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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葛红兵在《芙蓉》杂志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引起文坛纷纷争议……很快，尹丽川在《芙蓉》上发表了《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从葛红兵的标题，直至该文结尾，层层质疑，一路驳斥。该文“在主流文学圈子和非主流艺术圈子掀起波澜”，尹丽川也因为这篇重磅文字，成为《芙蓉》推出的“重塑70年后”栏目的中坚作家
尹丽川说，她喜欢“有点骚”的衣服；又说，她那么瘦，是因为生活颠三倒四。
她左手捏着半杯红酒，右手夹一根“中南海”，从暗夜中，笑盈盈闪出。
她面对镜头，大大方方地秀。拍完了，对摄影师说：
“你能不能把拍好的照片给我呀?”
“你肯定不会把好的给我吧?”
有点嗲，有点媚。
她曾用同样的音色，在大庭广众中朗诵自己的诗歌：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革命?
……
爱呀爱呀爱呀爱，名呀命呀命呀名!
尹丽川仰起脖子，嘟起嘴，对天花板吞云吐雾，随着她天真地“啊”了一声，嘴角旁的痣立显生动。
她导戏时，也是这么娇啸吗? 文章内容：
“我一向都是这样，在片场也是慢悠悠，气血不足。”她“咯咯咯”地笑。
诗人尹丽川已经导演了两部电影：《公园》荣获了第56届德国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评论人大奖；另外一部《牛郎织女》，正在后期制作中。
让演员读唐诗
尹丽川的《公园》，宁静得像昆明翠湖的湖面。
“很闷的，你可能不爱看的。”她叼着香烟，低下头去。
电影开始，是淅淅沥沥的细雨。看望女儿小君的父亲来到昆明。熟睡中的小君和男友，听到父亲的敲门声，男友迅速爬窗离去。
女儿都快30岁了，还没成家。父亲发现了一个相亲的好去处——翠湖公园。那里有一帮老头老太，相互通报儿女的情形。辛劳一生的父母，白发苍苍，又当起儿女的红娘。
若干次相亲失败后，父亲终于死了心。
“父亲和女儿，还有她的小男友，终于坐在了一条船上。父亲老了，又不服老，执意不肯放弃手中的桨。过桥洞时，划桨的人变成了小男友……”
“我们坐飞机去俄罗斯宣传新片。尹丽川会为航空杂志上一篇很矫情的，我都看不上眼的文章，抽抽搭搭。”小君的扮演者李佳在电话里笑着。
拍戏前，尹丽川跑到庙里，为演员们求取幸运红绳；拍戏时，“她又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唐诗，说要拍好戏，就要读唐诗。平常她和大伙笑嘻嘻的，关键时，表达意见很清晰，很果断。”李佳回忆。
银幕上。晚饭后，小君想去洗碗，父亲围起了围裙，“还是我来洗吧，你洗得不干净。”
小君面无表情地倚在门框上，背对父亲说：“爸，你从来就不相信我，连洗碗都是这样。”
水哗哗地从水管中流出，打在水池上。父亲沉默着，仔细擦洗。
“你总是担心我不会有个幸福成功的人生。可是你就有么?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的书，退休了，一个学生都没来看过你。你都没有一个幸福成功的人生，凭什么希望我有呢?”
父亲埋头干活，好大一会儿，他才轻声说：“你都说了些什么啊?”
“我们的父辈，因为太多的时代限制，很多理想实现不了。所以，他会把实现不了的理想放在下一代身上。”尹丽川说。
“我父亲曾在贵州大学教书。他坚信文化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为了我和哥哥能在北京读大学，我们一家搬到北京。”
5岁时，她感到自卑，“入学太早，个儿又矮。”
“我10岁就写诗，那些诗，挺汪国真的。”
13岁有了初吻。
“14岁时，和男生看电影，被老师发现，我成了考不上好学校的典型。”
发誓要让老师后悔。结果，“小学读了两所，初中转过三次学，高中又读了三个，成绩起起伏伏，父亲一直为我忙活。”
学生时代，尹丽川不是太妹，不是淑女，她是标准的文青。
“北岛、顾城的诗，让我有感觉别人喜欢费翔，我就喜欢罗大佑；寒风中，站在人山人海的体育场外，听到崔健在台上嘶吼，热血沸腾。”
大学时代，读了加缪的《局外人》，尹丽川说，她才恍然，“过去我总在迁徙，就像集体里的局外人。”
发奋考取北大西语系，是因为父亲向她承诺，“只要你能考取大学，从此不再管你。”
她攻读法文，“学得中不溜秋。半年后，我对传统学府充满了厌恶。”从此，尹丽川常常跑到校外，和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艺术家们混在一起。
1996年，尹丽川去了法国。在ESEC电影学校，学习纪录片导演。“大学毕业后，我无法想象我走上社会，做个小白领会是什么样。”
回国后，她发现拍电影并不容易。“一个人拉投资，找剧本，当导演，我很难办到。”
炮轰大学教授
1999年，尹丽川开始写诗。“开始她写得并不好，但贵在有现代意识，写着写着就成熟了。”诗人沈浩波说。
1990年代末，中国诗坛有过一次“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激辩。沈浩波在这场论战中，力挺“民问立场”。
“我也是站在‘民间’的。你说《诗经》，风雅颂，很多来自民间，真挚素朴，言之有物。还有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些句子很高深吗?”
聊及诗歌，尹丽川语气急切了。
1999年6月，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葛红兵在《芙蓉》杂志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引起文坛纷纷争议。
“我看后很生气啊。他伤害了好多我喜欢的人，比如鲁迅。”很快，尹丽川在《芙蓉》上发表了《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她从葛红兵的标题，直至该文结尾，层层质疑，一路驳斥；该文“在主流文学圈子和非主流艺术圈子掀起波澜”，尹丽川也因为这篇重磅文字，成为《芙蓉》推出的“重塑70年后”栏目的中坚作家。
“2000年，网上有个‘诗江湖’网站，我特喜欢。‘诗江湖’版主南人，还有沈浩波、朵渔，都是‘下半身’的组织者，我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尹丽川说。
有关“下半身”，批评家朱大可写过这样的文字：
20(30年春，一本名叫《下半身》的诗歌民刊在北京诞生……
在《下半身》的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中，沈浩波……以粗暴而急促的语调，大声宣布了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虚妄”和“腐烂”，以及“诗意”、“修辞学”、“技术”、“知识”、“思想”、“抒情”、“大师”、“经典”、“承担”、“使命”等一切属于“上半身”理念的死亡。
《下半身》在诗坛的风头之劲，堪与火爆的摇滚乐队媲美，尹丽川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但是见诸报端的，更多的是她的情史。
“想过做单身母亲，可又怕孩子会继承我的悲观。”
她笑得一点都不悲观。“我不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
正说着，她又对前来续水的服务员轻嗔：“我不是让你们在姜文旁边留一个位置吗?为什么没留?”
透过雅间的门缝，可以看到那位电影大腕正谈笑风生。
尹丽川说，她喜欢“有点骚”的衣服；又说，她那么瘦，是因为生活颠三倒四。
她左手捏着半杯红酒，右手夹一根“中南海”，从暗夜中，笑盈盈闪出。
她面对镜头，大大方方地秀。拍完了，对摄影师说：
“你能不能把拍好的照片给我呀?”
“你肯定不会把好的给我吧?”
有点嗲，有点媚。
她曾用同样的音色，在大庭广众中朗诵自己的诗歌：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革命?
……
爱呀爱呀爱呀爱，名呀命呀命呀名!
尹丽川仰起脖子，嘟起嘴，对天花板吞云吐雾，随着她天真地“啊”了一声，嘴角旁的痣立显生动。
她导戏时，也是这么娇啸吗? 文章内容：
“我一向都是这样，在片场也是慢悠悠，气血不足。”她“咯咯咯”地笑。
诗人尹丽川已经导演了两部电影：《公园》荣获了第56届德国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评论人大奖；另外一部《牛郎织女》，正在后期制作中。
让演员读唐诗
尹丽川的《公园》，宁静得像昆明翠湖的湖面。
“很闷的，你可能不爱看的。”她叼着香烟，低下头去。
电影开始，是淅淅沥沥的细雨。看望女儿小君的父亲来到昆明。熟睡中的小君和男友，听到父亲的敲门声，男友迅速爬窗离去。
女儿都快30岁了，还没成家。父亲发现了一个相亲的好去处——翠湖公园。那里有一帮老头老太，相互通报儿女的情形。辛劳一生的父母，白发苍苍，又当起儿女的红娘。
若干次相亲失败后，父亲终于死了心。
“父亲和女儿，还有她的小男友，终于坐在了一条船上。父亲老了，又不服老，执意不肯放弃手中的桨。过桥洞时，划桨的人变成了小男友……”
“我们坐飞机去俄罗斯宣传新片。尹丽川会为航空杂志上一篇很矫情的，我都看不上眼的文章，抽抽搭搭。”小君的扮演者李佳在电话里笑着。
拍戏前，尹丽川跑到庙里，为演员们求取幸运红绳；拍戏时，“她又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唐诗，说要拍好戏，就要读唐诗。平常她和大伙笑嘻嘻的，关键时，表达意见很清晰，很果断。”李佳回忆。
银幕上。晚饭后，小君想去洗碗，父亲围起了围裙，“还是我来洗吧，你洗得不干净。”
小君面无表情地倚在门框上，背对父亲说：“爸，你从来就不相信我，连洗碗都是这样。”
水哗哗地从水管中流出，打在水池上。父亲沉默着，仔细擦洗。
“你总是担心我不会有个幸福成功的人生。可是你就有么?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的书，退休了，一个学生都没来看过你。你都没有一个幸福成功的人生，凭什么希望我有呢?”
父亲埋头干活，好大一会儿，他才轻声说：“你都说了些什么啊?”
“我们的父辈，因为太多的时代限制，很多理想实现不了。所以，他会把实现不了的理想放在下一代身上。”尹丽川说。
“我父亲曾在贵州大学教书。他坚信文化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为了我和哥哥能在北京读大学，我们一家搬到北京。”
5岁时，她感到自卑，“入学太早，个儿又矮。”
“我10岁就写诗，那些诗，挺汪国真的。”
13岁有了初吻。
“14岁时，和男生看电影，被老师发现，我成了考不上好学校的典型。”
发誓要让老师后悔。结果，“小学读了两所，初中转过三次学，高中又读了三个，成绩起起伏伏，父亲一直为我忙活。”
学生时代，尹丽川不是太妹，不是淑女，她是标准的文青。
“北岛、顾城的诗，让我有感觉别人喜欢费翔，我就喜欢罗大佑；寒风中，站在人山人海的体育场外，听到崔健在台上嘶吼，热血沸腾。”
大学时代，读了加缪的《局外人》，尹丽川说，她才恍然，“过去我总在迁徙，就像集体里的局外人。”
发奋考取北大西语系，是因为父亲向她承诺，“只要你能考取大学，从此不再管你。”
她攻读法文，“学得中不溜秋。半年后，我对传统学府充满了厌恶。”从此，尹丽川常常跑到校外，和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艺术家们混在一起。
1996年，尹丽川去了法国。在ESEC电影学校，学习纪录片导演。“大学毕业后，我无法想象我走上社会，做个小白领会是什么样。”
回国后，她发现拍电影并不容易。“一个人拉投资，找剧本，当导演，我很难办到。”
炮轰大学教授
1999年，尹丽川开始写诗。“开始她写得并不好，但贵在有现代意识，写着写着就成熟了。”诗人沈浩波说。
1990年代末，中国诗坛有过一次“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激辩。沈浩波在这场论战中，力挺“民问立场”。
“我也是站在‘民间’的。你说《诗经》，风雅颂，很多来自民间，真挚素朴，言之有物。还有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些句子很高深吗?”
聊及诗歌，尹丽川语气急切了。
1999年6月，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葛红兵在《芙蓉》杂志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引起文坛纷纷争议。
“我看后很生气啊。他伤害了好多我喜欢的人，比如鲁迅。”很快，尹丽川在《芙蓉》上发表了《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她从葛红兵的标题，直至该文结尾，层层质疑，一路驳斥；该文“在主流文学圈子和非主流艺术圈子掀起波澜”，尹丽川也因为这篇重磅文字，成为《芙蓉》推出的“重塑70年后”栏目的中坚作家。
“2000年，网上有个‘诗江湖’网站，我特喜欢。‘诗江湖’版主南人，还有沈浩波、朵渔，都是‘下半身’的组织者，我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尹丽川说。
有关“下半身”，批评家朱大可写过这样的文字：
20(30年春，一本名叫《下半身》的诗歌民刊在北京诞生……
在《下半身》的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中，沈浩波……以粗暴而急促的语调，大声宣布了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虚妄”和“腐烂”，以及“诗意”、“修辞学”、“技术”、“知识”、“思想”、“抒情”、“大师”、“经典”、“承担”、“使命”等一切属于“上半身”理念的死亡。
《下半身》在诗坛的风头之劲，堪与火爆的摇滚乐队媲美，尹丽川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但是见诸报端的，更多的是她的情史。
“想过做单身母亲，可又怕孩子会继承我的悲观。”
她笑得一点都不悲观。“我不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
正说着，她又对前来续水的服务员轻嗔：“我不是让你们在姜文旁边留一个位置吗?为什么没留?”
透过雅间的门缝，可以看到那位电影大腕正谈笑风生。