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即便没有读过今人专门注解《诗经》的书，我们起码听人说起过此诗的片言只字，偶尔在什么书里看到过一句两句吧？虽然未必能说得出一些字的确切意思，未必知道一些句子历来歧义多端，但脑子里似乎有一个什么东西帮我们完成了理解，让我们觉得自己知道这诗要表达的意思没错吧？或者再说得确切一点，我们几乎不言自明地觉得，不用借助什么注释，一读之下就能进入诗的现场，明确感受到诗的主题不是吗？连这样的诗也要说到宫廷，说到教化，说到国家，也太牵强附会了吧，岂不是古人不懂文学、脑筋古板或者“不学有术”“学随术变”的标志？
　　不过，无论对诗旨的理解如何，这首《关雎》写得好，却历来少有异议—即便是经的地位遭到质疑的明清，对本诗的赞美也往往是直凑单微。明戴君恩《读风臆评》：“诗之妙，全在翻空见奇。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扰受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欢欣鼓舞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作实境，便是梦中说梦。”清牛运震《诗志》：“只‘关关’二字，分明写出两鸠来。先声后地，有情。若作‘河洲雎鸠，其鸣关关’，意味便短。”并解孔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云：“不伤者，舒而不迫；不淫者，淡而不浓。细读之则有优柔平中之旨，洁净希夷之神。”晚于牛氏百年的方玉润《诗经原始》言：“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取冠《三百》，真绝唱也。”既如此，那就先把这绝唱抄在下面，读上几遍再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因为知道一点现代解释学的知识，我们大概会明白，无论什么想法，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应该是某种先入之见，或用术语来说，是某种我们有意或无意接受的“前理解”（Vorverst?ndnis）。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同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也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給定了的。”或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前理解或前见（Vorurteil）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Horizont），是一个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如不对此有自觉的省察，就根本无法脱离。

二

　　应该不只是关于《诗经》的解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所有的前理解之中，并非古老相传的前理解就自然拥有优势，甚至在某些（时代或思潮的）极端情形当中，传承而来的前理解会被不问情由地激烈抛弃。我有时候猜想，五四时代的人，从海外带来或者从书本读来学术、爱情这些词的时候，顿时觉得眼前一片新事物的光亮，再来看自己从小熟悉的经传，大概会觉得古人陈旧得要命，错谬得离谱吧？从这个方向看，五四一代人阅读《诗经》时看起来全无束缚，却并非一个“空我”，而是抛弃了经传传统的前理解，直接或间接地把来自西方的某一思路更换为新的前理解而已。
　　在这个新的前理解里，作为（马克斯·韦伯“诸神之争”意义上）旧神的经传传统被驱逐，整体性的《诗经》涣散为零散的材料，成为现代学科这尊新神的资料库，如胡适在《谈谈〈诗经〉》里所说：“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的经典。”或如顾颉刚在收入《古史辨》的文章里说的那样，他“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
　　当然，五四一代人并非一个完全的整体，不同的意见在当时就有了。比如周作人在《谈“谈谈〈诗经〉”》里，就说上面提到的胡适文章“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旧了一样的有点不自然”，认为“一人的专制（按如胡适这样的求新）与多数的专制（按如传统经传的守旧）等是一专制。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结尾引英国民间故事里的文句以警世人：“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闻一多在《匡斋尺牍》里，则把传统说法和五四以来的新意见，作了次打包清理：“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
　　自然，反对旧传统的人没有糊涂到宣称自己的一切思想都是从石头里蹦出来，就如同革命性的“文艺复兴”也要借个“复兴”（再生）的名义，人们也往往会在反对传统的同时，倒过来从传统中追认自己的先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比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就确认了自己的精神先导：“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作《诗疑》的王柏对他的启发则是：“敢赤裸裸地看《诗经》，使得久已土蚀尘封的古籍显现些真相。”闻一多追述的先驱，则是褪去《诗经》“经”的成分，显明“诗”的成分的古人和今人：“后来经过明人，经过一部分清人……以至于近人，《诗经》中的诗的成分被发现的似乎愈来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