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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总是认为朝鲜人严肃、刻板，然而，深入接触之后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普通人，其生活中的很多情形，是我们三四十年前习以为常的，而最近几年，生活在这个被世界认为神秘国度的人们，也因为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
2012年4月，我第四次从朝鲜结束拍摄离开。那天清早，坐在中国造“金杯”面包车开出羊角岛国际饭店，在平壤市区里拐了几个弯，向北边四十公里外的顺安国际机场奔去。
一路上，摄制队同事一直在和女翻译小崔聊天，对话的内容，说出来读者可能不大相信，是美容。连续多天和我们一起在外面跑，小崔晒黑了，脸上现出小雀斑，她很担心。摄制组虽是全男班，已足够和一位爱美的朝鲜女生谈论这个话题了。
男生们热心而努力地用结结巴巴的普通话，教小崔平时怎么用草莓加牛奶、黄瓜或者柠檬来护肤。听着小崔一声声惊讶的低呼，我忍不住加入，说起了小崔听不懂的广东话：“别说了，草莓柠檬在这里可是奢侈品，说不定还是‘战略品’，用来敷脸，说得轻易，人家会怎么想?”
车厢陷入了沉默。四年来，四入朝鲜，对于这个谜一样的国家，和这里的人们，我渐渐有了些感受：在外界眼里，他们可能严肃、刻板，甚至还有些愚昧，但与他们深入接触后会发现，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其生活中的很多情形，是我们三四十年前习以为常的，当有的国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看待朝鲜人民时，其实是忘记了我们自己如何走过来的。
但最近几年，生活在这个被世界认为最神秘的国度里的人们，因为与世界的联系正越来越多，也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但我们自己，也许有许多方面却还停留在过去。
小崔
小崔全名崔心惠，四年来每次来朝鲜，都是她做翻译。一开始，我们叫她崔小姐，熟了后就叫小崔，她显然更喜欢这个显得年纪小的称呼。
第一次见到小崔是在2009年4月，那也是我第一次赴朝鲜拍摄纪录片。在顺安机场接机大厅，一位脸圆圆的、在朝鲜人中算有点胖的女生在人群中向我们挥手，她看起来岁数不大，但一身臃肿的大红呢子西服套装、长及小腿的厚实裙子，看起来像一位中年妇女，这就是小崔。在随后十余天的拍摄中，小崔都穿着这套“行政套装”，我相信这是她能接待外宾的最得体衣服了。当然，这是2009年。
她30岁出头，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曾经在北京大学深造过两年，那是她唯一的出国经历。回国后被分配到朝鲜之声中文台当女主播，负责对华广播，住在中国东北靠近朝鲜的人，也许就在收音机里听过小崔的声音。
第一年合作，小崔很警觉。她虽是凤凰摄制队翻译，但也和上司“金老师”、开车的“金司机”严密地看管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该去的地方绝不让去，至于哪儿“不该去”，他们自有一套我们无法了解的准则，“犯规”时才可能知道居然是红线的内容。例如，吃完饭自己跑到餐厅门口溜达，小崔马上会追出来，因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吃饭，除了吃饭，不许做别的。
两部摄影机分开工作时，小崔会紧跟其中一部，站在摄影师旁边，警惕地盯着观景器。她的责任是监督我们不要拍到“不美好”的画面，甚至在拍摄一些单位的大门外景时，小崔会把那些蹲在门口休息、穿着不那么光鲜的朝鲜同胞“劝”走，她如何劝解我们听不见，只能看到对方每每惊讶地看看我们，然后顺从地走开。
一次雨过天晴，摄影师想拍一个路面积水中的城市倒影，小崔立刻上前挡住镜头，她认为积水的画面“不美好”，是影射朝鲜道路破破烂烂，有损国家形象。
还有时，红线设制的理由我们怎么也想不通。
在板门店拍摄期间，主持人在板门阁录串场词时手里拿着一张门票想要说明：在这个南北对峙最紧张的地方，双方也有合作默契，轮流安排各方游客进入会议室参观，刚说到“在北边，外国游客只要花几欧元，买张门票，就能进去听人民军介绍，感受战争的恐怖以及和平的可贵……”镜头外的小崔突然冲上去，一把把主持人手上的门票抢下来，说：“这个就不要拍了!”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朝鲜对于“美好的画面”的要求有些苛刻，即使是国营的路边摊档、旅游景点的售票处、或者国营农场里的农民特写，都禁止拍摄，并认为这些画面被传到外国，有可能被用来贬损朝鲜作为一个“纯粹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他们很不理解，外国记者为什么一直想拍朝鲜人觉得不好的一面?为什么外国媒体在强调客观真实的时候，对那些“好”的真实不感兴趣?
但人就是这样，越是被规定只能拍什么，就越勾起我们对那些不许拍摄内容的好奇和猜度，在得不到合理解释时，“好”的事物也失去说服力，对“坏”的猜度很容易被放大、衍生出各种负面解读。在四年的接触中，我们反复向他们解释这一点，不知是沟通起了作用，还是朝鲜国内气氛的缓和，后来几次去，可以明显感觉到朝鲜方面的限制越来越宽松。
摄制组和朝方陪同人员之间，最初只是谨慎的客气，谁也没想到，由于一宗意外，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一天晚上，结束拍摄回到酒店，小崔的手指在下车时被车门狠狠夹了一下，指甲被夹爆、指骨变形、鲜血直流，痛得她眼泪直飙。大家也急了，但不知出于什么隐情，小崔就是不肯去医院。
回到房间，我翻出备用的一小瓶云南白药，送去给她。应门的是“金老师”，门只开了一条缝，她绷着脸，几乎是挤出门缝来，又立刻把门掩上。但听完我的来意、仔细交代药的用法后，金老师脸上的线条渐渐变得柔和，还一再道谢。
小崔的手伤成为大家接连几天关心的话题，并都对她照顾有加，这份人与人之间简单、纯粹的关怀，慢慢开启了大家的私人交流。
小崔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不错，也许这是她比一般人略胖的原因。她有个独生子，那时两岁，我女儿那时也刚一岁，父母聊起儿女经都喋喋不休，一行人纷纷加入讨论。我们问小崔，朝鲜既然鼓励生育、福利又好，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她的回答我们深有共鸣：“工作很忙很累，养育孩子太辛苦了。”撇开意识形态，这个神秘国度的人，即使是国家干部，也面临同样的工作生活两难。令小崔最惊讶的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楼价、教育、医疗居然那么昂贵，在她的生活中，这些都是国家包办的。 能分享的私人话题，也是有边际的。小崔的丈夫是一位人民军军官，在机关里工作，什么机关呢?小崔脸上现出神秘的笑容，我们也就知趣地没再追问。
在此后几年中，小崔保持着很微妙的变化，比如，她每次的穿着都比前一次更新潮，相比于2009年的红呢子套装，之后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年轻化，剪裁更得体，质料也越来越轻盈、更现代。2010年时，她甚至告诉我们，她要开始减肥，“想要变得美些”。
这也和平壤街头的变化相符。平壤市面上的行人，衣着的色彩越来越丰富。以前朝鲜人只有三装——军装、西装、劳动装，现在这恐怕只适用于男性了。2011年去拍摄时，有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天，我们被安排去瞻仰金日成遗容，在肃穆的锦绣宫广场上，许多朝鲜学生列队拍照，在一式一样的校服下，女生们都穿着十分新潮的鞋子：松糕鞋、网球鞋、跑步鞋，甚至连鳄鱼鞋也有。
金老师
金老师，名叫金凤淑，是朝鲜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官员，这个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广电总局，近年几乎所有到朝鲜拍摄的外国电视台摄制队，都需经由广电委接待安排。
金老师50多岁，身材瘦小，脸色严峻、语调平冷，是那种一看就感觉很厉害的老太太。我们从2009年至2011年赴朝期间，她是朝方三人陪同小组的领导，也是最直接处理我们要求的人，因此，她总说，我们是“最麻烦”的一群，说这话时，第一年表情很严肃；第二年变成半责怪半无可奈何；第三年，就成为心照不宣的玩笑了。三年里，我们从最初的斗智斗勇，渐渐变成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朋友。
2009年4月的一天，我们驱车4个多小时抵达桧昌郡的志愿军司令部，拍摄当年彭德怀在矿洞里的指挥部。刚开拍不久，金老师匆匆赶进洞里说，有紧急情况，必须“马上停止拍摄、返回平壤”。
这让人十分愕然，除了这个志愿军司令部，我们还要拍摄1公里外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有毛岸英的墓，金老师知道我们的安排，但还是坚持要迅速离开，并拒绝透露原因：“上面的命令，马上回去!”
我们山长水远地来到这里，怎么能就此放弃?僵持很久，金老师终于同意：快拍、快走!在她明显不悦的脸色和不断催促下，我们完成了这两个地方的拍摄。
那段时间，朝鲜刚发射了“光明星2号”卫星，正在遭受国际舆论围攻，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天准备通过主席声明、谴责朝鲜的发射行为，美韩联军也在朝鲜边境大肆军演，形势非常紧张。我们猜测，这次紧急召回，或许和此事有关，莫非战争要爆发?
回到饭店，原来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外国人，都是被从各个地方紧急召回的，直到我们遇见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原因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当天晚上有盛大的焰火汇演，金正日将到场观看，所有外国人、驻朝使节都被“邀请”现场观看。
当金老师和小崔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出现时，我们佯装不知情问：“到底为什么呀?”金老师依然神情严肃：“保密!”我们说：“看个焰火，为什么这么隆重呢?”她和小崔吃惊极了，反问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如法炮制：“保密!”
和金老师的另一次重大交锋，是小崔的抢门票事件之后。那天返程，我在车上表示了强烈不满——如果对我们的意图不清楚，我们可以解释；解释完后如仍不妥，可以再商量，但朝方这种毫不尊重我们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金老师始终紧抿着嘴巴，脸色阴沉。虽然她一言不发，但事后证明，这种沟通也是有效的，但见效却不能着急，在之后几年中，这样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
和金老师关系的真正改善，也是小崔受伤带来的交流话题的拓展。
金老师来自革命家庭，叔叔是金日成的战友，父母都是医生，她的儿子在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念书，说起这个儿子，金老师顿时变得面目慈祥，洋溢着笑意和自豪。她甚至说：“我出来这么多天，我儿子都埋怨我不关心他了!”我们起哄说，您儿子吃醋了!她笑得比所有人都大声。
2010年第二次去朝鲜拍纪录片，朝方开始认可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忠实地反映了朝鲜的面貌，彼此也熟悉了立场和脾气，只要我们提出的要求合理，金老师都四处奔波帮忙联系。
在朝鲜，要做一个采访，事前都要由邀请我们的中央部委写好详细公文，亲自送达各受访单位的主管部门，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所以许多拍摄都只有小崔跟着我们，金老师去做其他前期准备，一个部门地一个部门跑。
记得我们要求去上甘岭拍摄，由于涉及前沿阵地，军方迟迟没有答复，金老师理解“上甘岭战役”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不知跑了多少军方部门，一再查询进展、解释原因，然而最后她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们：“很遗憾了，这次去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们是从小崔那里得知其中的艰难，十分感动，但金老师从没说起过。
2011年，我第三次去朝鲜，没有拍摄任务，只是谈一些项目。同2009年相比，朝鲜开始放松对陪同人员的管制，金老师和小崔可以和我一起坐在房间里聊天。我出发前将前两次在朝鲜拍的照片洗印放大，贴了三大本相册，分别送给她们，金老师欣喜不已，一页页仔细看，回忆每一张照片的情景，末了不忘补上一句：“你们呀，真是最麻烦的!”
2012年再去朝鲜时，才知道金老师已经从中央部委退休了，但还在发挥余热，在平壤一间旅游学院兼职培训中文导游，成了名符其实的“金老师”。
朝鲜人
连续四年赴朝鲜，我感到，朝鲜是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国家，朝鲜民族又敏感、自尊心强，因此，从政治到社会，对外界戒备心极强。我们接触了许多军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退休工人，没有感觉到丝毫对中国人的敌意，但有一个前提是，首先不要让他们感到受了冒犯。
有趣的是，这一点是一位韩国老人告诉我们的。
2011年，我去韩国拍摄纪录片《太极旗下——大韩民国发展探寻》，在最靠近独岛的郁陵岛和一位经营小餐厅的老人聊起来，他曾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呆过很长时间，还娶过一位中国妻子，对于中日韩三国人的传统性格，他举了一个“碰到陌生人会有什么反应”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会很有礼貌，实际上只是敷衍；中国人慢慢就会变得贪婪；而韩(朝鲜)民族，见到陌生人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到这里?他想干吗?会不会对我不利?”至于形成这种民族特性的原因，韩国老人的答案很精辟——朝鲜半岛夹在几个大国中间，历史上一直仰人鼻息，被侵略、被掠夺，怕了。 但朝鲜的年轻一代已经大多摆脱了这种戒备心。
平壤龙兴十字路口，有一间西式炸鸡扒快餐店，吃腻了朝鲜菜，我们就会去换换口味。店里有两位相貌甜美的服务员——恩美和英美。2010年第一次见她们时，我们像所有笨拙又好奇的外国游客，什么都问，她们也耐心地一一解释，但友善归友善，拍照不可以，直到有次恩美算错了账，追出来讨钱，我才有机会和她合拍了第一张照片。
第二年再去，她居然认得我们，一见面就掩嘴笑；第三年，俨然是老朋友，还让我们走进柜台，合照留念。所以我打算，下次再去，要进厨房和厨师聊几句，学学鸡扒是怎么炸出来的。
大家从媒体中得知的朝鲜人民，也许大多生硬、冰冷，满脸都是“阶级斗争”，但现实中，能歌善舞的朝鲜民族，本来就感情丰富，随着去朝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像恩美这样的年轻一辈，也不再那么凛然不可搭讪；酒店里的餐厅服务员，如果不是很忙，也像世界各地的服务生一样，会和顾客东扯西聊，偶而还会不太认真地调调情。
当然，朝鲜仍然是个令人纠结的国度。
谈及国家和领袖时，各不相干的人口中说出来的都是同一种词汇，这种高度统一呈现在记者眼前时，只会勾起后者探索的兴趣：真相是什么?但人们都真诚地告诉你，他们说的就是真的。
然而，在官方和采访对象都极力声称朝鲜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时，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精瘦的身躯、伛偻的老人，仍不时映入眼帘；贫瘠的耕地上主要还靠人和耕牛作业；有的卡车因为燃料短缺，要加装烧柴的炉子提供动力；每当采访结束赠送纪念品时，对方的眼神都极为热切；每次吃饭，朝方人员对肉食的酷爱和胃口都让我们叹为观止……那时，我看到了人性中那种种真切又鲜少得到满足的欲望。
收入在朝鲜也是忌讳，但并不是因为我们理解的“隐私”。朝鲜都是国家发工资，人们彼此很清楚各自的收入，要保密的对象，是外国人。我们试过旁敲侧击打听，但不管问谁，答案都大同小异——国家和领袖几乎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足够了；朝鲜人民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非常幸福，有尊严。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确实都十分真诚。
对于中国，朝鲜民众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朝鲜人民知道中国曾协助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很抗拒中国人的拯救者姿态。朝鲜自有他们的诠释和处理方式——朝鲜战争是一场“祖国解放战争”，是在金日成主席领导下击退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期间中国提供过协助，但仅此而已。
实际上，朝鲜人更愿意提及，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包括武器、兵源、伤病员救治等；也很重视朝鲜在冷战期间发挥的东方堡垒作用，认为是朝鲜挡住了美帝，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主义世界守住了门口，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这些诠释是否正确，历史的真相终将会逐渐浮出水面。
有接触，才会有改变，才有更多可能。今年4月，我们去拍摄《朝鲜纪行2012》，朝鲜政府破天荒批准我们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进入人民军军营采访军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在“105坦克师”，一辆坦克也没让我们拍，但神秘的朝鲜军队开始迎接国际传媒，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突破。
执笔之时，朝鲜国内传来一项改革的重大措施，开始推行农村改革，重点在于国家提高生产材料投入、以市价收购部分收成、农民可以保留最少三成衣作物，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项政策，在朝鲜民间被成为“中国模式”或“越南模式”。
朝鲜的改变，正在发生。
2012年4月，我第四次从朝鲜结束拍摄离开。那天清早，坐在中国造“金杯”面包车开出羊角岛国际饭店，在平壤市区里拐了几个弯，向北边四十公里外的顺安国际机场奔去。
一路上，摄制队同事一直在和女翻译小崔聊天，对话的内容，说出来读者可能不大相信，是美容。连续多天和我们一起在外面跑，小崔晒黑了，脸上现出小雀斑，她很担心。摄制组虽是全男班，已足够和一位爱美的朝鲜女生谈论这个话题了。
男生们热心而努力地用结结巴巴的普通话，教小崔平时怎么用草莓加牛奶、黄瓜或者柠檬来护肤。听着小崔一声声惊讶的低呼，我忍不住加入，说起了小崔听不懂的广东话：“别说了，草莓柠檬在这里可是奢侈品，说不定还是‘战略品’，用来敷脸，说得轻易，人家会怎么想?”
车厢陷入了沉默。四年来，四入朝鲜，对于这个谜一样的国家，和这里的人们，我渐渐有了些感受：在外界眼里，他们可能严肃、刻板，甚至还有些愚昧，但与他们深入接触后会发现，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其生活中的很多情形，是我们三四十年前习以为常的，当有的国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看待朝鲜人民时，其实是忘记了我们自己如何走过来的。
但最近几年，生活在这个被世界认为最神秘的国度里的人们，因为与世界的联系正越来越多，也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但我们自己，也许有许多方面却还停留在过去。
小崔
小崔全名崔心惠，四年来每次来朝鲜，都是她做翻译。一开始，我们叫她崔小姐，熟了后就叫小崔，她显然更喜欢这个显得年纪小的称呼。
第一次见到小崔是在2009年4月，那也是我第一次赴朝鲜拍摄纪录片。在顺安机场接机大厅，一位脸圆圆的、在朝鲜人中算有点胖的女生在人群中向我们挥手，她看起来岁数不大，但一身臃肿的大红呢子西服套装、长及小腿的厚实裙子，看起来像一位中年妇女，这就是小崔。在随后十余天的拍摄中，小崔都穿着这套“行政套装”，我相信这是她能接待外宾的最得体衣服了。当然，这是2009年。
她30岁出头，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曾经在北京大学深造过两年，那是她唯一的出国经历。回国后被分配到朝鲜之声中文台当女主播，负责对华广播，住在中国东北靠近朝鲜的人，也许就在收音机里听过小崔的声音。
第一年合作，小崔很警觉。她虽是凤凰摄制队翻译，但也和上司“金老师”、开车的“金司机”严密地看管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该去的地方绝不让去，至于哪儿“不该去”，他们自有一套我们无法了解的准则，“犯规”时才可能知道居然是红线的内容。例如，吃完饭自己跑到餐厅门口溜达，小崔马上会追出来，因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吃饭，除了吃饭，不许做别的。
两部摄影机分开工作时，小崔会紧跟其中一部，站在摄影师旁边，警惕地盯着观景器。她的责任是监督我们不要拍到“不美好”的画面，甚至在拍摄一些单位的大门外景时，小崔会把那些蹲在门口休息、穿着不那么光鲜的朝鲜同胞“劝”走，她如何劝解我们听不见，只能看到对方每每惊讶地看看我们，然后顺从地走开。
一次雨过天晴，摄影师想拍一个路面积水中的城市倒影，小崔立刻上前挡住镜头，她认为积水的画面“不美好”，是影射朝鲜道路破破烂烂，有损国家形象。
还有时，红线设制的理由我们怎么也想不通。
在板门店拍摄期间，主持人在板门阁录串场词时手里拿着一张门票想要说明：在这个南北对峙最紧张的地方，双方也有合作默契，轮流安排各方游客进入会议室参观，刚说到“在北边，外国游客只要花几欧元，买张门票，就能进去听人民军介绍，感受战争的恐怖以及和平的可贵……”镜头外的小崔突然冲上去，一把把主持人手上的门票抢下来，说：“这个就不要拍了!”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朝鲜对于“美好的画面”的要求有些苛刻，即使是国营的路边摊档、旅游景点的售票处、或者国营农场里的农民特写，都禁止拍摄，并认为这些画面被传到外国，有可能被用来贬损朝鲜作为一个“纯粹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他们很不理解，外国记者为什么一直想拍朝鲜人觉得不好的一面?为什么外国媒体在强调客观真实的时候，对那些“好”的真实不感兴趣?
但人就是这样，越是被规定只能拍什么，就越勾起我们对那些不许拍摄内容的好奇和猜度，在得不到合理解释时，“好”的事物也失去说服力，对“坏”的猜度很容易被放大、衍生出各种负面解读。在四年的接触中，我们反复向他们解释这一点，不知是沟通起了作用，还是朝鲜国内气氛的缓和，后来几次去，可以明显感觉到朝鲜方面的限制越来越宽松。
摄制组和朝方陪同人员之间，最初只是谨慎的客气，谁也没想到，由于一宗意外，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一天晚上，结束拍摄回到酒店，小崔的手指在下车时被车门狠狠夹了一下，指甲被夹爆、指骨变形、鲜血直流，痛得她眼泪直飙。大家也急了，但不知出于什么隐情，小崔就是不肯去医院。
回到房间，我翻出备用的一小瓶云南白药，送去给她。应门的是“金老师”，门只开了一条缝，她绷着脸，几乎是挤出门缝来，又立刻把门掩上。但听完我的来意、仔细交代药的用法后，金老师脸上的线条渐渐变得柔和，还一再道谢。
小崔的手伤成为大家接连几天关心的话题，并都对她照顾有加，这份人与人之间简单、纯粹的关怀，慢慢开启了大家的私人交流。
小崔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不错，也许这是她比一般人略胖的原因。她有个独生子，那时两岁，我女儿那时也刚一岁，父母聊起儿女经都喋喋不休，一行人纷纷加入讨论。我们问小崔，朝鲜既然鼓励生育、福利又好，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她的回答我们深有共鸣：“工作很忙很累，养育孩子太辛苦了。”撇开意识形态，这个神秘国度的人，即使是国家干部，也面临同样的工作生活两难。令小崔最惊讶的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楼价、教育、医疗居然那么昂贵，在她的生活中，这些都是国家包办的。 能分享的私人话题，也是有边际的。小崔的丈夫是一位人民军军官，在机关里工作，什么机关呢?小崔脸上现出神秘的笑容，我们也就知趣地没再追问。
在此后几年中，小崔保持着很微妙的变化，比如，她每次的穿着都比前一次更新潮，相比于2009年的红呢子套装，之后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年轻化，剪裁更得体，质料也越来越轻盈、更现代。2010年时，她甚至告诉我们，她要开始减肥，“想要变得美些”。
这也和平壤街头的变化相符。平壤市面上的行人，衣着的色彩越来越丰富。以前朝鲜人只有三装——军装、西装、劳动装，现在这恐怕只适用于男性了。2011年去拍摄时，有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天，我们被安排去瞻仰金日成遗容，在肃穆的锦绣宫广场上，许多朝鲜学生列队拍照，在一式一样的校服下，女生们都穿着十分新潮的鞋子：松糕鞋、网球鞋、跑步鞋，甚至连鳄鱼鞋也有。
金老师
金老师，名叫金凤淑，是朝鲜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官员，这个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广电总局，近年几乎所有到朝鲜拍摄的外国电视台摄制队，都需经由广电委接待安排。
金老师50多岁，身材瘦小，脸色严峻、语调平冷，是那种一看就感觉很厉害的老太太。我们从2009年至2011年赴朝期间，她是朝方三人陪同小组的领导，也是最直接处理我们要求的人，因此，她总说，我们是“最麻烦”的一群，说这话时，第一年表情很严肃；第二年变成半责怪半无可奈何；第三年，就成为心照不宣的玩笑了。三年里，我们从最初的斗智斗勇，渐渐变成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朋友。
2009年4月的一天，我们驱车4个多小时抵达桧昌郡的志愿军司令部，拍摄当年彭德怀在矿洞里的指挥部。刚开拍不久，金老师匆匆赶进洞里说，有紧急情况，必须“马上停止拍摄、返回平壤”。
这让人十分愕然，除了这个志愿军司令部，我们还要拍摄1公里外的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有毛岸英的墓，金老师知道我们的安排，但还是坚持要迅速离开，并拒绝透露原因：“上面的命令，马上回去!”
我们山长水远地来到这里，怎么能就此放弃?僵持很久，金老师终于同意：快拍、快走!在她明显不悦的脸色和不断催促下，我们完成了这两个地方的拍摄。
那段时间，朝鲜刚发射了“光明星2号”卫星，正在遭受国际舆论围攻，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天准备通过主席声明、谴责朝鲜的发射行为，美韩联军也在朝鲜边境大肆军演，形势非常紧张。我们猜测，这次紧急召回，或许和此事有关，莫非战争要爆发?
回到饭店，原来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外国人，都是被从各个地方紧急召回的，直到我们遇见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原因简直令人哭笑不得——当天晚上有盛大的焰火汇演，金正日将到场观看，所有外国人、驻朝使节都被“邀请”现场观看。
当金老师和小崔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出现时，我们佯装不知情问：“到底为什么呀?”金老师依然神情严肃：“保密!”我们说：“看个焰火，为什么这么隆重呢?”她和小崔吃惊极了，反问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如法炮制：“保密!”
和金老师的另一次重大交锋，是小崔的抢门票事件之后。那天返程，我在车上表示了强烈不满——如果对我们的意图不清楚，我们可以解释；解释完后如仍不妥，可以再商量，但朝方这种毫不尊重我们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金老师始终紧抿着嘴巴，脸色阴沉。虽然她一言不发，但事后证明，这种沟通也是有效的，但见效却不能着急，在之后几年中，这样的事情，没有再发生过。
和金老师关系的真正改善，也是小崔受伤带来的交流话题的拓展。
金老师来自革命家庭，叔叔是金日成的战友，父母都是医生，她的儿子在朝鲜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念书，说起这个儿子，金老师顿时变得面目慈祥，洋溢着笑意和自豪。她甚至说：“我出来这么多天，我儿子都埋怨我不关心他了!”我们起哄说，您儿子吃醋了!她笑得比所有人都大声。
2010年第二次去朝鲜拍纪录片，朝方开始认可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忠实地反映了朝鲜的面貌，彼此也熟悉了立场和脾气，只要我们提出的要求合理，金老师都四处奔波帮忙联系。
在朝鲜，要做一个采访，事前都要由邀请我们的中央部委写好详细公文，亲自送达各受访单位的主管部门，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所以许多拍摄都只有小崔跟着我们，金老师去做其他前期准备，一个部门地一个部门跑。
记得我们要求去上甘岭拍摄，由于涉及前沿阵地，军方迟迟没有答复，金老师理解“上甘岭战役”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不知跑了多少军方部门，一再查询进展、解释原因，然而最后她只是平静地告诉我们：“很遗憾了，这次去不成，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们是从小崔那里得知其中的艰难，十分感动，但金老师从没说起过。
2011年，我第三次去朝鲜，没有拍摄任务，只是谈一些项目。同2009年相比，朝鲜开始放松对陪同人员的管制，金老师和小崔可以和我一起坐在房间里聊天。我出发前将前两次在朝鲜拍的照片洗印放大，贴了三大本相册，分别送给她们，金老师欣喜不已，一页页仔细看，回忆每一张照片的情景，末了不忘补上一句：“你们呀，真是最麻烦的!”
2012年再去朝鲜时，才知道金老师已经从中央部委退休了，但还在发挥余热，在平壤一间旅游学院兼职培训中文导游，成了名符其实的“金老师”。
朝鲜人
连续四年赴朝鲜，我感到，朝鲜是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国家，朝鲜民族又敏感、自尊心强，因此，从政治到社会，对外界戒备心极强。我们接触了许多军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退休工人，没有感觉到丝毫对中国人的敌意，但有一个前提是，首先不要让他们感到受了冒犯。
有趣的是，这一点是一位韩国老人告诉我们的。
2011年，我去韩国拍摄纪录片《太极旗下——大韩民国发展探寻》，在最靠近独岛的郁陵岛和一位经营小餐厅的老人聊起来，他曾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呆过很长时间，还娶过一位中国妻子，对于中日韩三国人的传统性格，他举了一个“碰到陌生人会有什么反应”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会很有礼貌，实际上只是敷衍；中国人慢慢就会变得贪婪；而韩(朝鲜)民族，见到陌生人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到这里?他想干吗?会不会对我不利?”至于形成这种民族特性的原因，韩国老人的答案很精辟——朝鲜半岛夹在几个大国中间，历史上一直仰人鼻息，被侵略、被掠夺，怕了。 但朝鲜的年轻一代已经大多摆脱了这种戒备心。
平壤龙兴十字路口，有一间西式炸鸡扒快餐店，吃腻了朝鲜菜，我们就会去换换口味。店里有两位相貌甜美的服务员——恩美和英美。2010年第一次见她们时，我们像所有笨拙又好奇的外国游客，什么都问，她们也耐心地一一解释，但友善归友善，拍照不可以，直到有次恩美算错了账，追出来讨钱，我才有机会和她合拍了第一张照片。
第二年再去，她居然认得我们，一见面就掩嘴笑；第三年，俨然是老朋友，还让我们走进柜台，合照留念。所以我打算，下次再去，要进厨房和厨师聊几句，学学鸡扒是怎么炸出来的。
大家从媒体中得知的朝鲜人民，也许大多生硬、冰冷，满脸都是“阶级斗争”，但现实中，能歌善舞的朝鲜民族，本来就感情丰富，随着去朝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像恩美这样的年轻一辈，也不再那么凛然不可搭讪；酒店里的餐厅服务员，如果不是很忙，也像世界各地的服务生一样，会和顾客东扯西聊，偶而还会不太认真地调调情。
当然，朝鲜仍然是个令人纠结的国度。
谈及国家和领袖时，各不相干的人口中说出来的都是同一种词汇，这种高度统一呈现在记者眼前时，只会勾起后者探索的兴趣：真相是什么?但人们都真诚地告诉你，他们说的就是真的。
然而，在官方和采访对象都极力声称朝鲜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时，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精瘦的身躯、伛偻的老人，仍不时映入眼帘；贫瘠的耕地上主要还靠人和耕牛作业；有的卡车因为燃料短缺，要加装烧柴的炉子提供动力；每当采访结束赠送纪念品时，对方的眼神都极为热切；每次吃饭，朝方人员对肉食的酷爱和胃口都让我们叹为观止……那时，我看到了人性中那种种真切又鲜少得到满足的欲望。
收入在朝鲜也是忌讳，但并不是因为我们理解的“隐私”。朝鲜都是国家发工资，人们彼此很清楚各自的收入，要保密的对象，是外国人。我们试过旁敲侧击打听，但不管问谁，答案都大同小异——国家和领袖几乎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足够了；朝鲜人民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非常幸福，有尊严。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确实都十分真诚。
对于中国，朝鲜民众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朝鲜人民知道中国曾协助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很抗拒中国人的拯救者姿态。朝鲜自有他们的诠释和处理方式——朝鲜战争是一场“祖国解放战争”，是在金日成主席领导下击退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期间中国提供过协助，但仅此而已。
实际上，朝鲜人更愿意提及，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包括武器、兵源、伤病员救治等；也很重视朝鲜在冷战期间发挥的东方堡垒作用，认为是朝鲜挡住了美帝，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主义世界守住了门口，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这些诠释是否正确，历史的真相终将会逐渐浮出水面。
有接触，才会有改变，才有更多可能。今年4月，我们去拍摄《朝鲜纪行2012》，朝鲜政府破天荒批准我们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进入人民军军营采访军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在“105坦克师”，一辆坦克也没让我们拍，但神秘的朝鲜军队开始迎接国际传媒，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突破。
执笔之时，朝鲜国内传来一项改革的重大措施，开始推行农村改革，重点在于国家提高生产材料投入、以市价收购部分收成、农民可以保留最少三成衣作物，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项政策，在朝鲜民间被成为“中国模式”或“越南模式”。
朝鲜的改变，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