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一个清晨，一场纷纷扬扬的夜雪过后，拉萨周边的山都白了头，灿烂的阳光也掩不住春寒料峭的清冷。由于波及全国的疫情尚未解除，街上的行人显得稀稀落落，就连往常热闹的八廓商城也没了鼎沸的嘈杂声，我和帮我做翻译的朋友其美如约来到这里，探访西藏德民藏医门诊部的医生尼玛扎巴。
　　门诊部位于八廓商场东北方，推开厚重的大门，里面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舒适场景：迎面是一座喷泉起舞的水池，约10米层高的玻璃大厅让这里显得格外明亮温暖，咖色大理石地面上有序地摆放着各种绿植，若不是左侧墙边一溜铺着卡垫的座位上坐着几十位安静候诊的患者，说它是一个安逸的休闲场所也不为过。
　　大厅西北角宽大明亮的房间是尼玛扎巴医生的诊室，虽说只要把视线稍微右移，就能毫无阻碍地远眺布达拉宫，但他显然把注意力都用在了左侧一拨又一拨的患者身上。他仔细地问询着，认真地观察着，再执笔写下药方，最后还不忘反复叮嘱注意事项……看一个个病人心情忐忑地就诊又满怀希望地离开，我们不愿贸然打断。
　　从上午10点半一直到下午2点，直到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尼玛扎巴才站起身，稍微活动了一下，他歉意地对我们笑了笑，说：前段时间配合防疫要求一直没开门，好些外地来的病人等了很多天，所以不忍他们再等……

　　从出生，就注定了我会是一名藏医医生
　　1962年7月，尼玛扎巴出生在昌都察雅县一户藏医世家。他清晰地记得幼时爷爷和父亲行医的场景，对于家族长辈口耳相传的藏医经典也铭记在心，他说道：“我们家族世代行医，传说祖上行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吐蕃王朝时期，这种说法虽没有详细记载，但据我查证，可以肯定的是，我这辈是家族第九代行医之人。”
　　尼玛扎巴是家中长子，所以当他呱呱坠地，父辈就下定决心把他培养成一名藏医医生。长辈还特意为此用藏医史上著名的医生贡秋潘达的弟子、医生尼玛扎巴的名字给他起名，希望他继承衣钵。
　　“从出生，就注定了我会是一名藏医医生。”尼玛扎巴笑着说。
　　爷爷和父亲在尼玛扎巴很小的时候就一边教他识字，一边拿着《四部医典》手抄本，给他讲解一些简单的藏医学知识。8 岁时，虽然还不会把脉、尿诊，但尼玛扎巴学会了协助爷爷和父亲给人治病拿药。到了10岁左右，他不但跟随长辈上山采药，还能看一些小病，做一名医生的兴趣也日趋浓厚。
　　“我爷爷曾研发过一种藏药叫‘杂馁衮塞’（藏语音译），即‘经络康’，是我们家祖传的配方，疗效和用法与七十味珍珠丸类似。但是在旧社会‘七十味珍珠丸’极其珍贵，一来制药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二来百姓生活水平低，吃不起，所以‘经络康’有着很好的替代作用，效果也十分令人满意，特别是对眼疾和脑部疾病有着明显的治愈作用。”
　　受爷爷、父亲的影响，尼玛扎巴从小就能体会病人的苦难，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特别是给病人放血、尿诊等小孩子避之不及的脏活累活，他也从不嫌弃或喊累。
　　谈到小时候的自己，尼玛扎巴笑言：“我的童年与其他小孩的童年有点不一样，就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做‘正经事’。比如，每天按时跟着爷爷和父亲学习行医知识，很少有时间跟其他小朋友玩耍，甚至思考的问题也是治病救人什么的。到了青少年时期，也没像其他人那样爱热闹，性情远比同龄人‘稳重’……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有点‘小大人’的感觉。”
　　正是在爷爷和父亲以身作则和悉心教导下，尼玛扎巴年仅14岁时，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医生。
　　在回顾40多年的行医历程中，19岁时，以乡村医生的资历进入察雅县人民医院学习和工作，被尼玛扎巴认为是自己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期间，我有幸被送进当时的昌都地区卫校首届藏医班，在那里系统的学习了三年，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而留校任教。但是在在卫校教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对藏医理论的了解和掌握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认识到要当一名优秀的藏医老师、一名称职的医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校方得知了他的想法后，给予了这个年轻人最大的支持，让他得以进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进修并在西藏大学藏医系学习，之后更是有幸跟随当时的藏医院院长强巴赤列、藏医大师措如次郎、大师慈城坚参等老师学习。
　　1989年西藏藏医学院（后来升级为西藏藏医药大学）成立，尼玛扎巴被正式调到了拉萨。从此，一面在藏医学院教授理论课、一面在藏医学院附属医院上实践课，便成为了他的工作常态。
　　尼玛扎巴说，旧社会一名老师带若干亲信学徒是一种主要的传承方式，但生长在新西藏的他，除了爺爷和父亲，还有幸在很多老师门下学习各门科目，这为他的藏医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博采众家所长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但在教育教学如此系统的当下，让专业人做专业事，让擅长者教授擅长事，是非常科学且有效率的教学模式，所以我没招收传统意义上的学徒，而是在大学授课，30余载的教师生涯让我有过无数的学生，他们很多都成了医疗一线的主力。”说这话时，尼玛扎巴很是自豪与满足。

　　《四部医典》是每一名藏医的宝藏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医学流派也呈现出自己的发展轨迹，与一名医者对话，我们免不了要谈到藏医与中医及西医的比较。虽然尼玛扎巴用“所有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做了开端，但还是认真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认识。 　　“藏医历史很悠久，它兴起于赤松德赞时期，是在藏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汉医、印度医学等多国的当地医学理论而形成的，是全世界医学的财富，现在在国际上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开始重视藏医、选用藏药。”如果说具体到它们各自的优势，尼玛扎巴想了想说：“现代医学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用系统性的数据和严谨的实验求发展，一线临床的医生们会借用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一些相关的仪器设备，如尿常规、血常规，或者做B 超、CT 等进行诊断;藏医的诊断方法主要采用望闻问切，尤其重视舌苔与早晨首次小便的变化，与中医有不少相似之处。”
　　谈到自己从小就学习的医理，尼玛扎巴显得很熟稔：“藏医医学理论的核心认为，藏医学三大基因学，即‘隆’‘赤巴’‘陪庚’（藏语音译），让整个机体的各种机能和代谢活动在内环境中保持着动态平衡。”看我们不甚明白，他进一步解释说：“‘隆’就机体的生理活动而言主要是指：呼吸、运动、排泄、循环、感觉、机体免疫等机能关系的综合体;‘赤巴’是指体温、消化等关系的综合体;‘陪庚’则是指骨骼的连接，关节腔的润滑、强身、味觉、睡眠和性格意识等。认为人生病的原因在于环境、气候和饮食起居破坏了体内的动态平衡。”
　　他接着例举道：“在藏族史书中有记载‘最早的疾病是消化不良，最原始的良药是开水’，这充分说明了藏族祖先们在远古时期摘吃野果、生肉导致消化不良，经过进化和经验的累积之后人们才知道，烧开的水可以缓解症状，并助于消化。可见藏医学是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沉淀，祖先的自我保健和关于对抗疾病的方法论愈加丰富起来，这也为藏医药学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临床的效果上看，尼玛扎巴认为藏医藏药对血压和风湿、关节疾病、免疫相关疾病有其独特的疗效，尤其对过敏性紫癜这种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据苯教史书记载，象雄时期广传《医疗四部论》《毒药疗法》，充分说明苯医的兴起，为早期的藏医药学雏形的产生有着深远且积极的影响。”说到这里，尼玛扎巴拿起放在桌案右手边、一本翻得稍显破损的旧书，“到了公元 8世纪，藏医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宇妥·云丹贡布编著了这本举世闻名的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标志着藏医学作为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最终形成，书里涉及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是世界医学的瑰宝。”
　　作为一名教授藏医的老师，尼玛扎巴认为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理论是前人实践的经验总结，但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去伪存真，不断完善。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两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医道修行几十年，尼玛扎巴仍在不断学习。与祖辈一样，他也喜欢钻研各种疑难杂症、尝试搭配出一些适用的药方。早年间，他曾多次在临床上遇到由于生活在高原，平日高热量饮食而引发的高血脂症，这种疾病严重时会导致冠心病以及脑动脉硬化从而致偏瘫，失语。尼玛扎巴便翻阅经典，细心考证，总结经验，在古医典中已有配方的基础上，通过重新配置，研制出了有明显临床效果的“血清丸”。
　　他说自己研制的配方并不是全新的，而是从《四部医典》和临床札记中不断总结才找到的秘诀。
　　“我觉得《四部医典》是每一名藏医的宝藏，牢记医典内容对实践中的疾病会有清晰的认识。”对话过程中，尼玛扎巴多次强调这部书的重要性。
　　虽然在藏医药方面已经获得很多赞誉和成就，尼玛扎巴却没有盲目自喜，他看到了藏医目前存在的不足，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学医应该涉猎的更广博一些，能在学好藏医的基础上，掌握一些中西医的治疗手段，能够服务更多的病人，这也是他支持大儿子学习西医并考研深造的原因。
　　三套配方，治愈两万多名过敏性紫癜患者
　　对外界而言，尼玛扎巴最大的成就大概还是治愈了两万多名过敏性紫癜患者。等候采访的过程中，我们随机与几名患者聊了聊，居然无一例外都是來看这个病的。
　　14岁的那曲姑娘次仁塔措来自比如县一个牧民家庭，她说：“刚得这个病时，我腿上长了很多紫色的斑块，走路都困难。几个月之前开始服用尼玛扎巴老师配的药，现在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腿脚也方便了。今天来是想再拿一个月的药巩固一下。”
　　来自日喀则市仁布县的旦增拉姆，今年只有8岁。去年三月，她得了过敏性紫癜，四处求医都没能好转。后来乡里得过此病的人建议家人带她来拉萨找尼玛扎巴医生看看，没想到服了四个月的药，病情完全好了。“现在刚好过去一年了，为以防万一，我们昨天特意从日喀则过来拿药巩固一下。”旦增拉姆的妈妈爱怜地摸着女儿的头，用质朴的语言说道：“这位医生的药，治疗效果确实特别好，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他。”
　　48岁的牧民桑措，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几年前因为高血压加上严重的过敏性紫癜，可以说我完全瘫痪了。”他去过西宁、成都等地治病，但效果甚微。最后在乡人的推荐下，他来拉萨找到了尼玛扎巴。吃了一年左右的药，桑措的腿脚方便了许多。“现在我的血压降下来了，还可以去转经。尼玛扎巴医生在我们玉树很出名，有很多人专门从玉树来拉萨找他看病。是他让我重新站起来的，心里非常感激。”
　　苗可是四川崇州县的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半个月前在妻子的陪同下专程从内地到拉萨找尼玛扎巴看病。他说两年前自己患了过敏性紫癜，到处求医问药都不见好转，后来无意中打听到拉萨有一名藏医可以治疗这个病，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来问诊，没想到几个疗程后他居然痊愈了。“之后的两年都没有再犯过。今年过完年感觉到有点复发的迹象，于是又来找尼玛扎巴医生看看。”看得出，面对这个怪病，尼玛扎巴是他最信任的医生。
　　尼玛扎巴说现在得过敏性紫癜的病人有增多的趋势。“早先我发现它是一种血液和多器官损伤的免疫系统疾病，找到这个方向，结合医典中的内容，就会发现它属于‘居毒’（藏文音译）的范畴。病因是由饮食不当和接触环境的刺激而引起的不适，类似医典中提到生鸡蛋和生鱼肉避免一起食用等，现在很多人都无视这些禁忌了。” 　　治疗过敏性紫癜的配方则是尼玛扎巴在医典中原有“居毒”治疗配方基础上，结合临床经验，适当调整后形成的一套治疗疗程。“这套治疗方法在治疗过敏性紫癜方面有不错的疗效。目前在我这里接受过这个配方治疗并治愈的病人就有两万多。我能做到准确诊断，并在三个月内极大缓解症状，给予有效治疗。”显著的成绩，让尼玛扎巴充满自信。
　　尼玛扎巴的大儿子、今年25岁的旦增珠扎已从苏州大学医学部放射治疗专业毕业，这段时间在家复习准备考研，他也常来诊所帮忙。他说自己8岁时得过过敏性紫癜，父亲给他治病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这个病。他从已经整理好的一大摞牛皮纸封面的病历簿中挑出其中两本，上面写着“过敏性紫癜”几个大字，他仔细地一页页翻开，里面密密麻麻用藏文书写着每一名病患的就诊记录。
　　“你看，这里面最早的记录是2008年的，那会儿父亲已经在研究怎么治疗这个病了，直到2016年以后，才改为在电脑上开病历并保存，因此这一摞纸本的病历就成了珍贵历史。”父亲是儿子心里永远的骄傲，这不仅坚定了他要继承衣钵，延续藏医世家的底蕴，而且还要成为一名仁心仁术、造福百姓的医者。他告诉我，在拉中读高一的弟弟平措旺扎自小深受父亲的影响，也立志两年后报考医学院。
　　从藏医药的角度谈及新型冠状病毒
　　作为一名医生，尼玛扎巴对时下席卷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很关注，他坦言：“这个病刚开始爆发时，我们就在考虑从藏医角度应该如何防治？认识到它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医典上有多种传染性疾病的详细叙述，其中很多疾病现在已经消失了。历史上也有过很多治疗传染性疾病的方法，比如口服：达斯马宝丸、流感丸、十二味邦察、二十五味肺病丸…… 还有随身佩戴的‘九味防瘟散’。有的是药物本身的功效，还有的是气味防瘟。此外用于传染病的还有很多汤剂，包括催汤、七珍汤等。”
　　“人类的历史从某一方面看就是对抗传染病的历史，西藏也不例外，藏区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瘟疫爆发的时期，也总结了很多用药经验。面对新型的冠状病毒，藏医虽说并没有现成的药方，但是如果结合原有的治疗呼吸系统传染疾病的方法，再找到一线结合临床表现与用药反馈，或许会有对策。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对武汉部分医院施行的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结合的治疗方法十分看好，应该会有比较好的疗效。”
　　他认为隔离是預防疫情最重要的措施。“我记得小时候爷爷经常讲传染性疾病爆发时要做到村与村、乡与乡之间的隔离。即使药物的供给和配发也需要做到尽可能的避免人与人近距离的接触，会选择性地把生活必需品和药物放在相对较远的地方，然后等人来取;也听过有用‘乌尔多’来投掷药物的传闻。虽说这些都是早年间藏民隔离的土办法，但是切实可行，效果显著。”
　　针对区内很多人过于松懈的心态，他却很谨慎：“不要以为西藏地广人稀就不会得新冠病毒，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个疫情不分地域和种族。有人觉得佩戴藏药‘九味防瘟散’就不会得病，也没有个充足的理由和确凿的证据，各种措施的结合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科学的预防，用现代医学结合传统医学才是制胜的法宝。”
　　自前年退休后，尼玛扎巴的重心由课堂、医院转到了眼前的门诊部。
　　“我年轻时到处拜师求学，行医看病，现在想起来在父母膝下尽孝的时间太短了，我常安慰自己：只要时刻为病人着想，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病痛，尽到作为一名医护工作人员救死扶伤的职责，为众生解除病痛就跟孝敬父母是一样的。”他用一句话为自己的职业作了注解：“医德的最高境界是心善，医者必须要有为众生解除病痛的慈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