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审美心胸与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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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审美心胸是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艺术家的创作和欣赏者的鉴赏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这个范畴的含义及其理论发展概况的分析,揭示审美心胸的对于文学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文艺学 审美心胸 人文精神 文学教育
  
  一
  
  在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理论中,审美心胸是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的一个精神条件和重要的前提,它是指审美主体的一种独特的重感悟的思维方式,也即是主体在从事审美活动时所具备的心理状态。在创作中,它指的是艺术家在观照所要描绘的客观物象时的心理状态:在欣赏中,它又是指欣赏者对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审美心胸以虚静人性为根柢,从内心超越了各种利害关系,以超功利、忘得失为其基本特征。它要求审美主体在形象创造与接受中,从生理到心理,都能与自然及自然之道合而为一,从中体现出主体生命的创造自由,融汇入无限的宇宙之中。它的实质是人以其独立人格寻求与天地相参,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相融合,以游戏的态度体现“天人合一”的古典美学精神。
  
  二
  
  审美心胸理论从萌芽发展到完成,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它的建树主要集中在对两大方面的问题的认识上,一是对审美心胸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的认识,二是对审美心胸的建构的认识。
  
  (一)对审美心胸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的认识
  早在先秦时期,审美心胸理论就已露出端倪。其中,老子和庄子分别对审美心胸理论的建构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老子的“涤除玄览”的哲学命题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美学有关审美心胸理论的发端。
  所谓“涤除玄览”,按字面理解,就是洗涤尘垢——洗去心中的各种主观欲念、成见和迷信,保持内心的虚静,从而使头脑变得如同镜子一样纯净清明,最终达到对“道”的观照——对宇宙万物的变化及其本原的观照。
  “涤除玄览”实际上是一种超功利的理性直观,这种理性直观也正是审美所必须具有的重要特征,也是审美观照、审美创造及鉴赏所必需的精神状态即审美心胸。
  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的上述理论被不少理论家和创作者所引用和发展。其中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澄怀观道”,就是对老子命题的补充和发挥:陆机、刘勰也把老子“涤除玄览”的命题直接引到文学创作的领域。陆机在《文赋》开头就提出,“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虚静一说最初就是源自于老子。刘勰把它看作是对实现审美观照的必需,也是进行文学构思的必要的条件,可谓眼光独到。
  对审美心胸理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还有庄子。庄子认为,“道”为万物之源,也是最高的、绝对的美《知北游》中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认为,要通过原天地之美而达到对于“道”的观照,应该通过“心斋”、“坐忘”、“齐以静心”等途径。“心斋”一说源于庄子的《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是一种排除思虑和欲望的精神修养方法。其特征是“虚”,只有保持“心”的虚静,才能获取道。“虚而待物”就是审美过程中获取审美对象,是去实就虚,排除一切非审美因素,排除一切外界干扰的超脱。
  此外,在《大宗师》中,庄子还提出“坐忘”的概念:“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所谓“离形”、“堕肢体”,就是从人的生理欲望中解脱出来。所谓“去知”、“黜聪明”,就是从人的名利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
  此后,顺着这个思路,还有宗炳关于“澄怀观道”的论述和张璪、郭熙等人的论述,又继续对审美心胸理论加以进一步的发挥。
  “澄怀味象”是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他说: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在这段话里,宗炳要求审美主体以空明虚静之心,去体验自然之美,去观照“道”的深奥玄妙。在审美中,既要驰骋想象,以体味并创造美,又要探究那个时空无限,惟恍惟惚的“道”。要在“味象”与“观道”,观赏自然山水形象的过程中将二者结合起来,实现审美心胸的扩充。所以,叶朗先生说“他(指宗炳——引者)把老子美学中‘象’、‘味’、‘道’、‘涤除玄览’和庄子美学中‘心斋’、‘坐忘’等范畴和命题融化为一个新的美学命题,对老庄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作了高度的概括,这在美学史上是一个飞跃。”
  此外,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命题也对审美心胸理论有所发展。
  张璪认为画家必须屏除世俗利害的考虑,把握万象的本体和生命——“物在灵府,不在耳目”——胸中之“象”不同于自然形态的物象,好的创造,必须主客体已融为一体,心、手、物融于一体——“得于心,应于手”,最终达到“物我两忘”。
  郭熙的“林泉之心”,亦是包含着审美心胸理论的说法。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这里说的“价高”、“价低”,是指山水的审美价值差别。为了发现山水的审美价值,观者须有一个和它相适应的心胸,即“林泉之心”——审美的心胸。“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不然,则志意已抑郁沉滞。局在一曲,如何得写貌物情,摅发人思哉?”所谓“林泉之心”、“万虑消沉”,不仅不是骄侈俗鄙、意烦心乱,也不是志意抑郁沉滞,局在一曲,而是“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心胸宽广,生机勃勃。
  一代宗师苏轼非常敏感地追寻着历史的踪迹,站在前人已建树的审美心胸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身与竹化”的美学命题。他的“胸中之竹”转化为“手中之竹”的命题就包含审美心胸的内容。
  他认为,要使审美直觉转化成艺术作品,除了需要高度的技巧之外,更需要一种审美创造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苏轼称为“身与竹化”。他有一首诗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所谓“见竹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就是精神高度集中,达到了“忘我”的境地。画家超越了世俗利害得失的考 虑,也超越了自己的生理的存在,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胸中的审美意象——“胸中之竹”之中。“身与竹化”以至达到创作的最佳境界。
  至此,中国文艺心理学中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发展趋于成熟。审美心胸在审美观照、审美创造中的必要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中国历代的艺术家们成功创造的艺术经验总结,也不断证明审美心胸理论的重要性与深刻性。
  
  (二)对审美心胸的建构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认为,审美心胸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造化,它需要一个积学储宝、酌理富才、研阅穷照的漫长实践过程。因此。如何建构审美心胸,从而抵达最高的审美境界,也是历代美学家极为关注的问题。
  这一方面中,最早也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庄子的“坐忘”论《庄子·大宗师》云:
  颜回日:“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在庄子看来,要通过“坐忘”来建构审美心胸,起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忘物忘我,由此进入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境地。
  二是超然脱俗。庄子提倡超脱现实功利之外的精神,主张齐生死,齐物我,齐富贵,要排除一切外界干扰,要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美。
  三是物化为道。“坐忘”的目的就是为了获道。“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就是要求物我俱化为道,以“坐忘”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达到物化为道的境界。
  为此,人的心灵必然要经历多个阶段的精神修养。
  首先,是要消解由于人作为生物性存在而带来的生理的欲望,使心灵得到一种自由解放。
  其次,要消解知性对于精神的束缚,不让由知性活动而带来的是非、得失、荣辱等等烦扰心灵,从而使心灵从知识的无穷的追逐中解脱出来,而得到自由解放。
  再次,要在心灵绝对自由解放中达到与道合一,达到超越自我、心旷神怡,虚静恬淡而自由愉快的心理状态,摆脱了种种现实性束缚,达于一种超功利、忘物我的心态。
  庄子以“忘”而达到“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空明澄澈的心灵境界,从而建构审美心胸的思想,使后来的许多美学家深受其影响。
  明代的诗歌美学家谢榛受其影响及启发并作了积极的和新的补充。他从审美主体的建构出发,提出了“养心充气,以养胸次”的理论,丰富了审美心胸的建构方式,扩大了审美心胸的理论内涵。
  谢榛强调指出:“人非雨露而自泽者,德也:人非金石而自泽者,名也。心非源泉而流不竭者。才也:心非鉴光而照无偏者,神也。非德无以养其心,非才无以充其气。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士衡、士龙有才而恃,灵运、玄晖有才而露。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也。”
  谢榛关于审美胸襟建构的主张,强调审美心胸的重要性,认为审美胸襟的高低决定着艺术作品的优劣,决定着艺术创作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养其胸次”——培养审美心胸的重要途径。
  
  三
  
  纵观中国古典文艺心理学有关审美心胸的理论,可以从中发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在“天人合一”的思维基础上,以高扬人生的自由精神。
  “天人合一”,“物我一体”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在老庄他们看来,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万物生命间是息息相通的,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因而,审美活动不只是主体以身心关照对象,而且是一种心物共感共鸣生的命体验中。在这一过程中,物象扣动着人们的心弦,让人们用整个生命去听、去看、去想,从自然的生命中获得生命的共感。艺术创作乃是构新的生命境界的过程。体现极度自由的生命特征。这正是人的本质之所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人的本质定位为自由的有生命的存在,这是非常值得令人深思的。
  
  其二,它高扬非功利的理想主义精神
  西方文艺心理学中,审美的非功利性一直是一个很受人重视的话题。其中,康德的论述最为有名。康德在《判断力的批判》中把非功利与功利看作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分水岭。指出“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厉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但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心理学的非功利、忘得失的审美心胸理论不仅出现得更早。而且影响更大。这种精神和心胸,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艺术创作与欣赏建筑一条抵御世俗侵染的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其三,它表现出对自然生态与人的和谐相处的精神吁求
  对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关照是审美心胸理论所体现出的又一重要价值。在庄子他们看来,人可以以自身为对象,去把握宇宙,去反思人生:也可以从对自然生命的审美中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本同根所生,同属一个整体,本应该和谐共生而不应相互伤残。这种理论主张。对于我们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构建和谐的生态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人类甚至自己看作是万物的中心,为此,我们不仅放纵自己的聪明,也表现出自己的愚蠢:不仅征服了世界,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重新回到人与世界和谐相处的轨道上,从这点上看,审美心胸理论同样也是有意义的。
  
  其四,它体现出原道的不懈追求
  前面我们多次说过,审美心胸理论要求。审美最终要达到对“道”的观照。尽管对“道”的解释可以有诸多说法,但是,这个“道”决非可有可无的,或者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的琐碎之言,而是事关宇宙人生的宏大叙述。这种理论,使得中国古典艺术一直以来探究宇宙人生的本源为主题,表现出开阔的心胸和宏大的视野,也增加了艺术的理性内涵。从这一点上看,不仅与当下那些热衷于贩卖个人隐私,或者局限于琐碎言说的所谓“艺术”有着天渊之别,也比削平深度,崇尚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更具古典色彩。
  今天,注重实效、功利主义日渐侵蚀着我们的艺术创作、欣赏文学教育教学活动,非功利的人文精神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远去的梦想,但是,有时候,这种非功利的理论和理想又是人类人文精神中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这就是我们要从审美心胸理论中得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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