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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什么都经历过了，唯独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会感觉，怎么苦果就落在我们头上啊？????这样的时代结束以前，几乎每个年代人都会有叫冤叫屈的心理：凭什么我们埋单啊？其实上下好几代，都付出过自己的代价。”
朱学勤（1952年－），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50后”的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最近刚从报纸上学到了一个新词儿：“裸婚”。
“我觉得很诧异。印象中，‘裸婚’再正常不过了：往上数好几代人，不都是两口旅行箱放一起，单人床拼成双人床，就结婚了么？怎么现在突然成为一个很不正常的事？‘祼婚’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承担了以后还有可能走向失敗，这让我很吃惊。我不是指责（年轻）这一代人，只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太大，这不正常。”
30多年前的“裸婚”
1976年，24岁的上海人朱学勤还在河南的一家工厂做工。这一年，持续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告结束；这一年，朱学勤准备结婚，对象是在家乡念中学时认识的女子，他们一起下乡插队，一起招工进厂，共处超过10年。
在那个年代结婚，最焦灼的问题是，“准许结婚的年龄和女方生孩子的年龄挨得很近”。根据规定，工厂里两个人结婚，必须有厂方开具介绍信。因为有晚婚政策界限——“两个人加起来满五十岁”才行，而女方的生产年龄大限在30岁，所以掌握好结婚时间是头等大事。
“那个时候人活得很可怜，物欲压得很低。那个时候结婚还是经济上很有理性的安排。”朱学勤算了一笔账，结婚前两个人吃食堂，一个月合计40元，而其时两人月工资各为37元，也就是说，吃饭费用占到总收入的60%～70%。而婚后两人一起做饭，可节省开支，最多花30块钱。
结婚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终于可以离开集体宿舍，过有私人空间的生活。
以上三点便是他们能够想到的结婚的主要理由。
而结婚的准备工作，几乎只有一项，就是要向工厂行政科申请结婚住房。
“计划经济时代，住房都是公家解决，住房压力没有现在那么大，但压力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比如你得干等，得排队，很气人，等到了也是破旧的房子。好朋友来帮忙，把墙刷一刷整一整。”在付出时间和耐性后，作为婚房的筒子楼到手。厂子又从单身宿舍调来两张单人床给他们，两床一拼，人生在这间十三四平米的小屋子里，掀开新篇章。
朱学勤夫妇打算旅行结婚，去广西桂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有点小特殊。
“那时候的人一般连旅行的欲望和要求都没有。”朱学勤说。在当时他们的心中，桂林是全中国最美的地方。而这样的浪漫情结，还是来自于一位知青同学的刺激。那位同学出差广西为生产队买猪，途径“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回来后眉飞色舞地一番描述，为朱氏夫妇营造出一份巨大的向往。
其实，“旅行结婚”也是“实惠”之举。按照规定，跟父母异地居住的青年人，在结婚前，每年都有探亲假，工厂给报销来回火车的硬座票。在结婚的当口，朱学勤和女友决定最后一次使用探亲假的机会，制定了“河南-广西-广东-江西-上海-河南”的旅行路线：去广西看风景（虽然是在2月旱寒季节）；广东是夫人的祖籍所在地，回去寻根以圆其夙愿；朱的父亲在江西出差慰问知青，他们也需去探望；回到上海后由朱的母亲主持，请长辈们聚餐，算是一种婚礼仪式的替代；最后两人回到河南的厂子。
此趟旅行兼具探亲、寻祖、蜜月、婚礼等多功效，并且其中大约有一半路费由工厂报销了。
在上海，遵母命，朱学勤购置了一件呢子中山装，13块钱左右；还给媳妇买了一件冬天穿的短款呢子外套，40块钱上下。亲友聚餐那天，媳妇就穿着新衣服，当做结婚礼服。
作为纪念，也为了对这对新人表示祝贺，朱的岳丈请夫妻俩在南京东路上赫赫有名的德大西餐厅吃了一顿40块钱的西餐。
整体算下来，朱学勤结婚的花销大约在400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
后代与时代
虽然朱学勤与妻子也曾为摆脱知青身份，挤进工厂做工而恓恓遑遑地等待，虽然他们也曾对后半生的出路充满迷茫，但只要是能够招工进厂，他们极低的物欲要求就会得到满足，“也不认为工资低，也不认为给你一个13平米的房子就不公正的，物质上的欲望很快就放下了”。相形之下，那个时代精神上的压力和恐慌要更强烈更深入骨髓，害怕被告密，害怕被揪斗，写个日记都要立马撕掉或涂掉。
在婚姻问题上，朱学勤几乎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太多的借助，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成家乃至生存，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不是青年人的父母，而是他们的单位。
“‘生杀予夺’这个大权在单位手里，你看结婚也得经过它批准，这个是‘生’。‘杀’，除了特殊情况，你不是反党反革命它是不会杀你了。‘予夺’也都在它手里，它给不给你房子。”
70年代中后期开始，“50后”逐渐步入为人父母的行列，他们的孩子降生并开始走上一条几乎全异于他们人生道路。现在他到了结婚的年龄。
“两个人结婚在任何时代，要一片属于自己的屋檐，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可今天的年轻人，想以自己的正常工资为自己谋得那一片屋檐，居然成了痴人说梦。“今天到这一步，确实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为此，他帮儿子解决了婚房的问题。那是一栋两居室的小房子、老房子，属于部队的公房，二十几年前他因为特殊的情况离开部队时，跟单位协商保留了住房的使用权。他的儿子在这栋房子里长大，后来又在这栋房子里结婚。朱学勤觉得，作为父母，他已经尽到义务。
“现在年轻人太特殊，住房不能靠单位来解决，靠父母帮一把，情有可原。……婚房父母已经帮你解决了，解决得虽然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烂。以后（如果）你想改善，就要靠你自己了。”
除了住房，他反对青年人一切形式的“啃老”，也极度反感“大办婚礼这种恶俗风气”，如果有亲友给他发来婚礼请柬，他统统拒绝出席。
还好，在婚礼的问题上，儿子遂了他的愿。小朱的婚礼是在教堂里办的，只是教友们相聚、祝福，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
对于后代未来的生活，朱学勤发觉儿子并不愿意与他做过深的探讨，他也就只能无奈、尊重，顺其自然。
“（在婚姻这场冒险中）让父母用过来人的理性帮你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每代人都相信婚姻是自己的事。没办法，只有让他们（自己）磕磕碰碰过来。”
他看到妹妹教育外甥女，母女俩常起争执。母亲对女儿的择偶问题常常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子啊”，“我觉得我妹妹也不是害我的外甥女，是有她作为母亲的天职。而外甥女呢，年轻人比较浪漫，说‘为什么一定要房子啊’。”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呵呵一笑，旁观，不明显表态支持哪一方。
“因为无奈，所以我就不干涉，不干涉表面上显得很宽容，好像很站在年轻人这一边，实际上我心里不是这样的。……（可是）干涉他干吗呢？唉，（难道要）‘与上帝争夺人生的书写权’（吗？）……很多时候，人生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过程，算了，就这样吧。”
时间一如既往无情地做着机械化的循环流转，却更替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心。
“从50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什么都经历过了，唯独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会感觉，怎么苦果就落在我们头上啊？像我们这代就会说：为什么就轮到我们插队，我们远离父母啊，我们上山下乡，我们挨‘文革’，我们计划生育啊？那么下一代也会有类似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会延续好几代人。等到中国社会结束这种极端社会的摆荡，进入一个正常化的发展以后，后面一代才不会有这样感觉。这个时代结束以前，几乎每个年代人都会有叫冤叫屈的心里：凭什么我们埋单啊？其实上下好几代，都付出过自己的代价。”
（实习生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
朱学勤（1952年－），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50后”的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最近刚从报纸上学到了一个新词儿：“裸婚”。
“我觉得很诧异。印象中，‘裸婚’再正常不过了：往上数好几代人，不都是两口旅行箱放一起，单人床拼成双人床，就结婚了么？怎么现在突然成为一个很不正常的事？‘祼婚’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承担了以后还有可能走向失敗，这让我很吃惊。我不是指责（年轻）这一代人，只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太大，这不正常。”
30多年前的“裸婚”
1976年，24岁的上海人朱学勤还在河南的一家工厂做工。这一年，持续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告结束；这一年，朱学勤准备结婚，对象是在家乡念中学时认识的女子，他们一起下乡插队，一起招工进厂，共处超过10年。
在那个年代结婚，最焦灼的问题是，“准许结婚的年龄和女方生孩子的年龄挨得很近”。根据规定，工厂里两个人结婚，必须有厂方开具介绍信。因为有晚婚政策界限——“两个人加起来满五十岁”才行，而女方的生产年龄大限在30岁，所以掌握好结婚时间是头等大事。
“那个时候人活得很可怜，物欲压得很低。那个时候结婚还是经济上很有理性的安排。”朱学勤算了一笔账，结婚前两个人吃食堂，一个月合计40元，而其时两人月工资各为37元，也就是说，吃饭费用占到总收入的60%～70%。而婚后两人一起做饭，可节省开支，最多花30块钱。
结婚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终于可以离开集体宿舍，过有私人空间的生活。
以上三点便是他们能够想到的结婚的主要理由。
而结婚的准备工作，几乎只有一项，就是要向工厂行政科申请结婚住房。
“计划经济时代，住房都是公家解决，住房压力没有现在那么大，但压力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比如你得干等，得排队，很气人，等到了也是破旧的房子。好朋友来帮忙，把墙刷一刷整一整。”在付出时间和耐性后，作为婚房的筒子楼到手。厂子又从单身宿舍调来两张单人床给他们，两床一拼，人生在这间十三四平米的小屋子里，掀开新篇章。
朱学勤夫妇打算旅行结婚，去广西桂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有点小特殊。
“那时候的人一般连旅行的欲望和要求都没有。”朱学勤说。在当时他们的心中，桂林是全中国最美的地方。而这样的浪漫情结，还是来自于一位知青同学的刺激。那位同学出差广西为生产队买猪，途径“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回来后眉飞色舞地一番描述，为朱氏夫妇营造出一份巨大的向往。
其实，“旅行结婚”也是“实惠”之举。按照规定，跟父母异地居住的青年人，在结婚前，每年都有探亲假，工厂给报销来回火车的硬座票。在结婚的当口，朱学勤和女友决定最后一次使用探亲假的机会，制定了“河南-广西-广东-江西-上海-河南”的旅行路线：去广西看风景（虽然是在2月旱寒季节）；广东是夫人的祖籍所在地，回去寻根以圆其夙愿；朱的父亲在江西出差慰问知青，他们也需去探望；回到上海后由朱的母亲主持，请长辈们聚餐，算是一种婚礼仪式的替代；最后两人回到河南的厂子。
此趟旅行兼具探亲、寻祖、蜜月、婚礼等多功效，并且其中大约有一半路费由工厂报销了。
在上海，遵母命，朱学勤购置了一件呢子中山装，13块钱左右；还给媳妇买了一件冬天穿的短款呢子外套，40块钱上下。亲友聚餐那天，媳妇就穿着新衣服，当做结婚礼服。
作为纪念，也为了对这对新人表示祝贺，朱的岳丈请夫妻俩在南京东路上赫赫有名的德大西餐厅吃了一顿40块钱的西餐。
整体算下来，朱学勤结婚的花销大约在400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
后代与时代
虽然朱学勤与妻子也曾为摆脱知青身份，挤进工厂做工而恓恓遑遑地等待，虽然他们也曾对后半生的出路充满迷茫，但只要是能够招工进厂，他们极低的物欲要求就会得到满足，“也不认为工资低，也不认为给你一个13平米的房子就不公正的，物质上的欲望很快就放下了”。相形之下，那个时代精神上的压力和恐慌要更强烈更深入骨髓，害怕被告密，害怕被揪斗，写个日记都要立马撕掉或涂掉。
在婚姻问题上，朱学勤几乎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太多的借助，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成家乃至生存，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不是青年人的父母，而是他们的单位。
“‘生杀予夺’这个大权在单位手里，你看结婚也得经过它批准，这个是‘生’。‘杀’，除了特殊情况，你不是反党反革命它是不会杀你了。‘予夺’也都在它手里，它给不给你房子。”
70年代中后期开始，“50后”逐渐步入为人父母的行列，他们的孩子降生并开始走上一条几乎全异于他们人生道路。现在他到了结婚的年龄。
“两个人结婚在任何时代，要一片属于自己的屋檐，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可今天的年轻人，想以自己的正常工资为自己谋得那一片屋檐，居然成了痴人说梦。“今天到这一步，确实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为此，他帮儿子解决了婚房的问题。那是一栋两居室的小房子、老房子，属于部队的公房，二十几年前他因为特殊的情况离开部队时，跟单位协商保留了住房的使用权。他的儿子在这栋房子里长大，后来又在这栋房子里结婚。朱学勤觉得，作为父母，他已经尽到义务。
“现在年轻人太特殊，住房不能靠单位来解决，靠父母帮一把，情有可原。……婚房父母已经帮你解决了，解决得虽然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烂。以后（如果）你想改善，就要靠你自己了。”
除了住房，他反对青年人一切形式的“啃老”，也极度反感“大办婚礼这种恶俗风气”，如果有亲友给他发来婚礼请柬，他统统拒绝出席。
还好，在婚礼的问题上，儿子遂了他的愿。小朱的婚礼是在教堂里办的，只是教友们相聚、祝福，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
对于后代未来的生活，朱学勤发觉儿子并不愿意与他做过深的探讨，他也就只能无奈、尊重，顺其自然。
“（在婚姻这场冒险中）让父母用过来人的理性帮你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每代人都相信婚姻是自己的事。没办法，只有让他们（自己）磕磕碰碰过来。”
他看到妹妹教育外甥女，母女俩常起争执。母亲对女儿的择偶问题常常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房子啊”，“我觉得我妹妹也不是害我的外甥女，是有她作为母亲的天职。而外甥女呢，年轻人比较浪漫，说‘为什么一定要房子啊’。”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呵呵一笑，旁观，不明显表态支持哪一方。
“因为无奈，所以我就不干涉，不干涉表面上显得很宽容，好像很站在年轻人这一边，实际上我心里不是这样的。……（可是）干涉他干吗呢？唉，（难道要）‘与上帝争夺人生的书写权’（吗？）……很多时候，人生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过程，算了，就这样吧。”
时间一如既往无情地做着机械化的循环流转，却更替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心。
“从50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什么都经历过了，唯独没有经历一个正常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会感觉，怎么苦果就落在我们头上啊？像我们这代就会说：为什么就轮到我们插队，我们远离父母啊，我们上山下乡，我们挨‘文革’，我们计划生育啊？那么下一代也会有类似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会延续好几代人。等到中国社会结束这种极端社会的摆荡，进入一个正常化的发展以后，后面一代才不会有这样感觉。这个时代结束以前，几乎每个年代人都会有叫冤叫屈的心里：凭什么我们埋单啊？其实上下好几代，都付出过自己的代价。”
（实习生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