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薇 是近年来很活跃的一名年轻艺术家。自2009年9月北京798世纪翰墨画廊的个展《空心人》后，时隔两年，在今日美术馆，黎薇迎来了她的第二个个展《英雄》。展览由貌似没有关联的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穿着类似杂技演员服饰的一组男孩女孩，孩子们动作和表情一致，每个人的面孔中映射着一种历经了反复的惊恐后，失去了生机的平静。第二部分是四位植物人患者，躺在病床上的只是生命体，对于他们是否还存在感官意识我们无从所知。最后一部分是一组有着鲜亮颜色但颓败的孔雀。
　　孔雀在用开屏展现他炫彩壮丽的力量的同时会消耗极大的气力与精神，也可以设想做这样的动作会令孔雀承受相当的痛苦。同样，被包装成精彩“事物”的少年们，在别人设定的道路中逐渐成为取悦观众的表演工具。然而最终，在最贴近的死亡的病床上，我们仅能从性征上看出患者的性别，仅能从身体裸露出的伤痕臆想他们被抬上病床前的经历。然而依靠此类判断与还原个人的真实是微不足道的，在死亡面前他们是否曾经光鲜已经不再重要了。无论是三个部分中的哪一具生命体，他们能够意识到并直面这样的结局吗？
　　英雄的形象总是伴随着宗教感的意味游走在癫狂的民众情绪之上，《英雄》三部曲作品的综合表征，总之如同黎薇喜欢的哥特音乐一样，追寻心灵的不归深渊。试图用音乐去为黎薇的展览做注脚，与其提到Marilyn Manson这样有着哥特气质的华丽明星，不如将这股精神追溯到哥特摇滚乐的根源Joy Division。这支只存在了三年的乐队在70年代下旬用沮丧与绝望诠释生命，主唱Ian Curtis的自缢更是宣告了他对人世的苦痛早已厌倦，选择逃脱。经历了恐惧、挣扎、绝望，最终回到平静的病床上的最后人生，沉浸在失魂落魄的刺骨寒冷中，灵魂游荡在罪与罚的尽头边缘。 人生的精彩总在五光十色的戏剧性事件中产生，然而精彩并不等同于幸福，就连戏剧感也大多是依靠悲壮而酝酿出力量。文明社会的人类从诞生日起，便不可逃避的陷进与人类为主体构成的社会所对抗的基调中。于是我们看到矛盾无处不在：卫道士所不齿的或者反对的种种，也极有可能存在于他们内心的隐蔽角落，姿态的重要性大于事实；为了政治或利益的需要，策划者以树立榜样的形式告之目标群体应当如何处世，但制定规则的人往往游离于规则之外；决定我们行径的动力缺乏逻辑和道理，但很多时候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人对同类、对其他生命的恻隐之心与残暴并存，同时又对自身的局限与无知总有着不自然的焦虑，于是热衷于寻找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义，更在所有的领域中呼唤并营造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真实的英雄吗？是否在特定的时间，每个人都有成为其他人心中英雄的可能？如果是这样，成为英雄的结果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还是更遵循膜拜者的心理需求呢？甚至真的只有人类才会对死亡有着生理感受之外的恐惧吗？
　　马尔罗说：“艺术是唯一抵抗死亡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哲学言论能够对我们的存在有改善作用的话，那么就要从问题的日常性思考到生命意义上的转折。”黎薇用这几组作品缩短了观者与以上问题的距离，并在最后的一组孔雀中含蓄的引领遐想：人类一厢情愿的将非知性又无辜的孔雀视为火焰不死鸟的现实化身，就连孔雀示武的行径也要被联想为所谓爱情或者某些吉祥的寓意。类似观点总是无理但又切实的存在，并推动着在这个星球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物种文明的发展，纵然这条道路似乎与获取幸福的愿景从起点即背道而驰。英雄的名字沉重而响亮， 承载着虚构又难以言状的世俗使命。
　　无论是媒体人还是艺术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时代的分寸，于是我们虽然可以意识到整个体制中是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却又同时对自己的文字、言论实行自我屏蔽以防触及到特色化的底线。在全民陷入犬儒主义的当下，黎薇在生活的几个层面中（比如在微博）呈现了一种有策略的激进，这种情绪也自然渗透到此次展览之中。媒体上最常见的英雄形象是政治化的颂歌，在这种语境之下去探讨“英雄”的存在意义则有了一层别样的语境。《英雄》展览中的冲突与并置体量之多，令之前的几个系列作品有了为此次暴发而小试牛刀的色彩。当你看透所有光鲜，抵达可预的结局时，会感到就连展览的题目也散发着黎薇的不屑与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