，谋利需要商业的才干，是商才，由此而言，儒商是“士魂商才”。
我们认为，成就一名儒商至少要处理好三个方面关系：
其一，义利合一，以义为先。义利之辨是儒家的重要话题，然而，儒家认为，义与利是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义即道义、仁义、公正、合理，利就是物質利益、利害、个人好处、收益等等。在儒家学者看来，“利天下而弗利”即有利于天下不自利就是义，兴天下之利就是义，可谓义与利合一。荀子曾说，义与利人之两有也，尧舜为君也不能让人只有义而无利，桀纣为君也不能使人只有利而没有义。儒家并不否认人有趋利避害、欲荣而恶辱的自然欲求，更不反对人们尤其是百姓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但儒家反对执政当局与民争利。要求统治者“以义为利，”而不能“以利为利”。
儒家并不是一味赞扬贫穷，孔子强调“富而后教”，主张“富而好礼”，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但儒家认为，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要“见得思义”，“以义为上”，孔子明确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反过来，义而富且贵呢？孔子肯定不反对。
由此，我们认为义利合一，以义为先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义者，利之本也。”“义以生利”、“义以建利”早在《左传》中就已表达了这种观念。这一价值观可以成为从事工商谋利活动即儒商人士做人的尺度。谋利是发展经济、造福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是追求仁义道德，而不追求利益，道德境界虽高，但不是企业家，不是商人。只是追求物质利益、不顾天下人之利、他人之利，一味追求所谓个人利益、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仁义道德，那就是奸商。作为儒商就要做到义利合一，以义为先。
其二，仁智合一，以仁统智。仁即是人，或者说仁是人的本质，是之所以为人之道。孔学即儒学归根到底是仁学，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学。智即智慧。在儒家看来，仁与智是一个君子应对自身与外在世界的两种方式，仁指向内在成就自己，即提高个人修养、素质、境界，通过自我的塑造与完善，成为一个仁人君子。智指向于成就外在的事功，一个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于人类社会没有智慧才能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在孔子看来，仁和智二者缺一不可。孔子曾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智慧足够成就事业，然而品德不能守住事业，虽可以开创一番事业，最终会丧失这番事业。大到天下国家，小到企业经营，无一例外。我们要创业，要不断扩大自己的业绩，就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随着自己业绩的提升，为了守住这个既有业绩、成就、地位、名声等等，这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品德。仁智两方面提升就是仁智双彰。
如何使自己仁智双彰呢？《大学》告诉我们教给我们一方法，这就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好学即爱好学习接近于智慧，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生于学习。“好仁而不好学，其弊也愚。”愚即被人所愚弄。力行与好学是成就仁智双彰的方法与方式。
成就一名儒商既需仁，又需要智，然而，仁与智不是平行并列的，在仁智关系中，仁是统帅，仁应当统智，而不是智慧统仁。这就是告诉我们，任何商业智慧都应在优良品德之下发挥作用，没有良好品德的智慧可能会转化为阴谋与机诈，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祸害人类。而没有智慧的仁，往往会被人所愚弄、受骗，最终难以成就事业。
其三，德才合一，以德统才。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在于儒家自孔孟起就是言道德，说仁义，以德为教，以德行政。儒家认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必须是德才兼备，但德是第一位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一位成功的儒商当然也应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良好德行可以弥补才能的不足，而才能无法补偿道德的缺陷。一个真正儒商会将做人放在第一位，修身放在第一位，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以势压人。只有以德服人，以德经营，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何为儒，何为商？
儒商，望名生义，就是既儒且商，或者说具有儒之特性的工商界从事人员。那么什么是儒呢？
对于什么是儒，一向众说纷纭。章太炎先生《原儒》中，对“儒”这一名言作过详细考证，他将儒之“名”分为达、类、私三个层次，指出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涵义。
“达名之儒”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儒。许慎《说文解字》中“儒，柔也。术士之称”，一切术士皆可称为儒。战国时期道、墨、名、法、阴阳、小说、诗赋、经方、本草、蓍龟、形法，此皆术士，因而儒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的专称，而是指一切有一技之长或有某方面才能的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儒就不是专指儒家，一切私家无不在于坑杀之列。“类名之儒”是指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人。类名之儒是一种职业的称谓即以教书相礼为职业的人 。这种职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老师。 “私名之儒”，是指最狭义的儒家，即儒家学派或者指儒学的信仰者。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就是指私名之儒。达名之儒泛指一切有文化的人，类名之儒相当今天人们所称的老师或师傅，私名之儒指孔子学说信仰者，儒家学派。
商人指的什么？考诸文献，商之一名经过了由地名到族名再到职业之名的三次转变。《史记·殷本纪》记载，契，母为简狄，是五帝之一帝喾的次妃，吞食玄鸟之蛋而生契。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封契于商。《诗经》中也有“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商是地名，契封商之后，其子孙在商这个封地繁衍生息，就成了商族。
儒与商一学一商，职业不同，但二者可以说同源而异途。其一，儒与商都是商民族的后裔。商人源于商遗民的后裔，按照胡适《说儒》一文的观点，儒同样是商朝遗民的后裔。胡适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
儒与商同源不仅可以从殷商亡国时说，甚至还可以上溯至商族诞生之时，商族人起源就是儒的起源。契是商族人的祖先，契同样是司徒之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教育与文化部长，而“儒者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史记·殷本世》同样记载，舜命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盖指五伦之教。从儒源于司徒之官的意义上，契既是商的祖先，也是儒家的思想祖先，儒与商一体同源。
由此，我们认为，儒与商不是矛盾的，更不是相互冲突的。儒家固然强调重本（农业），但从来也不否认商人在社会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从孟子的强调一人之身，且百工之为备，特别强调“通功易事”即主张社会不同职业的人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实观劳动产品之间的相互交换。孟子、荀子等大儒皆主贸易自由，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反对垄断。到西汉桓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儒家贤良文学之士坚持反对国家垄断，主张不能与民争利，要求贸易自由。到两宋以下尤其明清两代，鲁商、徽商、晋商、浙商等崛起，不少人走上以儒经商，以商补儒的良性互动。
根据章太炎先生达、类、私对儒的三层规定，我们将之运用在儒商这一概念上，那么儒商也可分达、类、私三层：达名儒商是指一切有文化的商人，当今之世，无论你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是东亚人，一切有文化的商人皆可称之为儒商。类名儒商是指有文化修养同时又有文化关怀的商人。一个有文化的商人不将自己的商业活动仅仅视为商业活动，而是同时视为教育活动，将企业视为大学校，视为员工继续学习、继续成长与提高的大学校。作为私名之儒商是指以孔子为信仰对象，先义后利，有家国天下情怀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一切人士。
新儒商階层的时代精神
21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是世界的中心舞台由欧洲逐步转移亚洲的世纪，或者说是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世纪，其中，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今天，颇为流行的一个词叫“中国梦”，中国人的百年之梦。中国梦何时梦圆？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是中国的梦圆时分。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当然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如果只有经济、军事、科技等这些硬实力的复兴，而没有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等软实力的复兴，这样的“中国梦”是不圆满的。无论从圆梦的过程，还是从圆梦的标志来看，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通过汲取西方管理之长，创建自己管理、经营模式的新儒商的出现是不可或缺的。而新儒商阶层的崛起应具备如下精神：
诚实守信的人格精神。儒家认为，诚是天道，天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故“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不诚连物都算不上，哪里谈得上人呢！诚，虽然是普遍的，然而自觉地体现诚、实现诚，这是人之道即人所特有功能。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守信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天命，更是人的天职。传统的商业伦理中，“童叟无欺”就是诚。而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关系上的经济形式，不是远离了而是进一步印证了孔子“无信不立”的教导。没有信用，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与关系都无法建立，更无法运行。
我曾在《儒学乃经世济民之学》一文指出：“如果抱着春节晚会‘卖拐’的方式投身于市场经济，利用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去忽悠纯朴、善良的百姓，去践踏社会的良知，可能会赚点蝇头小利，但不可能做大做强，更不可能做久。”今日“毒奶粉”“毒水饺”“地沟油”“毒鸡蛋”等事件就是一批背弃古圣往贤忠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小人之所为。可以说，背弃了儒家的教诲，唯利是图，这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真谛。任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产品见证人品，用人品去生产商品，这样一个企业才可大、可强、可久。” “以财发身”的专注精神。《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就是以财富作为成就自己人生价值的手段、方式，而“以身发财”就是生命是发财的手段，“人为财死”是以身发财的极致。现代社会是人生价值实现方式多元化的社会，就是说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多种多样的途径与方式。从政、经商、为学、写作、体育、演艺等等，都是成就自己人生梦想的方式，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经商，就要像《大学》所讲的那样，“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心安理得去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一位真正的儒商不会一直盯着行政上的官位，将经营视为手段，做官才是目的，那就不是儒商。“以财发身”就是说将社会财富的创造视为自己人生理想实现主要方式，心甘情愿地用自己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去衡量。对经营有专一、专注精神，要由“知之”到“好之”，由“好之”到“乐之”的境界提升。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方面体现着坚毅不屈、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又叙说着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与开放包容。儒家认为，天道运行不已，从未停息，作为天地儿女应当像天那样，刚健不已，自强不息。这一精神体现在新儒商中就是奋斗不已、创新不已的精神。在生产与经营中，不断探索着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营销方式的创新，与时俱进，以保证企业兴旺发达，生机勃勃。
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儒家文化是贵和文化，“和为贵”体现在商业中就是“和气生财”。商场如战场，这不是儒家的观念。儒家主张合作互利共赢。孔子主张“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约定、协议近于合理，这样约定，这样协议，这样合同才有兑现之可能。即使不能合作，也要“买卖不成仁义在”。经营者所经营的东西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人品。生意场少一点兵法、纵横术、阴谋、阳谋，多一点道德、仁义；少一些争斗，多一些合作；少一些劣质竞争，多一些良性互动；营造良好商业生态，这是儒商的企盼，也是新儒商的使命。
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孔子为实现仁道理想于天下，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栖栖慌慌，奔走于各国之间。在孔子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一境界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没有完全实现。孟子主张“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就是兼济天下，自己富起来了，就让天下人与自己一样富起来，这就是儒家的兼济天下的精神。面对21世纪，新的儒商阶层需要比传统的儒商更有同情心、仁心、爱心，尽己所能，造福于苍生大众，造福人类，造福于子孙后代。
天下为公的精神。天下为公就是公天下，不是私天下。公天下是说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私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事由天下人共之。尧舜禅而不传，即在公共权力运作上，选贤与能，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公天下。传贤而不传子，可谓“利天下而弗利也”，就是这种权力运作方式有利天下人而不自利。作为新儒商的公天下之心就是不将企业视为一己之私的存在物，而是视为自己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展现方式。自己经营的企业是全体员工的企业，是天下人之企业，子贤则传子，子不贤，企业则传贤，让自己人生理想通过贤者的代代传承得以延续与壮大。
如何成就一名儒商？
儒商是既儒且商，因而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而是商人中的特殊群体，从达名之儒的意义上说，儒商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商人群体，从私名之儒的意义上，是有儒家信仰、有道德操守的商人群体。这个群体用日本现代工商之父涩泽荣一的话说，就是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的工商人士。《论语》代表着道德，算盘代表着谋利，道德仁义，是士魂，谋利需要商业的才干，是商才，由此而言，儒商是“士魂商才”。
我们认为，成就一名儒商至少要处理好三个方面关系：
其一，义利合一，以义为先。义利之辨是儒家的重要话题，然而，儒家认为，义与利是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义即道义、仁义、公正、合理，利就是物質利益、利害、个人好处、收益等等。在儒家学者看来，“利天下而弗利”即有利于天下不自利就是义，兴天下之利就是义，可谓义与利合一。荀子曾说，义与利人之两有也，尧舜为君也不能让人只有义而无利，桀纣为君也不能使人只有利而没有义。儒家并不否认人有趋利避害、欲荣而恶辱的自然欲求，更不反对人们尤其是百姓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但儒家反对执政当局与民争利。要求统治者“以义为利，”而不能“以利为利”。
儒家并不是一味赞扬贫穷，孔子强调“富而后教”，主张“富而好礼”，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但儒家认为，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要“见得思义”，“以义为上”，孔子明确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反过来，义而富且贵呢？孔子肯定不反对。
由此，我们认为义利合一，以义为先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义者，利之本也。”“义以生利”、“义以建利”早在《左传》中就已表达了这种观念。这一价值观可以成为从事工商谋利活动即儒商人士做人的尺度。谋利是发展经济、造福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是追求仁义道德，而不追求利益，道德境界虽高，但不是企业家，不是商人。只是追求物质利益、不顾天下人之利、他人之利，一味追求所谓个人利益、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仁义道德，那就是奸商。作为儒商就要做到义利合一，以义为先。
其二，仁智合一，以仁统智。仁即是人，或者说仁是人的本质，是之所以为人之道。孔学即儒学归根到底是仁学，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学。智即智慧。在儒家看来，仁与智是一个君子应对自身与外在世界的两种方式，仁指向内在成就自己，即提高个人修养、素质、境界，通过自我的塑造与完善，成为一个仁人君子。智指向于成就外在的事功，一个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于人类社会没有智慧才能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在孔子看来，仁和智二者缺一不可。孔子曾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智慧足够成就事业，然而品德不能守住事业，虽可以开创一番事业，最终会丧失这番事业。大到天下国家，小到企业经营，无一例外。我们要创业，要不断扩大自己的业绩，就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随着自己业绩的提升，为了守住这个既有业绩、成就、地位、名声等等，这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品德。仁智两方面提升就是仁智双彰。
如何使自己仁智双彰呢？《大学》告诉我们教给我们一方法，这就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好学即爱好学习接近于智慧，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生于学习。“好仁而不好学，其弊也愚。”愚即被人所愚弄。力行与好学是成就仁智双彰的方法与方式。
成就一名儒商既需仁，又需要智，然而，仁与智不是平行并列的，在仁智关系中，仁是统帅，仁应当统智，而不是智慧统仁。这就是告诉我们，任何商业智慧都应在优良品德之下发挥作用，没有良好品德的智慧可能会转化为阴谋与机诈，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祸害人类。而没有智慧的仁，往往会被人所愚弄、受骗，最终难以成就事业。
其三，德才合一，以德统才。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在于儒家自孔孟起就是言道德，说仁义，以德为教，以德行政。儒家认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必须是德才兼备，但德是第一位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一位成功的儒商当然也应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良好德行可以弥补才能的不足，而才能无法补偿道德的缺陷。一个真正儒商会将做人放在第一位，修身放在第一位，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以势压人。只有以德服人，以德经营，才能让人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