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表示，虽然他的小说里有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且不说莫言对政治的人性价值理解是否恰当，仅就他讨厌政治，建议读者少关心政治而言，他似乎是一个患有“柏拉图创伤症”的作家。
　　2500年前，柏拉图因为苏格拉底被判罪，对个人能否通过公共言说，能否有效说服他人，甚至对个人想法是否能在公共事务中发生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被处死证明“苏格拉底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想法全然无效”。批评家多兰把这种哲学家对城邦政治的恐惧、厌恶、疏远称作为“柏拉图精神创伤”。“柏拉图精神创伤”也成为作家、艺术家患有政治恐惧症的代名词。
　　然而，文学的公共性决定了文学作家不可能真的躲避到美好的非政治“恋爱世界”里去。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说的是城邦政治中的自由之人。只要文学不是作家自娱自乐的“玩意儿”或者逢场作戏的精致游戏，文学和作家的公共性便与政治性不可分离。正如批评家皮罗所说，文学是一种言论，言论的目的是“说服”，而说服是一种“特别具有政治性质的言论”。这是因为，用以说服的是个人自由而独立的“想法”。这种自由不只是存在于作家一个人的内心，而且更是他在选择一種能与他人共同提升自由价值的生活方式。
　　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强调，表达“想法”是要求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向他人展示自己，公开地让他人能够看到和听到自己。雅典人把在公共事务中展现自己当作是公民的职责和光荣，相反，在私人领域中独精其技、独善其身，那便是已经选择了默默无闻。作家是通过文学写作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认可、取得声誉的公民。文学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别被公众注意、重视，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公共写作成就，获得了知名度，证明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展现了内心的自由和丰富。
　　作家对具体事情的看法和意见不见得总是比一般人高明，但却比一般人更具有“能见度”，因为作家是社会中更受人关注的人物。而且，作家具有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擅长与他人沟通，也更有可能说服他人。作家可以直接通过文学的文字，也可以运用非文学的文字（评论、杂文、论述、访谈、讲话、辩论等等）来传达他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在公共领域中，作家的个人身份首先是“公民”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作为一个公民，作家是在公共生活中有话要说的人，他的故事这时才成为他在公共生活中要说的话。这是一种需要作家用道德勇气和自由意识来实现的个人行为，只有当在现实公共生活中有真话要说，而且确实能把真话自由、公开地说出来的时候，文学才成为一种体现人的主体价值的社会行动。在不允许说真话的环境中，文学的这种行动变得困难而且危险，作家承担自由重负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500年前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在与罗马天主教会抗争的时候，特别强调“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的区别。自由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和来世命运，与人的肉体和现世处境无关。在现实世界中不自由的人，他在精神世界中仍然是自由的，这是一种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剥夺的，使得所有平凡之人都能成为具有神圣尊严之人的那种自由。
　　自由的意识给人抵抗的勇气，也给人抵抗的理由，这首先是一种精神的抵抗，因此离不开精神的信仰。俄国基督教存在主义者H. A. 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中写道，“人的个性自由不能由社会赋予，就其根源和特征而言也不可能依靠于社会，它是属于作为精神性生物的人的。……个性自由不可剥夺，规定了社会权力在人身上起作用的界限，不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是由精神决定的。”超然而普世的信仰发现和肯定了人的精神自由，“假如没有高踞于世界之上的真理，那么人就整个地服从于必然性和自然界，服从于宇宙或社会、国家。人的自由在于，除恺撒王国外还存在着精神王国。上帝的存在在人身上的精神存在中体现出来。……可以说，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是在人为争取自由而与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中对人的内在辩护。”
　　来自精神信仰的自由使人高贵，这是一种新的良心自由原则，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不受世俗国家和权力干预，因此有了普世的意义。在今天的社会里，许多作家也许已经不再负有这样的自由使命，但他们仍然不可能是将自由视为可有可无的人，在他们对自由价值和自由的政治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言不由衷的时候，暴露的其实是自己饱受惊吓的“柏拉图精神创伤”。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