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4岁的男孩被冻死了!
　　他叫张纪鑫,是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五井中学学生。2009年12月17日晚,值班老师以其违反纪律为由,罚他站到宿舍外。随后,这名值班老师喝酒去了,忘记小鑫还在宿舍外罚站。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夜里,小鑫在宿舍门外冻死。(《北京青年报》2009年12月23日)
　　相信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会为这名老师的残忍与不负责任而愤慨。但在愤慨之余,我又想,小鑫为什么不逃生呢?他为什么不回到教室、宿舍,或者干脆回家?一种可能是他不知道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夜中站立,有可能被冻伤或冻死;一种可能是他明明知道有被冻伤或冻死的可能,但不敢违背老师的话,缺少宁愿挨处分也不愿被冻死的勇气。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说明生命意识的缺失——当然,这并不是孩子的错。
　　由此我想到了不久前发生在湖南省湘乡市育才中学的踩踏事件:2009年12月7日21时许,晚自习下课之际,学生们在下楼梯的过程中,一学生跌倒,骤然引发拥挤,造成8死26伤。据说,在刚有学生倒下之际,有一名叫龚剑的学生曾大喊:“有人滑倒,都不要挤。”可后边的学生照样向前挤。为什么在龚剑大喊之后,其他学生还要往前挤?给出的解释是,后边的学生以为有人在开玩笑。
　　当时,对后边的学生来说,一种可能是停下脚步,而停下脚步有可能上当,因为前边并没有人倒下;一种可能是继续向前走,而继续向前走则有可能踩死人。假如这些学生有较强的生命意识,那为了避免惨剧的可能发生,应该是宁愿上当也要停下脚步。
　　这两个悲剧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教训,其中一个共同的教训则是,学校、社会与家庭对学生缺乏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保护生命的教育。这让我想起普京:2009年12月3日,俄罗斯总理普京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播节目与本国普通老百姓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直接对话。在回答9岁的俄罗斯小姑娘达莎“关于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的提问时,他说:“我想,我们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设想一下,假如有一位学生如此发问,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教师会如何回答?清楚我们“特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回答可能是这样的:“能为祖国作出贡献是最大的幸福”“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最大的幸福。”
　　而一些家长则可能告诉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是最大的幸福,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能买得起房子、车子是最大的幸福,能娶到好老婆嫁个好老公是最大的幸福,而很少有人会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不能说前面那些回答没有合理成分,但我认为,普京的回答是最务实最理性的,因为“活着”是实现其他一切的前提。否则,就什么都不可能有了。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这应成为学生的常识,而普及这一常识的责任在学校,在社会,在每一个家庭。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