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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哈姆莱特》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它代表了莎士比亚最高的艺术成就。剧中丹麦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选于公元1200年的丹麦史，在莎士比亚之前，这个故事多次被人改编为流行的复仇剧，但莎翁的《哈姆莱特》则点石成金，在内容和形式上推陈出新，成为欧洲戏剧史上的奇观。
之前的学者关于哈姆莱特疯癫的情况，更着重地在于讨论他是否是“真疯”。目前共有三种意见，第一种如法国斯达尔夫人的观点，人物哈姆莱特的疯癫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的疯癫”，在她看来“剧本只是描绘了一幅人类精神在生活风暴超过了自己的力量而遭到毁灭时的最动人图景”；更多的学者主张扬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的半真半假说，即“自己的悲痛和国王的怀疑使他一半真疯，一半装疯”，柯尔律治说：“哈姆莱特的疯狂只有一半是假，他巧妙的骗术来装疯，只有她真正接近于疯狂的状态时才能装得出”。查尔斯·兰姆也发表类似的意见“固然可以说哈姆莱特是装疯，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他真正的思想错乱所允许的范围内装疯”，海涅：“经过佯装的精神错乱投入了真正癫狂的可怕深渊”；第三种情况是认为哈姆莱特自始至终是清醒的正常人，如陆协新在论文里写道：“他头脑清醒，富有智慧，思想敏捷，善于判断；对复杂而危险的形势应付自如，巨大的悲伤并没有使他丧失意志，愤怒的光焰也没有烧毁他的理智”，再如李鸿泉的论文里写道：“他思维清晰，应答敏捷，语言准确，逻辑性强。”
我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哈姆莱特没有疯，是在装疯，原因有四。第一，他从始至终是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的，故意做出一些疯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第一幕第五场他对霍拉旭说：“我今后也许有时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第三幕第四场哈姆莱特对他母亲说：“告诉他我实在是在装疯，不是真疯。”这些说明，他对自己的疯癫有清醒的认识；第二，在哈姆莱特独处时，通过他的独白，可以看出他是理性而深刻的，如最著名的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再如第二幕第二场的最后，他反思自我，策划“戏中戏”以得到更切实的证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疯态是装出来的；第三，克劳狄斯多次派人打探哈姆莱特疯癫的原因，并对波洛涅斯提出的因爱情发疯的理由保持质疑，对哈姆莱特的“疯癫”称之为“变化”而且在最后的决斗中只字未提疯癫一事，说明他识破了哈姆莱特装疯的手段；第四，剧中的另一个疯子是奥菲利娅，她在自己父亲死后，神气疯癫，一边呻吟，一边捶她的心，对于一些琐屑之事痛骂，有时眨眼，有时点头，做各种手势，不断唱歌，可以判断出奥菲利娅是由于丧失父亲和爱人而真疯，与其相比，哈姆莱特的疯癫过于理性。我由以上四个原因判断，哈姆莱特是装疯而不是真疯。
由此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哈姆莱特为什么要装疯，对于这一点，在肖四新主编的《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里提到“从哈姆莱特发疯的原因来看，一方面是装疯以迷惑敌人，保护自己，刺探凶手；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危机的自然表现。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他为人文主义信念的破灭而痛心，另一方面他悲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因为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而觉得难以忍受”，罗峰在论文里写道：“装疯可以使哈姆莱特暂时从一个享有完全公众地位的王子，下降为一个身份模糊的人物，由此打消敌人的戒备，实现自己的目的。”，李鸿泉在论文里表达，认为哈姆莱特的“装疯”只能更引起敌人的警惕，为了搜集证据专门去惊动这样一个危险敌人，显得太傻了，如果是为了让大家认清克劳狄斯的真面目，那么一个疯子的话更加不足为信，所以莎翁弱化了哈姆莱特装疯的情节，去掉令人恶心残忍的疯狂行为，不但增强了情节内在的逻辑性，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
在我看来，莎翁安排哈姆莱特疯癫的情节有可能是保留了前人的创造，而他希望透过哈姆莱特的“疯话”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认为哈姆莱特的“疯癫”，很大原因是接受了剧中人的判断，然而单独看他的疯话，其实是充满喻意的，正如波洛涅斯在第二幕第二场中说：“这些虽然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内”，“他的回答有时候是多么深刻，疯狂的人往往能有说出理智清醒的人所说不出的话”。莎翁想通过哈姆莱特之口揭露当时宫廷内部的混乱和黑暗，在其他维护宫廷美好形象的人的心目中，他确实疯了，因为他的“疯话”违背了宫廷里多数人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正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真正有病的并不是狂人，而是所有村民，唯一清醒的人在一群病人中间被视为异类的“狂人”，然而鲁迅是想通过狂言表达对国民弱点的打击。正如狂人接受了新思想一样，哈姆莱特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他最有可能是正确清醒的人。我大胆猜测，莎翁借哈姆莱特之口，在批判整个社会的黑暗与肮脏，其实哈姆莱特的疯癫并非病理上的，而是众多病态人眼中的“异类狂人”。
第二场中哈姆莱特与波洛涅斯正面交锋，他的疯话将波洛涅斯表达成“卖鱼的贩子”“蛆虫”“臭肉”“一万个人中间有一个老实人”“在书里读到的诽谤和眼睛空洞的老人”这些是对波洛涅斯的嘲讽和挖苦，我认为还有可能是莎翁对当时社会中一些腐败大臣的影射。在哈姆莱特和吉尔登斯吞的对话中，他的疯话更具现实意义，他说：“丹麦是一所牢狱”，这是在影射当时黑暗的社会。
第三场中，奥菲利娅成为哈姆莱特装疯的一个辅助工具，他便以“疯相”十足地把“贞洁”和“美丽”统统讽刺了一遍，并叫她到尼姑庵去，母亲的无情无义，败坏伦常给他的伤害难以接受，而奥菲利娅也卷入这场阴谋，充当钓饵，至洁的感情遭到践踏，加深了他对女人的蔑视和敌意。我认为他的疯话“因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使美丽受到它自己的感动”“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自己又造了另一张”这些话是在影射她母亲改嫁的行为，透露出对母亲这种行为的鄙夷和憎恨。
第四场中，哈姆莱特对母亲说话时是清醒的，他说：“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以为我说的这一番话只是出于疯狂”这说明此刻的他没有装疯。在第四幕第三场中，他与自己的仇敌克劳狄斯正面交锋，说“胖胖的国王跟瘦瘦的乞丐是一个桌子上两道不同的菜”“一个国王可以在一个乞丐的脏腑里作一番巡回”，这些疯话体现出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可以影射出他对克劳狄斯的不满和鄙夷。
第五幕第一场，哈姆莱特跳进墓穴与雷欧提斯扭打，并采用夸大的言词表达对奥菲利娅的爱，他的失控行为让克劳狄斯和她母亲大喊他的疯癫，他极尽疯话表达对奥菲利娅的爱，在我看来，还有一些愧疚和失望，奥菲利娅成为测试他是否因爱发疯的诱饵，而对于奥菲利娅的死亡哈姆莱特也难逃责任，然而也让哈姆莱特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成为幻灭。
通过以上的探索发现，哈姆莱特的疯话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他的发疯也使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形象更加圆润丰满，对于剧情的推动和结构安排也有重要作用。
张泗洋在《莎士比亚引论》里这样评价哈姆莱特，“任何邪恶都会激起他心头的愤怒，而一切善良和爱都会使他感到幸福”，这样一个感性的哈姆莱特在气质上更接近于一个诗人，而诗人有时候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疯子，虽然他有感性和脆弱的一面，他的“装疯”和疯话却不乏理性色彩，莎翁借哈姆莱特表达对当时时代的不满，控诉社会的黑暗和混乱，这些疯话，揭示了更为深刻和发人警醒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哈姆莱特没有真疯而是在装疯，莎士比亚设计的疯癫情节，不仅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借哈姆莱特之口，揭示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情怀。
参考文献：
[1]高芮森.外国著名悲剧选2[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肖四新著.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王洪英著.西方文学的文化性格[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4]黎跃进，曾思忆主编.外国文学争鸣评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罗峰.哈姆雷特命运观[J].现代哲学，2010（4）.
[6]周砚芳.试论哈姆雷特情感的多重性意义[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1）.
之前的学者关于哈姆莱特疯癫的情况，更着重地在于讨论他是否是“真疯”。目前共有三种意见，第一种如法国斯达尔夫人的观点，人物哈姆莱特的疯癫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的疯癫”，在她看来“剧本只是描绘了一幅人类精神在生活风暴超过了自己的力量而遭到毁灭时的最动人图景”；更多的学者主张扬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的半真半假说，即“自己的悲痛和国王的怀疑使他一半真疯，一半装疯”，柯尔律治说：“哈姆莱特的疯狂只有一半是假，他巧妙的骗术来装疯，只有她真正接近于疯狂的状态时才能装得出”。查尔斯·兰姆也发表类似的意见“固然可以说哈姆莱特是装疯，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他真正的思想错乱所允许的范围内装疯”，海涅：“经过佯装的精神错乱投入了真正癫狂的可怕深渊”；第三种情况是认为哈姆莱特自始至终是清醒的正常人，如陆协新在论文里写道：“他头脑清醒，富有智慧，思想敏捷，善于判断；对复杂而危险的形势应付自如，巨大的悲伤并没有使他丧失意志，愤怒的光焰也没有烧毁他的理智”，再如李鸿泉的论文里写道：“他思维清晰，应答敏捷，语言准确，逻辑性强。”
我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哈姆莱特没有疯，是在装疯，原因有四。第一，他从始至终是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的，故意做出一些疯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第一幕第五场他对霍拉旭说：“我今后也许有时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第三幕第四场哈姆莱特对他母亲说：“告诉他我实在是在装疯，不是真疯。”这些说明，他对自己的疯癫有清醒的认识；第二，在哈姆莱特独处时，通过他的独白，可以看出他是理性而深刻的，如最著名的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再如第二幕第二场的最后，他反思自我，策划“戏中戏”以得到更切实的证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疯态是装出来的；第三，克劳狄斯多次派人打探哈姆莱特疯癫的原因，并对波洛涅斯提出的因爱情发疯的理由保持质疑，对哈姆莱特的“疯癫”称之为“变化”而且在最后的决斗中只字未提疯癫一事，说明他识破了哈姆莱特装疯的手段；第四，剧中的另一个疯子是奥菲利娅，她在自己父亲死后，神气疯癫，一边呻吟，一边捶她的心，对于一些琐屑之事痛骂，有时眨眼，有时点头，做各种手势，不断唱歌，可以判断出奥菲利娅是由于丧失父亲和爱人而真疯，与其相比，哈姆莱特的疯癫过于理性。我由以上四个原因判断，哈姆莱特是装疯而不是真疯。
由此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哈姆莱特为什么要装疯，对于这一点，在肖四新主编的《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里提到“从哈姆莱特发疯的原因来看，一方面是装疯以迷惑敌人，保护自己，刺探凶手；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危机的自然表现。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他为人文主义信念的破灭而痛心，另一方面他悲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因为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而觉得难以忍受”，罗峰在论文里写道：“装疯可以使哈姆莱特暂时从一个享有完全公众地位的王子，下降为一个身份模糊的人物，由此打消敌人的戒备，实现自己的目的。”，李鸿泉在论文里表达，认为哈姆莱特的“装疯”只能更引起敌人的警惕，为了搜集证据专门去惊动这样一个危险敌人，显得太傻了，如果是为了让大家认清克劳狄斯的真面目，那么一个疯子的话更加不足为信，所以莎翁弱化了哈姆莱特装疯的情节，去掉令人恶心残忍的疯狂行为，不但增强了情节内在的逻辑性，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
在我看来，莎翁安排哈姆莱特疯癫的情节有可能是保留了前人的创造，而他希望透过哈姆莱特的“疯话”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认为哈姆莱特的“疯癫”，很大原因是接受了剧中人的判断，然而单独看他的疯话，其实是充满喻意的，正如波洛涅斯在第二幕第二场中说：“这些虽然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内”，“他的回答有时候是多么深刻，疯狂的人往往能有说出理智清醒的人所说不出的话”。莎翁想通过哈姆莱特之口揭露当时宫廷内部的混乱和黑暗，在其他维护宫廷美好形象的人的心目中，他确实疯了，因为他的“疯话”违背了宫廷里多数人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正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真正有病的并不是狂人，而是所有村民，唯一清醒的人在一群病人中间被视为异类的“狂人”，然而鲁迅是想通过狂言表达对国民弱点的打击。正如狂人接受了新思想一样，哈姆莱特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他最有可能是正确清醒的人。我大胆猜测，莎翁借哈姆莱特之口，在批判整个社会的黑暗与肮脏，其实哈姆莱特的疯癫并非病理上的，而是众多病态人眼中的“异类狂人”。
第二场中哈姆莱特与波洛涅斯正面交锋，他的疯话将波洛涅斯表达成“卖鱼的贩子”“蛆虫”“臭肉”“一万个人中间有一个老实人”“在书里读到的诽谤和眼睛空洞的老人”这些是对波洛涅斯的嘲讽和挖苦，我认为还有可能是莎翁对当时社会中一些腐败大臣的影射。在哈姆莱特和吉尔登斯吞的对话中，他的疯话更具现实意义，他说：“丹麦是一所牢狱”，这是在影射当时黑暗的社会。
第三场中，奥菲利娅成为哈姆莱特装疯的一个辅助工具，他便以“疯相”十足地把“贞洁”和“美丽”统统讽刺了一遍，并叫她到尼姑庵去，母亲的无情无义，败坏伦常给他的伤害难以接受，而奥菲利娅也卷入这场阴谋，充当钓饵，至洁的感情遭到践踏，加深了他对女人的蔑视和敌意。我认为他的疯话“因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使美丽受到它自己的感动”“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自己又造了另一张”这些话是在影射她母亲改嫁的行为，透露出对母亲这种行为的鄙夷和憎恨。
第四场中，哈姆莱特对母亲说话时是清醒的，他说：“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以为我说的这一番话只是出于疯狂”这说明此刻的他没有装疯。在第四幕第三场中，他与自己的仇敌克劳狄斯正面交锋，说“胖胖的国王跟瘦瘦的乞丐是一个桌子上两道不同的菜”“一个国王可以在一个乞丐的脏腑里作一番巡回”，这些疯话体现出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可以影射出他对克劳狄斯的不满和鄙夷。
第五幕第一场，哈姆莱特跳进墓穴与雷欧提斯扭打，并采用夸大的言词表达对奥菲利娅的爱，他的失控行为让克劳狄斯和她母亲大喊他的疯癫，他极尽疯话表达对奥菲利娅的爱，在我看来，还有一些愧疚和失望，奥菲利娅成为测试他是否因爱发疯的诱饵，而对于奥菲利娅的死亡哈姆莱特也难逃责任，然而也让哈姆莱特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成为幻灭。
通过以上的探索发现，哈姆莱特的疯话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他的发疯也使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形象更加圆润丰满，对于剧情的推动和结构安排也有重要作用。
张泗洋在《莎士比亚引论》里这样评价哈姆莱特，“任何邪恶都会激起他心头的愤怒，而一切善良和爱都会使他感到幸福”，这样一个感性的哈姆莱特在气质上更接近于一个诗人，而诗人有时候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疯子，虽然他有感性和脆弱的一面，他的“装疯”和疯话却不乏理性色彩，莎翁借哈姆莱特表达对当时时代的不满，控诉社会的黑暗和混乱，这些疯话，揭示了更为深刻和发人警醒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哈姆莱特没有真疯而是在装疯，莎士比亚设计的疯癫情节，不仅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借哈姆莱特之口，揭示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情怀。
参考文献：
[1]高芮森.外国著名悲剧选2[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肖四新著.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王洪英著.西方文学的文化性格[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4]黎跃进，曾思忆主编.外国文学争鸣评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罗峰.哈姆雷特命运观[J].现代哲学，2010（4）.
[6]周砚芳.试论哈姆雷特情感的多重性意义[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