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静芳，女，出生于1936年，湖南省岳阳人，音乐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兼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副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主编，《中国佛教音乐文化文库》主编。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学术研讨会，作为学科带头人，在海内外已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
　　199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创建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室”，组织全国学者完成多项佛教音乐考察研究与科研课题，迄今主持召开了九次国内外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提出乐种学学科建设问题，并撰写了有关研究论文与专著。199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所网络音乐教育学院，其中，10余门网络课程获“国家精品课程称号”，2009年获教育部颁发的“网络教育贡献奖”。
　　承担与完成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2006年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开放项目《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项目负责人及主编；2007年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开放项目《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数据库》项目负责人；2008年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琴音乐文化研究》项目负责人及主编；2010年任科技部“十一五”国家支撑项目“音乐数字化服务关键技术与示范应用” 的项目执行委员会主任，课题三“音乐数字化集成服务示范”负责人。
　　撰写及主编著作主要有：《民族器乐》（1992年获首届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优秀专业教材奖二等奖，1994年获国家教委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2005年修订本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称号）；《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1999年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乐种学》（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主编，2002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中国传统器乐》（电子版，2004年同时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及国家级精品课程；2009年获“教育部网络精品课程”称号；2013年获“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与“教育部本科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其它论著还有《河北巨鹿道教法事音乐》、《陕西省佳县白云观道教音乐》、《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浅草集——袁静芳音乐文集》、《中国传统器乐简明教程》、《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传统器乐与乐种卷》、《第三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七届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文集（上、下）》等。
　　发表学术论文主要有：《杰出的民间音乐家阿炳和他的二胡曲》、《五四时代优秀的民族器乐作曲家、革新家刘天华先生》、《民间锣鼓乐结构探微》、《中国民间器乐套曲结构研究》、《乐种学导言》、《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料峭〉乐目家族系列研究》、《北方佛曲“十大韵”》、《中国洞箫音乐文化》、《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的几点思考》、《中国汉传佛教音乐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试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的历史价值》、《中州佛乐录要》等百余篇。
　　获得主要奖项有：199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为文化艺术事业做出贡献的特殊津贴证书”；1995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获文化部“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2001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优秀教师奖”；2004年获文化部授予在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中的“特殊贡献个人奖”；2007年获文化部颁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7年获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2006-2007年度北京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荣誉称号；2013年获北京市委教育委员会“2013年北京市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管理先进个人”称号；同年，《音乐数字化教学的创新与实践》项目获“北京市教育成果奖一等奖”（集体），《中国传统音乐系列教材建设》亦获“北京市教学奖一等奖（集体）。其个人传记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入《国际名人传记·音乐卷》、《国际名人传记·亚洲太平洋卷》（第4版）、《名人传记》（第28版）典籍之中。
　　音乐时空：作为老一辈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您对西方民族音乐学有何看法？
　　袁静芳教授：民族音乐学的崛起，这门新兴的音乐学科，使20世纪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与转变，一些边远地区的民族音乐开始受到重视，在理念上改变了在世界范围内，一直以西方专业音乐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大陆起步较晚，属于新兴的学科，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有如一股春风，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理论上与研究方法上，均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与深远的影响。
　　但是，有的观念认为，老一辈的传统音乐研究者应该被称为“传统音乐学家”，中青年一代接受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学者则属于“民族音乐学家”。事实上，这样的划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的，至少在现阶段上来看，不同文化背景与个性的研究者，都有自己不同的专长与研究特点，多数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都不会放弃和搁置中国传统音乐几千年的研究传统（文献考证、采风实录、音乐本体的关注等等），同时，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而吸收其它艺术学科，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学说与研究方法，当然，其中也包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关于学科的建设与研究方法，拙著《乐种学》（1999）中已经阐述了我个人的看法：“20世纪科学发展的倾向，其特点已不在于单项技术的发明创造，而在于对多种单项技术发明创造成果的综合利用与组合。”作为音乐理论研究工作者，在学习与选择研究方法时，必然要考虑到这一历史的趋势与特点。也就是“首先要善于把握和综合利用目前已经颇具成效的各种研究手段与方法，不拘一格，不落陈臼，探求适于自己生存的最佳途径。既然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研究工作扩大至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的中介。凡是能够揭示研究对象客观规律的任何方法，均不应排斥。各种方法可以在一个课题研究中交叉发挥，互补互益，相辅相成，在各自成体系的网络结构中，寻求其内在的秘密与规律。”我们一定要坚持运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各种理论和方法，选择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最佳途径。 　　音乐时空：“文化认同”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来说，应该提倡单一民族的文化认同？多元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亦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袁静芳教授：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不论历史长短，分布地域大小，人口的多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56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都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珍宝。从学科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研究方向，56个民族可以有56个研究内容与方向；从社会功能角度又可以有宗教音乐、宫廷音乐、祭祀音乐、民间音乐和专业创作音乐等不同研究内容与方向。我认为，将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称呼为“兄弟民族”要比称呼为“少数民族”更恰当，能够避免“大汉族中心论”的倾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灿烂的音乐文化历史，目前国内音乐学者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丰厚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要做的是牢牢把握住中华民族的根，在此基础上提倡艺术的百花齐放。
　　音乐时空：您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当下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袁静芳教授：我认为在当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其一，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体系化的梳理与理论上的提升，这项研究工作目前应该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了。我国学者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各个分支类别，如对我国传统音乐各个门类——民间歌曲、舞蹈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传统器乐以及宗教音乐、祭祀音乐、宫廷音乐等领域的分类研究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挖掘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将深入采风与文献研究二者相结合，通过时间的积淀，将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合，从而构建完整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当然，在各分支类别研究上仍有不少空的与薄弱点需要我们继续去做。其二，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我们对音乐本体的分析研究始终比较薄弱。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国音乐的旋律、节奏、乐器、乐谱、宫调等等方面，积淀了丰厚研究资源，这方面也需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与努力。如果这项工作不认真仔细地去做，对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就是一句空话。
　　音乐时空：谈谈您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好吗？
　　袁静芳教授：第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多项学科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其它相关艺术学科的研究等等，但是，最为密切的是与中国音乐史学的关系。如果不了解我们音乐文化的过去，就不能正确判断现在，也无从把握未来。因此，传统音乐研究不能只注重实地采风、考察，还要关注有关历史资料与文献的学习与研究。要深入地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面貌，这二者必须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不仅要掌握深入实地考察的方法与手段，也必须具有查阅历史文献的基本修养与知识。
　　第二，要深入传统音乐的本体分析，中国传统音乐本体的艺术特征无论在音乐本体的旋律、节奏、音韵、乐学、律学、乐器学、乐谱等等方面，蕴藏着很深的人文与学术内涵。由于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品种多样，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是，饭总是要一口、一口的吃，无论多大的工程，总是要一块砖、一块砖的积累起来，我们应该重视与努力。我们不可能盲目地套用西方音乐理论与方法。但是，绝不可忽视与排斥西方已成体系与成熟的音乐分析方法。学明白了，搞清楚了，对我们摸索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方法与理论体系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音乐时空：确实如此，现在很多标榜“民族音乐学”的年青学者的论文经常会出现“去音乐化”问题，您如何看待？
　　袁静芳教授：民族音乐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在研究中要体现文化背景中的音乐文化现象。由于这种理念与实地音乐分析的融合做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与音乐的关系是在长期发展中的相互制约与相互渗透的。因此，是需要在我们对这些关系作深入的学习与实地感受，才会有深切的体会。否则就会出现二者勉强挂钩或“去音乐化”的情况。我想，这也是学者们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时还缺乏整体把握的一个过程吧。
　　音乐时空：众所周知，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而言，采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那么，在传统音乐研究中，采风是否占有同样的重要地位？
　　袁静芳教授：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采风是传统音乐研究的基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采集出版了《诗经》，采风在中国文化中是有历史传统的。但是，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学生们应关注与课题相关的历史有关文献。总的来讲，田野工作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采风对于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特征；研究对象的社会功能活动以及具体乐谱、乐曲的采集；对乐人、乐社、乐种的了解，这些口碑资料是一点也不亚于文献资料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这些活生生的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口碑史料、实地录音录像，这些资料不仅在现实研究过程中是很珍贵，而且也是为未来的文献累积资源。
　　音乐时空：那么，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袁静芳教授：民族音乐学是当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有本学科特定的研究方法。但是，不管你个人认为自己是传统音乐研究学者或是民族音乐学学者，各自研究的切入点、步骤、方法与理念上各有选择，但其研究对象、内容与成果，仍属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文库总的范畴之内。
　　音乐时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目的是为创作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侧重于音乐形态本身的。当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传入以后，有些学者认为偏重音乐形态的研究已经过时，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言论？
　　袁静芳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他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民族的品味与修养，民族的发展与创造。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当代人不可丢失的文化艺术支柱。今天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收集、抢救、整理研究工作是民族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当然，他也有为当代作曲家创作提供营养与资源的价值。但他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为了当代作曲家的创作服务。
　　只要有音乐的存在，音乐形态的研究工作就永远存在。因为音乐本身就是通过这些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二者相伴终身。
　　音乐时空：您从事了多年佛教音乐研究，还曾涉足道教音乐领域，我们想知道，宗教迷信与艺术研究该怎样区别？
　　袁静芳教授：宗教不是迷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对现实生活现状的信仰与崇拜，对美好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渴望与追求。宗教音乐、民间音乐、祭祀音乐、宫廷音乐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结构，宗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让后人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我国的传统音乐，就必须要深入各个领域进行挖掘、整理。作为音乐学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将宗教音乐文化上升到哲学、文学与艺术学的高度进行研究，评价其在中国音乐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其在中国美学上的哲学价值；感受其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的艺术光彩。
　　目前，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已经收录了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教音乐、千山寺庙音乐、玄妙观道教音乐、武当山宫观道乐等多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这些都是值得抢救、保护与传承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