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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受到尊重，地位不断提升。婚礼被视作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婚嫁礼俗是中国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间习俗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的变化，聘礼和嫁妆易受社会发展水平影响，更能体现文化发展的轨迹。
关键词：聘礼;嫁妆;变化;女性地位
聘礼古时多义，一指诸侯间相互聘问之礼，一指订婚礼节，即当今所用之义。“六礼”为中国古代婚礼过程的六个阶段，依次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其中纳征指的便是下聘礼。聘礼是双方家庭同意婚事后，男方家庭送给女方家庭的财物。在古代婚礼流程中，纳征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象征着社会道德层面上婚约的确定。《婚丧礼俗面面观》中有“只要女家收下财礼，即使没有写婚约证书，人们也会认为婚事已定。”《唐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辙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曾受聘财，亦是。”相对于聘礼，女方家庭则有嫁妆一说，指陪嫁的财物。
中国古代重视尊卑等级，聘礼数目受此影响，统治者为别贵贱维护阶级秩序，对此有严格的划分，但并未严格执行。实际婚嫁过程中，聘礼的数目并没有确定，但却往往以时代普遍标准为基础上下浮动，嫁妆亦是如此。随着社会发展，婚礼流程受西方影响，但聘礼与嫁妆在婚礼的地位却并未动摇，而人们对于二者的看法却有着明显的改变，这一看法也最能体现女性地位的变化。本文将从聘礼与嫁妆的变化入手，探究女性地位的发展。
一、聘礼与女性地位
中国古代婚姻追求门当户对，婚嫁并非男女二人决定，涉及诸多，小家庭的产生往往受家族关系和利益的影响，聘礼数目的多少是两个大家族地位的象征。聘礼偏少，可被理解为男方对女方家族的歧视，反之则表示男方十分重视女方家族。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妻与小妾的聘礼自然不同。通常来说，正妻的背后有着庞大的家族势力支撑。聘礼一方面表示男方对女方家族权势的态度，另一方面代表着新娘在男方家族的地位高低，聘礼与家族荣耀有直接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为表示自己地位高尚，自然追求高聘礼，聘礼的使用权也掌握在家长手中。现代社会，聘礼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减弱。男女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显著增强，家庭的影响力下降。聘礼与嫁妆的数目存在一定的关系，天价彩礼也意味着天价嫁妆，其中还涉及归还聘礼的问题，因此大部分家庭只追求聘礼与普遍状况相等。在人们的观念中，女子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中拥有主动权。彰显女子在夫家地位的不是聘礼，而取决于人本身的价值。
古代婚娶女子，人们认为迎娶女子是为家中增添人口负担。旧社会认为女性在体力方面远不如男性，便使女性与劳作隔绝，处理家中琐事。事实证明女性并不是附庸，可以单独从事任何体力劳动。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获得解放，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创造价值，不是依附于男性的无知妇人。科技革命的深化更是把男女放在社会工作的同一平台上，某些方面女性更强于男性。古时女子嫁人后便与母家无任何关系，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子对父母并无责任与义务。聘礼在某方面来说，是夫家买断亲子关系的钱财。如此一说，女方父母自然追求高聘礼，从聘礼方面获得补偿。当今社会，这一观念显然行不通。血缘关系怎能割舍，女性具有独立人格，打破旧时缺乏人道主义规定，因此父母并不追求高额聘礼。
二、嫁妆与女性地位
与聘礼的数目显示女性地位的作用相同，“丰厚的嫁妆还可以使女子在夫家有立足地位，她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嫁妆为家庭、家族乃至社会作出贡献，从而赢得家庭和家族成员尊重。”古时女子属于家庭，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对家庭的贡献仅限于管理家务。而唯一可以展示自己的机会便借助于嫁妆，当男方家族处于危难，女性若能拿出嫁妆接济帮助度过难关，其地位得以提升，并得到男方家族成员的尊重。嫁妆不仅是女子嫁入夫家地位象征，还成为其改变地位的手段。但显然，女性的价值及其对家庭的贡献并不取决于嫁妆。现代女性追求男女平等，不仅是感情地位的平等，更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女性创造经济价值与男性相比并不逊色，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承担被推翻。女性获得经济来源不需依靠嫁妆和丈夫，嫁妆的作用减弱，其数目自然减少。
传统观念通常认为聘礼数目应高于嫁妆，嫁与娶严格区分，女方归入男方家庭成为其中一份子。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家族分散，封建大家族为小家庭所取代。婚嫁是男女二人情投意合的结果，男女双方构建的小家庭独立与双方父母，女性在男方家庭的地位与聘礼和嫁妆都无关。聘礼原归男方父母处置，而随着独生子女数量增加，聘礼归根结底是用于男女小家庭。故聘礼与嫁妝都为小家庭使用无所谓多少，大多追求聘礼与嫁妆数目相等，这也正体现了男女平等，女性地位提升。莱斯利的择偶梯度理论指出，“女性在择偶时倾向于寻找在教育、收入、职业阶层等方面高于自己的男性，”聘礼与嫁妆数目也受此影响，聘礼高于嫁妆。但通过调查显示，这种择偶观念多存在于长辈，当代适龄男女并非如此，更何况聘礼与嫁妆的数目呢。
从古至今，聘礼和嫁妆作为婚礼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婚姻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中国自古有“人生四大喜事”的说法——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婚礼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内涵也因时而变。当今社会倡导男女平等，女性地位上升，聘礼和嫁妆的变迁便是其一，二者是中国婚俗文化的代表，是文化发展的外显。中华文化在时代中发展，倡导男女平等，女性地位提升。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2]《汉语大辞典》，第11835页，第8卷，679。
[3]杨静：《浅析嫁妆对女性的意义》，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1期，72页。
[4]邱幼云：《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嫁妆现象：基于闽南 C 镇的实证研究》，青年现象，2015年，第71-75页。
[5]斯满红，王晶：《民族集体无意识视域下高额彩礼问题探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100-104页。
关键词：聘礼;嫁妆;变化;女性地位
聘礼古时多义，一指诸侯间相互聘问之礼，一指订婚礼节，即当今所用之义。“六礼”为中国古代婚礼过程的六个阶段，依次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其中纳征指的便是下聘礼。聘礼是双方家庭同意婚事后，男方家庭送给女方家庭的财物。在古代婚礼流程中，纳征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象征着社会道德层面上婚约的确定。《婚丧礼俗面面观》中有“只要女家收下财礼，即使没有写婚约证书，人们也会认为婚事已定。”《唐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辙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曾受聘财，亦是。”相对于聘礼，女方家庭则有嫁妆一说，指陪嫁的财物。
中国古代重视尊卑等级，聘礼数目受此影响，统治者为别贵贱维护阶级秩序，对此有严格的划分，但并未严格执行。实际婚嫁过程中，聘礼的数目并没有确定，但却往往以时代普遍标准为基础上下浮动，嫁妆亦是如此。随着社会发展，婚礼流程受西方影响，但聘礼与嫁妆在婚礼的地位却并未动摇，而人们对于二者的看法却有着明显的改变，这一看法也最能体现女性地位的变化。本文将从聘礼与嫁妆的变化入手，探究女性地位的发展。
一、聘礼与女性地位
中国古代婚姻追求门当户对，婚嫁并非男女二人决定，涉及诸多，小家庭的产生往往受家族关系和利益的影响，聘礼数目的多少是两个大家族地位的象征。聘礼偏少，可被理解为男方对女方家族的歧视，反之则表示男方十分重视女方家族。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妻与小妾的聘礼自然不同。通常来说，正妻的背后有着庞大的家族势力支撑。聘礼一方面表示男方对女方家族权势的态度，另一方面代表着新娘在男方家族的地位高低，聘礼与家族荣耀有直接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为表示自己地位高尚，自然追求高聘礼，聘礼的使用权也掌握在家长手中。现代社会，聘礼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减弱。男女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显著增强，家庭的影响力下降。聘礼与嫁妆的数目存在一定的关系，天价彩礼也意味着天价嫁妆，其中还涉及归还聘礼的问题，因此大部分家庭只追求聘礼与普遍状况相等。在人们的观念中，女子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中拥有主动权。彰显女子在夫家地位的不是聘礼，而取决于人本身的价值。
古代婚娶女子，人们认为迎娶女子是为家中增添人口负担。旧社会认为女性在体力方面远不如男性，便使女性与劳作隔绝，处理家中琐事。事实证明女性并不是附庸，可以单独从事任何体力劳动。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获得解放，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创造价值，不是依附于男性的无知妇人。科技革命的深化更是把男女放在社会工作的同一平台上，某些方面女性更强于男性。古时女子嫁人后便与母家无任何关系，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子对父母并无责任与义务。聘礼在某方面来说，是夫家买断亲子关系的钱财。如此一说，女方父母自然追求高聘礼，从聘礼方面获得补偿。当今社会，这一观念显然行不通。血缘关系怎能割舍，女性具有独立人格，打破旧时缺乏人道主义规定，因此父母并不追求高额聘礼。
二、嫁妆与女性地位
与聘礼的数目显示女性地位的作用相同，“丰厚的嫁妆还可以使女子在夫家有立足地位，她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嫁妆为家庭、家族乃至社会作出贡献，从而赢得家庭和家族成员尊重。”古时女子属于家庭，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对家庭的贡献仅限于管理家务。而唯一可以展示自己的机会便借助于嫁妆，当男方家族处于危难，女性若能拿出嫁妆接济帮助度过难关，其地位得以提升，并得到男方家族成员的尊重。嫁妆不仅是女子嫁入夫家地位象征，还成为其改变地位的手段。但显然，女性的价值及其对家庭的贡献并不取决于嫁妆。现代女性追求男女平等，不仅是感情地位的平等，更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女性创造经济价值与男性相比并不逊色，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承担被推翻。女性获得经济来源不需依靠嫁妆和丈夫，嫁妆的作用减弱，其数目自然减少。
传统观念通常认为聘礼数目应高于嫁妆，嫁与娶严格区分，女方归入男方家庭成为其中一份子。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家族分散，封建大家族为小家庭所取代。婚嫁是男女二人情投意合的结果，男女双方构建的小家庭独立与双方父母，女性在男方家庭的地位与聘礼和嫁妆都无关。聘礼原归男方父母处置，而随着独生子女数量增加，聘礼归根结底是用于男女小家庭。故聘礼与嫁妝都为小家庭使用无所谓多少，大多追求聘礼与嫁妆数目相等，这也正体现了男女平等，女性地位提升。莱斯利的择偶梯度理论指出，“女性在择偶时倾向于寻找在教育、收入、职业阶层等方面高于自己的男性，”聘礼与嫁妆数目也受此影响，聘礼高于嫁妆。但通过调查显示，这种择偶观念多存在于长辈，当代适龄男女并非如此，更何况聘礼与嫁妆的数目呢。
从古至今，聘礼和嫁妆作为婚礼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婚姻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中国自古有“人生四大喜事”的说法——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婚礼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内涵也因时而变。当今社会倡导男女平等，女性地位上升，聘礼和嫁妆的变迁便是其一，二者是中国婚俗文化的代表，是文化发展的外显。中华文化在时代中发展，倡导男女平等，女性地位提升。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2]《汉语大辞典》，第11835页，第8卷，679。
[3]杨静：《浅析嫁妆对女性的意义》，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1期，72页。
[4]邱幼云：《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嫁妆现象：基于闽南 C 镇的实证研究》，青年现象，2015年，第71-75页。
[5]斯满红，王晶：《民族集体无意识视域下高额彩礼问题探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100-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