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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用“越南婆”,这个富有白话气息,又带点调侃语气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越南女性。大多数人认为她们是穷家汉的老婆,或者是在边境商贸中分一杯羹的劳动力,甚至被视作生意人在国境南边的女伙伴。
北纬22度附近,广西凭祥,中越边界重地。在中国这边,从市区到农村,橙黄色调子,简单的三角楣,以及仿洛可可涡旋花纹装饰的新房到处可见,它们有的挤在城区旧房子的夹缝里,有的竖立在广袤的田野上。房地产广告摆出了“打造法式风情小镇”的旗号,而贩卖货物的生意人,以及看守店铺的当地人,混杂在一起,行迹匆忙。
在友谊关的南北两侧,欧式风格的小房子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挂着中国或越南国旗。从红色国旗的图案上,人们能分清哪些建筑位于中国,哪些属于越南;但要分辨中国人和越南人却有一定的难度。
普通话、粤语、壮话、当地粤语、甚至越南官话混杂在街头上。在当地,人们用“越南婆”,这个富有白话气息,又带点调侃语气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越南女性。在《南都周刊》记者的走访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是穷家汉的老婆,或者在边境商贸中分一杯羹的劳动力,甚至被视作生意人在国境南边的“女伙伴”,但她们就生活在边界两端的凭祥和(越南)同登,已经逾百上千年。
“越南老婆”,是凭祥生意人在私下场合常聊的暧昧话题之一,而到了隘口、卡凤等离国境不到几公里的地方,这已经是当地默认的现实。在广西、云南漫长的中越边境线地区,她们与边民交往,恋爱,结婚,生子,还形成了“越南老婆”在中国都市人心目中的传统印象:非法婚姻,农村穷人的选择,买卖婚姻,林林总总。
边境通婚
3月上旬,距离越南不到一公里的四方岭,村民何加文的太太、六十多岁的侬美荣穿着深蓝色的开襟壮服,忙着照顾两个不到一岁的孙女。屋外是地矮连绵的丘陵,山的另一边就是她的故乡,越南。
“半小时就能走过去。有些路,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侬美荣说。
这本来是下田插秧的季节,但庄稼地里旱得干裂,没有水,侬美荣只能在家做点家务,喂鸡,打扫,给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孙女儿熬汤。她的媳妇,也是来自越南同登的何氏,一个个子不高但鼻翼丰厚的姑娘,见到记者来访,一直看着地板,然后匆匆地跑到屋外去了。
在何家的屋子里,除了壮族特色的祭祀台,还摆着何家儿子与媳妇的婚纱装。不过,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登记表上,已经嫁到这里40年的侬美荣被认为是正式的户籍人员,但她前年刚娶进门的媳妇则被写为:“何氏,越籍”,至今还是理论上的“黑户”。
实际上,尽管国籍不同,但何家文和侬美荣都是壮族人(在越南则被称为侬族),他们从小就说同一种语言:壮话。他们的儿子和媳妇也是如此。至今,侬美荣还不认识多少个汉字,乃至在吃药的时候,她会向记者了解包装上的剂量说明。
“年轻的时候,中国和越南都很穷,甚至闹饥荒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跑到越南那边去,”何加文回忆说。“我经常去越南玩,尤其喜欢到那边唱山歌。打仗之前,大家随便可以走过去的,那边有朋友,有亲戚,大家就像一个镇,或者一个村互相认识的那样。”
何加文与侬美荣谈恋爱时,由于没有通讯工具,他们就定期约在市集上见面,分手时又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恋爱大约半年以后,1970年代初,她们结婚了。何家文的家,当时还是茅草房,跟侬美荣家几乎没有区别,不过,何家文在经济上的负担更大一些,因为侬美荣当时还没有中国户口,于是,到城里跑活的都是何家文,侬美荣则留在村里种地。
1970年代末,中越爆发边境战争。军队驻扎在村里,何家文夫妇和村民们都躲到附近的山洞里。洞外的炮弹呼啸着飞过,每一下震动都令她们心寒。“当时没有地方可去,这些山就是我们的家。”侬美荣说。
双重黑户
随着中越经济差距的拉开,从19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从边界以南嫁到了边界以北。“直到现在,同登那边农村还是很穷。大家住的房子都是泥砌的,但这边至少有砖头。”侬美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的媳妇何氏,已经懂得开着摩托车在村落附近拉客赚钱了。
越南女性在凭祥是具有双重色彩的。一方面,超级市场的女服务员,或者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有时会对这些“外国人”使白眼,嘀咕一句“越南婆”。另一方面,人们平时又会讲述越南女性的种种传奇故事,譬如越南农民(在越南种地的农民通常是女性)能熟练地把田里隐藏的地雷像拔萝卜一样堆到田埂边,然后弯腰继续插秧。
边境村民们对越南妻子已经习以为常。在四方岭正盖着房子的工地上,不单有越南过来的女孩在帮忙,而且同登地区一些越南男人也会过来打短工。如果不查身份证的话,或者你不是当地人,谁都看不出这些人的区别。
现在的四方岭,几乎一半的农户男丁都娶了越南老婆。娶越南太太的投入,要比娶中国女孩低廉,按照何家文的形容,儿子何红飞与何氏在前年结婚,总共花了大概5000元,而在凭祥,单是给女方家的定金就要1.8万。每隔一两个月,婆媳俩就会经过边检,或者特定的道路,去同登的亲戚朋友家走走。
“1990年代开始,镇里就开始遣返边界上中国人的越南妻子,最近这十年觉得不现实了,逐渐把她们默认成自己人,”友谊镇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世代住在一起的,但因为他们没有办结婚登记,我们又要管着超生,所以才有过去驱赶她们的做法。”
“普遍来说,她们都愿意进中国国籍,但是又不能进。这就是为什么地方能宽容她们的原因。”长期在广西边界地区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周建新说。这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长介绍,这些婚姻建立在共同文化、习俗和信仰的基础上,而国界对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中越边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很多中国边境女性的婚姻都流向城市。为了传宗接代,男性与越南人恋爱,物色妻子,当地人都觉得没有问题。”他说。
据介绍,广西边境中越通婚的历史长达千年。近代,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等时期,很多居住在边境的中国人去了越南,后来成为侨民,而到了中越战争时期,这种边界上的往来乃至通婚停顿了将近十年。从1990年代初开始,从越南方面进入中国的边民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国边民的家庭成员。
“不过,以前对涉外婚姻登记手续纷繁复杂,收费又高,使这些越南老婆成为双重黑户——在中国要被赶,那边的政府也不认她们。”周建新说。从2004年开始,广西边境城市的民政部门获得权限,开始为边民的跨国婚姻进行登记。不过,根据凭祥市民政部门的介绍,目前为止,没有一对夫妇来做过登记,只有一两个边民来咨询过。
在越南期间,记者了解到,目前越南政府对涉及外国公民到越南娶妻的手续较为复杂,譬如必须到指定中心大城市的有关机构办理,这也成为了很多台湾及中国大陆新兴通婚中介对相亲者收费的主要依据。
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中越两地的家庭,近年已经不止于边民通婚。随着中越贸易的迅速发展,来自各地的外地商人聚集在浦寨、弄怀等地区,记者走访了解到,其中不少与越南女性有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来自湖南,37岁的水果贸易商林兴明(音)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越南妻子,24岁的阿贞与他居住在凭祥市区,已经4年多。平时,阿贞会奔波在越南和凭祥联络生意伙伴,为林兴明的朋友做翻译。“我倒是一两个月才来一次。其实,我在家乡已经有太太了,不过,我老婆(指阿贞)不介意。”林一边喝功夫茶,一边对记者说。
通婚2.0
凭祥市政府宣传部的张扬认为,现在的越南不像五年十年前了,越南开放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说到越南,就想到它穷,但其实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家境不佳的女性,就会想嫁到外国去。”
根据媒体报道,在广东和广西一些非中越边境的地区,还有很多未经过合法手续“嫁”到中国的越南妻子。譬如,在广西东部的玉林市,或者广东北部的清远市,总计有逾千名越南妇女在当地生儿育女,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在上个世纪被贩卖过来的,这些贩卖组织甚至逼迫越南妇女从事卖淫的活动。很多报道都指出,这些犯罪活动的源头,都来自于城乡地区男性建立家庭的诉求,并为这些组织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在越南,关于中国大陆拐卖越南妇女的报道并不少见。从21世纪开始,中越双方开始展开针对性的,连续打击行动。不过,越南打击贩卖妇女和儿童的“国家行动项目”办公室表示,中国是贩卖越南妇女人贩的最大目的国,占2004至2010年间所有相关案件的65%。
在中越通婚多重局面并存的情况下,根据海防、胡志明市一些婚介组织的介绍,从去年开始,中国大陆城市男性到越南求偶的数目开始迅速增加。这些求偶者要付出两万元以上的中介费用,来获得与越南适婚女性见面,以及谈婚论嫁的机会。
“贩卖妇女和边境通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情,而买卖婚姻和自由恋爱也是如此。”周建新评论说,“大城市的中国人到越南找老婆,我想他们没有建立在一个能建立家庭的,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边境研究跨国婚姻的人,这还真是新鲜的事情。”
北纬22度附近,广西凭祥,中越边界重地。在中国这边,从市区到农村,橙黄色调子,简单的三角楣,以及仿洛可可涡旋花纹装饰的新房到处可见,它们有的挤在城区旧房子的夹缝里,有的竖立在广袤的田野上。房地产广告摆出了“打造法式风情小镇”的旗号,而贩卖货物的生意人,以及看守店铺的当地人,混杂在一起,行迹匆忙。
在友谊关的南北两侧,欧式风格的小房子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挂着中国或越南国旗。从红色国旗的图案上,人们能分清哪些建筑位于中国,哪些属于越南;但要分辨中国人和越南人却有一定的难度。
普通话、粤语、壮话、当地粤语、甚至越南官话混杂在街头上。在当地,人们用“越南婆”,这个富有白话气息,又带点调侃语气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越南女性。在《南都周刊》记者的走访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是穷家汉的老婆,或者在边境商贸中分一杯羹的劳动力,甚至被视作生意人在国境南边的“女伙伴”,但她们就生活在边界两端的凭祥和(越南)同登,已经逾百上千年。
“越南老婆”,是凭祥生意人在私下场合常聊的暧昧话题之一,而到了隘口、卡凤等离国境不到几公里的地方,这已经是当地默认的现实。在广西、云南漫长的中越边境线地区,她们与边民交往,恋爱,结婚,生子,还形成了“越南老婆”在中国都市人心目中的传统印象:非法婚姻,农村穷人的选择,买卖婚姻,林林总总。
边境通婚
3月上旬,距离越南不到一公里的四方岭,村民何加文的太太、六十多岁的侬美荣穿着深蓝色的开襟壮服,忙着照顾两个不到一岁的孙女。屋外是地矮连绵的丘陵,山的另一边就是她的故乡,越南。
“半小时就能走过去。有些路,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侬美荣说。
这本来是下田插秧的季节,但庄稼地里旱得干裂,没有水,侬美荣只能在家做点家务,喂鸡,打扫,给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孙女儿熬汤。她的媳妇,也是来自越南同登的何氏,一个个子不高但鼻翼丰厚的姑娘,见到记者来访,一直看着地板,然后匆匆地跑到屋外去了。
在何家的屋子里,除了壮族特色的祭祀台,还摆着何家儿子与媳妇的婚纱装。不过,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登记表上,已经嫁到这里40年的侬美荣被认为是正式的户籍人员,但她前年刚娶进门的媳妇则被写为:“何氏,越籍”,至今还是理论上的“黑户”。
实际上,尽管国籍不同,但何家文和侬美荣都是壮族人(在越南则被称为侬族),他们从小就说同一种语言:壮话。他们的儿子和媳妇也是如此。至今,侬美荣还不认识多少个汉字,乃至在吃药的时候,她会向记者了解包装上的剂量说明。
“年轻的时候,中国和越南都很穷,甚至闹饥荒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跑到越南那边去,”何加文回忆说。“我经常去越南玩,尤其喜欢到那边唱山歌。打仗之前,大家随便可以走过去的,那边有朋友,有亲戚,大家就像一个镇,或者一个村互相认识的那样。”
何加文与侬美荣谈恋爱时,由于没有通讯工具,他们就定期约在市集上见面,分手时又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恋爱大约半年以后,1970年代初,她们结婚了。何家文的家,当时还是茅草房,跟侬美荣家几乎没有区别,不过,何家文在经济上的负担更大一些,因为侬美荣当时还没有中国户口,于是,到城里跑活的都是何家文,侬美荣则留在村里种地。
1970年代末,中越爆发边境战争。军队驻扎在村里,何家文夫妇和村民们都躲到附近的山洞里。洞外的炮弹呼啸着飞过,每一下震动都令她们心寒。“当时没有地方可去,这些山就是我们的家。”侬美荣说。
双重黑户
随着中越经济差距的拉开,从19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从边界以南嫁到了边界以北。“直到现在,同登那边农村还是很穷。大家住的房子都是泥砌的,但这边至少有砖头。”侬美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的媳妇何氏,已经懂得开着摩托车在村落附近拉客赚钱了。
越南女性在凭祥是具有双重色彩的。一方面,超级市场的女服务员,或者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有时会对这些“外国人”使白眼,嘀咕一句“越南婆”。另一方面,人们平时又会讲述越南女性的种种传奇故事,譬如越南农民(在越南种地的农民通常是女性)能熟练地把田里隐藏的地雷像拔萝卜一样堆到田埂边,然后弯腰继续插秧。
边境村民们对越南妻子已经习以为常。在四方岭正盖着房子的工地上,不单有越南过来的女孩在帮忙,而且同登地区一些越南男人也会过来打短工。如果不查身份证的话,或者你不是当地人,谁都看不出这些人的区别。
现在的四方岭,几乎一半的农户男丁都娶了越南老婆。娶越南太太的投入,要比娶中国女孩低廉,按照何家文的形容,儿子何红飞与何氏在前年结婚,总共花了大概5000元,而在凭祥,单是给女方家的定金就要1.8万。每隔一两个月,婆媳俩就会经过边检,或者特定的道路,去同登的亲戚朋友家走走。
“1990年代开始,镇里就开始遣返边界上中国人的越南妻子,最近这十年觉得不现实了,逐渐把她们默认成自己人,”友谊镇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世代住在一起的,但因为他们没有办结婚登记,我们又要管着超生,所以才有过去驱赶她们的做法。”
“普遍来说,她们都愿意进中国国籍,但是又不能进。这就是为什么地方能宽容她们的原因。”长期在广西边界地区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周建新说。这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长介绍,这些婚姻建立在共同文化、习俗和信仰的基础上,而国界对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中越边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很多中国边境女性的婚姻都流向城市。为了传宗接代,男性与越南人恋爱,物色妻子,当地人都觉得没有问题。”他说。
据介绍,广西边境中越通婚的历史长达千年。近代,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等时期,很多居住在边境的中国人去了越南,后来成为侨民,而到了中越战争时期,这种边界上的往来乃至通婚停顿了将近十年。从1990年代初开始,从越南方面进入中国的边民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国边民的家庭成员。
“不过,以前对涉外婚姻登记手续纷繁复杂,收费又高,使这些越南老婆成为双重黑户——在中国要被赶,那边的政府也不认她们。”周建新说。从2004年开始,广西边境城市的民政部门获得权限,开始为边民的跨国婚姻进行登记。不过,根据凭祥市民政部门的介绍,目前为止,没有一对夫妇来做过登记,只有一两个边民来咨询过。
在越南期间,记者了解到,目前越南政府对涉及外国公民到越南娶妻的手续较为复杂,譬如必须到指定中心大城市的有关机构办理,这也成为了很多台湾及中国大陆新兴通婚中介对相亲者收费的主要依据。
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中越两地的家庭,近年已经不止于边民通婚。随着中越贸易的迅速发展,来自各地的外地商人聚集在浦寨、弄怀等地区,记者走访了解到,其中不少与越南女性有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来自湖南,37岁的水果贸易商林兴明(音)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越南妻子,24岁的阿贞与他居住在凭祥市区,已经4年多。平时,阿贞会奔波在越南和凭祥联络生意伙伴,为林兴明的朋友做翻译。“我倒是一两个月才来一次。其实,我在家乡已经有太太了,不过,我老婆(指阿贞)不介意。”林一边喝功夫茶,一边对记者说。
通婚2.0
凭祥市政府宣传部的张扬认为,现在的越南不像五年十年前了,越南开放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说到越南,就想到它穷,但其实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家境不佳的女性,就会想嫁到外国去。”
根据媒体报道,在广东和广西一些非中越边境的地区,还有很多未经过合法手续“嫁”到中国的越南妻子。譬如,在广西东部的玉林市,或者广东北部的清远市,总计有逾千名越南妇女在当地生儿育女,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在上个世纪被贩卖过来的,这些贩卖组织甚至逼迫越南妇女从事卖淫的活动。很多报道都指出,这些犯罪活动的源头,都来自于城乡地区男性建立家庭的诉求,并为这些组织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在越南,关于中国大陆拐卖越南妇女的报道并不少见。从21世纪开始,中越双方开始展开针对性的,连续打击行动。不过,越南打击贩卖妇女和儿童的“国家行动项目”办公室表示,中国是贩卖越南妇女人贩的最大目的国,占2004至2010年间所有相关案件的65%。
在中越通婚多重局面并存的情况下,根据海防、胡志明市一些婚介组织的介绍,从去年开始,中国大陆城市男性到越南求偶的数目开始迅速增加。这些求偶者要付出两万元以上的中介费用,来获得与越南适婚女性见面,以及谈婚论嫁的机会。
“贩卖妇女和边境通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情,而买卖婚姻和自由恋爱也是如此。”周建新评论说,“大城市的中国人到越南找老婆,我想他们没有建立在一个能建立家庭的,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边境研究跨国婚姻的人,这还真是新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