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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满眼的绿意所包围的广州的冬天,让习惯于北方冬季寒冷空气的我,在享受着舒适的气温所带来的惬意的同时,也在陌生的语言和街巷间感受到一丝无所适从的慌张。不论是短暂的栖息还是永久的定居,“异乡客”对于每一座具有包容性的大城市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寻找故乡的冲动或许是每个“异乡客”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愿望—从春运期间排队在火车站外购买返乡车票的拥挤人潮,到文学作品中对于童年记忆或直白或婉约的无尽追寻,回家的念头总会在某个时刻拨开所有附着于渐行渐远旅程上的苍茫尘垢,而闪现出其最初的温馨光芒。
在范勃的绘画中,我们似乎总能感受到画者骨子里那种对于“异乡客”身份的认同之感—借助精准的笔触和反复堆砌的油彩所塑造出的、具有雕塑感的厚重形体,在凸显画者扎实写实功底的同时也反衬出画面背景上的非现实情境—在写实的形象与意象化背景的相互制衡与融合中,范勃将自己身边熟悉的亲人和朋友等形象带入到一种沧桑的时间假设之内:没有明确指向的空间环境是关于眼前时间的虚构和冥想,它抹去了此刻的形象在具象生活环境中的稳定感,却又在看似没有前因后果的含混背景前,凝聚成一种在不确切的内心彷徨中寻找精神故园的明确渴求,而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不论是范勃还是他画中的模特都被不约而同地赋予了一种“异乡客”或“旅人”的精神气质。
这次在广州大剧院当代馆举办的名为《曳游》的范勃个展中,以“异乡客”的身份定位在自我的精神旅程中审视日常生活的从容视角,也成为贯穿艺术家不同时期作品的内在精神线索。对此范勃谈到:“‘曳’字本身有摇摆和逍遥的双重含义,而‘游’则是一种相对轻松的、 向前行走的方式。‘曳游’实际上是一种逍遥自在的流动状态,是一种个人化的行走方式,但同时它又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消极或被动状态。对我个人来说,‘曳游’是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所牵引,背负着某种无法言传的神秘使命,在寻找中从容且淡定地行走。而我想要寻找的可能只是自我内心中最初的记忆和感动,这就像人生一样,很多本质的东西其实就存在于你出发的那个点上,我们终其一生的旅行和寻找,可能只是为了能够回归到最初的朴素状态之中。”
在本次展出的名为《不尽的黄昏》的大尺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范勃早期作品中独特的造型方式和精神趋向。刻意模糊掉眼睛的造型方式和清晰的笔触痕迹—有着强烈凹凸感的深邃眼眶在吸纳着观众的凝视的同时,却又从不回馈给我们任何关于生活的、具体的情感细节,只留下从一而终的“木讷”在考验着观众对于“无限沉默”的最终承受能力;画中人物服装的褶皱被范勃处理成一块块泾渭分明的切片,闪烁着金属般的质感,却又似乎随时可以被一块块地剥离下来,并将画中不同的人物形象瓦解成为一片片近似的、无法落地的虚妄存在—让绘画中的人物形象显露出雕塑般的凝重质感。身处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物,被没有明确指向的时间概念连接在了一起,却又在难辨彼此的静态沉默中,固执地委身于他人所难以进入的孤独堡垒之内。对于未知精神指向的迷恋和探求以画面中央突兀伸向天空的手指作为中介,将横扫而过的模糊背景在观众的眼中融化成一场暖色的风暴—歪斜的电线杆、瘦骨嶙峋的枯树、形似楼群或山水的抽象笔触等,在流畅与顿挫并施的写意化处理之中,强化着“一个富有戏剧性但又带有抽象风景的白日梦般的空间”感受。对此范勃说到:“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我在绘画的形式语言上更强调从厚实的体量感入手,让人物的造型具有雕塑的味道。同时这种处理方式也让画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形象拉开了距离,以感官上的‘写实’ 作为依托在画面中表述自己对于个体生存状态和关系的思考。”
除了厚实的形体塑造之外,对绘画中顶光效果的偏爱也是范勃绘画的特色之一。这种偏好源于画家童年时代对于电影和舞台效果的迷恋,他说:“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看电影,喜欢电影中演绎出的特别的故事结构和视觉效果,很多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忽略的片断在电影中却被放大或延长了,它将看似真实的故事带入到一种具有‘蒙太奇’意味的表现结构里,同时电影中所营造出的、似真非真的情境模式也能提供给我更大的幻想空间,而这种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中获得的。”在范勃近几年创作的《花开花落》和《园子》等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早期作品中坚硬的形体质感和颇具形而上意味的人物塑造方式,已经被一种更加温和和随性的造型方式所取代了,但从画面顶端直落而下的醒目光线却依然将范勃的绘画照亮在了“现实”与“非现实”接壤的意象化边界之上。如在名为《园子之二》的作品中,范勃的朋友们以一种更加“日常化”的姿态站立在画家虚设的背景面前,不同人物间的关系也不像先前的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孤独或绝对—这也正如范勃自己所说:“我之前的作品追求的是一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造型感觉,并希望借由这种个人化的造型方式来表达很多类似哲学中的形而上观念和思考;而现在的作品则更加随性了,不刻意用某种固定的外在形式来囿限自己的感觉,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完全回归到那种‘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朴实状态之中。”—而零星散落在画面背景中的枯树和假山石等形象,在营造出简洁的东方化审美意象的同时,也强化出一种舞台般的空间效果。在由自然形态和人工痕迹交互构建起的空旷平台上,来自顶端不可见的光源成为了吐露画面中潜在的戏剧性关系的解密者:被顶光照亮的人物形象从相同昏暗的舞台底部浮出,走进画家为他们预留的“角色”之内,彼此之间并未表现出过分的亲昵,却也没有丝毫的相互拒斥与防备。不论是人还是动物,在范勃摆设出的萧索“园子”中都仅仅停留在只属于“此刻”的位置上,并在一成不变光线的审视下各自扮演着“此刻舞台”上的“永恒”形象。同时画面中假设的时间线索也因错落的季节暗示—女人身上薄薄的裙子,掉光叶子的枯枝等—而表现一种极端悖论却又彼此包容的永恒时间感受。
在专注于人物绘画创作的同时,范勃也一直坚持用风景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对于“时间”的追寻与思考。在本次展出的《木言》系列作品中,范勃用近似传统中国绘画的写意笔调,在不同的色块中反复描绘着形态各异的枯树。不论是在黑色风暴的推搡中,还是在如火般炙热的亮红色的包围下,这些从平板的土地之下冒出的倔强枝干,都保持着一种滤去了时间侵扰的凝固状态—在这里树本身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暗示,恰如八大笔下的那些翻着白眼望向空灵的鸟和鱼一样,在被画框限定的物理空间内延续着本质的孤独相对于霎那时间的永恒性。
范勃在《琐记三则》中曾写过:“在流动变为凝滞、短暂变为永恒的同时,也由一种时间的形态转化为空间的形态,由人构成的时间片断从现实中走入,从历史中走出。记忆的体验和积淀引领我们进入了至诚画境,也就成了画面的氛围⋯⋯一个越来越远离于现实之外的孤独灵魂依旧在现实中寻觅昔日的梦想。”对于艺术家来说,寻觅或许总是与孤独相伴相生的。那些走进范勃画境中的人、动物和风景在保持着片断现实形貌的同时,亦在画家的记忆体验中变换成为一扇扇用来眺望昔日梦想和历史沉积的窗口。而在窗外昏暗的街道或明亮的舞台上,作为画者和异乡客的范勃正在寻觅的孤独与快乐中,继续曳游在广州温暖的冬夜里。
在范勃的绘画中,我们似乎总能感受到画者骨子里那种对于“异乡客”身份的认同之感—借助精准的笔触和反复堆砌的油彩所塑造出的、具有雕塑感的厚重形体,在凸显画者扎实写实功底的同时也反衬出画面背景上的非现实情境—在写实的形象与意象化背景的相互制衡与融合中,范勃将自己身边熟悉的亲人和朋友等形象带入到一种沧桑的时间假设之内:没有明确指向的空间环境是关于眼前时间的虚构和冥想,它抹去了此刻的形象在具象生活环境中的稳定感,却又在看似没有前因后果的含混背景前,凝聚成一种在不确切的内心彷徨中寻找精神故园的明确渴求,而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不论是范勃还是他画中的模特都被不约而同地赋予了一种“异乡客”或“旅人”的精神气质。
这次在广州大剧院当代馆举办的名为《曳游》的范勃个展中,以“异乡客”的身份定位在自我的精神旅程中审视日常生活的从容视角,也成为贯穿艺术家不同时期作品的内在精神线索。对此范勃谈到:“‘曳’字本身有摇摆和逍遥的双重含义,而‘游’则是一种相对轻松的、 向前行走的方式。‘曳游’实际上是一种逍遥自在的流动状态,是一种个人化的行走方式,但同时它又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消极或被动状态。对我个人来说,‘曳游’是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所牵引,背负着某种无法言传的神秘使命,在寻找中从容且淡定地行走。而我想要寻找的可能只是自我内心中最初的记忆和感动,这就像人生一样,很多本质的东西其实就存在于你出发的那个点上,我们终其一生的旅行和寻找,可能只是为了能够回归到最初的朴素状态之中。”
在本次展出的名为《不尽的黄昏》的大尺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范勃早期作品中独特的造型方式和精神趋向。刻意模糊掉眼睛的造型方式和清晰的笔触痕迹—有着强烈凹凸感的深邃眼眶在吸纳着观众的凝视的同时,却又从不回馈给我们任何关于生活的、具体的情感细节,只留下从一而终的“木讷”在考验着观众对于“无限沉默”的最终承受能力;画中人物服装的褶皱被范勃处理成一块块泾渭分明的切片,闪烁着金属般的质感,却又似乎随时可以被一块块地剥离下来,并将画中不同的人物形象瓦解成为一片片近似的、无法落地的虚妄存在—让绘画中的人物形象显露出雕塑般的凝重质感。身处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物,被没有明确指向的时间概念连接在了一起,却又在难辨彼此的静态沉默中,固执地委身于他人所难以进入的孤独堡垒之内。对于未知精神指向的迷恋和探求以画面中央突兀伸向天空的手指作为中介,将横扫而过的模糊背景在观众的眼中融化成一场暖色的风暴—歪斜的电线杆、瘦骨嶙峋的枯树、形似楼群或山水的抽象笔触等,在流畅与顿挫并施的写意化处理之中,强化着“一个富有戏剧性但又带有抽象风景的白日梦般的空间”感受。对此范勃说到:“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我在绘画的形式语言上更强调从厚实的体量感入手,让人物的造型具有雕塑的味道。同时这种处理方式也让画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形象拉开了距离,以感官上的‘写实’ 作为依托在画面中表述自己对于个体生存状态和关系的思考。”
除了厚实的形体塑造之外,对绘画中顶光效果的偏爱也是范勃绘画的特色之一。这种偏好源于画家童年时代对于电影和舞台效果的迷恋,他说:“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看电影,喜欢电影中演绎出的特别的故事结构和视觉效果,很多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忽略的片断在电影中却被放大或延长了,它将看似真实的故事带入到一种具有‘蒙太奇’意味的表现结构里,同时电影中所营造出的、似真非真的情境模式也能提供给我更大的幻想空间,而这种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中获得的。”在范勃近几年创作的《花开花落》和《园子》等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早期作品中坚硬的形体质感和颇具形而上意味的人物塑造方式,已经被一种更加温和和随性的造型方式所取代了,但从画面顶端直落而下的醒目光线却依然将范勃的绘画照亮在了“现实”与“非现实”接壤的意象化边界之上。如在名为《园子之二》的作品中,范勃的朋友们以一种更加“日常化”的姿态站立在画家虚设的背景面前,不同人物间的关系也不像先前的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孤独或绝对—这也正如范勃自己所说:“我之前的作品追求的是一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造型感觉,并希望借由这种个人化的造型方式来表达很多类似哲学中的形而上观念和思考;而现在的作品则更加随性了,不刻意用某种固定的外在形式来囿限自己的感觉,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完全回归到那种‘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朴实状态之中。”—而零星散落在画面背景中的枯树和假山石等形象,在营造出简洁的东方化审美意象的同时,也强化出一种舞台般的空间效果。在由自然形态和人工痕迹交互构建起的空旷平台上,来自顶端不可见的光源成为了吐露画面中潜在的戏剧性关系的解密者:被顶光照亮的人物形象从相同昏暗的舞台底部浮出,走进画家为他们预留的“角色”之内,彼此之间并未表现出过分的亲昵,却也没有丝毫的相互拒斥与防备。不论是人还是动物,在范勃摆设出的萧索“园子”中都仅仅停留在只属于“此刻”的位置上,并在一成不变光线的审视下各自扮演着“此刻舞台”上的“永恒”形象。同时画面中假设的时间线索也因错落的季节暗示—女人身上薄薄的裙子,掉光叶子的枯枝等—而表现一种极端悖论却又彼此包容的永恒时间感受。
在专注于人物绘画创作的同时,范勃也一直坚持用风景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对于“时间”的追寻与思考。在本次展出的《木言》系列作品中,范勃用近似传统中国绘画的写意笔调,在不同的色块中反复描绘着形态各异的枯树。不论是在黑色风暴的推搡中,还是在如火般炙热的亮红色的包围下,这些从平板的土地之下冒出的倔强枝干,都保持着一种滤去了时间侵扰的凝固状态—在这里树本身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暗示,恰如八大笔下的那些翻着白眼望向空灵的鸟和鱼一样,在被画框限定的物理空间内延续着本质的孤独相对于霎那时间的永恒性。
范勃在《琐记三则》中曾写过:“在流动变为凝滞、短暂变为永恒的同时,也由一种时间的形态转化为空间的形态,由人构成的时间片断从现实中走入,从历史中走出。记忆的体验和积淀引领我们进入了至诚画境,也就成了画面的氛围⋯⋯一个越来越远离于现实之外的孤独灵魂依旧在现实中寻觅昔日的梦想。”对于艺术家来说,寻觅或许总是与孤独相伴相生的。那些走进范勃画境中的人、动物和风景在保持着片断现实形貌的同时,亦在画家的记忆体验中变换成为一扇扇用来眺望昔日梦想和历史沉积的窗口。而在窗外昏暗的街道或明亮的舞台上,作为画者和异乡客的范勃正在寻觅的孤独与快乐中,继续曳游在广州温暖的冬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