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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出版界,从某种程度上看,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乏的正是这一口底气。寻思起来,不免让人心生今不如昔之感慨。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固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为贴切之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悖逆亦堪称民国士林中的一道别样风景。“五四”前后,风云激荡,新旧杂陈,总有几位宿儒“逆流而动”,发出不谐之音,引来世人关注。就文、白问题,林纾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虽惨淡收场,林老夫子却依旧自认“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黄侃看不惯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新文学主张,于是明里暗里冷嘲热讽。陈独秀倡言“毁孔子庙罢其祀”,黄氏便和一句“八部书外皆狗屁”,然村夫骂座的路数难敌新文化人之围攻,最终落得个负气南下。尚有“辫子教授”辜鸿铭,此君藉苏东坡“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诗自况,与北大诸位年轻人上演了无数部嬉笑怒骂之活剧。其实平情论之,身逢中西文化交汇之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林、黄、辜诸位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只好固执地与整个潮流唱反调,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宿命。若能以“同情之理解”态度体味其内心世界,其间可爱之处便喷薄而出,殊堪寻味。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晚近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2010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代,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气势,灭灭世襄威风。一会儿王世襄来了,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闷葱。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酒菜本不可分,好菜一桌,又岂能无佳酿一壶?民国名士中好饮者枚不胜举。“疯子教授”黄侃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也。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入肚半斤。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茅台、五粮液、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也一一笑纳。喝到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据其日记载,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民国知识人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之云外了。所以,那些男人们醒酒后对女人们所发表的“戒酒宣言”,大可不必当真,多是摆摆架子、说说而已。毕竟酒这玩意儿,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它,又能有几人安然脱身呢?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拙作就此问题也多有交代。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邈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别咽下这口气!
(王学斌:《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固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为贴切之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悖逆亦堪称民国士林中的一道别样风景。“五四”前后,风云激荡,新旧杂陈,总有几位宿儒“逆流而动”,发出不谐之音,引来世人关注。就文、白问题,林纾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虽惨淡收场,林老夫子却依旧自认“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黄侃看不惯胡适、陈独秀等人之新文学主张,于是明里暗里冷嘲热讽。陈独秀倡言“毁孔子庙罢其祀”,黄氏便和一句“八部书外皆狗屁”,然村夫骂座的路数难敌新文化人之围攻,最终落得个负气南下。尚有“辫子教授”辜鸿铭,此君藉苏东坡“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诗自况,与北大诸位年轻人上演了无数部嬉笑怒骂之活剧。其实平情论之,身逢中西文化交汇之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林、黄、辜诸位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只好固执地与整个潮流唱反调,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宿命。若能以“同情之理解”态度体味其内心世界,其间可爱之处便喷薄而出,殊堪寻味。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晚近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2010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代,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气势,灭灭世襄威风。一会儿王世襄来了,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闷葱。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酒菜本不可分,好菜一桌,又岂能无佳酿一壶?民国名士中好饮者枚不胜举。“疯子教授”黄侃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也。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入肚半斤。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茅台、五粮液、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也一一笑纳。喝到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据其日记载,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民国知识人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之云外了。所以,那些男人们醒酒后对女人们所发表的“戒酒宣言”,大可不必当真,多是摆摆架子、说说而已。毕竟酒这玩意儿,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它,又能有几人安然脱身呢?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拙作就此问题也多有交代。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邈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别咽下这口气!
(王学斌:《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