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逢《博览群书》300期华诞，庆祝生日，总要说些与寿星有关的话。300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折合成年寿也有25年了。1980年代，我看到与读书有关的杂志就有十数种之多，能够坚持下来的是其中的少数。特别在电视泛滥、网络普及的时代，书仿佛是老古董，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就是某些书籍一时能够掀起某种“热”，也是拜电视或网络之赐，先是在电视上、或网络上红，于是书籍出版跟上，实际上这只是做了电视、电脑这“二电”的附庸。到了这个时候，《博览群书》还谨守自己的阵地，敲自家的锣鼓，不怕旁人讥笑“螺蛳壳里做道场”，该庆寿庆寿、该纪念纪念，这种气度、执着的精神让人尊敬。 “书”这个东西自产生后，对它就有两种态度。有好之者，也有恶之者，其原因都是源于它的重要。据说仓颉造字引起“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的“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对于单个的“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由无数的“字”组成的书了。当然，这些都是从文字书籍的功用的角度来说的。对于像我这类读了多半辈子书，很少感到书的“功用”，只是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的准老年痴呆症患者来说，还是对它心存感激的。因为在艰难的时刻书给我带来些慰藉，为我除烦驱闷，似乎是不离不弃的老友，不必与我划清界限。书不是人，读时也不必看它眉高眼低。我感到最能与我打成一片者也许就是书。这一点也许只有沉沦于社会底层的人才能理解。
　　有客曾问，什么是你最艰难时期?
　　我说，在没有书读的时候。
　　客很奇怪，你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难道没吃没喝不艰难吗?大学毕业时，你被整肃、曾被赶到农场监督劳动四五年，你不艰难吗?70年代因发了点对“文革”、批林批孔的牢骚被抓至监狱囚禁三四年，你不艰难吗?为什么单以“没书读”为说，这是不是有些矫情、作秀?
　　我回答，不是。你可能条件优越，许多事情都会给你带来快乐。我则不然，一生当中许多快乐是书带来的。对我来说，读书是学习、后来是工作、更多的还是娱乐。所以读书对我就有特殊的意义，没有书读，只一天，就会没着没落；长了就会使大脑空白，痛苦不堪。半生当中，有时不让读书与你说的那些倒霉的事儿重合，有时并不一定，或者还有分离。
　　第一，困难时期，身居北京，又在上大学。大学生的定量是34斤(比起四川人一二十斤定量高了很多)，所在的学校又是大跃进的产物——北京工农师范学院(此校1962年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后，从未见有人在公开的发表的文字中提起)面临解散。这个学校前身是个干部学院，在大连附近有个农场，困难时期，土地要退还给当地农民，但粮库中存着十几万斤粮食，校方借着我们下乡贯彻“十二条”(说具体点就是到农村去解散食堂、鼓动农民开荒、种“十边地”，以度荒年)机会，把这十多万斤的粮食给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分了。那时的领导还比较公正，下乡的同学都得到较多的粮食补助，记得我好像分了100多斤粮票(分数次补给)，另外在学校食堂吃饭也受到补贴。在北京粮食最困难近两年时间，只有从那个时期经过的才会懂得100多斤粮食意味着什么。有了这个补助，困难时期我没浮肿过，还有精力在北京乱跑，不放过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和外国电影，跑旧书店，淘旧书、线装书……这时候虽然经济困难，但精神文化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前最繁荣的时期。而且那时许多老辈的著名艺术家大都还在，他们在首都舞台上留下了最精彩的时刻。我另有文记其盛。书籍出版也很繁荣，就是纸张黑些(没有漂白粉)、糙些(原料大多是稻草)，但书出的种类很多，价格很低，一般大学生买得起。特别是学校不搞运动了，也没人批判“白专”了，躺在宿舍(当时校方提倡学生躺着，说是“保存热量”)安心看闲书也没有人管了。同宿舍的同学如果合得来，又没有专门爱打小报告的，那么一屋子8个人，躺在床上，海阔天空，胡聊八扯，谈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聊楼乾贵、李光羲(李光羲演的苏联中亚地区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唱段“卖布歌”红遍京城)，传告哪里的地方剧种又到北京调演了等……名日精神会餐。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前觉得最快活时期。这个时期，我看书最杂、听戏、听音乐会、看电影、看话剧最多时期。
　　第二，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正常的农场，并非劳改场，但有少数“五类分子”在这里被监督劳动)“劳动考察”(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监督劳动。的确很痛苦，但痛苦不在劳动，甚至不在监督，因为年轻时干活不惜力，监督不监督一个样，痛苦在于不让读书，更不让读专业书。借口是你们上完了大学，但你们在政治上不及格(不是实在的“政治课”，我的四门政治课都是“优”，而是虚无缥缈的“政治思想”)，所以要在政治补课，不许看业务书，也不许想业务。后来连马列的书、鲁迅的书也不许看了。理由是你们老用“马列”反毛泽东思想，所以马列的书不能读。1965年林彪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要贯彻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针，连看毛主-席书也受到批判。最可笑的是曹天予(就是前两年与周国平打官司那位)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也受到批判。曹说，我通读毛主席的书，通过潜移默化培养对毛主席的感情，把资产阶级阶级立场转过来。管理组批他说，你要什么潜移默化，就是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不要读那么多。于是说不要读“四卷”，读“甲种本”(《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就可以了。“甲种本”只有二十多万字，相当于“四卷”的八分之一。后来说，其实“甲种本”都不用读，只要带着问题到《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就可以了。《毛主席语录》只有三四万字，后来又简化到只有三四千字的“老三篇”，简化到只有一百多字“老三段”(《毛主席语录》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三段语录)。从这个趋势可见就是不让这些“反动学生”接触书。这对我这类“痴书者”“迷书者”真是最大的痛苦。其实反动学生有几十人，管理组只有二三人，当然不可能实施有效监督。但他们叫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提倡告密，打小报告，诱以各种虚幻利益。学生大多二十一二岁，没有任何经验，把这些视为正当。这样监督起来起了管理组不能起到的作用。因为管理组成员虽然都来自高校，但大多是行政人员，文化程度不高。例如一个学生看穆欣写的《韬奋》，被人发现，组内批判他。一位管理组的来了，只听参加会的这个讲“韬奋”，那个也讲“韬奋”，莫名其妙。但沉默是金，他缄默不语，大家莫测高深。最后他总结会议，用狠狠的口吻说：“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他离开之后，有人差点儿笑背过气去。然而，学生之间的 监督，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彼此心理都差不太多，大体了解，一揭发，立即中的；上纲上线，做诛心之论，这都是管理组人员做不到的。所谓“内行管内行”的可怕即在此。比如我箱底有一本李泽厚的《门外集》(这是李氏最早的一个集子，出版于50年代末)。有天睡觉时翻一翻，被人发现拿走，后来批判时就拿其中李泽厚论诗引苏东坡《临江仙》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说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单调的劳动外，只能读报、读《人民日报》，其它基本上都不能读，也没有书可读(当时也正是“文革”热潮中)，几年下来，还不退化?那时如有机会，我不放弃任何一些有字的纸张。记得北大经济系一同学，把他经济学讲义拆了作手纸，拿来上厕所。我分了半本。每天上厕所撕下一页(相当八开的一张纸)。在厕所细读。我这半本是讲“边际效益”(在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不讲这些)的，连续两个月使我有了些这方面的知识。
　　第三，如果从对读书的限制程度来说，坐监狱都比在南口劳动好，因为监狱主要职责是看着犯人别出事，对于看书则管得不多。在看守所因为对送东西管制较严，所以对送书看得也很紧，但不至于连《毛选》、《马列》一类的书都不让送，一般在号子里就有四本《毛选》，随便看，没人敢反对。1975-1976年，我在北京市局看守所K字楼呆了一年多，读完了《马恩全集》1至20卷。其中觉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难读。字词都懂，连在一起就搞不清了。为了明白语意，我把重点段落句子加以分解，分清主谓宾，要在书上作标记，划各种符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看守所不许犯人有钢笔、铅笔一类锐利的杆状物。犯人也想出了一种替代物，就是把牙膏皮(那时都是铝皮或铅皮)展开作平面状，然后把牙膏皮用力卷成卷，一端磨尖，即可在纸上画出道道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两卷书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用它纪念我的这一次认真读书，虽然书上的“铅皮”痕迹大多已经模模糊糊了。平时我真是很少如此认真地读过书，大多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到了真正的监狱——北京一监，看书更方便了。因为所在的中队是“反革命中队”，过去的犯人也喜欢读书，有些犯人离监，就把书留了下来；狱中的“小报组”(编辑一种行之于“一监”的《劳改通讯》)也在这个中队，他们那里也有点书。这样“一监”的书源远较看守所丰富。另外，家里送书也远较看守所方便，很少被拒。据我所知，仿佛只有鲁迅的书不让送，其它的连线装书都能送进来。民国初年石印本《随园诗文集》我就是在“一监”读的，不知是谁送的。1976年社会上正在搞“评法批儒”，孔老二被骂成臭狗屎，“复辟狂”；秦始皇被捧上天，“千古一帝”。在送书时，只要说一句这是“法家著作”，比说是马列著作还管用。家里给我送的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杜预注的《春秋左氏传》，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都用这个借口拿进来了。其实，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不爱管犯人看什么书，只要不闹事就好。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里，因为“洋跃进”之故，监狱工厂是塑料厂，面临严重材料不足，犯人没活干，整天在监室读报。那时报纸就一张，翻来覆去地读，有两个小时足矣。其它干什么?弄不好就要闹事。如果犯人自己读读书，监室就安定、安全了许多。个别管理人员爱在读书上较真，目光老盯着犯人读什么书，常常催促犯人买刚刚出版的《毛选》五卷，指定要读报纸上的哪篇文章等(后来《人民日报》老登冤狱平反的事，他才不催促犯人读报了)，不让犯人看鲁迅的书等。有一次，这位管理人员还在会上给犯人做思想工作，讲为什么不让送鲁迅的书。他说，“有人家里送鲁迅的书，我让他们拿回去了，说这里不能看鲁迅的书。当时，我只这样做了，没有讲为什么，可能有人心里不服。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了罪，如果你们再读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所以你们不能读鲁迅。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就会口服心服了。”但监狱还是有鲁迅的书，是“文革”时出版的简装本。可能是这位干部主事之前，犯人的家属送来的。后来犯人走了，此书非珍本秘笈，也就留了下来。
　　在“一监”一年多的时间里，详读了范注《文心雕龙》，每节都做了笔记(此书后来被一个学生拿走了)，用白话翻译《左传》(约三分之一)，管理人员认为，“反革命中队”犯人犯的都是右的罪行，读读《左传》大有裨益。
　　犯人当中有些喜欢诗的，《汉语诗律学》被他们拿走了，久假不归，后来我平反了，王力先生那本书遂长留狱中。后来给学生讲“诗律”时，时时念及此书。
　　往事前尘，转瞬都成过去，现在退休了，谈及人生经历感触最深的还是有没有书读，真是一生所累惟有书。就这点来说，与《博览群书》及嗜书读者还是有点共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