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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社是制造书籍的运作机构。文化人要著书立说、创作翻译，就不能不与出版社打交道。而书籍的出版，又受着政治气候与市场因素的影响，且牵涉到一些社会关系，于是就演绎出许多悲喜故事。
鲁迅从青年时代即开始译作出书，晚年更以写作为职业，书籍越出越多，可以说与出版社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而且死后还有遗著出版，他与出版界的关系，并不因逝世而终结。其中曲折的经历，则不仅是个人的出版史，而且与时代的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相关；此外，他对书籍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要求，又反映出他的美学思想。
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课题。
鲁迅于一九○二年三月，以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四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开始学习日文，次年即开始翻译作品，并据外文资料写稿，时年二十二岁。那时，他意气风发，热情高涨，文章写得激昂慷慨，顿挫抑扬，适应了当时的风气，因而接连得以发表。但是，出版书籍就并不那么容易了。
他的文章得以顺利发表，除了文风适应时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编辑部有朋友。当时留日学生常常按省份出版自己的刊物，比如浙江省留学生出了《浙江潮》杂志，河南省留学生出了《河南》杂志。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浙江潮》做編辑，所以鲁迅那时写的文章都发表在《浙江潮》上。计有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说鈤》《中国地质略论》，译文《哀尘》，署笔名自树、索子或庚辰。但出版社没有相识者，出书就多有波折，稿件或收或不收，收了之后，或以译者自己的笔名出版，或者变成他人的译作，难以言说。
鲁迅早年学习科学，重视科学思想的宣传，上面所说《说鈤》一文，就是最早向国人介绍“镭锭”之文章，很有历史意义；《中国地质略论》，则介绍中国地质情况及矿藏分布，并且发出爱国的呼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他同时又喜欢文艺，认为科学小说是借文艺的力量来宣传科学思想的好方法，所以就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本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当时误为美国培伦作）和《地底旅行》（当时误为英国威男作）。前者于一九○三年十月由东京进化社出版，后者于同年十二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关于这两本书及早期其他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情况，鲁迅在一九三四年给杨霁云的几封信中有所忆及。那时，杨霁云想将鲁迅集外散佚文章编集印行，写信向鲁迅征求同意，并请教早年文章之去向及其他未结集文稿的情况，故鲁迅于复信中多有追忆。在鲁迅的积极配合下，杨霁云编辑的鲁迅著作《集外集》，得以在次年出版。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给杨霁云回信中说：“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这就是说，出版社付了稿费，买下稿子，却署上别的名字出版。“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地底旅行》署“之江索士译演”—译演者，指在翻译时有所演绎，并不忠实于原著，这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改作”。
此外，还有一些译作，则下落不明。如上信还说道：“又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接着，五月十五日信中又说：“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从这些回忆中，可见鲁迅早期译作出版的曲折情况。不出版倒也罢了，他特别讨厌的是，有些人以金钱购买或以权势窃取别人的著作权占为己有的文贩或文霸行为。所以他在五月六日信中说：“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大概杨霁云在回信中，将张资平式的文贩与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雇用门客著《吕氏春秋》之事相提并论，鲁迅在五月十五日回信中又对两者的差异作出区分：“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鲁迅对于当时出版界的卑劣情况，是深恶痛绝的，他晚年在杂文中还不断地加以揭露，如，《序的解放》《各种捐班》《商定文豪》《大小骗》《化名新法》《书的还魂和赶造》等。
这段时期，鲁迅还与当年矿路学堂的同学顾琅合编了一本《中国矿产志》，于一九○六年七月由上海普及书店出版。但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并未提及，可能因为这不是文学作品，而且又是与别人合著之故。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也未收此书，后被发现，收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本介绍中国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概况的书，不仅是一本地质学矿产学著作，还与反对外国人掠夺中国矿产，维护国家矿权的现实斗争有关，所以在当时很引起国人的重视，爱国教育家马良（相伯）还为之作序。到次年二月，这本书就出了第三版。在第三版封底上，刊出了鲁迅所撰的《本书征求资料广告》，内云：“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一为援手而佽助焉。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赞成斯举，则不第仆等之私幸，亦吾国之大幸也。”可见当时还准备再加修订增补，继续出版的。
弘文学院，是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就读的预备学校。在那里，除学习日文之外，还要补习基本的科学知识，因为中国科举制度下的士子们，是只读子曰诗云，做八股文，而不学理化生物等科目的，所以这一切要从头补起。这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所回忆的：“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
但鲁迅的经历与一般留学生略有不同。他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已学习过格致、地学、金石学等科目，有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所以在弘文学院的学习相对比较轻松，还有时间可以译作。一九○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九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想用医学来推动国人的维新，并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这里的课程是全新的，学习相当紧张。入学不久，他在十月八日致蒋抑卮信中说：“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仇。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再来大量译作了，只在一九○五年春间，译了一篇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在上海《女子世界》上。 但不久，他受了日俄战争宣传片的刺激，思想有所变化。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
这样，在一九○六年夏天，鲁迅便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重新来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想运用文艺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但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很有学政法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却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所以鲁迅感到相当寂寞。不过，他并不放弃他的理想，仍旧继续努力。终于在冷淡的空气中，寻到了几个同志，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杂志的名字，开始是从《离骚》中寻找，初似为《赫戏》或《上征》，但觉得过于古奥，不容易使人懂而放弃了，最后是借用了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书名，取名为《新生》，包含“新的生命”之意，以区别于当时的复古潮流。但旁人并不理解他们的意思，却在背后取笑道：这是新进学的秀才吧！
鲁迅无视于这种讥笑，仍在积极做准备工作。他定制了《新生》专用稿纸，选择了杂志封面及文章插图。可惜在《新生》出版之期将近时，却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许寿裳和周作人，杂志也就胎死腹中。
《新生》杂志虽然流产了，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放弃从事文艺运动的计划。
一九○七年夏秋间，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因缺人写稿，由孙竹丹通过周作人向鲁迅约稿，鲁迅就为《河南》杂志写了《人间之历史》（收集时改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并翻译了《裴彖飞诗论》。这几篇文章，写得相当古奥，但表现了鲁迅早期的文化思想，也算是部分完成了《新生》杂志未竟之业。不过在当时，并未发生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作者将前面四篇收入杂文集《坟》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重视，多半还是为了研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和新文学奠基人的作者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追溯过去的。因为这几篇文章，不但宣传了进化论和科学观，而且还提出张扬个性的“立人”理论，鼓吹“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文学，将五四的时代精神上溯了十年。可见鲁迅思想的前卫！
但前卫需要人理解，没有人理解，就会感到寂寞。
鲁迅是寂寞的。从事文艺运动缺乏同道，创办杂志未能成功，发表文章又引不起反响。但是，他还在努力。他想通过翻译，来传播新的文艺，新的思想。
通过翻译来传播国外新思想新文艺，是有先例可循的。古代佛教的传入，就与佛经的翻译有关。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也与翻译有关，而且还出了两位有名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严复是留英学生，本来学的是海军，但他关心社会思想，译介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天演论》，影响至巨，鲁迅自己就由此而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以后严复每译出一部书，鲁迅都买来读，直待看到《民报》上章太炎的文章，说严复的译文“载飞载嗚”，不脱八股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林纾是古文家，不懂外文，靠别人口述，耳授手追，译了许多外国小说，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开始颇感兴趣，购读了不少。但林纾为迎合市场需要，译了许多文学价值不高的流行作品，如哈葛德的小说和福尔摩斯探案，而且不能忠实于原著，常常任意删节，还要加以中国化，失却原味，很引起鲁迅的反感。
针对林纾的译作，鲁迅想开创一种新的译风，即严格选择有价值的原本，用“直译”的方法，忠实传达原著的文情。
但出版社是讲究市场效应的，这种新的译法，市场未必欢迎，出版是一个大问题。要自己筹资出版，对于穷学生来说，又是不可能的。
恰在此时，一位浙江同乡蒋抑卮的到来，解决了出版资金问题。
蒋抑卮是个银行家兼商业家，秀才出身，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人很开通，对文学也很有理解。一九○二年曾到东京，就与鲁迅相识，而且很谈得来，从鲁迅到仙台后给他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亲密的关系。此时，他因耳疾，又到日本求医，先是借住在鲁迅所租的公寓里，后来在附近租房居住，每天跑来谈天。他听说鲁迅的译书计划，很是赞成，表示愿意代付出版费用。于是鲁迅和二弟作人合作，在一九○九年二月和六月，连续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印了一千本，付一百元；第二册印五百本，付五十元。这笔钱就一直没有还。黄源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有德文版的六册《果戈理全集》，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就赶快买下来送给鲁迅。鲁迅很高兴，但一看书价十八元，数目太大，一定要将钱还给他，黄源不肯收，鲁迅就说服他道：“你要是有钱的，我当然不会一定要还你。我有一个开银行的朋友，我在东京时要印《域外小说集》，他给我垫了一百五十元，我至今也没有还他……”最后因第一册已写好“鲁迅先生惠存”字样，鲁迅只好收下，另还他后五册的书价十五元。
鲁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这里所说的“近世名人译本”，就是指林纾译本；“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也是针对林译选题的混乱和译文的失真而开辟的另一种途径。这种针对性，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增田涉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按：这里记忆错误，应为一九○九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
鲁迅从青年时代即开始译作出书，晚年更以写作为职业，书籍越出越多，可以说与出版社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而且死后还有遗著出版，他与出版界的关系，并不因逝世而终结。其中曲折的经历，则不仅是个人的出版史，而且与时代的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相关；此外，他对书籍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要求，又反映出他的美学思想。
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课题。
一
鲁迅于一九○二年三月，以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四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开始学习日文，次年即开始翻译作品，并据外文资料写稿，时年二十二岁。那时，他意气风发，热情高涨，文章写得激昂慷慨，顿挫抑扬，适应了当时的风气，因而接连得以发表。但是，出版书籍就并不那么容易了。
他的文章得以顺利发表，除了文风适应时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编辑部有朋友。当时留日学生常常按省份出版自己的刊物，比如浙江省留学生出了《浙江潮》杂志，河南省留学生出了《河南》杂志。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浙江潮》做編辑，所以鲁迅那时写的文章都发表在《浙江潮》上。计有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说鈤》《中国地质略论》，译文《哀尘》，署笔名自树、索子或庚辰。但出版社没有相识者，出书就多有波折，稿件或收或不收，收了之后，或以译者自己的笔名出版，或者变成他人的译作，难以言说。
鲁迅早年学习科学，重视科学思想的宣传，上面所说《说鈤》一文，就是最早向国人介绍“镭锭”之文章，很有历史意义；《中国地质略论》，则介绍中国地质情况及矿藏分布，并且发出爱国的呼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他同时又喜欢文艺，认为科学小说是借文艺的力量来宣传科学思想的好方法，所以就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本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当时误为美国培伦作）和《地底旅行》（当时误为英国威男作）。前者于一九○三年十月由东京进化社出版，后者于同年十二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关于这两本书及早期其他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情况，鲁迅在一九三四年给杨霁云的几封信中有所忆及。那时，杨霁云想将鲁迅集外散佚文章编集印行，写信向鲁迅征求同意，并请教早年文章之去向及其他未结集文稿的情况，故鲁迅于复信中多有追忆。在鲁迅的积极配合下，杨霁云编辑的鲁迅著作《集外集》，得以在次年出版。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给杨霁云回信中说：“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这就是说，出版社付了稿费，买下稿子，却署上别的名字出版。“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地底旅行》署“之江索士译演”—译演者，指在翻译时有所演绎，并不忠实于原著，这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改作”。
此外，还有一些译作，则下落不明。如上信还说道：“又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接着，五月十五日信中又说：“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从这些回忆中，可见鲁迅早期译作出版的曲折情况。不出版倒也罢了，他特别讨厌的是，有些人以金钱购买或以权势窃取别人的著作权占为己有的文贩或文霸行为。所以他在五月六日信中说：“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大概杨霁云在回信中，将张资平式的文贩与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雇用门客著《吕氏春秋》之事相提并论，鲁迅在五月十五日回信中又对两者的差异作出区分：“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鲁迅对于当时出版界的卑劣情况，是深恶痛绝的，他晚年在杂文中还不断地加以揭露，如，《序的解放》《各种捐班》《商定文豪》《大小骗》《化名新法》《书的还魂和赶造》等。
这段时期，鲁迅还与当年矿路学堂的同学顾琅合编了一本《中国矿产志》，于一九○六年七月由上海普及书店出版。但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并未提及，可能因为这不是文学作品，而且又是与别人合著之故。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也未收此书，后被发现，收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本介绍中国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概况的书，不仅是一本地质学矿产学著作，还与反对外国人掠夺中国矿产，维护国家矿权的现实斗争有关，所以在当时很引起国人的重视，爱国教育家马良（相伯）还为之作序。到次年二月，这本书就出了第三版。在第三版封底上，刊出了鲁迅所撰的《本书征求资料广告》，内云：“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一为援手而佽助焉。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赞成斯举，则不第仆等之私幸，亦吾国之大幸也。”可见当时还准备再加修订增补，继续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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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文学院，是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就读的预备学校。在那里，除学习日文之外，还要补习基本的科学知识，因为中国科举制度下的士子们，是只读子曰诗云，做八股文，而不学理化生物等科目的，所以这一切要从头补起。这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所回忆的：“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
但鲁迅的经历与一般留学生略有不同。他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已学习过格致、地学、金石学等科目，有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所以在弘文学院的学习相对比较轻松，还有时间可以译作。一九○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九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想用医学来推动国人的维新，并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这里的课程是全新的，学习相当紧张。入学不久，他在十月八日致蒋抑卮信中说：“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仇。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再来大量译作了，只在一九○五年春间，译了一篇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在上海《女子世界》上。 但不久，他受了日俄战争宣传片的刺激，思想有所变化。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
这样，在一九○六年夏天，鲁迅便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重新来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想运用文艺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但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很有学政法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却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所以鲁迅感到相当寂寞。不过，他并不放弃他的理想，仍旧继续努力。终于在冷淡的空气中，寻到了几个同志，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杂志的名字，开始是从《离骚》中寻找，初似为《赫戏》或《上征》，但觉得过于古奥，不容易使人懂而放弃了，最后是借用了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书名，取名为《新生》，包含“新的生命”之意，以区别于当时的复古潮流。但旁人并不理解他们的意思，却在背后取笑道：这是新进学的秀才吧！
鲁迅无视于这种讥笑，仍在积极做准备工作。他定制了《新生》专用稿纸，选择了杂志封面及文章插图。可惜在《新生》出版之期将近时，却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许寿裳和周作人，杂志也就胎死腹中。
《新生》杂志虽然流产了，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放弃从事文艺运动的计划。
一九○七年夏秋间，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因缺人写稿，由孙竹丹通过周作人向鲁迅约稿，鲁迅就为《河南》杂志写了《人间之历史》（收集时改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并翻译了《裴彖飞诗论》。这几篇文章，写得相当古奥，但表现了鲁迅早期的文化思想，也算是部分完成了《新生》杂志未竟之业。不过在当时，并未发生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作者将前面四篇收入杂文集《坟》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重视，多半还是为了研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和新文学奠基人的作者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追溯过去的。因为这几篇文章，不但宣传了进化论和科学观，而且还提出张扬个性的“立人”理论，鼓吹“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文学，将五四的时代精神上溯了十年。可见鲁迅思想的前卫！
但前卫需要人理解，没有人理解，就会感到寂寞。
鲁迅是寂寞的。从事文艺运动缺乏同道，创办杂志未能成功，发表文章又引不起反响。但是，他还在努力。他想通过翻译，来传播新的文艺，新的思想。
通过翻译来传播国外新思想新文艺，是有先例可循的。古代佛教的传入，就与佛经的翻译有关。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也与翻译有关，而且还出了两位有名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严复是留英学生，本来学的是海军，但他关心社会思想，译介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天演论》，影响至巨，鲁迅自己就由此而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以后严复每译出一部书，鲁迅都买来读，直待看到《民报》上章太炎的文章，说严复的译文“载飞载嗚”，不脱八股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林纾是古文家，不懂外文，靠别人口述，耳授手追，译了许多外国小说，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开始颇感兴趣，购读了不少。但林纾为迎合市场需要，译了许多文学价值不高的流行作品，如哈葛德的小说和福尔摩斯探案，而且不能忠实于原著，常常任意删节，还要加以中国化，失却原味，很引起鲁迅的反感。
针对林纾的译作，鲁迅想开创一种新的译风，即严格选择有价值的原本，用“直译”的方法，忠实传达原著的文情。
但出版社是讲究市场效应的，这种新的译法，市场未必欢迎，出版是一个大问题。要自己筹资出版，对于穷学生来说，又是不可能的。
恰在此时，一位浙江同乡蒋抑卮的到来，解决了出版资金问题。
蒋抑卮是个银行家兼商业家，秀才出身，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人很开通，对文学也很有理解。一九○二年曾到东京，就与鲁迅相识，而且很谈得来，从鲁迅到仙台后给他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亲密的关系。此时，他因耳疾，又到日本求医，先是借住在鲁迅所租的公寓里，后来在附近租房居住，每天跑来谈天。他听说鲁迅的译书计划，很是赞成，表示愿意代付出版费用。于是鲁迅和二弟作人合作，在一九○九年二月和六月，连续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印了一千本，付一百元；第二册印五百本，付五十元。这笔钱就一直没有还。黄源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有德文版的六册《果戈理全集》，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就赶快买下来送给鲁迅。鲁迅很高兴，但一看书价十八元，数目太大，一定要将钱还给他，黄源不肯收，鲁迅就说服他道：“你要是有钱的，我当然不会一定要还你。我有一个开银行的朋友，我在东京时要印《域外小说集》，他给我垫了一百五十元，我至今也没有还他……”最后因第一册已写好“鲁迅先生惠存”字样，鲁迅只好收下，另还他后五册的书价十五元。
鲁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这里所说的“近世名人译本”，就是指林纾译本；“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也是针对林译选题的混乱和译文的失真而开辟的另一种途径。这种针对性，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增田涉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按：这里记忆错误，应为一九○九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