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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封建时代在城市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在近代社会的城市化程度却落后于近邻日本。二者在处理人口压力、人口流动及商业化等问题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关键词】城市化；中国；日本
“城市化”指的是工业革命开始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由工业部门向非工业部门转移，城市人口密度迅速增大。早在唐宋之际，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曾达到10-12%的高度。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徘徊在早已到达的水平，近代以来缺乏有力推动城市化的因素。相反，近代日本城市化进程迅速，不论从城市的数量上还是种类上均领先于中国。
一、人口压力的应对
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总人口数量的增加相当缓慢。但进入清朝中叶，人口急剧增长，人地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时期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即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耕地面积扩大速度，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递减，剩余人口大量增长。1834年人口突破4亿大关，持续到1852年人口总数达到4.39亿人，是清代全国人口数的巅峰，而此时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75亩。此后，直至辛亥革命清政权终结，六十年里中国人口停止了高速增长，始终在4亿上下徘徊。上述数据表明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虽然没有进一步增大，却已明显存在。尽管引进了美洲的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耕地面积也有所扩大，但农业生产充其量只能与迅速增长的人口保持相应水平，人口压力削弱了中国应对外来现代化势力冲击的基础。如果控制人口增长，农业产生大量潜在的剩余产品将有可能进入远距离的商业流通渠道，用于城市消费，资源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加速城市化进程外，还将引起贸易、流通、组织等一系列的变化。事实上，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使得以往高度分散化的情况益发不可收拾，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加强控制和协调的潜在能力。
近代日本，高度集约化的农业虽然也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但人口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人均收入提高了。这一点得益于日本政府的举措，根据户籍法，明治五年制作的《壬申户籍》是一部不问华士族、平民，而以居住地为依据，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以此为基础，政府进行了人口统计。同年，作为最早的统计书《辛未政表》，在正院公开刊行，明治六年又续刊了《壬申政表》。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的实数，并以此作为统一实施政策的基础。此外，社区也对人口的数量实行严格的控制，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在日本成为可能，而由于江户幕府不甚严密的税收制度产生的实际产量与法定产量之间的差距使得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农业在排除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后为日本的现代化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可以说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农村，在其整个近现代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农村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国内殖民地的作用。”
二、人口流动的实现
城市人口的增加需要两股力量：“农业方面的生产率必须充分提高以使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为整个经济提供食品和原料，从而使农业人口得以解放；同时工业部门也得到充分发展，为那些解放了的农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近代中国，推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力量有：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观念的转变，农业生产条件的破坏。此外，战争、土匪和灾荒也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当然并非所有的人口都流向城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近代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推力。常态的人口流动应是劳动力从农业中的解放，而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并不明显，除了从美洲引进作物提高农业产量外，在生产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作为很小。因此，大量农村人口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从社会结构中被抛离出去成为“流民”。而近代日本，人身束缚首先被打破，明治四年政府开始身份制度的变革，下令平民可自由削发脱刀，同时可以自由迁徙，明治五年承认选择职业的自由。
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之后，有一个他适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流动人口能否最终城市化，而它需要有近代工业的强大吸附力。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都开展了振兴产业的活动：清政权于六十年代开始的各种振兴产业的举措只能是各个封建官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互无联系的进行，而不是在统一的政策下进行。而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强烈要求实现统一国家的倾向，明治维新最终建立起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中国的买办却在鸦片战争后，大肆分享着外国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和社会发展的差异而榨取的庞大利润。对于近代工业，就在中国上层官僚打着“官督商办”的旗号无法有所建树的时候，日本政府却采取了向民间抛售官营工业的政策。日本最终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起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近代工业。日本工业化的进展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使企业之间为争夺熟练工人，而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一个男性工人平均日工资额，由1914年的65钱提高到1919年的1.44日元。两者的合力，使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成为一种极为自然的运动。就在日本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的时候，中国城市流民的职业构成却多是小商贩和家庭工作者，无法对城市化的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商业化启动的问题
城市化是以商业化启动，而以工业化为主动力的。中日两国在近代以前商品经济都有一定的发展，近代中国城市化区别于日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与开埠通商紧密相连，它是以商业化而不是工业化的力量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过程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因而城市化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以上海为例，开埠以前，上海在中国地位并不显赫，甚至在长江下游地区地位也不是很高。在海上贸易繁盛以前，或在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的优越地理位置并没有赋予上海多少优势，此时的上海只是一个人口只有20多万的中等城市。上海的命运是与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联系在一起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次年上海正式开埠，1852年上海总人口增至54.4万，1915年突破200万大关，到了解放前已达到545万。此时的上海已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最大的港口城市和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它也是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市政建设由于三家（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二方（中、外）的特殊格局出现了局部有序、全局无序的现象。由此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变，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无法独立、健康的开展。
近代日本，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主动力，城市化开展得独立、健康。原有城市如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基本摆脱了原有城市的特征，其經济日益增强，不仅成为当时日本主要染织业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中心。此外，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以港口和造船业闻名的长崎，因开发北海道而兴起的以玻璃制造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旭川，钢铁城市室兰和煤炭城市夕张等。可以说近代日本的城市发展是多元化的，既出现了机器制造业为实业支撑的大阪、神户，也涌现出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自身的长崎，两类城市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近代日本工商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作者简介：俞丽君（1979-），女，江苏宿迁人，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参考文献：
[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3]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城市化；中国；日本
“城市化”指的是工业革命开始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由工业部门向非工业部门转移，城市人口密度迅速增大。早在唐宋之际，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曾达到10-12%的高度。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徘徊在早已到达的水平，近代以来缺乏有力推动城市化的因素。相反，近代日本城市化进程迅速，不论从城市的数量上还是种类上均领先于中国。
一、人口压力的应对
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总人口数量的增加相当缓慢。但进入清朝中叶，人口急剧增长，人地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时期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即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耕地面积扩大速度，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递减，剩余人口大量增长。1834年人口突破4亿大关，持续到1852年人口总数达到4.39亿人，是清代全国人口数的巅峰，而此时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75亩。此后，直至辛亥革命清政权终结，六十年里中国人口停止了高速增长，始终在4亿上下徘徊。上述数据表明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虽然没有进一步增大，却已明显存在。尽管引进了美洲的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耕地面积也有所扩大，但农业生产充其量只能与迅速增长的人口保持相应水平，人口压力削弱了中国应对外来现代化势力冲击的基础。如果控制人口增长，农业产生大量潜在的剩余产品将有可能进入远距离的商业流通渠道，用于城市消费，资源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加速城市化进程外，还将引起贸易、流通、组织等一系列的变化。事实上，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使得以往高度分散化的情况益发不可收拾，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加强控制和协调的潜在能力。
近代日本，高度集约化的农业虽然也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但人口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人均收入提高了。这一点得益于日本政府的举措，根据户籍法，明治五年制作的《壬申户籍》是一部不问华士族、平民，而以居住地为依据，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以此为基础，政府进行了人口统计。同年，作为最早的统计书《辛未政表》，在正院公开刊行，明治六年又续刊了《壬申政表》。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的实数，并以此作为统一实施政策的基础。此外，社区也对人口的数量实行严格的控制，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在日本成为可能，而由于江户幕府不甚严密的税收制度产生的实际产量与法定产量之间的差距使得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农业在排除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后为日本的现代化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可以说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农村，在其整个近现代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农村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国内殖民地的作用。”
二、人口流动的实现
城市人口的增加需要两股力量：“农业方面的生产率必须充分提高以使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为整个经济提供食品和原料，从而使农业人口得以解放；同时工业部门也得到充分发展，为那些解放了的农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近代中国，推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力量有：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观念的转变，农业生产条件的破坏。此外，战争、土匪和灾荒也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当然并非所有的人口都流向城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近代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推力。常态的人口流动应是劳动力从农业中的解放，而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并不明显，除了从美洲引进作物提高农业产量外，在生产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作为很小。因此，大量农村人口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从社会结构中被抛离出去成为“流民”。而近代日本，人身束缚首先被打破，明治四年政府开始身份制度的变革，下令平民可自由削发脱刀，同时可以自由迁徙，明治五年承认选择职业的自由。
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之后，有一个他适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流动人口能否最终城市化，而它需要有近代工业的强大吸附力。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都开展了振兴产业的活动：清政权于六十年代开始的各种振兴产业的举措只能是各个封建官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互无联系的进行，而不是在统一的政策下进行。而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强烈要求实现统一国家的倾向，明治维新最终建立起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中国的买办却在鸦片战争后，大肆分享着外国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和社会发展的差异而榨取的庞大利润。对于近代工业，就在中国上层官僚打着“官督商办”的旗号无法有所建树的时候，日本政府却采取了向民间抛售官营工业的政策。日本最终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起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近代工业。日本工业化的进展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使企业之间为争夺熟练工人，而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一个男性工人平均日工资额，由1914年的65钱提高到1919年的1.44日元。两者的合力，使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成为一种极为自然的运动。就在日本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的时候，中国城市流民的职业构成却多是小商贩和家庭工作者，无法对城市化的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商业化启动的问题
城市化是以商业化启动，而以工业化为主动力的。中日两国在近代以前商品经济都有一定的发展，近代中国城市化区别于日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与开埠通商紧密相连，它是以商业化而不是工业化的力量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过程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的，因而城市化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以上海为例，开埠以前，上海在中国地位并不显赫，甚至在长江下游地区地位也不是很高。在海上贸易繁盛以前，或在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的优越地理位置并没有赋予上海多少优势，此时的上海只是一个人口只有20多万的中等城市。上海的命运是与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联系在一起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次年上海正式开埠，1852年上海总人口增至54.4万，1915年突破200万大关，到了解放前已达到545万。此时的上海已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最大的港口城市和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它也是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市政建设由于三家（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二方（中、外）的特殊格局出现了局部有序、全局无序的现象。由此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变，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无法独立、健康的开展。
近代日本，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主动力，城市化开展得独立、健康。原有城市如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基本摆脱了原有城市的特征，其經济日益增强，不仅成为当时日本主要染织业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中心。此外，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以港口和造船业闻名的长崎，因开发北海道而兴起的以玻璃制造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旭川，钢铁城市室兰和煤炭城市夕张等。可以说近代日本的城市发展是多元化的，既出现了机器制造业为实业支撑的大阪、神户，也涌现出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自身的长崎，两类城市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近代日本工商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作者简介：俞丽君（1979-），女，江苏宿迁人，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参考文献：
[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3]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