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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从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急剧加大。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而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贫富悬殊之大显然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且有继续扩大之势。另外,据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格局已经对社会的稳定形成了巨大挑战。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一)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的收入分配最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根据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可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情况大致划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增幅显著上升、二者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很迅速,而且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得更快,增幅更明显,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6倍缩小为1984年的1.83倍,缩小近30%。
第二阶段(1986—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但增速下降阶段。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速较缓,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逐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1991年的2.40倍,差距拉大了22.5%。
第三阶段(1992—2001年)。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本维持在 2.5倍以上(仅1997年例外)。到2001年,达到2.90倍。
第四阶段(2002—200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速均开始放缓,就绝对值来看,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增长放缓表现得最为明显。自2004年起,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降低农业税税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降低农民税费负担,使得这一比例由2003年的 3.23下降到3.21,但从往后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更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又增至3.22,基本维持在高位运行状态。
(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地区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区域间的收入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欠发达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排名前4位均为东南沿海省份,而前10位中,中部省份只有河南与湖南、西部省份仅四川名列其中,在总量上,西部省份与东南大省的GDP相差十分悬殊,例如,河南为中西部地区GDP最高的省份,但其与第一名的广东相比,仅为其一半多一点,而排名第10的四川,其GDP仅相当于广东省的三分之一。GDP总量的差距直接导致了东南沿海省份与西部省份、中部省区的城镇居民的工资差距。
(三)行业收入分配差距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间的竞争逐步加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表现为:
垄断性行业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比较高的行业大多是那些国有垄断行业,比如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业,特别是国有程度最高的金融保险行业,是全部国有经济中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部门,连续5年位列行业收入排行榜的榜首。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
部分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开始大幅提高。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原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如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行业实现了工资水平加速上涨。如果将科学研究也列入服务业的话,从2001年起,这个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平均收入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垄断霸主,位居行业收入榜的龙头老大地位。
两极分化趋势开始加强。2002年以来,工资收入排名前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实现了12%、20%、15%和16%的年均工资增长,收入水平位于倒数第1位的“农林牧渔业”仅实现了9%的工资年均增长。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
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使社会出现阶层隔阂。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在人们心目中,容易把社会成员简单划分为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两部分,互不信任,互不往来,甚至互相猜疑,严重的时候会发生对立和对抗情绪。时间一长,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容易产生种种隔阂、抵触和离心因素,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普遍认同感。特别,当前社会上的“仇富”现象越来越多。之所以会有“仇富”心理,是因为穷人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低、经济地位低,合法权益被富人剥夺,收入差距越大,穷人的被剥夺感越强。相对应地,富人则认为当前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增多,缺乏安全感,都是穷人们干的。两种心理状态交互与蔓延,社会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对立和对抗情绪。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也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平等地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于是,那些低收入者对政府的方针、政策会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的不和谐。
使社会成员的竞争起点不公平。2000年布什当政以后,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关于近期内大幅度削减遗产税的提案。按理说,取消这种“劫富济贫”遗产税将给拥有巨额财产的最富有阶层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要求保留遗产税的主要呼声来自美国富豪而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由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牵头,120名亿万富翁联名向美国国会递交请愿书,反对取消遗产税,理由是取消遗产税将使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可见,收入分配差距将会使一些弱势群体在竞争的“起跑线”上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从而堵住了一部分本来可以通过自身奋斗而跻身“精英俱乐部”的道路。
影响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和团结,对社会稳定、国防安全至关重要。而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与广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普遍比东部发达省份相差较大,甚至还有许多人未脱贫,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势必会影响民族团结、国家的边境稳定,给国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
(本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研究成果,项目批号07SJB790024)
(袁春晖,1969年生,盐城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一)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的收入分配最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根据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可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情况大致划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增幅显著上升、二者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都很迅速,而且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得更快,增幅更明显,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6倍缩小为1984年的1.83倍,缩小近30%。
第二阶段(1986—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但增速下降阶段。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速较缓,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逐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1991年的2.40倍,差距拉大了22.5%。
第三阶段(1992—2001年)。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本维持在 2.5倍以上(仅1997年例外)。到2001年,达到2.90倍。
第四阶段(2002—200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速均开始放缓,就绝对值来看,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增长放缓表现得最为明显。自2004年起,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降低农业税税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降低农民税费负担,使得这一比例由2003年的 3.23下降到3.21,但从往后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更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又增至3.22,基本维持在高位运行状态。
(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地区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区域间的收入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欠发达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排名前4位均为东南沿海省份,而前10位中,中部省份只有河南与湖南、西部省份仅四川名列其中,在总量上,西部省份与东南大省的GDP相差十分悬殊,例如,河南为中西部地区GDP最高的省份,但其与第一名的广东相比,仅为其一半多一点,而排名第10的四川,其GDP仅相当于广东省的三分之一。GDP总量的差距直接导致了东南沿海省份与西部省份、中部省区的城镇居民的工资差距。
(三)行业收入分配差距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间的竞争逐步加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表现为:
垄断性行业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比较高的行业大多是那些国有垄断行业,比如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业,特别是国有程度最高的金融保险行业,是全部国有经济中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部门,连续5年位列行业收入排行榜的榜首。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
部分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开始大幅提高。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原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如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行业实现了工资水平加速上涨。如果将科学研究也列入服务业的话,从2001年起,这个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平均收入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垄断霸主,位居行业收入榜的龙头老大地位。
两极分化趋势开始加强。2002年以来,工资收入排名前4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实现了12%、20%、15%和16%的年均工资增长,收入水平位于倒数第1位的“农林牧渔业”仅实现了9%的工资年均增长。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
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和谐社会的影响
使社会出现阶层隔阂。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在人们心目中,容易把社会成员简单划分为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两部分,互不信任,互不往来,甚至互相猜疑,严重的时候会发生对立和对抗情绪。时间一长,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容易产生种种隔阂、抵触和离心因素,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普遍认同感。特别,当前社会上的“仇富”现象越来越多。之所以会有“仇富”心理,是因为穷人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低、经济地位低,合法权益被富人剥夺,收入差距越大,穷人的被剥夺感越强。相对应地,富人则认为当前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增多,缺乏安全感,都是穷人们干的。两种心理状态交互与蔓延,社会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对立和对抗情绪。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也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平等地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于是,那些低收入者对政府的方针、政策会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的不和谐。
使社会成员的竞争起点不公平。2000年布什当政以后,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关于近期内大幅度削减遗产税的提案。按理说,取消这种“劫富济贫”遗产税将给拥有巨额财产的最富有阶层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要求保留遗产税的主要呼声来自美国富豪而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由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牵头,120名亿万富翁联名向美国国会递交请愿书,反对取消遗产税,理由是取消遗产税将使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可见,收入分配差距将会使一些弱势群体在竞争的“起跑线”上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从而堵住了一部分本来可以通过自身奋斗而跻身“精英俱乐部”的道路。
影响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和团结,对社会稳定、国防安全至关重要。而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与广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普遍比东部发达省份相差较大,甚至还有许多人未脱贫,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势必会影响民族团结、国家的边境稳定,给国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
(本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研究成果,项目批号07SJB790024)
(袁春晖,1969年生,盐城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