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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12日，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天上午10点40分，国民党的理论权威戴季陶，不慎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撒手归天。他的死，震惊了国民党朝野上下，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死，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青年革命家戴季陶
戴季陶原名良弼，又名传贤，字季陶，1890年生于四川省广汉县，原籍浙江吴兴，后迁至四川广汉。戴季陶幼时，家境比较贫寒。他天资聪颖，功课很好，有“神童”之称。1920年，他进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遇到恩师徐炯，徐先生常向学生灌输反清思想。年仅13岁的戴季陶，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反清的种子。他因聪明伶俐和用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却因一次聚集同学抗议学校袒护那些富家子弟而被开除学籍。
1905年，16岁的戴季陶汇入出洋留学大潮，东渡扶桑。为资助他求学，长兄卖掉土地，凑足了700两白银。但在上海码头，钱财都被流氓抢劫一空。好在一位旅沪四川同乡也要去日本，对他很同情，就携其一同东渡，进日本大学法科学习。
戴季陶在日本受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但他未加入同盟会。虽经济十分拮据，但他学习刻苦，留学生中，他年龄最小，而成绩却最好。为了团结中国留日学生，戴季陶与后来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元，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得到留日学生的赞同。戴季陶以发起人当选为会长。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同学的帮助是杯水车薪，难以长期支持，戴季陶遂决定回国，同学们为他凑齐了路费。这样，他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夕，带着一腔的热血、满腹的经纶，回到了山雨欲来的祖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戴季陶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上海革命党人陈其美与钮永建起兵反清。戴季陶在上海参加起义，第二次见到了蒋介石。他与蒋介石默契合作，说动钮永建同意陈其美为沪都督，避免了一场内讧。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戴季陶积极参与“武装讨袁活动”，协助南京的黄兴调兵遣将发动起义。但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孙中山流亡日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兼翻译。1914年，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戴季陶任浙江支部长。1916年4月底，他随孙中山回上海，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他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不久，南方军阀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护法运动失败，戴季陶又随孙中山回上海。
1920年底，孙中山重返广州，再组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不久，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戴季陶多有美言。后蒋介石因受陈炯明排挤，负气跑回奉化老家。孙中山屡次电催其返粤，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去劝说，结果两人闹翻，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曾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在戴季陶的敦劝下，1922年6月，蒋介石回到广州。此后，蒋介石越来越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与戴季陶的私交也越来越深。在民国初年，戴季陶作为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和反袁健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戴季陶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所疑虑，他知道一些共产党创始人“后生可畏”，觉得若让他们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等人惨淡经营的国民党会为共产党取而代之。他在与廖仲恺争论时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的。在这次大会上，戴季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6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建校初期，戴季陶曾为解除校内两党之间的猜疑和偏见，做过一些工作。但是他目睹周围的共产党人的办事能力、效率都远远超过“国民党中之老朽”，孙中山对这些人持赞赏态度。他担心孙中山有被共产党人包围之势，说不定会成为“准共产党”，便产生了一种失落感，曾多次离粤返沪。他私下里与蒋介石交谈，曾流露过自己的忧虑。蒋介石劝他要耐得住寂寞，耐心等待。谁主沉浮，要看天意，要看机遇。他明白了蒋介石的心志，看到了“新的希望”。此后，他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捞取政治资本。他的“戴季陶主义”更是极大地影响了蒋介石，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建立新军阀反动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戴季陶闻讯连忙赶到北京，随侍于孙中山病榻左右。孙中山临终前，他是遗嘱的签证人之一。
1926年10月，国民党任命戴季陶为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长，但他郁郁寡欢，不安于位。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戴季陶积极为其献计献策，并被委派到日本活动，寻求支持。与此同时，他还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备战，歇斯底里的法西斯叫嚣，矛头直指中国，“引为至忧”。出于民族义愤，他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先后在日本各地发表演讲64次，为维护民族尊严也多有抗争。
1927年3月底，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为蒋家王朝建立呼号鼓吹，竭尽其力，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合全国国民》一文，吹捧蒋介石一伙的反革命行径，要人们相信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党才有救，国才可以救。他是蒋介石得力的帮凶，是共产党的凶恶敌人。
1928年8月，在国民党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戴季陶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10月10日，国民政府5个院长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分别是行政院长谭延阖，立法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监察院长蔡元培，考试院长戴季陶。
戴季陶其人
在国民党大员中，戴季陶是个怪人。他多愁善感，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所以性格怪异，近似于神经质。身为政府要员的他，有时竟会突然像小孩一样痛哭不停。“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城内仍是歌舞升平，一次夜里，戴季陶与友人来到首都饭店，见那些达官显贵仍一个个沉浸在笙歌曼舞之中，便当场大声哭嚎，以发泄其“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痛恨之情。
戴季陶的妻子纽有恒，长他4岁，被他呼其“姐姐”。这位“姐姐”是个比戴季陶还要虔诚的佛教徒。可能她误以为丈夫也和她同样笃信佛教，早已了却凡念，所以不太注重夫妻生活。这使得戴季陶大为失望。百无聊赖之际，他与一位亲戚赵文淑暗中往来。纽氏死后，他们由地下转为公开，不久便正式结婚。
既涉及戴季陶的“私生活”，必提蒋纬国的身世之谜。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政治上敏感悬疑的话题。其实，蒋纬国的确是戴季陶的儿子，他与戴安国同是一母所生，他母亲叫津渊美智子，是位艺妓。当年，戴季陶、陈其美、蒋介石同在日本。3人中，以戴季陶的个性最为浪漫，文才最好，且风流倜傥，又喜作狎邪之游，尝以风流韵事为其生平乐事。其神采令美智子颇为倾心，后来他们生有二子，即戴安国与蒋纬国。1915年，戴季陶携眷离开日本，美智子有定居中国之意，但终因中国政局不稳定，且戴、蒋等人迁徙无常，她只好于1920年重返日本。直到北伐完成，戴季陶、蒋介石成为“党国要人”后，这段异国之情遂告中断。
一般说来，声势显赫的权贵总是特别怕死，总是想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但戴季陶却是三番五次想自杀，而且大多想往江海里跳。
尽管戴季陶几次自杀未遂，但最后又并非死于自杀。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安眠药因经常服用也渐渐失去作用，只好不断加大剂量。1947年，他曾几次服用过量，幸亏抢救及时脱险。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风雨飘摇，他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不想死，他妄图硬撑着他那副病残的躯体与共产党顽抗到底。
1948年11月，当陈布雷自杀后，他还埋怨陈布雷不该在危难之秋离老蒋而去。1948年底，他携家眷由杭州飞抵广州。他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同住迎宾馆，于右任曾责备戴氏作为老蒋的密友和智囊，对老蒋不加劝阻，还助纣为虐，应该对蒋介石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他受到刺激。不久，孙科率行政院到广州，要合用迎宾馆，毫不客气地把戴季陶赶到了条件较差的东园招待所。这使戴季陶气愤不已，大骂孙科，决意离粤回川，因气候恶劣，未能成行。
1949年2月12日上午10时40分，他因服过量安眠药而死去，为自己画了一个扭曲的终止符。
（摘自台海出版社《百名国民政府要员的衰荣人生》 ）
青年革命家戴季陶
戴季陶原名良弼，又名传贤，字季陶，1890年生于四川省广汉县，原籍浙江吴兴，后迁至四川广汉。戴季陶幼时，家境比较贫寒。他天资聪颖，功课很好，有“神童”之称。1920年，他进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遇到恩师徐炯，徐先生常向学生灌输反清思想。年仅13岁的戴季陶，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反清的种子。他因聪明伶俐和用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却因一次聚集同学抗议学校袒护那些富家子弟而被开除学籍。
1905年，16岁的戴季陶汇入出洋留学大潮，东渡扶桑。为资助他求学，长兄卖掉土地，凑足了700两白银。但在上海码头，钱财都被流氓抢劫一空。好在一位旅沪四川同乡也要去日本，对他很同情，就携其一同东渡，进日本大学法科学习。
戴季陶在日本受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但他未加入同盟会。虽经济十分拮据，但他学习刻苦，留学生中，他年龄最小，而成绩却最好。为了团结中国留日学生，戴季陶与后来任《大公报》总经理的胡政元，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得到留日学生的赞同。戴季陶以发起人当选为会长。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同学的帮助是杯水车薪，难以长期支持，戴季陶遂决定回国，同学们为他凑齐了路费。这样，他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夕，带着一腔的热血、满腹的经纶，回到了山雨欲来的祖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戴季陶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上海革命党人陈其美与钮永建起兵反清。戴季陶在上海参加起义，第二次见到了蒋介石。他与蒋介石默契合作，说动钮永建同意陈其美为沪都督，避免了一场内讧。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戴季陶积极参与“武装讨袁活动”，协助南京的黄兴调兵遣将发动起义。但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孙中山流亡日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兼翻译。1914年，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戴季陶任浙江支部长。1916年4月底，他随孙中山回上海，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他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不久，南方军阀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护法运动失败，戴季陶又随孙中山回上海。
1920年底，孙中山重返广州，再组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不久，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戴季陶多有美言。后蒋介石因受陈炯明排挤，负气跑回奉化老家。孙中山屡次电催其返粤，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去劝说，结果两人闹翻，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曾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在戴季陶的敦劝下，1922年6月，蒋介石回到广州。此后，蒋介石越来越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与戴季陶的私交也越来越深。在民国初年，戴季陶作为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和反袁健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戴季陶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所疑虑，他知道一些共产党创始人“后生可畏”，觉得若让他们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等人惨淡经营的国民党会为共产党取而代之。他在与廖仲恺争论时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的。在这次大会上，戴季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6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建校初期，戴季陶曾为解除校内两党之间的猜疑和偏见，做过一些工作。但是他目睹周围的共产党人的办事能力、效率都远远超过“国民党中之老朽”，孙中山对这些人持赞赏态度。他担心孙中山有被共产党人包围之势，说不定会成为“准共产党”，便产生了一种失落感，曾多次离粤返沪。他私下里与蒋介石交谈，曾流露过自己的忧虑。蒋介石劝他要耐得住寂寞，耐心等待。谁主沉浮，要看天意，要看机遇。他明白了蒋介石的心志，看到了“新的希望”。此后，他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捞取政治资本。他的“戴季陶主义”更是极大地影响了蒋介石，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建立新军阀反动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戴季陶闻讯连忙赶到北京，随侍于孙中山病榻左右。孙中山临终前，他是遗嘱的签证人之一。
1926年10月，国民党任命戴季陶为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长，但他郁郁寡欢，不安于位。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戴季陶积极为其献计献策，并被委派到日本活动，寻求支持。与此同时，他还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备战，歇斯底里的法西斯叫嚣，矛头直指中国，“引为至忧”。出于民族义愤，他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先后在日本各地发表演讲64次，为维护民族尊严也多有抗争。
1927年3月底，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为蒋家王朝建立呼号鼓吹，竭尽其力，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合全国国民》一文，吹捧蒋介石一伙的反革命行径，要人们相信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党才有救，国才可以救。他是蒋介石得力的帮凶，是共产党的凶恶敌人。
1928年8月，在国民党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戴季陶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10月10日，国民政府5个院长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分别是行政院长谭延阖，立法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监察院长蔡元培，考试院长戴季陶。
戴季陶其人
在国民党大员中，戴季陶是个怪人。他多愁善感，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所以性格怪异，近似于神经质。身为政府要员的他，有时竟会突然像小孩一样痛哭不停。“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城内仍是歌舞升平，一次夜里，戴季陶与友人来到首都饭店，见那些达官显贵仍一个个沉浸在笙歌曼舞之中，便当场大声哭嚎，以发泄其“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痛恨之情。
戴季陶的妻子纽有恒，长他4岁，被他呼其“姐姐”。这位“姐姐”是个比戴季陶还要虔诚的佛教徒。可能她误以为丈夫也和她同样笃信佛教，早已了却凡念，所以不太注重夫妻生活。这使得戴季陶大为失望。百无聊赖之际，他与一位亲戚赵文淑暗中往来。纽氏死后，他们由地下转为公开，不久便正式结婚。
既涉及戴季陶的“私生活”，必提蒋纬国的身世之谜。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政治上敏感悬疑的话题。其实，蒋纬国的确是戴季陶的儿子，他与戴安国同是一母所生，他母亲叫津渊美智子，是位艺妓。当年，戴季陶、陈其美、蒋介石同在日本。3人中，以戴季陶的个性最为浪漫，文才最好，且风流倜傥，又喜作狎邪之游，尝以风流韵事为其生平乐事。其神采令美智子颇为倾心，后来他们生有二子，即戴安国与蒋纬国。1915年，戴季陶携眷离开日本，美智子有定居中国之意，但终因中国政局不稳定，且戴、蒋等人迁徙无常，她只好于1920年重返日本。直到北伐完成，戴季陶、蒋介石成为“党国要人”后，这段异国之情遂告中断。
一般说来，声势显赫的权贵总是特别怕死，总是想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但戴季陶却是三番五次想自杀，而且大多想往江海里跳。
尽管戴季陶几次自杀未遂，但最后又并非死于自杀。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安眠药因经常服用也渐渐失去作用，只好不断加大剂量。1947年，他曾几次服用过量，幸亏抢救及时脱险。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风雨飘摇，他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不想死，他妄图硬撑着他那副病残的躯体与共产党顽抗到底。
1948年11月，当陈布雷自杀后，他还埋怨陈布雷不该在危难之秋离老蒋而去。1948年底，他携家眷由杭州飞抵广州。他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同住迎宾馆，于右任曾责备戴氏作为老蒋的密友和智囊，对老蒋不加劝阻，还助纣为虐，应该对蒋介石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他受到刺激。不久，孙科率行政院到广州，要合用迎宾馆，毫不客气地把戴季陶赶到了条件较差的东园招待所。这使戴季陶气愤不已，大骂孙科，决意离粤回川，因气候恶劣，未能成行。
1949年2月12日上午10时40分，他因服过量安眠药而死去，为自己画了一个扭曲的终止符。
（摘自台海出版社《百名国民政府要员的衰荣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