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护伞

　　即便在整个科幻艺术的历史中，里昂·S.肯尼迪的新人入职，也算得上十分倒霉了。
　　1998年9月29日，这位上班第一天就迟到的美国帅小伙，本想飞车赶去浣熊市警察局报到。然而，因为安布雷拉（umbrella，保护伞）公司在城市供水系统中散布了会使被感染者全身溃烂并疯狂攻击他人的“暴君病毒（T病毒）”，这座虚构的美国小城，在里昂冒冒失失地闯进来时，几乎所有市民都已经被病毒转化成了食人的“丧尸”。在故事的最后，只有包括里昂在内的极少数幸存者，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身手，从这座因为人体试验阴谋而沦为人间地狱的混沌之城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出生天。
　　当然，里昂大难不死之后成为顶级特工，在世界各地与各色基因改造怪兽展开连番恶斗的传奇，就是另一段因为续集作品而没完没了的漫长故事了。

　　随着描述“里昂夜游浣熊市”的经典游戏《生化危机2》在今年推出了诚意满满的全新重制版，这个在当年就吓坏了很多人的精彩故事，再次收获了大批新玩家。虽然现实中并没有“T病毒”这样丧心病狂的科幻产物，但所有见识了浣熊市光景的新老玩家，都难免会在心里对现实中的生物与医学研究犯些嘀咕，担心自己是否也会如同那些倒在主角枪下的“丧尸”一般，稀里糊涂地成了人体试验的受害者。
　　显然，任何科幻作品中的夸张描绘，都并非现实中科学研究的真实情况，不过观众们的担心也不是全无道理。
　　因为现实中的人体试验，远比正邪分明的艺术作品要复杂得多。

二、丧钟为谁而鸣

　　现实的黑暗往往会让最疯狂的艺术都自愧不如。
　　自古以来，人类就从不吝于拿同类“开刀”。早在文明尚未成型的新石器时代，原始部落中大胆的萨满巫医，就已开始在活人的天灵盖上打孔开洞，为古人类学者们留下了各种“脑洞大开”的“传世杰作”。其中不少开洞头骨的伤口边缘，甚至还出现了骨骼再生的痕迹。也就是说，接受了原始“开颅手术”的智人先祖中，有一些竟然成功熬过了如此胡闹的折腾，顶着多出个天窗的脑袋瓜子度过了本就不会太长久的余生……
　　如果说这些洪荒时期的酷烈试验，尚且因为先祖的蒙昧无知而情有可原，那么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变本加厉的疯狂试验，就是明知故犯的草菅人命了。其中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中叶日本法西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这些与侵华日军沆瀣一气的日本学者，为了测试生化武器对人体的破坏效果，大量使用中国与朝鲜的居民作为试验品，对他们进行超出人体承受极限的残酷对待，从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中榨出滴血的数据，向军部的主子们邀功请赏。
　　而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纳粹势力在疯狂中迎来了必然的灭亡后，罪大恶极的731部队却几乎没有被清算，大部分成员都在美军的秘密庇护下安然藏身，仿佛之前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实际上，美军会行此龌龊之事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早在731部队建立前5年的1932年，美国自己就已经启动了同样阴暗的大规模人体试验。而且不同于必然短命的日本法西斯，这场黑暗的人体试验通过谎言甚至善意的包裹，成功隐藏了整整40年。
　　这就是在整个人类医学史上都堪称黑暗一笔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梅毒作为一种原产美洲的接触性传染疾病，成了大航海时代新大陆对旧大陆为数不多的“反击”之一。被梅毒感染的患者，皮肤和软组织会成片溃烂，感官逐步丧失，并且伴有持续加重的精神状态异常。很快，借助近代便捷的交通，梅毒在欧亚大陆上如野火般扩散开来，成了当时人们的心头大患。尼采、凡·高、莫泊桑等諸多大师巨匠，纷纷中了梅毒的招，就连“乐圣”贝多芬，也倒霉地因为母婴传播而染上了梅毒，并最终失去了对音乐家来说无比珍贵的听力。
　　而坐落于梅毒“原产大陆”的美国，同样也在上个世纪初期饱受梅毒的困扰。于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研究梅毒的自然发病过程，美国的一个医疗团队选定了美国东南部一座非洲裔黑人聚居的贫困小城“塔斯基吉”作为自己的试验场。
　　一开始，主持研究的克拉克医生还多少有些底线，打算对城里的黑人梅毒患者观察半年后就开始介入治疗。然而，在各种利益、目的甚至歧视的驱动下，整个计划运作起来之后没多久便彻底偏离了预设的轨道。
　　为了完整记录梅毒的发病过程，研究团队的医护人员（其中几位甚至就是黑人）开始利用小城内黑人居民文化水平不高的弱点，刻意隐瞒他们的病情，将其所患的梅毒笼统地称为“坏血病”，并利用各种小恩小惠，哄骗他们持续进行毫无意义的安慰剂治疗。

　　虽然克拉克医生本人因为良知的谴责而早早离开了研究团队，但这个由谎言掩护的恶劣实验却一直在持续，并在研究团队的纵容下不断扩张着规模，将600多名黑人市民裹挟其中。
　　更为恶劣的是，当医学界在1947年发现梅毒可以被刚发明不久的一代“神药”——青霉素很好地治疗时，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研究者依然决定对蒙在鼓里的被试者不采取任何有效治疗，甚至反过来担心青霉素等抗生素的革命性成功会影响自己的实验。 　　当实验进入后期时，不少梅毒患者已经不堪病魔摧残而接连故去。但眼中只剩下实验结果的研究者们，却一门心思盘算着通过各种手段从死者家属手中弄到尸体进行解剖。

　　直到1965年，一位名叫彼得的流行病学研究员才从“内部渠道”知悉了塔斯基吉小城的恐怖真相。几经波折后，彼得终于在1972年通过报纸媒体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一残忍而黑暗的人体试验，此时距离实验开始，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虽然美国各界在事件曝光后对于研究者进行了一边倒的口诛笔伐，同时也对受害者进行了慷慨的赔偿，但其铸下的社会伤痕却至今都难以弥合。
　　而相比于毕竟在自家地盘上进行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美国于1947年开始在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开展的类似实验，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不同于在塔斯基吉对已感染患者的消极放任，这次实验的研究者进一步跌破底线，用尽各种手段，让全然健康的危地马拉人染上梅毒等疾病，坐看病魔如野火般侵蚀着当地的社会。之后，他们再对部分患者进行各种方案的治疗，以比较其优劣——至于更多没能得到治疗的患者，谁又会在乎呢？

　　这一次，因为有美国霸权作为保护伞，整个实验计划直到2010年才被曝光。然而除了奥巴马政府的道歉声明外，危地马拉的受害者们至今依然没能得到美国的任何赔偿。

　　正因为人体试验的对象是同有七情六欲、亲朋好友的人类，所以一旦出现恶性事件，其后果往往会在时间与空间尺度上以超出计划者设想的规模不断扩散，制造着矛盾与仇恨、撕裂着原本团结和睦的人类群体，最终必将害人害己。
　　凡與人类相关之研究，都要慎之又慎！

三、以身证道

　　那么，人体试验是否真的十恶不赦呢？
　　其实也不尽然。
　　科学归根结底还是一门用事实证据来说话的学问，和人有关的研究，最后总是要落回到人体本身的数据上。一味地规避风险，只能画地为牢、故步自封，最后反而得不偿失。
　　幸好，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是由漫长演化历史刻在人类基因上的秉性，从上古时期的神农尝百草，到带头灌下幽门螺杆菌的2005年诺奖得主巴里·马歇尔，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从来不缺“御驾亲征”的“猛士”。时至今日，包括认知神经科学在内的很多领域，实验的第一批受试者往往依然是科学家们自己，甚至出现了导师和学生彼此设计实验“互坑”的趣闻。
　　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科学界对伦理要求的逐步规范，被试者从人身安全、知情权到人格自由的各项权益都得到了愈发完备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以被试者的身份参与到科学研究之中。一些思想比较开放的国家，甚至出现了被试者与实验室结成长期稳定合作伙伴、最终修成“祖传老被试”的佳话。

　　而这些被试者中最为著名的，可能就是下面这位化名H.M的美国小伙了。
　　1953年，27岁的H.M因为反复癫痫发作，接受了切除大脑双侧海马体的手术。手术的结果还算成功，他的癫痫症状大大缓解。但照顾他的家人与医生很快就发现，H.M的记性开始变得极其糟糕，连刚刚见过什么人、吃过什么东西都记不住了。
　　这时，女科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注意到了这位特殊的患者，开始对H.M耐心细致地全面测试。通过设计各种实验，布伦达发现H.M的大脑并非被彻底清空，相反，手术之前形成的绝大部分记忆，都好端端地存在H.M的脑子里——小伙子可以轻易地说出自己的名字，认出自己的家人，回忆起早年经历的各种事情，读书写字更是不在话下。而H.M真正出现异常的，是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因此，尽管布伦达几乎天天都去拜访他，但H.M每次见到这位女科学家时都依然会彬彬有礼地向这位“陌生人”问好——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如果实验测试过程中布伦达有事出去一下，回来以后就又不得不从头进行一番自我介绍。不过，H.M如果集中精力，还是可以像“狗熊掰棒子”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维持一小会儿记忆，所以他依然可以做一些相对复杂、需要分步运算的数学题。

　　经过4年细致的研究，布伦达和她的同事发表了一篇神经科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论文，详细描述了H.M这个罕见的病例，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设想：大脑两侧的海马体，就是人脑形成新的长期记忆的关键结构;如果两个海马全都被损毁了，那么就会出现H.M这样无法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情况。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在神经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的科学家纷纷从世界各地向H.M发出了实验的邀请，甚至亲自登门拜访。科学界对他持续一生的追踪研究，就这样开始了。
　　但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从布伦达的论文开始，科学家们统一在公开的研究报告中回避了这位小伙子的本名，以免影响他们一家正常的生活。
　　随着研究的进展，科学家们发现，H.M并非完全不能形成新的记忆——那些不能用语言和概念进行陈述、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熟练掌握的“非陈述性记忆（也称内隐记忆）”依然可以被H.M习得。在实验任务中，H.M可以经过反复训练而熟练掌握一些技巧（比如盯着双手在镜子里的倒影来描图），却会非常奇怪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些旁门左道的“小把戏”。根据这一现象，科学家们得出结论：陈述性记忆与非陈述性记忆作为长期记忆的两大类型，在大脑中的形成机制，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存在分离的。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H.M永远没能记住那些几十年如一日与他合作的科学家，但他却能对这些人“陌生”的面孔产生某种模糊的“熟悉感”，再次见面时能够隐约意识到自己之前见过他们——虽然仍旧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此外，随着H.M年龄的增长，科学家们发现他对于自己面孔的变化同样有着某种适应。即便能够脱口而出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7岁，但是当年过半百的H.M在照镜子时，他依然能毫不费力而且毫不惊讶地认出这个成长了很多的自己。显然，人脑的面孔识别功能也有着远比预期要复杂的记忆机制。通过对H.M持续一生的研究，科学家们大大加深了对记忆机制的了解，许多原本从来无从验证的假说和理论，都纷纷被这个实打实存在的病例所证实或推翻。

　　到了2008年，H.M——这个每次听说自己对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都会感到由衷惊喜的27岁大男孩——以82岁的年龄安然去世。直到这一刻，科学家们才公开了他的本名——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Henry Gustav Molaison），用以纪念他对人类科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亨利的大脑，也在经过家人同意后被取出保存，并在他逝世一周年时，在全球网络直播下被分割成了2600层切片，永存于人类的知识殿堂之中。全球上百万的观众一起见证了这个时刻，共同为亨利送上了自己最后的敬意。

　　在生物学与医学的研究中，像亨利这样因为事故、手术或者疾病而出现特定机体结构损伤的病例，从来都是带领我们认知人类秘密的无名英雄。对人类自身的试验与研究，一样可以成为造福人类的光辉善举。

四、善恶的彼岸

　　在科学的发展道路上，对人体的试验与研究，是一场注定无法回避的风险博弈，运用得当，则造福人类全体，出了问题，就要遗臭万年。
　　然而，拜我们祖先的本能结群模式所赐，人类对于同类的态度，往往会因其相对自己的亲疏远近而有着天壤之别。这种不稳定的生物本性，在文明时代被社会的想象共同体成指数级放大，反而导致了远比蛮荒时代更加惨烈的人体试验灾难。
　　直到距今不过五十多载春秋的1964年——也就是彼得开始调查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前一年——严格规定人体试验伦理标准的《赫尔辛基宣言》，方才姗姗来迟。而在这之前足足7000年的人类文明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任何法律或者共识，能够阻止人类以“科学进步”的名义对同类痛下黑手。

　　幸好，隨着《赫尔辛基宣言》等一系列伦理规范的签署与颁布，现代的正规人体试验研究，已经是一个以保护被试者、保护研究者、保护科学本身为核心目的的严谨体系。研究者在制定人体试验计划时，首先就要仔细权衡其中的获益与风险，并将自己的判断交由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核。委员会在接到了研究者的申请后，内部的科研专家将会对人体试验本身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判断，对风险和获益进行更深入的权衡;而法律与社会学背景的专家，则会从法理和伦理角度对人体试验进行评估，确保被试者的种种权益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至于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社会人士委员，也会积极扮演起“十二怒汉”式的陪审员角色，以社会大众的朴素视角，对整个项目进行严肃的道德审核。

　　经过这样正规审查后的人体试验，其研究者在开始前就要将研究的全部细节都向被试者和盘托出，绝不可以有任何的故意隐瞒。而对实验风险与获益充分知情的被试者，在根据自己情况决定加入试验后，也同样享有随时无条件退出的绝对自由。而为了进一步保护被试者的权益，正规人体试验仅仅会根据研究具体状况给被试者酌情补贴一些误工费和交通费，并不会给予他们任何额外的物质报酬;这一看似吝啬的举动，实际上反而保护了被试者，使其不用为物质利益所困，不会被心术不正的研究者威逼利诱。
　　当然，所有这些规则，都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若有心怀鬼胎、利欲熏心者存心绕过甚或收买伦理委员会，那么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悲剧与闹剧，就依然会在社会舞台中反复上演。不过这一次，我们至少在心中拥有了超越生物冲动本性的判断准绳。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人体试验新闻时，定然能够独立得出自己的批判结论，不再为罔知所措的群体呼声所淹没裹挟。
　　【责任编辑：刘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