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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草寮棚”的小渔村成为比肩京沪港的一线城市，这是中国的传奇，更是世界的传奇。
鹏城深圳的勃兴，是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1979年，特区成立前的深圳镇只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全宝安县人口仅33万，最高楼只有3层；今天，深圳市人口超过2000万，道路里程超过6000公里，地铁通车里程297公里，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近1000栋，实现100%城市化。
特区建立前，深圳农民一天收入不超过1元，人均GDP只有606元。如今，深圳人均GDP突破18万元，在内地各大中城市高居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3倍多；进出口总额高达2.8万亿元，占全国1/10左右；出口额连续25年居内地城市第一。与当年的“逃港潮”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如今选择在深圳创业定居……
是什么造就了深圳？是什么具有如此的魔力？是什么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是改革开放。向来“苛刻”的英国《经济学人》对深圳不吝赞美之词：“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就选择广东，首站即来到深圳前海。“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打报告，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要求“第一个吃螃蟹”。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区。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镇作为城市的名字。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经济特区的尝试率先在深圳南头半岛一端的蛇口工业区仅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建港填海的“开山炮”率先在蛇口炸响，诞生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百年招商局，创办了第一个出口工业加工区。1980年1月，蛇口还向世界发出投资邀请，正式招商引资。
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都始于蛇口。1981年，蛇口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这个巨型口号标语牌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在经济观念和时间效率观念薄弱的20世纪80年代，不啻于“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这一口号还出现在35周年国庆游行的彩车上，传遍神州大地。
在蛇口顺岸式码头建设初期，采用平均分配原则，工人们每人每天只能运泥20至30车，中午就躲在汽车底下睡觉。后来试着改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多运一车泥，奖励4分钱，这下每人每天能运80至90车。受“4分钱奖金”的启发，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率先取消住房分配制度，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促进了人们的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率先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干部能上能下。
继蛇口工业区之后，罗湖区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全面铺开。1985年上半年，罗湖城区已建起60栋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当年底竣工的国贸大厦，更是以“三天一层楼”刷新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选择深圳创业，就源于1987年深圳出台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的文件。如今，他把华为总部基地永远设在深圳。
1999年深圳首届高交会，28岁的马化腾获得了融资220万美元，腾讯公司就此腾飞，2012年全年营收438亿元，2017年达到2377亿元，2018年微信全球用户突破10亿。
众多企业在深圳创造了奇迹。
25.6公里长的深南大道，见证着深圳的光荣梦想：1980年，第一段修通的深南大道全长仅2.1公里，7米宽的路只够两辆车并行，但这是当时特区最长的路；如今深南大道两侧，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招商银行总部、腾讯大厦……一路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展示着深圳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
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要求深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探索新路”、深圳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区人的心血与奋斗。
从深圳南岭村向南眺望可以见到百年罗湖桥，罗湖桥下深圳河滚滚汇入伶仃洋，见证着深圳百年来的变迁。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是宝安县一个仅有百余户居民的小村庄，生产靠贷款、粮食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当年这里的生活和一江之隔的香港生活可谓是天壤之别，甚至发生过穷怕了的村民“逃港”事件，逃港村民中甚至还包括南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伟基的妻子，当年，他们的儿子、现在的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只有5岁。
深圳特区建设开始后，张伟基每天带着村民去当地最高档的酒店蹲守，寻找与港商合作的机会。最终，率先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他向村民承诺“还不起我来还”，拍板贷款170万元办起了工厂，两年后成本收回。1983年，南岭村四个生产队合并，成立了村委会。张伟基率先提出“一张白纸投票”的匿名选举方式，成为基层民主自治的最早尝试。1984年，南岭村率先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制，当年就实行了股份分红。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才刚刚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南岭村率先办起村医院，实行统筹医疗，工厂里的外来务工者每人每月交2元统筹医疗费，在村医院看病不用花钱。1986年，南岭村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区，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飞跃。到1991年底，南岭村人均集体分红超过1万元。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张伟基带领南岭村先后建成4个工业区，引进国内外十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逐渐发展起工业、旅游业、商贸业齐全的村集体经济。1994年，深圳颁布《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南岭村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村里的部分集体资产转为村民的个人股权，村民人人持股，年年分红。
从2015年开始，南岭村斥资3亿元设立起国内首个村集体经济的创投基金，由老旧工业厂房改建的1983创意小镇也正式投入运营，2017年，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设立的南岭牛津生物医学（中国）研究院，南岭村占60%股权。如今任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的张育彪雄心勃勃，“未来培育一至两家南岭村控股的优质上市公司，还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带着村民去敲钟上市。”
南岭村的致富历程，是深圳发展的缩影。
近40年里，深圳创出约一千个“第一”。党的十八大后，201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商事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也在全国推开，创新创业的市场活力空前迸发。2018年2月，深圳又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对标新加坡和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参照，其中126个政策点均是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来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与蛇口相对，位于深圳南頭半岛另一端的前海，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5年间，前海从一片滩涂起步，实现跨越式发展。近5年来每年平均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者。“前海模式”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358项，全国首创或领先133项，2017年前海实现税收收入344.98亿元，目前已拥有7家独角兽企业。
现在的深圳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中国五大航空港之一，拥有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恒大7家世界500强企业，吸引2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前来投资。
2017年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50%左右，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13%，接近全球最高的韩国、以色列水平；PCT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3.1%，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省时要求深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00多年前，由詹天佑担任顾问修建的广九铁路，鸣着长笛的蒸汽机车从这里跨越罗湖桥通往香港，岁月变迁，沧海桑田，连接深圳到香港的，如今已是风驰电掣的高铁……深圳依然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依然闯劲十足，阔步向前。
鹏城深圳的勃兴，是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1979年，特区成立前的深圳镇只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全宝安县人口仅33万，最高楼只有3层；今天，深圳市人口超过2000万，道路里程超过6000公里，地铁通车里程297公里，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近1000栋，实现100%城市化。
特区建立前，深圳农民一天收入不超过1元，人均GDP只有606元。如今，深圳人均GDP突破18万元，在内地各大中城市高居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3倍多；进出口总额高达2.8万亿元，占全国1/10左右；出口额连续25年居内地城市第一。与当年的“逃港潮”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如今选择在深圳创业定居……
是什么造就了深圳？是什么具有如此的魔力？是什么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是改革开放。向来“苛刻”的英国《经济学人》对深圳不吝赞美之词：“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就选择广东，首站即来到深圳前海。“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
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打报告，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要求“第一个吃螃蟹”。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区。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镇作为城市的名字。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经济特区的尝试率先在深圳南头半岛一端的蛇口工业区仅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建港填海的“开山炮”率先在蛇口炸响，诞生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百年招商局，创办了第一个出口工业加工区。1980年1月，蛇口还向世界发出投资邀请，正式招商引资。
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都始于蛇口。1981年，蛇口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这个巨型口号标语牌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在经济观念和时间效率观念薄弱的20世纪80年代，不啻于“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这一口号还出现在35周年国庆游行的彩车上，传遍神州大地。
在蛇口顺岸式码头建设初期，采用平均分配原则，工人们每人每天只能运泥20至30车，中午就躲在汽车底下睡觉。后来试着改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多运一车泥，奖励4分钱，这下每人每天能运80至90车。受“4分钱奖金”的启发，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率先取消住房分配制度，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促进了人们的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率先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干部能上能下。
继蛇口工业区之后，罗湖区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全面铺开。1985年上半年，罗湖城区已建起60栋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当年底竣工的国贸大厦，更是以“三天一层楼”刷新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选择深圳创业，就源于1987年深圳出台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的文件。如今，他把华为总部基地永远设在深圳。
1999年深圳首届高交会，28岁的马化腾获得了融资220万美元，腾讯公司就此腾飞，2012年全年营收438亿元，2017年达到2377亿元，2018年微信全球用户突破10亿。
众多企业在深圳创造了奇迹。
25.6公里长的深南大道，见证着深圳的光荣梦想：1980年，第一段修通的深南大道全长仅2.1公里，7米宽的路只够两辆车并行，但这是当时特区最长的路；如今深南大道两侧，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招商银行总部、腾讯大厦……一路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华灯璀璨，流光溢彩，展示着深圳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
探索一条致富路
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要求深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探索新路”、深圳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区人的心血与奋斗。
从深圳南岭村向南眺望可以见到百年罗湖桥，罗湖桥下深圳河滚滚汇入伶仃洋，见证着深圳百年来的变迁。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是宝安县一个仅有百余户居民的小村庄，生产靠贷款、粮食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当年这里的生活和一江之隔的香港生活可谓是天壤之别，甚至发生过穷怕了的村民“逃港”事件，逃港村民中甚至还包括南岭村党支部副书记张伟基的妻子，当年，他们的儿子、现在的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只有5岁。
深圳特区建设开始后，张伟基每天带着村民去当地最高档的酒店蹲守，寻找与港商合作的机会。最终，率先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他向村民承诺“还不起我来还”，拍板贷款170万元办起了工厂，两年后成本收回。1983年，南岭村四个生产队合并，成立了村委会。张伟基率先提出“一张白纸投票”的匿名选举方式，成为基层民主自治的最早尝试。1984年，南岭村率先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制，当年就实行了股份分红。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村才刚刚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年，南岭村率先办起村医院，实行统筹医疗，工厂里的外来务工者每人每月交2元统筹医疗费，在村医院看病不用花钱。1986年，南岭村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区，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飞跃。到1991年底，南岭村人均集体分红超过1万元。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张伟基带领南岭村先后建成4个工业区，引进国内外十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逐渐发展起工业、旅游业、商贸业齐全的村集体经济。1994年，深圳颁布《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南岭村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村里的部分集体资产转为村民的个人股权，村民人人持股，年年分红。
从2015年开始，南岭村斥资3亿元设立起国内首个村集体经济的创投基金，由老旧工业厂房改建的1983创意小镇也正式投入运营，2017年，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设立的南岭牛津生物医学（中国）研究院，南岭村占60%股权。如今任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的张育彪雄心勃勃，“未来培育一至两家南岭村控股的优质上市公司，还要打造属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带着村民去敲钟上市。”
南岭村的致富历程，是深圳发展的缩影。
深圳的“闯劲”一如既往
近40年里，深圳创出约一千个“第一”。党的十八大后，201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商事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也在全国推开，创新创业的市场活力空前迸发。2018年2月，深圳又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对标新加坡和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参照，其中126个政策点均是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来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与蛇口相对，位于深圳南頭半岛另一端的前海，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5年间，前海从一片滩涂起步，实现跨越式发展。近5年来每年平均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者。“前海模式”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358项，全国首创或领先133项，2017年前海实现税收收入344.98亿元，目前已拥有7家独角兽企业。
现在的深圳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中国五大航空港之一，拥有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恒大7家世界500强企业，吸引2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前来投资。
2017年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50%左右，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13%，接近全球最高的韩国、以色列水平；PCT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3.1%，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省时要求深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00多年前，由詹天佑担任顾问修建的广九铁路，鸣着长笛的蒸汽机车从这里跨越罗湖桥通往香港，岁月变迁，沧海桑田，连接深圳到香港的，如今已是风驰电掣的高铁……深圳依然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依然闯劲十足，阔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